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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疾病源自动物这一问题是构成人类历史最广泛模式的潜在原因，也是构成今天人类健康的某些最重要问题的潜在原因。”美国生物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专门用一章来讲述从动物传给人类的疾病，及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这本获普利策奖的书中，他把这些疾病称作“来自我们的动物朋友的致命礼物”。
2014年春节来临之际，H7N9疫情让我们人心惶惶。
2014年1月22日，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表示，国内目前已经进入人感染H7N9禽流感高发季节。截至2013年年底，各地共报告144例H7N9确诊病人。2014年后短短的20天内，这一数字就突破了200例。
不仅在中国，国际上的禽流感疫情同样来势汹汹。今年2月，柬埔寨一名8岁男童因感染H5N1禽流感病毒死亡，这是柬埔寨今年第一起禽流感死亡病例。
一时间，禽流感成为这个季节令人充满恐慌的字眼。
事实上，SARS、禽流感、狂犬病等许多人和动物都会得的疾病，并非“现代工业的副作用”，而是自古以来就与人类紧密相随。这种在人与动物间相互传染的疾病，被称为“人兽共患病”，人类在不断发现、了解和应对这些疾病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来自动物的“致命礼物”
吉林大学农学部的学者们早在8年前就注意到了人兽共患病这一研究领域的重大需求。2006年，吉林大学农学部将兽医学与医学部的传染病研究队伍进行整合，形成新兴交叉学科——人兽共患病学，由在瑞典留学工作多年的陈启军教授担任学科带头人，组建成立人兽共患病研究所，着眼于人兽共患细菌病、人兽共患病毒病、人兽共患寄生虫病的研究。这是我国成立的首家进行人兽共患病研究的专门机构，同时还在此设立了全国第一个人兽共患疫病学博士点。
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头发，眼镜后面一双会笑的眼睛，笔者面前的陈启军教授亲切、儒雅，使人感受到学者的雍容风度，而言谈间透出的则是科研工作者严谨、沉稳的气质。
他为笔者介绍说，尽管普通读者可能对“人兽共患病”这个专业名词稍感陌生，但它确实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我们身边，换种说法可能就是耳熟能详的疾病，比如肝炎，又比如结核病。陈启军的祖母就是由于患上肺结核而去世的。结核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慢性传染病，牛的感染率较高。老人闲不住，经常下地劳动，还养了很多动物，其中就有牛、马等家畜，医生无法确定老人的肺结核到底是由人还是由动物传播而来。大凡学者走上科研之路，有着太多的机缘巧合，或因热爱，或因执着，而幼年时经历的事件往往对一个人选择未来道路的影响甚大。亲爱的祖母因肺结核而不治，给陈启军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并决定了他之后的科研之路。
采访中，陈启军坦言，除了狂犬病、结核病这类已被媒体广为报道的人兽共患病种类之外，还有很多罕有报道而意义同样非常重大的人兽共患病，它们不仅仅是威胁人类的生命安全这么简单，有一些还会长期危害人体健康，给国家医疗保健带来沉重负担，比如西北地区的包虫病、东北地区的布鲁氏菌病等。很多人兽共患病既是畜禽的严重疾病，也是人类的烈性传染病，对公共卫生有严重威胁，对其更深入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搞科研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发表文章”
1989年，从军事兽医研究所获得农学硕士学位后，陈启军进入军事兽医研究所原虫免疫学研究室工作，从事人兽共患病方面的研究，方向为寄生原虫免疫学。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陈启军一直执着于在这个领域的研究。1995年，他前往瑞典从事博士后工作，之后进入瑞典国家传染病控制研究所寄生虫部和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微生物与肿瘤生物学研究中心分别担任研究员和副教授，主攻疟疾病原学及疫苗。
2006年，陈启军全职回国，被聘任为吉林大学“唐敖庆”特聘教授，同年担任吉林大学人兽共患病研究所所长。
