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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的强大，经济政治地位在国际舞台上的巩固和提高，有更多的外国人开始了解中国，更多的外国人开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学习汉语。中法文化年的圆满落幕，即将举办的中俄文化年和众多孔子学院在国外的建立，无一不体现了文化外交的重要性。如果说经济政治国防军事是硬的，那么文化外交就是我们中国外交的新兴‘软力量’，这样的“软硬兼施”才可以使我国在国际舞台上长久立于不败之地。
如今，文化已成为外交与国际关系的重要领域，比之于政治与经济，文化是一种“软实力”，但更具有渗透性。虽然文化体现为一定的物，但主要是一个民族心灵的实质和智慧的结晶，所以文化又与“文明”一词相伴相生。冷战后时代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上升，对于不同民族的文化如何交往与相处，按我们中国人的历史经验，早已知道“合而不同”的道理，但执其一端者，如塞缪尔·亨廷顿，却演绎出“文明冲突论”。如果按文明冲突论的解释，中法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是足以导致冲突的，更别说友好平等地交流和相互学习。但是历时三年的中法文化年的成功举办，却完全超越了“文明冲突”的咒语，并在事实上树立了不同文化传统国家间平等文化交流与对话的成功典范。而且这次中法文化年的举办不仅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而且在中国文化外交史上的里程碑式意义，必将被人们认识到。
按照“软力量”的开山鼻祖、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国防部前助理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S．Nye)的说法，软力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文化、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以及国际规范与制度。《联合早报》的记者曾经这样评价：“软力量”这一概念非常适合正在崛起的中国极力消除威胁论的需要。茉莉的花香让人陶醉、刘翔的旋风让人眩目、章子怡亮相《纽约时报》风采迷人、李宇春登上《时代》周刊封面青春亮丽。中国目前推崇的软力量，针对西方社会的目的非常明显，希望用文化消磨疑虑，避免对方“硬力量”的干涉和阻碍，导致最后只能“硬碰硬”的局面。如果说中国借助这些软力量主要目的在于为崛起护航，不如说他们其实已经代表了崛起的一种方式。”
文化是民族的根，可以大俗也可以大雅，所以文化是全民的。国强则民强，当国泰民安的时候，文化才会发扬光大。而一个积弱积贫的民族，即使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也是人家掠夺的对象。历史上因为我们的政府软弱无能而记载下来的一笔笔血债，如今回想起来我们还会心痛。有多少过去散失的文物今天国人要重金买回；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人将再无缘一见这万园之园。因此，同样的文化内容与文化现象，在国力弱小时，会被视为疽痈，国力强大时，则会被视为瑰宝：国力弱小时会成为他国羞辱的对象，国力强大了则成了其他民族尊重的理由。文化有强势与弱势之分，原因就在于国家力量是强还是弱。
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的转型
说起中国电影，我们不可以不提这个人：张艺谋，是这个西北的汉子，让全世界的人了解了中国的风土人情，让外国人开始关注中国的电影，也因为他让中国的导演在外国的领奖台上有了一席之地。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让外国人认识的中国是一个扭曲的形象。
那时候《红高粱》、《菊豆》、《活着》、《蓝风筝》、《邮差》、《盲井》让人看的特憋气。让人感到中国除了国旗是红颜色的，剩下的就剩灰色了。
不知道当年是谁成就了谁，总之张艺谋碰到和他同样痴迷于自己事业的顾长卫。因此，造就了《红高粱》的强烈的视觉效果，九儿穿在身上中间宽上下窄的红袄红裤；伙计们闪耀着古铜色彩的上身和他们桀骜不驯的光头；在震天的唢呐声里，把阳光切割成无数碎片的扑楞楞抖动的高粱稞子，日食的时候铺天盖地的红，高粱地里满眼透不过气的绿。特别是高梁地里面的那场戏。干柴烈火的男女，天当床地当被的高梁地，黄土地的昏黄。每个镜头都是饱满的。因此在国际上载誉：第三十八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第五届津巴布韦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故事片真实新颖奖，第三十五届悉尼国际电影节电影评论奖，摩洛哥第一届马拉卡什国际电影电视节导演大阿特拉斯金奖，1989年获第十六届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广播电台青年听众评委会最佳影片奖。这一次通过中国的电影让外国人认识了中国人，了解了中国民俗。与此同时，很不幸的中国也被戴上了愚昧、落后、封建保守的帽子。
