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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考，广东卷，材料，命题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3—0027—07
每年高考后研究试题已成常态，这是必要而有益的。2008年高考(广东)历史第4题颇有新意，出台即遇热议，讨论至今不断，见仁见智。原题如下：
齐国管仲说：“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事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某研究者据此得出“中国精耕农业的产生与专制国家农业政策密切相关”的结论。该判断：
A 材料充分、理解准确，结论合理
B 材料充分、理解不准确，结论不合理
C 材料不充分、理解准确，结论合理
D 材料不充分、理解不准确，结论不合理
答案：D
广东的同仁率先撰文指出：考生对这段古文中的“末作文巧”缺乏理解的依据，乃至“许多带高三的语文教师对这句话看了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并责问命题者“有必要在这里设置这么大的阅读障碍吗?你真正的考查意图在哪里?”还有教师指出该题在引用史料时不够严谨，疏忽了《管子》的作者并非管仲。也有人拍案叫好，认为该题是考查“过程与方法”目标的好题，显示了课程改革的“新方向”，应当密切关注和加强训练。网上的抱怨、批评或热捧则更鲜明无忌。
“官方”的态度是：《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广东卷)历史科考试大纲的说明》将该题作为样题之一，题干中的“得出”改为“推论出；2009年7月，广东省考试院有关人士在《历史教学》杂志上发表的《高考历史广东卷能力考查研究》一文中认为，该题“考查了考生从材料中正确得出结论的能力”。同时透露了该题的统计结果：只有10％的考生答对了，选择“理解准确，结论合理”的考生占了75％。为此，作者感叹考生缺乏“论从史出”的基本意识[句。
笔者以为，关于此题的评价，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问题：
一、试题引用的材料是“管仲”说的吗
试题引用的这段文字出自《管子》第四十八篇“治国”，编在《区言》类。
史学界公认，《管子》系托名管仲所作。较早的考证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管子》的说明：
“旧本题管仲撰，刘恕《通鉴外纪》引《傅子》日：‘管仲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者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之事。《轻重》篇尤复鄙俗。’叶适《水心集》亦日：‘《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推之，当时春秋末年。’今考其文。大抵后人附会多于仲之本书。……后人混而一之，致滋疑窦耳。”
《辞海》和《中国历史大辞典》“管子”条所释基本相同。后者如是说：
“大部分为稷下学者采拾管仲言行推其旨义而成，其中也有汉人附益部分。共二十四卷。刘向校定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分为八类：《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其中《牧民》《形势》《权修》《乘马》等篇存有管仲遗说。《大匡》《中匡》《小匡》等篇记述管仲遗事”。
2009年出版的谢浩范、朱迎平著《管子全译》，其前言中除引叶适的说法外，还回顾了张岱年、顾颉刚、冯友兰、郭沫若、罗根泽、马飞百等现代学者的研究，认为：
“从全书整体着眼，这部著作当是一批以齐国为中心的崇尚管仲的治国功业和理想的思想家，也可称之为‘管仲学派’的著作汇集。其中少数篇章产生于战国初期，但其主体部分应是战国中、后期稷下学官兴盛时稷下学者们的作品，也有一部分则晚于秦汉之际，但最迟不会超过西汉中期。也可以说，从战国初期至西汉中叶，数代‘管仲学派’的著述，共同假托《管子》之名以求流传，最后经刘向‘定著’，才成为流传至今的《管子》一书。”
可见，这段话是否是管仲之言，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和公断。大多数史家在引用时都比较谨慎。如：吕思勉先生在《中国制度史》中引这段文字时说：“管子治国日……”(吕著标点按旧法，没有使用书名号，如“战国策日”“汉书食货志云”等)㈣，其中“管子”当指书名。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傅筑夫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1996年出版的田昌五、漆侠主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及2007年出版的黄天华著《中国税收制度史》，都引用了这段话，但均指明引自《管子》而非“管仲说”。
因此，从考试也是课程开发的环节看，笔者基本同意刘晓兵、苗颖老师的看法：在我国高考这样影响极大的考试中，把这段话直接定位于管仲所说“容易以讹传讹”。笔者以为，比较严谨的做法是把“齐国管仲说”改为“《管子》曰”，或“《管子·治国》日”，或采用“引自《管子·治国》”这样的注释方式。
二、把“先禁末作文巧”解读为
“首先禁止商业”对吗 有人把“先禁末作文巧”解读为“首先禁止商业”，恐失之粗枝大叶。“末作”古代常指工商业，“文巧”为错杂华丽、虚浮不实之意。故此，“末作文巧”似可译为“工商业和追求华丽奢侈品牟利之风”，也可以译作“工商业中追求华丽奢侈品牟利之风”。两种译法在此处意思会相差很大，究竟孰是?应将其与当时情况和《管子》中其他相关论述联系起来才可断定。