回国后，陈启军主持的第一个项目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B）（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旋毛虫cDNA文库的构建及保护抗原筛选”。此项目中发现的注册旋毛虫功能基因居国际首位（109/295条），并在国际上率先发现和分离出旋毛虫早期免疫标识性抗原基因，该基因的发现从根本上解决了先前所有抗原存在诊断盲区这一世界性难题，从而使得快速特异敏感的免疫学方法用于屠宰动物检验及人旋毛虫病的诊断成为可能。
2008年，陈启军主持了寄生虫领域的第一个“973”课题——国家重大基础研究“973”专项（科技部）：“疟疾、血吸虫防治的基础研究”的第一分题。根据国家“消灭疟疾”总体目标的需要，课题组在建立同时鉴定各种疟原虫方法的基础上，对中缅边境地区疟疾病人样品的病原进行了系统调查。发现我国主要疟疾流行区的病例中，多种疟原虫混合感染的病例很普遍。尤为重要的是，发现20%以上的疟疾病人携带感染长尾猴的诺氏疟原虫，这是在我国边境地区首次发现人感染猴疟，说明该疟原虫已经具备向人传播的特性。该研究结果为我国制定疟疾防治措施提供重要依据。项目中还首次对恶性疟原虫海南株编码致病因子的基因（var）进行了序列测定及系统进化分析，获得56个不同的var基因序列。深入分析表明，我国海南株恶性疟原虫与世界其它地区流行的恶性疟原虫具有相似的致病因子和变异特征。在此基础上以单细胞反转录定量PCR和单细胞原位RNA杂交技术对恶性疟原虫的基因表达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抗原变异机理。该研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课题组还通过对血吸虫转录组学研究分析，首次发现日本血吸虫表达的Sj23抗原是重要的免疫标识性抗原，该抗原是宿主感染血吸虫后最先引起抗体应答反应的抗原，且该抗原在宿主体内的虫体不同发育阶段持续表达。研究结果为日本血吸虫感染早期诊断方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进一步研究证实，该分子能诱导机体的免疫应答从TH1型向TH2型转化，从而有利于虫体不被免疫清除，是介导日本血吸虫免疫逃避的关键分子。
此外，陈启军正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疟原虫TatD-like Dnase的功能分析”和卫生行业基金（卫生部）的“田鼠巴贝斯虫转录组和蛋白质组分析”，他向笔者解释说，巴贝斯虫常常会在老年人和体质较弱的人群传播，研究巴贝斯虫将与国家的重大疾控直接相关。 目前，陈启军已先后在Nature、Nature Medicine、Journal of Exp Medicine、Genome Biology等国外顶级杂志发表研究性论文和综述70余篇。论文总影响因子430以上，被引用次数高达1000多次。尽管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成果，但采访中陈启军对此谈得很少，他说：“搞科研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发表文章。”我国在人兽共患病的防控技术研究方面虽然已具有一定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并汲取了丰富的经验，但仍然存在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陈启军呼吁，国家要对重大疾病的发生建立预警体制，比如哪些疾病有可能发生，哪些疾病在近期内会出现。我国在SARS之后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预警体系完全建立且逐渐完善尚需全国各个地方相互积极配合，同时有待在病原结构、毒力、组织嗜性等生物特性和跨宿主传播遗传演化关系以及流行病学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科研没有八小时工作制”
2007年8月，陈启军领衔的人兽共患病科研团队入选教育部2007年度创新团队，同年12月，人兽共患病研究所被批准为人兽共患病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人兽共患病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自成立以来，充分发挥自身所具有的医学和兽医学学科交叉优势，逐步形成了以人兽共患病病原检测、流行病学调查、药物靶标筛选、致病机理等为突出特色的研究方向。目前，人兽共患病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共有52人，覆盖学科门类齐全，三分之一以上人员具有教授职称，在禽流感、SARS、口蹄疫、狂犬病、鼻疽、旋毛虫病等人兽共患病研究领域成果显著，先后承担了“863”、“973”、“十一五”重大传染病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和省部级重点课题300余项，具备从事人兽共患病研究的独特科研优势。