外国人开始喜欢上了中国电影的这种灰色的调调。他们眼中的中国男人是病泱泱的躺在大烟罐里的懦夫；他们也许是性无能，却有着三妻四妾，他们粗俗，不懂得怜香惜玉。这就是在张艺谋电影中男人的形象，就像腾飞前的中国一样，让人又怜又恨，可怜他的不幸，痛恨他的无能和软弱。
但是张艺谋并没有改变他的拍摄基调，依然灰暗，混乱，可是这偏偏对了外国人的胃口，让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路走得意气风发，坦坦荡荡的。1990年导演的影片《菊豆》，同年获法国第四十三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首届路易斯·布努埃尔特别奖，西班牙第三十五届巴利亚多里德国际电影节大奖金穗奖、观众评选最佳影片奖，美国芝加哥国际电影节大奖金雨果奖。1991年导演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同年获意大利第四十八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国际影评人协会大奖、金格利造型特别奖、艾维拉诺塔莉特别奖。1992年导演的《秋菊打官司》，同年获意大利第四十九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1993年获广播电影电视部1992年优秀影片奖、荣誉奖。1999年《一个都不能少》获第五十六届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1999年《我的父亲母亲》，获2000年第五十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也许就是这么多的外国殊荣，使中国人开始不再沉默，开始讨伐张艺谋的这种‘谄媚’外国人的拍摄手法。我们不可以再展示给外国人这样的一个中国。我们要让他们看到中国的崛起和迅猛的前进。
无论公众的舆论到底如何，无口否认的是他把中国电影引向了国际。可喜的是，近年来我们看到了张艺谋的转型。老谋子的电影从《红高粱》到《英雄》和《十面埋伏》的转变实际上是完成了两个中国电影史的奇迹。首先，张艺谋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全球市场。其次，他创造了一个将全球市场的国际化的影响力转化为本土市场的新的可能性的机会。张艺谋上演了一系列征服的故事，他首先将中国电影变成了国际主流电影节上的传奇，然后将这个传奇“转移”到国内，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将自己转变为“中国”的象征的同时，又在国内变成了一个具有巨大市场威力的导演。这个传奇的旅程不断地将张艺谋推向文化的中心。
经过十余年的不间断的转变，张艺谋的电影和张艺谋本人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中国”想象的最为重要的资源。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张艺谋用自己 词，早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不可缺少的符号。
而真正可以看到画中西方的讯息充斥着我们眼球的，还数王广义的作品。他的中西合璧，恰到好处。而幽默犀利的语言，给他的作品平添了几分豪气，看他的作品，颇有些看战斗檄文的味道。他早期的《大批判》系列早已名扬国际艺术界，并深入到了现代的表达方式之中。他选择的消费品，如COCOCOLA、CUCCI、CHANEL等和乌托邦形象都改变了其本来的特征，也改变了现实中的关系，残存的英雄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欲望都被卷在一种复杂的叙述中。但这一切就是我们想要传达的讯息。
音乐无国界
以往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音乐，都是柔柔美美的低吟浅唱。当他们真正的欣赏到在美国林肯中心、肯尼迪中心和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身着盛装倾听来自中国的民乐演奏时，才被中国音乐的浓烈色彩、大胆构思和丰富的表现力而震惊。从过去我们屈指可数的老艺术家们到外国的文艺交流演出，到今天宋祖英在悉尼歌剧院以一个向外国人全面展示中国文化中国音乐瑰宝的姿态进行演出，充分的体现出，外国的舞台，我们中国人不再是陪衬，我们靠自己的实力和文化优势挑起了大梁。今年春节前后，一批中国著名的民族音乐艺术家也纷纷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展示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在外国人看来，可以在林肯中心、肯尼迪中心这样的地方演出是一种莫大的肯定和荣幸。而这次，在这里唱主角的是我们中国人。前往演出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青年指挥家彭家鹏很有把握地说：“中国音乐与中国文化一样，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只要不带偏见地认真欣赏，所有人都会为这次的演出而折服，都会借此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加强与中国人民的心灵沟通。”