第一，史学界一般都相信西周时期存在“工商食官”。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这种情况也随之打破，出现了官营、私营并举，后者日益做大的格局，形成了新兴工商阶层(或称阶级)，并开始影响政治。有弦高以私财犒秦、郑商救晋大夫等故事，知名人物还有越国大夫范蠡等。进入战国时期，私营工商业随着各国城市的崛起迅速扩大，又推动了城市的发展，财拥巨万的富商大贾不在少数，很多是亦工亦商的大工商业主。他们的经营范围从采矿、冶炼、铸造、煮盐到农、林、畜牧；从列肆买卖、囤积居奇，到“周流天下”，“贳贷行贾遍郡国”的远程贸易。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当时各部门的代表人物，如白圭、猗顿、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等多人及其发家的历史、经历和经验，揭示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
第二，在这个大动荡、大转变的时代，齐国处于什么地位、管仲扮演的又是什么角色呢?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姜尚封于营丘，“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在《史记·货殖列传》云：“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辏。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矣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这些记载不仅认可了齐国早在太公望时期就开始大力发展工商业，而且记载了管仲以工商中兴齐国， 促其称霸诸侯的重要功绩。范文澜先生也认为：
“东周时期各国多有政治家，最著名的是齐国管仲和郑国子产。齐桓公创霸业，主要是得管仲的助力。传说齐自太公立国，即重视通商和手工业。管仲出身商贾，相桓公，分全国为士乡(即农乡)与工商乡。优待工商，不服兵役，使成专业。士乡废公田制，优待甲士，有田不自耕，专练武艺。这种改革西周以来旧制度促使社会加速分化的措施，应是管仲最大的功绩。”
第三，工商业是东方诸国富庶的重要来源，而齐国又领风气之先。管仲之世在促进工商发展的同时，尚能维护“工商食官”“壹山泽”等“抑商”政策。至战国，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田氏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为了争取新兴地主阶级与商人的支持，允许他们自由生产、运销盐铁产品。初时，曾一度免税，取得政权后，这一政策被延续下来。……盐铁的放任经营，自然在其它流通领域也采取了同样的甚至更自由的商业放任政策……这极大地刺激了战国时代齐国商业的繁荣”，以致出现官商一家，“富贾在朝”的情况。然而，物极必反，在农业为基础的社会中，快速发展的工商业很容易突破被允许的“边界”，末大伤本。见利忘义的工商业主，不仅引导社会走向奢靡，与农业争夺劳动力，而且“往往左右物价，囤积居奇，‘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一方面使国家与百姓的财源流向商家，‘国多失利’，致使‘一国而二君二王’；另一方面，他们向农民疯狂盘剥，严重损害了新兴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础，‘求民之毋失，不可得也’。面对这种情况，一部分有识之士重整管仲衣钵，倡导抑商政策……，这些设想多收集在《管子》一书中”。
第四，虽然《管子》对工商业的态度，因面临的内容、形势不同，与春秋时期的管仲有些差异，但从主要思想观点上看，毕竟属于“管仲学派”，与管仲的作为是基本吻合或一脉相承的，所谓“抑商”是指以农为本、发展和控制工商业，防止其损害“本业”：
1 《管子·幼官》曰：“毋乏耕织之器。”《管子·小匡》记载：桓公问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日：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桓公曰：参国奈何?管子对曰：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这些说明《管子》既持“务本饬末则富”的观念，也看到了手工业、商业对发展经济、巩固统治的必要性，强调本末恪守其道。
2 《管子·乘马》曰：“市者货之准也……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右务市事。”又日：“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矣。”可见《管子》是重视市场之作用的，“市事”是要“务”的。所谓“抑商”，只是抑制误本之“商”，而不是禁商。
3 《管子·治国》日：“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这是接试题所引的话后面作为论据的一段，至少可以说明“禁末作奇巧”指的是禁止“相过”的政策与现状，并非禁止正常的“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
4 《管子·轻重》诸篇似乎是作者论述经济、市场、货币、贸易、物价、征税等问题最专业化、技术化的经济学篇章，除了谈到它们与政治、用人等关系，还具体地论及了各种措施、策略与作用，既有理论又有案例，其特征用现在的话说，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积极倡导者。
5 面临众多失业的城市贫民和手工业者，《管子》的作者甚至提出过“不侈，本事不得立”的观点，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侈靡政策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
根据以上确认的史实和证据，“末作文巧”显然不是指“工商业和追求华丽奢侈品牟利之风”，而是指“工商业中追求华丽奢侈品牟利之风”，或生产与营销奢侈华丽商品的过度行为。“禁末作文巧”可理解为在当时特定背景下的“抑商”，而不是一般意义上说的“禁止商业”。谢浩范、朱迎平译注《管子全译》也持这个看法，将“末作文巧”译为“经营奢侈玩好物品的手工业和商业”。因此，试题所引这段话比较准确的解读似为：
治国方略中最要紧的是，必先禁止工商业中追求华丽奢侈品牟利之风。如此，才能使民无所游食而务农垦田、积粟富国、强兵胜战、广地称王。
三、考生读不懂“末作文巧”
是关键问题吗
试题的情景是“某研究者”对“中国精耕农业的产生”及其特点有所断定的“研究”或“论证”。考生是否有可能对其作出恰当性评价呢?