成绩的取得，与陈启军对人才的大力培养密不可分。他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陈启军说：“对研究生来说，关键是综合素质的培养，现在很多研究生存在的一个弊病是为了完成课题而做实验，而不是为了综合素质和整体能力的发展去完成学业，这与我们培养研究生的目的是相悖的。”而一名优秀科研工作者应具备怎样的素质，陈启军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第一要诚信。十几年的国外科研经历，使他对“假大空”深恶痛绝：“弄虚作假不但浪费纳税人的钱，而且最后搞出的科研成果一点意义都没有，害人害己。”第二，要牢牢把握本学科本领域的国际前沿动态，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第三，敬业，且持之以恒。他笑着说：“搞科研是非常艰苦的一件事，有时也很枯燥，不是八小时工作制。”第四，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因此科研人员自我培养、自我发展也尤为重要。第五，科研人员要具备公共责任心，学科发展得再好，团队建设不足，也无法实现国家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未来，陈启军的想法坦诚而务实：“我们的实验室要力争进入国家重点实验室，同时把这个技术平台建设得更先进、更全面。我们属于弱势学科，这方面的人才比较少，希望培养出几个接班人，使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向能够持续下去，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在我国血吸虫病领域里保持领先水平。能够为国家在重大需求方面做出一点贡献，是我非常高兴的事。”
人兽共患病困扰着人类的整个发展历史，每一次“致命礼物”来袭，人类都面临着新的恐惧与挑战。病原体在跨物种传播的过程中，可能会变异，变得更顽强、更致命，并一再卷土重来。对此，动物们只能听天由命，而作为人类，正是因为有了陈启军这样一群科学家的默默奉献，致力于研究人兽共患病的病原体，摸索出治疗、预防它们的办法，将每一次作战经验，都用于下一次“战斗”，才使得人类在一次次劫难中逐渐走向强大和昌盛。
2014年春节来临之际，H7N9疫情让我们人心惶惶。
2014年1月22日，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表示，国内目前已经进入人感染H7N9禽流感高发季节。截至2013年年底，各地共报告144例H7N9确诊病人。2014年后短短的20天内，这一数字就突破了200例。
不仅在中国，国际上的禽流感疫情同样来势汹汹。今年2月，柬埔寨一名8岁男童因感染H5N1禽流感病毒死亡，这是柬埔寨今年第一起禽流感死亡病例。
一时间，禽流感成为这个季节令人充满恐慌的字眼。
事实上，SARS、禽流感、狂犬病等许多人和动物都会得的疾病，并非“现代工业的副作用”，而是自古以来就与人类紧密相随。这种在人与动物间相互传染的疾病，被称为“人兽共患病”，人类在不断发现、了解和应对这些疾病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来自动物的“致命礼物”
吉林大学农学部的学者们早在8年前就注意到了人兽共患病这一研究领域的重大需求。2006年，吉林大学农学部将兽医学与医学部的传染病研究队伍进行整合，形成新兴交叉学科——人兽共患病学，由在瑞典留学工作多年的陈启军教授担任学科带头人，组建成立人兽共患病研究所，着眼于人兽共患细菌病、人兽共患病毒病、人兽共患寄生虫病的研究。这是我国成立的首家进行人兽共患病研究的专门机构，同时还在此设立了全国第一个人兽共患疫病学博士点。
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头发，眼镜后面一双会笑的眼睛，笔者面前的陈启军教授亲切、儒雅，使人感受到学者的雍容风度，而言谈间透出的则是科研工作者严谨、沉稳的气质。