从一开始外国人对中国音乐元素的陌生，到后来的开始了解、喜欢，一直到今天的痴迷，这每一步的背后无不说明了中国的大门彻底地向外国敞开了，并以我们自身不可抵挡的魅力，吸引并征服着他们。电影人把《卧虎藏龙》搬上了国际舞台。我们的音乐制作人谭盾先生，从此也把中国唯美的音乐作品献给了他们。
曾多次赴欧美演出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团长张达森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国民族音乐近年来成为欧美演出市场的“新宠”，人们对来自东方的这一古老乐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作为国家级的民族乐团，有责任将最优秀的艺术带给更多的外国观众，加深世界人民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了解，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中国的音乐为各国的人民架起了沟通心灵的桥梁，让外国人深深体会到了东方艺术的独特魅力，感受到这个古老民族再次绽放的勃勃生机。
归根到底，文化外交是以国力为支撑的，没有强大国力的支撑，没有平和稳定的外交环境，再好的“瑰宝”也会成为糟粕。但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精华，也有其糟粕，文化交流的目的既是要弘扬我们的优秀文化，也是要学习人家的优秀文化，改造、更新我们的不合时宜的文化，不能以为国力强大了，“文化出国”了，就又妄想要“征服”别国的文化。政治经济不可以霸权，文化更是如此。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会使我们的精神生活极大的丰富多彩。
如今，文化已成为外交与国际关系的重要领域，比之于政治与经济，文化是一种“软实力”，但更具有渗透性。虽然文化体现为一定的物，但主要是一个民族心灵的实质和智慧的结晶，所以文化又与“文明”一词相伴相生。冷战后时代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上升，对于不同民族的文化如何交往与相处，按我们中国人的历史经验，早已知道“合而不同”的道理，但执其一端者，如塞缪尔·亨廷顿，却演绎出“文明冲突论”。如果按文明冲突论的解释，中法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是足以导致冲突的，更别说友好平等地交流和相互学习。但是历时三年的中法文化年的成功举办，却完全超越了“文明冲突”的咒语，并在事实上树立了不同文化传统国家间平等文化交流与对话的成功典范。而且这次中法文化年的举办不仅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而且在中国文化外交史上的里程碑式意义，必将被人们认识到。
按照“软力量”的开山鼻祖、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国防部前助理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S．Nye)的说法，软力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文化、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以及国际规范与制度。《联合早报》的记者曾经这样评价：“软力量”这一概念非常适合正在崛起的中国极力消除威胁论的需要。茉莉的花香让人陶醉、刘翔的旋风让人眩目、章子怡亮相《纽约时报》风采迷人、李宇春登上《时代》周刊封面青春亮丽。中国目前推崇的软力量，针对西方社会的目的非常明显，希望用文化消磨疑虑，避免对方“硬力量”的干涉和阻碍，导致最后只能“硬碰硬”的局面。如果说中国借助这些软力量主要目的在于为崛起护航，不如说他们其实已经代表了崛起的一种方式。”
文化是民族的根，可以大俗也可以大雅，所以文化是全民的。国强则民强，当国泰民安的时候，文化才会发扬光大。而一个积弱积贫的民族，即使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也是人家掠夺的对象。历史上因为我们的政府软弱无能而记载下来的一笔笔血债，如今回想起来我们还会心痛。有多少过去散失的文物今天国人要重金买回；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人将再无缘一见这万园之园。因此，同样的文化内容与文化现象，在国力弱小时，会被视为疽痈，国力强大时，则会被视为瑰宝：国力弱小时会成为他国羞辱的对象，国力强大了则成了其他民族尊重的理由。文化有强势与弱势之分，原因就在于国家力量是强还是弱。
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的转型
说起中国电影，我们不可以不提这个人：张艺谋，是这个西北的汉子，让全世界的人了解了中国的风土人情，让外国人开始关注中国的电影，也因为他让中国的导演在外国的领奖台上有了一席之地。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让外国人认识的中国是一个扭曲的形象。