我们做一个极端的假设，用“X”代表考生可能读不懂的“末作文巧”。如此，来看材料和“某研究者”的推论：
材料齐国管仲说：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X。X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事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
据此得出(或推论)
结论：“中国精耕农业的产生与专制国家农业政策密切相关”。
作为一个论证，既可以评价其依据或结论本身的真假(即是否成立)，也可以评价其推论是否合乎逻辑。纵观这个论证，无论设“x”是什么，仅凭以下两点中的任何一点就可以断定其依据不充分或论证不合逻辑，哪怕其依据的材料和结论本身可能都是真的：
第一，材料只是“齐国管仲”的观点，而支撑这个结论的材料应当是事实——能说明精耕农业的产生确实是专制国家的农业政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并在中国较大的范围发生实际影响的史实。
第二，“齐国管仲”的观点中只提到“重农”及其作用，并没有提到“精耕农业”，以及它和“专制国家”关系的史实。
可见，考生即使读不懂“末作文巧”一词，也还是可以对这个“研究”或“论证”作出恰当性评价的。换句话说，从理论上看，这个情景是有可能用来考查“从材料中正确得出结论的能力”的。但是，这不等于这道试题实际上有效“考查了”该能力，问题还在于如何设问和如何拟定正确选项：
首先，提问中的“该判断”究竟指什么?是指“中国精耕农业的产生与专制国家农业政策密切相关”这个结论?还是指包括了材料和结论在内的整个论证?无论从语言特点还是逻辑规范看，当指前者。如果是后者，就应该问“该研究”或“该论证”，而不是“该判断”。
其次，试题规定的正确选项“材料不充分、理解不准确，结论不合理”是一个对“该判断”作出恰当性评价的复合句，仔细读来，确有表述不够顺当严谨和不太准确之处，从而造成考生乃至教师们误解和质疑。
将题干的设问与正确选项连接起来读，可以看出问题所在：
1 “该判断材料不充分”——有些口语化，似可改为“该判断依据的材料不充分”，可能更为明确；
2 “该判断理解不准确”——有言犹未尽之嫌，没有指明“该判断”对什么“理解不准确”，是对所据材料，还是结论本身?抑或两者兼有?无 论属于哪一种情况，都是在说该判断之所以有“病症”的“病因”，将其插在“病症”的中间来说，使整句更令人费解；
3 “该判断结论不合理”等于在说：该结论“结论不合理”——不仅行文不通，而且在考生看来，按所学的课本，这个结论本身很可能是有道理的——广东考生使用的岳麓版、人教版、人民版课本不同程度地“介绍”或暗示了我国精耕农业与专制国家农业政策有关。这大概也是75％的考生认为“理解准确，结论合理”的原因吧?
退一步说，即使把“该判断”理解为包括材料和结论在内的论证，以上指出的表述方面的问题，除了第3点中的行文不通外，其他都存在。读者可自行分析，不再赘述。
或许正是这些问题，实际上构成了广东同仁发出强烈质疑的深层原因，也是《怎样解读材料与结论的关系》一文中列举的许多教师甚至当地名师大都选“错”了，并产生严重分歧的背后隐症。
从这道试题及其争议中反思：无论出于什么考查目标，历史学科的试题及其表述方式在行文上都必须遵守语言科学的基本要求，服从一般思维逻辑的规则，而不是个别或少数史学工作者“习以为常”的遣词造句。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材料充分、推论合理是结论正确的前提，但不能反过来说“对材料做出不正确解读、材料又不充分的情况下，结论自然是不可能成立的。”在学习和生活中，甚至学术领域，论证的错误有多种类型，材料不充分或不正确，推理不合逻辑与结论的真假没有必然关系。比如确实有一道好题A，因为它具有X1、X2、X3三个重要特征，而且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构成好题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或充分而必要条件。正确的论证应当是：A题具有X1、X2、X3三个重要特征，据此，该题是好题。但不等于在众多的试题评价中不出现下列论证情况：
例一：A题具有X1，据此，该题是好题。
例二：A题具有Y1，据此，该题是好题。
这两种情况的依据和结论都是真的，是成立的。但相对于真的结论而言，前者的论据不充分，因为X1只是好题的必要条件之一；后者的Y1则不是好题的条件。两者都犯了“推不出”的错误，前者属于“歪打正着”，后者属于“负负得正”。 综上所述，如欲保持原定的考查目标，本题比较方便的修改方案是：
《管子》曰：“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事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某研究者根据这则材料得出了“中国精耕农业的产生与专制国家农业政策密切相关”的结论。这个论证依据的材料是否充分，推理是否合乎逻辑?
A 材料很充分。推理合乎逻辑
B 材料较充分，推理较合逻辑
C 材料尚充分，推理尚合逻辑
D 材料不充分，推理不合逻辑
答案：D
或只问对材料的理解是否准确和论证的依据是否充分：
《管子》曰：“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事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某研究者根据这则材料得出了“中国精耕农业的产生与专制国家农业政策密切相关”的结论。这位研究者对材料的理解是否准确，论证的依据是否充分?
A 理解很准确，依据很充分
B，理解较准确，依据较充分
C 理解尚准确，依据尚充分
D 理解不准确，依据不充分
答案：D
以上两个方案修改了原先的表述问题，并在四个选项上用程度的不同取代了原先性质之区别，使试题的考查目标更为集中，可能更有利于提高试题的区分度。
如果考虑到该题排在试卷的第4题，似可在基本保持原题考查目标——“从材料中正确得出结论的能力”的前提下，进一步降低难度：
《管子》曰：“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事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单凭这则材料是否可以确认“中国精耕农业的产生与专制国家农业政策密切相关”?
