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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官员应该广泛听取专家意见，而又不仅仅停留在听汇报的层次，要“走出去、沉下去、钻进去”，深入基层了解实情，同时，团结一致，努力改变现有的决策失误。
农业的公共性、基础性和社会性的特征，决定了农业生产中许多在非农产业中通过市场来解决的问题，都要依赖政府才能解决。农业的发展这项公共事业，必须由政府承担主导作用，要通过完善立法、加强管理、加大投入等措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现在，我们真正配套的政策和国家支持实际上依然没有到位，具体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农业政策的调控力度，尽快启动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的政策支持。一方面加强市级、县域的生态农业示范园的规划和建设，树立生态农业的典范；另一方面，鼓励小农从事生态农业的生产，以逐步改善农村生产环境，但是，基于对北京地区有机农庄践行有机循环农业的考察，笔者认为，政府必须制定一揽子计划，解除小农从生产到销售的后顾之忧。例如，对小农购买有机肥进行补贴或补偿，建立政府、企事业单位与小农生态农产品的定点配送计划等。当然，这需要农村生态农业合作组织的介入。
第二，国家相关部门的职能工作需要进一步落实和加强。2006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2009年颁布了《食品安全法》，农业部又配套出台了《农产品产地安全管理办法》等一些规章制度；2008年我国成立了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监管体系的框架逐渐形成，之后，全国20个省、区、市相继成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机构，全国200多个地市，有50%的地市，30%多的县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行政管理体系，现在大多数省已经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纳入到农业执法的范围内。而且，我国正在推进检测检验工作，农业部从20世纪80时代末开始推广质检体系，并且定位为执法机构，20多年来，省、部、县食品质量安全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其中包括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等方面。以上的努力结果在现实中便是我国的蔬菜、畜禽、水产品的抽检合格率连续6年存在5%的不合格情况，相对来说成效明显，但是，在中国如果存在5%的食品是有毒的，后果就相当严重了，5%的不合格食品会发生成千上万的食品安全事件！因此，这方面的工作还需要落实和加强！因此，一方面，笔者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统一的相对独立的部门来管理食品安全问题，避免部门之间互相推诿的情况，一旦出了问题，消费者可以直接找这个部门。另一方面，笔者建议设置惩罚性赔偿制度，现阶段我国主要还是采取消费者损失多少企业就赔多少的规矩，但这种赔偿对于企业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企业也根本不会在乎，所以必须要建立惩罚性赔偿机制，完全剥夺他们制假造假的收益。
第三，加强科技支撑，发展中间技术。中间技术是相对于昂贵的现代科技而提出的适应不同地区经济、社会、环境条件的替代型适当技术，它更适用于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下的传统小农经济。其特点是：规模小、投资少；与该国或该地区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文化环境和教育状况相适用；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质与量、高效率与高效益辨证统一，且与生态环境系统相容。这种技术的指导思想强调有效利用本地区的自然资源、人力和智力资源；尽量利用可再生资源；并尽量利用当地资金；适应当地环境条件，与当地文化、传统相容等。因此，中间技术思想是人类对一味追求高新科学技术和片面强调开发利用效能的反思，是把技术运用与生态系统保护结合起来考虑的一种新的技术思想。中间技术不限于传统的简单技术，也强调将高新技术小型化和对环境的适宜化。从本质上来看，农业生产需要是一种在生态学指导思想引导下的农业劳动生产，它是建立在中间技术基础上的、大众化生产的、主要为了本地消费的、循环农业的劳动形态。因此，我们要在大力发展高新科学技术的同时，适当的调整政策，在以村社为单位的场域内引导农业中间技术的发展。
第四，一降一提，降低社会成本。要将负外部性成本的影响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不外乎有两种选择：一是绝对降低成本，二是提高社会承受力。笔者认为，降低成本、提高社会承受力，政府部门需要做好以下几点：（1）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2）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3）让广大群众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过程使一部分人受益，改革成本却主要由另一部分人承担，那么，受损者对成本的承受力就会非常脆弱，社会将出现明显的分化，形成双重价值取向和双重社会结构；（4）让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改革政策的制定与选择过程。改革过程密切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让广大公众参与改革政策选择，参与利益再分配决策，必将提高社会对改革政策的认同；（5）搞好社会公德建设、职业道德建设、家庭美德建设和个人品德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十多年的农业产业化发展，积累了许多矛盾，各种危机蓄势待发，能不能把源自于农业发展的旧危机消化掉，新的危机不再积累，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社会，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农业的公共性、基础性和社会性的特征，决定了农业生产中许多在非农产业中通过市场来解决的问题，都要依赖政府才能解决。