他为笔者介绍说，尽管普通读者可能对“人兽共患病”这个专业名词稍感陌生，但它确实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我们身边，换种说法可能就是耳熟能详的疾病，比如肝炎，又比如结核病。陈启军的祖母就是由于患上肺结核而去世的。结核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慢性传染病，牛的感染率较高。老人闲不住，经常下地劳动，还养了很多动物，其中就有牛、马等家畜，医生无法确定老人的肺结核到底是由人还是由动物传播而来。大凡学者走上科研之路，有着太多的机缘巧合，或因热爱，或因执着，而幼年时经历的事件往往对一个人选择未来道路的影响甚大。亲爱的祖母因肺结核而不治，给陈启军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并决定了他之后的科研之路。
采访中，陈启军坦言，除了狂犬病、结核病这类已被媒体广为报道的人兽共患病种类之外，还有很多罕有报道而意义同样非常重大的人兽共患病，它们不仅仅是威胁人类的生命安全这么简单，有一些还会长期危害人体健康，给国家医疗保健带来沉重负担，比如西北地区的包虫病、东北地区的布鲁氏菌病等。很多人兽共患病既是畜禽的严重疾病，也是人类的烈性传染病，对公共卫生有严重威胁，对其更深入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搞科研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发表文章”
1989年，从军事兽医研究所获得农学硕士学位后，陈启军进入军事兽医研究所原虫免疫学研究室工作，从事人兽共患病方面的研究，方向为寄生原虫免疫学。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陈启军一直执着于在这个领域的研究。1995年，他前往瑞典从事博士后工作，之后进入瑞典国家传染病控制研究所寄生虫部和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微生物与肿瘤生物学研究中心分别担任研究员和副教授，主攻疟疾病原学及疫苗。
2006年，陈启军全职回国，被聘任为吉林大学“唐敖庆”特聘教授，同年担任吉林大学人兽共患病研究所所长。
回国后，陈启军主持的第一个项目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B）（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旋毛虫cDNA文库的构建及保护抗原筛选”。此项目中发现的注册旋毛虫功能基因居国际首位（109/295条），并在国际上率先发现和分离出旋毛虫早期免疫标识性抗原基因，该基因的发现从根本上解决了先前所有抗原存在诊断盲区这一世界性难题，从而使得快速特异敏感的免疫学方法用于屠宰动物检验及人旋毛虫病的诊断成为可能。
2008年，陈启军主持了寄生虫领域的第一个“973”课题——国家重大基础研究“973”专项（科技部）：“疟疾、血吸虫防治的基础研究”的第一分题。根据国家“消灭疟疾”总体目标的需要，课题组在建立同时鉴定各种疟原虫方法的基础上，对中缅边境地区疟疾病人样品的病原进行了系统调查。发现我国主要疟疾流行区的病例中，多种疟原虫混合感染的病例很普遍。尤为重要的是，发现20%以上的疟疾病人携带感染长尾猴的诺氏疟原虫，这是在我国边境地区首次发现人感染猴疟，说明该疟原虫已经具备向人传播的特性。该研究结果为我国制定疟疾防治措施提供重要依据。项目中还首次对恶性疟原虫海南株编码致病因子的基因（var）进行了序列测定及系统进化分析，获得56个不同的var基因序列。深入分析表明，我国海南株恶性疟原虫与世界其它地区流行的恶性疟原虫具有相似的致病因子和变异特征。在此基础上以单细胞反转录定量PCR和单细胞原位RNA杂交技术对恶性疟原虫的基因表达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抗原变异机理。该研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课题组还通过对血吸虫转录组学研究分析，首次发现日本血吸虫表达的Sj23抗原是重要的免疫标识性抗原，该抗原是宿主感染血吸虫后最先引起抗体应答反应的抗原，且该抗原在宿主体内的虫体不同发育阶段持续表达。研究结果为日本血吸虫感染早期诊断方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进一步研究证实，该分子能诱导机体的免疫应答从TH1型向TH2型转化，从而有利于虫体不被免疫清除，是介导日本血吸虫免疫逃避的关键分子。