A 足以确认
B 基本确认
C 可能确认
D 不能确认
答案：D
四、该题是否反映了课程改革的
某种“新方向”
如果我们打开视野，环顾与研究一下其他学科的试题改革，答案就会更为实际和明朗。这类不需要具体“计算”即可从思维模式上作出评价的考查“建模能力”的试题，在发达国家的考试中早已采用，我国数学、物理等学科也已经引进多年了。另外，在MBA考试、公务员考试，甚至跨国公司的招聘考试中也可见到类似试题。“建模能力”被公认为是精英或有发展潜力人才的重要的思维能力之一。因此，笔者以为，从命题的立意上考量这道试题，还是有“靓点”的，不失为考查思维能力的一种积极的尝试，显示了在以公民素质教育为宗旨的课程改革中，无论教学还是考试，不仅要看到学生思维的结果，更应重视他们思维的品质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过程与方法”之精神。这是一次“带伤”的、尚待改进的创新。20世纪后期，高考(上海)历史试题率先推出在历史情景中考查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选择题，至本世纪，使其更具史学特征，此题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令人瞩目的是，2009年高考(广东)历史卷第26题，不仅在考查目标上保留并发展了这道试题的“靓点”，而且在目标设计和命题技术上有了相当的进步：
下表是某中学研究性学习课上，三个研究小组展示的材料和所得的结论。(14分)请回答：
(1)上述各组的结论，哪些是从材料可以直接推导出来的?(1分)
(2)上述各组的结论，哪些是不能从材料直接推导出来的?你认为应补充怎样的材料或者修改成怎样的结论，才能使结论与材料相符?(若修改结论，不得照抄材料)(5分)
(3)本堂课的主题是“中国传统主流思想的演变”。请结合所学知识，紧扣主题，重新分析各组的材料，建立材料与主题的联系，说明中国传统主流思想在东汉、宋代、晚清三个时期的变化。(8分)
从考查目标上看，该题紧紧围绕一个主题、一类目标逐次提问，作台阶式展开，为不同学力的考生提供了表现能力与潜力的平台。第(1)问和第(2)问中的第一小问，通过从正例、反例甄别他人论证的正误，考查初步的从材料得出结论之能力；第(2)问中的第二小问，则是通过提出改进方案，进一步测量从材料得出结论之能力的程度；第(3)问则通过将理解的材料融入已经学过的有关知识做主题论证，让考生在更综合，也更高级的水平上充分表现从材料得出结论的能力。另外，为了提高试题的有效性和鼓励个性，参考答案不仅列出了基本要点，还明确规 定：“考生答案如超出要点但言之成理，可在每问总分范围内酌情给分。”可见试题的匠心独具和追求极致。
从命题技术上看：用“三个研究小组”推出试题的背景，使试题贴近学生，“故事”也虚拟得更合情理；用“材料”加“结论”的表列方式呈现试题内容，既简明扼要，扩大了信息容量，又为设问材料与结论两者间具有怎样的证明关系避免了在表述或理解上可能发生的障碍；设问既富有史学境界、集中明确，又“小步子”而层次鲜明。
抑或可以再仔细推敲和谨慎思考的有二：
第一，(1)(2)问中用的“哪些”，一般意味着超过一个，可能有误导的嫌疑。另外第(2)问中的第二小问之答题要求似可再明确一些，如有必要，可举一个正确的例证：
(1)分别指出上述三个研究小组依据的材料是否能够或足以推出其结论?
(2)针对材料不能或不足以推出其结论的情况，你认为应补充怎样的材料或者修改成怎样的结论，才能使结论与材料相符?(注意，若补充材料，只需提出其在完善该论证上有效的性质或特征即可，无需详述；若修改结论，不得照抄试题提供的材料。)
第二，从命题改革的推进策略来看，考学生的“实质”是考教师，在2008年的试题不甚成功、广大一线教师又有较大争议、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推出如此大分值的考查该类目标的试题，虽然在理论上有好的导向作用，但在实践上步子似急了一点。当大部分考生还不具备这类能力或不明白、不适应时，试题的有效性、可靠性及其难度、区分度都会有所失真，由此直接损害该题乃至影响这次考试的测量功能。真可谓：今天应当进行今天的并有利于明天的改革。把该明天进行的改革放到今天来做——“一步到位”而少其“节”，就不一定有好的效果，甚至影响和损害改革的声誉和公信力。这个道理对我们史学及其教育51作者而言，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笔者以为，这道试题是对2008年那道“精耕农业”选择题的否定之否定，是一道主题、目标和命题技术结合得比较完美的试题，是近年来尚不多见的，既拓宽了历史课程在公民素质教育中的特长和优势，又在测量结构与性能上比较成熟而有创新的试题。将其作为广东省2010年高考大纲说明的样题之一是一种“广而告之”，显然，这里有未来的憧憬与追求!