农业的发展这项公共事业，必须由政府承担主导作用，要通过完善立法、加强管理、加大投入等措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现在，我们真正配套的政策和国家支持实际上依然没有到位，具体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农业政策的调控力度，尽快启动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的政策支持。一方面加强市级、县域的生态农业示范园的规划和建设，树立生态农业的典范；另一方面，鼓励小农从事生态农业的生产，以逐步改善农村生产环境，但是，基于对北京地区有机农庄践行有机循环农业的考察，笔者认为，政府必须制定一揽子计划，解除小农从生产到销售的后顾之忧。例如，对小农购买有机肥进行补贴或补偿，建立政府、企事业单位与小农生态农产品的定点配送计划等。当然，这需要农村生态农业合作组织的介入。
第二，国家相关部门的职能工作需要进一步落实和加强。2006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2009年颁布了《食品安全法》，农业部又配套出台了《农产品产地安全管理办法》等一些规章制度；2008年我国成立了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监管体系的框架逐渐形成，之后，全国20个省、区、市相继成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机构，全国200多个地市，有50%的地市，30%多的县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行政管理体系，现在大多数省已经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纳入到农业执法的范围内。而且，我国正在推进检测检验工作，农业部从20世纪80时代末开始推广质检体系，并且定位为执法机构，20多年来，省、部、县食品质量安全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其中包括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等方面。以上的努力结果在现实中便是我国的蔬菜、畜禽、水产品的抽检合格率连续6年存在5%的不合格情况，相对来说成效明显，但是，在中国如果存在5%的食品是有毒的，后果就相当严重了，5%的不合格食品会发生成千上万的食品安全事件！因此，这方面的工作还需要落实和加强！因此，一方面，笔者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统一的相对独立的部门来管理食品安全问题，避免部门之间互相推诿的情况，一旦出了问题，消费者可以直接找这个部门。另一方面，笔者建议设置惩罚性赔偿制度，现阶段我国主要还是采取消费者损失多少企业就赔多少的规矩，但这种赔偿对于企业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企业也根本不会在乎，所以必须要建立惩罚性赔偿机制，完全剥夺他们制假造假的收益。
第三，加强科技支撑，发展中间技术。中间技术是相对于昂贵的现代科技而提出的适应不同地区经济、社会、环境条件的替代型适当技术，它更适用于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下的传统小农经济。其特点是：规模小、投资少；与该国或该地区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文化环境和教育状况相适用；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质与量、高效率与高效益辨证统一，且与生态环境系统相容。这种技术的指导思想强调有效利用本地区的自然资源、人力和智力资源；尽量利用可再生资源；并尽量利用当地资金；适应当地环境条件，与当地文化、传统相容等。因此，中间技术思想是人类对一味追求高新科学技术和片面强调开发利用效能的反思，是把技术运用与生态系统保护结合起来考虑的一种新的技术思想。中间技术不限于传统的简单技术，也强调将高新技术小型化和对环境的适宜化。从本质上来看，农业生产需要是一种在生态学指导思想引导下的农业劳动生产，它是建立在中间技术基础上的、大众化生产的、主要为了本地消费的、循环农业的劳动形态。因此，我们要在大力发展高新科学技术的同时，适当的调整政策，在以村社为单位的场域内引导农业中间技术的发展。
第四，一降一提，降低社会成本。要将负外部性成本的影响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不外乎有两种选择：一是绝对降低成本，二是提高社会承受力。笔者认为，降低成本、提高社会承受力，政府部门需要做好以下几点：（1）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2）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3）让广大群众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过程使一部分人受益，改革成本却主要由另一部分人承担，那么，受损者对成本的承受力就会非常脆弱，社会将出现明显的分化，形成双重价值取向和双重社会结构；（4）让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改革政策的制定与选择过程。改革过程密切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让广大公众参与改革政策选择，参与利益再分配决策，必将提高社会对改革政策的认同；（5）搞好社会公德建设、职业道德建设、家庭美德建设和个人品德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十多年的农业产业化发展，积累了许多矛盾，各种危机蓄势待发，能不能把源自于农业发展的旧危机消化掉，新的危机不再积累，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社会，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