此外，陈启军正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疟原虫TatD-like Dnase的功能分析”和卫生行业基金（卫生部）的“田鼠巴贝斯虫转录组和蛋白质组分析”，他向笔者解释说，巴贝斯虫常常会在老年人和体质较弱的人群传播，研究巴贝斯虫将与国家的重大疾控直接相关。 目前，陈启军已先后在Nature、Nature Medicine、Journal of Exp Medicine、Genome Biology等国外顶级杂志发表研究性论文和综述70余篇。论文总影响因子430以上，被引用次数高达1000多次。尽管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成果，但采访中陈启军对此谈得很少，他说：“搞科研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发表文章。”我国在人兽共患病的防控技术研究方面虽然已具有一定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并汲取了丰富的经验，但仍然存在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陈启军呼吁，国家要对重大疾病的发生建立预警体制，比如哪些疾病有可能发生，哪些疾病在近期内会出现。我国在SARS之后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预警体系完全建立且逐渐完善尚需全国各个地方相互积极配合，同时有待在病原结构、毒力、组织嗜性等生物特性和跨宿主传播遗传演化关系以及流行病学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科研没有八小时工作制”
2007年8月，陈启军领衔的人兽共患病科研团队入选教育部2007年度创新团队，同年12月，人兽共患病研究所被批准为人兽共患病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人兽共患病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自成立以来，充分发挥自身所具有的医学和兽医学学科交叉优势，逐步形成了以人兽共患病病原检测、流行病学调查、药物靶标筛选、致病机理等为突出特色的研究方向。目前，人兽共患病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共有52人，覆盖学科门类齐全，三分之一以上人员具有教授职称，在禽流感、SARS、口蹄疫、狂犬病、鼻疽、旋毛虫病等人兽共患病研究领域成果显著，先后承担了“863”、“973”、“十一五”重大传染病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和省部级重点课题300余项，具备从事人兽共患病研究的独特科研优势。
成绩的取得，与陈启军对人才的大力培养密不可分。他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陈启军说：“对研究生来说，关键是综合素质的培养，现在很多研究生存在的一个弊病是为了完成课题而做实验，而不是为了综合素质和整体能力的发展去完成学业，这与我们培养研究生的目的是相悖的。”而一名优秀科研工作者应具备怎样的素质，陈启军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第一要诚信。十几年的国外科研经历，使他对“假大空”深恶痛绝：“弄虚作假不但浪费纳税人的钱，而且最后搞出的科研成果一点意义都没有，害人害己。”第二，要牢牢把握本学科本领域的国际前沿动态，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第三，敬业，且持之以恒。他笑着说：“搞科研是非常艰苦的一件事，有时也很枯燥，不是八小时工作制。”第四，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因此科研人员自我培养、自我发展也尤为重要。第五，科研人员要具备公共责任心，学科发展得再好，团队建设不足，也无法实现国家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未来，陈启军的想法坦诚而务实：“我们的实验室要力争进入国家重点实验室，同时把这个技术平台建设得更先进、更全面。我们属于弱势学科，这方面的人才比较少，希望培养出几个接班人，使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向能够持续下去，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在我国血吸虫病领域里保持领先水平。能够为国家在重大需求方面做出一点贡献，是我非常高兴的事。”
人兽共患病困扰着人类的整个发展历史，每一次“致命礼物”来袭，人类都面临着新的恐惧与挑战。病原体在跨物种传播的过程中，可能会变异，变得更顽强、更致命，并一再卷土重来。对此，动物们只能听天由命，而作为人类，正是因为有了陈启军这样一群科学家的默默奉献，致力于研究人兽共患病的病原体，摸索出治疗、预防它们的办法，将每一次作战经验，都用于下一次“战斗”，才使得人类在一次次劫难中逐渐走向强大和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