[作者简介]聂幼犁，男，1953年生，湖南邵阳人，华东师大教育科学学院课程与教学系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中学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教育学会中学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教育测量与评价、中学历史课程与教学研究。“江苏太仓一浙江鄞州名师研修班(历史)”导师。孔繁刚，男，1942年生，江苏苏州人，中学特级教师，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江苏太仓一浙江鄞州名师研修班(历史)”导师。
邱剑锋，男，1979年生，江苏通州人，中学一级教师，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江苏太仓一浙江鄞州名师研修班(历史)”学员。
杨建青，男，1969年生，江苏太仓人，中学高级教师，江苏太仓市实验高级中学副校长，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江苏太仓一浙江鄞州名师研修班(历史)”学员。
余佩霞，女，浙江宁波鄞州人，中学高级教师，浙江宁波鄞州区姜山中学校长助理。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江苏太仓一浙江鄞州名师研修班(历史)”学员。徐萍，女，浙江宁波鄞州人，中学高级教师，浙江宁波鄞州区鄞州高级中学副书记，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江苏太仓一浙江鄞州名师研修班(历史)”学员。
[责任编辑：任世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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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3—0027—07
每年高考后研究试题已成常态，这是必要而有益的。2008年高考(广东)历史第4题颇有新意，出台即遇热议，讨论至今不断，见仁见智。原题如下：
齐国管仲说：“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事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某研究者据此得出“中国精耕农业的产生与专制国家农业政策密切相关”的结论。该判断：
A 材料充分、理解准确，结论合理
B 材料充分、理解不准确，结论不合理
C 材料不充分、理解准确，结论合理
D 材料不充分、理解不准确，结论不合理
答案：D
广东的同仁率先撰文指出：考生对这段古文中的“末作文巧”缺乏理解的依据，乃至“许多带高三的语文教师对这句话看了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并责问命题者“有必要在这里设置这么大的阅读障碍吗?你真正的考查意图在哪里?”还有教师指出该题在引用史料时不够严谨，疏忽了《管子》的作者并非管仲。也有人拍案叫好，认为该题是考查“过程与方法”目标的好题，显示了课程改革的“新方向”，应当密切关注和加强训练。网上的抱怨、批评或热捧则更鲜明无忌。
“官方”的态度是：《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广东卷)历史科考试大纲的说明》将该题作为样题之一，题干中的“得出”改为“推论出；2009年7月，广东省考试院有关人士在《历史教学》杂志上发表的《高考历史广东卷能力考查研究》一文中认为，该题“考查了考生从材料中正确得出结论的能力”。同时透露了该题的统计结果：只有10％的考生答对了，选择“理解准确，结论合理”的考生占了75％。为此，作者感叹考生缺乏“论从史出”的基本意识[句。
笔者以为，关于此题的评价，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问题：
一、试题引用的材料是“管仲”说的吗
试题引用的这段文字出自《管子》第四十八篇“治国”，编在《区言》类。
史学界公认，《管子》系托名管仲所作。较早的考证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管子》的说明：
“旧本题管仲撰，刘恕《通鉴外纪》引《傅子》日：‘管仲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者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之事。《轻重》篇尤复鄙俗。’叶适《水心集》亦日：‘《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推之，当时春秋末年。’今考其文。大抵后人附会多于仲之本书。……后人混而一之，致滋疑窦耳。”
《辞海》和《中国历史大辞典》“管子”条所释基本相同。后者如是说：
“大部分为稷下学者采拾管仲言行推其旨义而成，其中也有汉人附益部分。共二十四卷。刘向校定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分为八类：《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其中《牧民》《形势》《权修》《乘马》等篇存有管仲遗说。《大匡》《中匡》《小匡》等篇记述管仲遗事”。
2009年出版的谢浩范、朱迎平著《管子全译》，其前言中除引叶适的说法外，还回顾了张岱年、顾颉刚、冯友兰、郭沫若、罗根泽、马飞百等现代学者的研究，认为：
“从全书整体着眼，这部著作当是一批以齐国为中心的崇尚管仲的治国功业和理想的思想家，也可称之为‘管仲学派’的著作汇集。其中少数篇章产生于战国初期，但其主体部分应是战国中、后期稷下学官兴盛时稷下学者们的作品，也有一部分则晚于秦汉之际，但最迟不会超过西汉中期。也可以说，从战国初期至西汉中叶，数代‘管仲学派’的著述，共同假托《管子》之名以求流传，最后经刘向‘定著’，才成为流传至今的《管子》一书。”
可见，这段话是否是管仲之言，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和公断。大多数史家在引用时都比较谨慎。如：吕思勉先生在《中国制度史》中引这段文字时说：“管子治国日……”(吕著标点按旧法，没有使用书名号，如“战国策日”“汉书食货志云”等)㈣，其中“管子”当指书名。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傅筑夫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1996年出版的田昌五、漆侠主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及2007年出版的黄天华著《中国税收制度史》，都引用了这段话，但均指明引自《管子》而非“管仲说”。
因此，从考试也是课程开发的环节看，笔者基本同意刘晓兵、苗颖老师的看法：在我国高考这样影响极大的考试中，把这段话直接定位于管仲所说“容易以讹传讹”。笔者以为，比较严谨的做法是把“齐国管仲说”改为“《管子》曰”，或“《管子·治国》日”，或采用“引自《管子·治国》”这样的注释方式。
二、把“先禁末作文巧”解读为
“首先禁止商业”对吗 有人把“先禁末作文巧”解读为“首先禁止商业”，恐失之粗枝大叶。“末作”古代常指工商业，“文巧”为错杂华丽、虚浮不实之意。故此，“末作文巧”似可译为“工商业和追求华丽奢侈品牟利之风”，也可以译作“工商业中追求华丽奢侈品牟利之风”。两种译法在此处意思会相差很大，究竟孰是?应将其与当时情况和《管子》中其他相关论述联系起来才可断定。
第一，史学界一般都相信西周时期存在“工商食官”。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这种情况也随之打破，出现了官营、私营并举，后者日益做大的格局，形成了新兴工商阶层(或称阶级)，并开始影响政治。有弦高以私财犒秦、郑商救晋大夫等故事，知名人物还有越国大夫范蠡等。进入战国时期，私营工商业随着各国城市的崛起迅速扩大，又推动了城市的发展，财拥巨万的富商大贾不在少数，很多是亦工亦商的大工商业主。他们的经营范围从采矿、冶炼、铸造、煮盐到农、林、畜牧；从列肆买卖、囤积居奇，到“周流天下”，“贳贷行贾遍郡国”的远程贸易。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当时各部门的代表人物，如白圭、猗顿、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等多人及其发家的历史、经历和经验，揭示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
第二，在这个大动荡、大转变的时代，齐国处于什么地位、管仲扮演的又是什么角色呢?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姜尚封于营丘，“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在《史记·货殖列传》云：“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辏。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矣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这些记载不仅认可了齐国早在太公望时期就开始大力发展工商业，而且记载了管仲以工商中兴齐国， 促其称霸诸侯的重要功绩。范文澜先生也认为：
“东周时期各国多有政治家，最著名的是齐国管仲和郑国子产。齐桓公创霸业，主要是得管仲的助力。传说齐自太公立国，即重视通商和手工业。管仲出身商贾，相桓公，分全国为士乡(即农乡)与工商乡。优待工商，不服兵役，使成专业。士乡废公田制，优待甲士，有田不自耕，专练武艺。这种改革西周以来旧制度促使社会加速分化的措施，应是管仲最大的功绩。”
第三，工商业是东方诸国富庶的重要来源，而齐国又领风气之先。管仲之世在促进工商发展的同时，尚能维护“工商食官”“壹山泽”等“抑商”政策。至战国，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田氏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为了争取新兴地主阶级与商人的支持，允许他们自由生产、运销盐铁产品。初时，曾一度免税，取得政权后，这一政策被延续下来。……盐铁的放任经营，自然在其它流通领域也采取了同样的甚至更自由的商业放任政策……这极大地刺激了战国时代齐国商业的繁荣”，以致出现官商一家，“富贾在朝”的情况。然而，物极必反，在农业为基础的社会中，快速发展的工商业很容易突破被允许的“边界”，末大伤本。见利忘义的工商业主，不仅引导社会走向奢靡，与农业争夺劳动力，而且“往往左右物价，囤积居奇，‘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一方面使国家与百姓的财源流向商家，‘国多失利’，致使‘一国而二君二王’；另一方面，他们向农民疯狂盘剥，严重损害了新兴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础，‘求民之毋失，不可得也’。面对这种情况，一部分有识之士重整管仲衣钵，倡导抑商政策……，这些设想多收集在《管子》一书中”。
第四，虽然《管子》对工商业的态度，因面临的内容、形势不同，与春秋时期的管仲有些差异，但从主要思想观点上看，毕竟属于“管仲学派”，与管仲的作为是基本吻合或一脉相承的，所谓“抑商”是指以农为本、发展和控制工商业，防止其损害“本业”：
1 《管子·幼官》曰：“毋乏耕织之器。”《管子·小匡》记载：桓公问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日：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桓公曰：参国奈何?管子对曰：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这些说明《管子》既持“务本饬末则富”的观念，也看到了手工业、商业对发展经济、巩固统治的必要性，强调本末恪守其道。
2 《管子·乘马》曰：“市者货之准也……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右务市事。”又日：“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矣。”可见《管子》是重视市场之作用的，“市事”是要“务”的。所谓“抑商”，只是抑制误本之“商”，而不是禁商。
3 《管子·治国》日：“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这是接试题所引的话后面作为论据的一段，至少可以说明“禁末作奇巧”指的是禁止“相过”的政策与现状，并非禁止正常的“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
4 《管子·轻重》诸篇似乎是作者论述经济、市场、货币、贸易、物价、征税等问题最专业化、技术化的经济学篇章，除了谈到它们与政治、用人等关系，还具体地论及了各种措施、策略与作用，既有理论又有案例，其特征用现在的话说，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积极倡导者。
5 面临众多失业的城市贫民和手工业者，《管子》的作者甚至提出过“不侈，本事不得立”的观点，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侈靡政策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
根据以上确认的史实和证据，“末作文巧”显然不是指“工商业和追求华丽奢侈品牟利之风”，而是指“工商业中追求华丽奢侈品牟利之风”，或生产与营销奢侈华丽商品的过度行为。“禁末作文巧”可理解为在当时特定背景下的“抑商”，而不是一般意义上说的“禁止商业”。谢浩范、朱迎平译注《管子全译》也持这个看法，将“末作文巧”译为“经营奢侈玩好物品的手工业和商业”。因此，试题所引这段话比较准确的解读似为：
治国方略中最要紧的是，必先禁止工商业中追求华丽奢侈品牟利之风。如此，才能使民无所游食而务农垦田、积粟富国、强兵胜战、广地称王。
三、考生读不懂“末作文巧”
是关键问题吗
试题的情景是“某研究者”对“中国精耕农业的产生”及其特点有所断定的“研究”或“论证”。考生是否有可能对其作出恰当性评价呢?
我们做一个极端的假设，用“X”代表考生可能读不懂的“末作文巧”。如此，来看材料和“某研究者”的推论：
材料齐国管仲说：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X。X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事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
据此得出(或推论)
结论：“中国精耕农业的产生与专制国家农业政策密切相关”。
作为一个论证，既可以评价其依据或结论本身的真假(即是否成立)，也可以评价其推论是否合乎逻辑。纵观这个论证，无论设“x”是什么，仅凭以下两点中的任何一点就可以断定其依据不充分或论证不合逻辑，哪怕其依据的材料和结论本身可能都是真的：
第一，材料只是“齐国管仲”的观点，而支撑这个结论的材料应当是事实——能说明精耕农业的产生确实是专制国家的农业政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并在中国较大的范围发生实际影响的史实。
第二，“齐国管仲”的观点中只提到“重农”及其作用，并没有提到“精耕农业”，以及它和“专制国家”关系的史实。
可见，考生即使读不懂“末作文巧”一词，也还是可以对这个“研究”或“论证”作出恰当性评价的。换句话说，从理论上看，这个情景是有可能用来考查“从材料中正确得出结论的能力”的。但是，这不等于这道试题实际上有效“考查了”该能力，问题还在于如何设问和如何拟定正确选项：
首先，提问中的“该判断”究竟指什么?是指“中国精耕农业的产生与专制国家农业政策密切相关”这个结论?还是指包括了材料和结论在内的整个论证?无论从语言特点还是逻辑规范看，当指前者。如果是后者，就应该问“该研究”或“该论证”，而不是“该判断”。
其次，试题规定的正确选项“材料不充分、理解不准确，结论不合理”是一个对“该判断”作出恰当性评价的复合句，仔细读来，确有表述不够顺当严谨和不太准确之处，从而造成考生乃至教师们误解和质疑。
将题干的设问与正确选项连接起来读，可以看出问题所在：
1 “该判断材料不充分”——有些口语化，似可改为“该判断依据的材料不充分”，可能更为明确；
2 “该判断理解不准确”——有言犹未尽之嫌，没有指明“该判断”对什么“理解不准确”，是对所据材料，还是结论本身?抑或两者兼有?无 论属于哪一种情况，都是在说该判断之所以有“病症”的“病因”，将其插在“病症”的中间来说，使整句更令人费解；
3 “该判断结论不合理”等于在说：该结论“结论不合理”——不仅行文不通，而且在考生看来，按所学的课本，这个结论本身很可能是有道理的——广东考生使用的岳麓版、人教版、人民版课本不同程度地“介绍”或暗示了我国精耕农业与专制国家农业政策有关。这大概也是75％的考生认为“理解准确，结论合理”的原因吧?
退一步说，即使把“该判断”理解为包括材料和结论在内的论证，以上指出的表述方面的问题，除了第3点中的行文不通外，其他都存在。读者可自行分析，不再赘述。
或许正是这些问题，实际上构成了广东同仁发出强烈质疑的深层原因，也是《怎样解读材料与结论的关系》一文中列举的许多教师甚至当地名师大都选“错”了，并产生严重分歧的背后隐症。
从这道试题及其争议中反思：无论出于什么考查目标，历史学科的试题及其表述方式在行文上都必须遵守语言科学的基本要求，服从一般思维逻辑的规则，而不是个别或少数史学工作者“习以为常”的遣词造句。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材料充分、推论合理是结论正确的前提，但不能反过来说“对材料做出不正确解读、材料又不充分的情况下，结论自然是不可能成立的。”在学习和生活中，甚至学术领域，论证的错误有多种类型，材料不充分或不正确，推理不合逻辑与结论的真假没有必然关系。比如确实有一道好题A，因为它具有X1、X2、X3三个重要特征，而且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构成好题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或充分而必要条件。正确的论证应当是：A题具有X1、X2、X3三个重要特征，据此，该题是好题。但不等于在众多的试题评价中不出现下列论证情况：
例一：A题具有X1，据此，该题是好题。
例二：A题具有Y1，据此，该题是好题。
这两种情况的依据和结论都是真的，是成立的。但相对于真的结论而言，前者的论据不充分，因为X1只是好题的必要条件之一；后者的Y1则不是好题的条件。两者都犯了“推不出”的错误，前者属于“歪打正着”，后者属于“负负得正”。 综上所述，如欲保持原定的考查目标，本题比较方便的修改方案是：
《管子》曰：“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事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某研究者根据这则材料得出了“中国精耕农业的产生与专制国家农业政策密切相关”的结论。这个论证依据的材料是否充分，推理是否合乎逻辑?
A 材料很充分。推理合乎逻辑
B 材料较充分，推理较合逻辑
C 材料尚充分，推理尚合逻辑
D 材料不充分，推理不合逻辑
答案：D
或只问对材料的理解是否准确和论证的依据是否充分：
《管子》曰：“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事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某研究者根据这则材料得出了“中国精耕农业的产生与专制国家农业政策密切相关”的结论。这位研究者对材料的理解是否准确，论证的依据是否充分?
A 理解很准确，依据很充分
B，理解较准确，依据较充分
C 理解尚准确，依据尚充分
D 理解不准确，依据不充分
答案：D
以上两个方案修改了原先的表述问题，并在四个选项上用程度的不同取代了原先性质之区别，使试题的考查目标更为集中，可能更有利于提高试题的区分度。
如果考虑到该题排在试卷的第4题，似可在基本保持原题考查目标——“从材料中正确得出结论的能力”的前提下，进一步降低难度：
《管子》曰：“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事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单凭这则材料是否可以确认“中国精耕农业的产生与专制国家农业政策密切相关”?
A 足以确认
B 基本确认
C 可能确认
D 不能确认
答案：D
四、该题是否反映了课程改革的
某种“新方向”
如果我们打开视野，环顾与研究一下其他学科的试题改革，答案就会更为实际和明朗。这类不需要具体“计算”即可从思维模式上作出评价的考查“建模能力”的试题，在发达国家的考试中早已采用，我国数学、物理等学科也已经引进多年了。另外，在MBA考试、公务员考试，甚至跨国公司的招聘考试中也可见到类似试题。“建模能力”被公认为是精英或有发展潜力人才的重要的思维能力之一。因此，笔者以为，从命题的立意上考量这道试题，还是有“靓点”的，不失为考查思维能力的一种积极的尝试，显示了在以公民素质教育为宗旨的课程改革中，无论教学还是考试，不仅要看到学生思维的结果，更应重视他们思维的品质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过程与方法”之精神。这是一次“带伤”的、尚待改进的创新。20世纪后期，高考(上海)历史试题率先推出在历史情景中考查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选择题，至本世纪，使其更具史学特征，此题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令人瞩目的是，2009年高考(广东)历史卷第26题，不仅在考查目标上保留并发展了这道试题的“靓点”，而且在目标设计和命题技术上有了相当的进步：
下表是某中学研究性学习课上，三个研究小组展示的材料和所得的结论。(14分)请回答：
(1)上述各组的结论，哪些是从材料可以直接推导出来的?(1分)
(2)上述各组的结论，哪些是不能从材料直接推导出来的?你认为应补充怎样的材料或者修改成怎样的结论，才能使结论与材料相符?(若修改结论，不得照抄材料)(5分)
(3)本堂课的主题是“中国传统主流思想的演变”。请结合所学知识，紧扣主题，重新分析各组的材料，建立材料与主题的联系，说明中国传统主流思想在东汉、宋代、晚清三个时期的变化。(8分)
从考查目标上看，该题紧紧围绕一个主题、一类目标逐次提问，作台阶式展开，为不同学力的考生提供了表现能力与潜力的平台。第(1)问和第(2)问中的第一小问，通过从正例、反例甄别他人论证的正误，考查初步的从材料得出结论之能力；第(2)问中的第二小问，则是通过提出改进方案，进一步测量从材料得出结论之能力的程度；第(3)问则通过将理解的材料融入已经学过的有关知识做主题论证，让考生在更综合，也更高级的水平上充分表现从材料得出结论的能力。另外，为了提高试题的有效性和鼓励个性，参考答案不仅列出了基本要点，还明确规 定：“考生答案如超出要点但言之成理，可在每问总分范围内酌情给分。”可见试题的匠心独具和追求极致。
从命题技术上看：用“三个研究小组”推出试题的背景，使试题贴近学生，“故事”也虚拟得更合情理；用“材料”加“结论”的表列方式呈现试题内容，既简明扼要，扩大了信息容量，又为设问材料与结论两者间具有怎样的证明关系避免了在表述或理解上可能发生的障碍；设问既富有史学境界、集中明确，又“小步子”而层次鲜明。
抑或可以再仔细推敲和谨慎思考的有二：
第一，(1)(2)问中用的“哪些”，一般意味着超过一个，可能有误导的嫌疑。另外第(2)问中的第二小问之答题要求似可再明确一些，如有必要，可举一个正确的例证：
(1)分别指出上述三个研究小组依据的材料是否能够或足以推出其结论?
(2)针对材料不能或不足以推出其结论的情况，你认为应补充怎样的材料或者修改成怎样的结论，才能使结论与材料相符?(注意，若补充材料，只需提出其在完善该论证上有效的性质或特征即可，无需详述；若修改结论，不得照抄试题提供的材料。)
第二，从命题改革的推进策略来看，考学生的“实质”是考教师，在2008年的试题不甚成功、广大一线教师又有较大争议、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推出如此大分值的考查该类目标的试题，虽然在理论上有好的导向作用，但在实践上步子似急了一点。当大部分考生还不具备这类能力或不明白、不适应时，试题的有效性、可靠性及其难度、区分度都会有所失真，由此直接损害该题乃至影响这次考试的测量功能。真可谓：今天应当进行今天的并有利于明天的改革。把该明天进行的改革放到今天来做——“一步到位”而少其“节”，就不一定有好的效果，甚至影响和损害改革的声誉和公信力。这个道理对我们史学及其教育51作者而言，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笔者以为，这道试题是对2008年那道“精耕农业”选择题的否定之否定，是一道主题、目标和命题技术结合得比较完美的试题，是近年来尚不多见的，既拓宽了历史课程在公民素质教育中的特长和优势，又在测量结构与性能上比较成熟而有创新的试题。将其作为广东省2010年高考大纲说明的样题之一是一种“广而告之”，显然，这里有未来的憧憬与追求!
[作者简介]聂幼犁，男，1953年生，湖南邵阳人，华东师大教育科学学院课程与教学系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中学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教育学会中学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教育测量与评价、中学历史课程与教学研究。“江苏太仓一浙江鄞州名师研修班(历史)”导师。孔繁刚，男，1942年生，江苏苏州人，中学特级教师，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江苏太仓一浙江鄞州名师研修班(历史)”导师。
邱剑锋，男，1979年生，江苏通州人，中学一级教师，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江苏太仓一浙江鄞州名师研修班(历史)”学员。
杨建青，男，1969年生，江苏太仓人，中学高级教师，江苏太仓市实验高级中学副校长，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江苏太仓一浙江鄞州名师研修班(历史)”学员。
余佩霞，女，浙江宁波鄞州人，中学高级教师，浙江宁波鄞州区姜山中学校长助理。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江苏太仓一浙江鄞州名师研修班(历史)”学员。徐萍，女，浙江宁波鄞州人，中学高级教师，浙江宁波鄞州区鄞州高级中学副书记，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江苏太仓一浙江鄞州名师研修班(历史)”学员。
[责任编辑：任世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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