那时候《红高粱》、《菊豆》、《活着》、《蓝风筝》、《邮差》、《盲井》让人看的特憋气。让人感到中国除了国旗是红颜色的，剩下的就剩灰色了。
不知道当年是谁成就了谁，总之张艺谋碰到和他同样痴迷于自己事业的顾长卫。因此，造就了《红高粱》的强烈的视觉效果，九儿穿在身上中间宽上下窄的红袄红裤；伙计们闪耀着古铜色彩的上身和他们桀骜不驯的光头；在震天的唢呐声里，把阳光切割成无数碎片的扑楞楞抖动的高粱稞子，日食的时候铺天盖地的红，高粱地里满眼透不过气的绿。特别是高梁地里面的那场戏。干柴烈火的男女，天当床地当被的高梁地，黄土地的昏黄。每个镜头都是饱满的。因此在国际上载誉：第三十八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第五届津巴布韦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故事片真实新颖奖，第三十五届悉尼国际电影节电影评论奖，摩洛哥第一届马拉卡什国际电影电视节导演大阿特拉斯金奖，1989年获第十六届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广播电台青年听众评委会最佳影片奖。这一次通过中国的电影让外国人认识了中国人，了解了中国民俗。与此同时，很不幸的中国也被戴上了愚昧、落后、封建保守的帽子。
外国人开始喜欢上了中国电影的这种灰色的调调。他们眼中的中国男人是病泱泱的躺在大烟罐里的懦夫；他们也许是性无能，却有着三妻四妾，他们粗俗，不懂得怜香惜玉。这就是在张艺谋电影中男人的形象，就像腾飞前的中国一样，让人又怜又恨，可怜他的不幸，痛恨他的无能和软弱。
但是张艺谋并没有改变他的拍摄基调，依然灰暗，混乱，可是这偏偏对了外国人的胃口，让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路走得意气风发，坦坦荡荡的。1990年导演的影片《菊豆》，同年获法国第四十三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首届路易斯·布努埃尔特别奖，西班牙第三十五届巴利亚多里德国际电影节大奖金穗奖、观众评选最佳影片奖，美国芝加哥国际电影节大奖金雨果奖。1991年导演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同年获意大利第四十八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国际影评人协会大奖、金格利造型特别奖、艾维拉诺塔莉特别奖。1992年导演的《秋菊打官司》，同年获意大利第四十九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1993年获广播电影电视部1992年优秀影片奖、荣誉奖。1999年《一个都不能少》获第五十六届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1999年《我的父亲母亲》，获2000年第五十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也许就是这么多的外国殊荣，使中国人开始不再沉默，开始讨伐张艺谋的这种‘谄媚’外国人的拍摄手法。我们不可以再展示给外国人这样的一个中国。我们要让他们看到中国的崛起和迅猛的前进。
无论公众的舆论到底如何，无口否认的是他把中国电影引向了国际。可喜的是，近年来我们看到了张艺谋的转型。老谋子的电影从《红高粱》到《英雄》和《十面埋伏》的转变实际上是完成了两个中国电影史的奇迹。首先，张艺谋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全球市场。其次，他创造了一个将全球市场的国际化的影响力转化为本土市场的新的可能性的机会。张艺谋上演了一系列征服的故事，他首先将中国电影变成了国际主流电影节上的传奇，然后将这个传奇“转移”到国内，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将自己转变为“中国”的象征的同时，又在国内变成了一个具有巨大市场威力的导演。这个传奇的旅程不断地将张艺谋推向文化的中心。
经过十余年的不间断的转变，张艺谋的电影和张艺谋本人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中国”想象的最为重要的资源。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张艺谋用自己 词，早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不可缺少的符号。
而真正可以看到画中西方的讯息充斥着我们眼球的，还数王广义的作品。他的中西合璧，恰到好处。而幽默犀利的语言，给他的作品平添了几分豪气，看他的作品，颇有些看战斗檄文的味道。他早期的《大批判》系列早已名扬国际艺术界，并深入到了现代的表达方式之中。他选择的消费品，如COCOCOLA、CUCCI、CHANEL等和乌托邦形象都改变了其本来的特征，也改变了现实中的关系，残存的英雄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欲望都被卷在一种复杂的叙述中。但这一切就是我们想要传达的讯息。
音乐无国界
以往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音乐，都是柔柔美美的低吟浅唱。当他们真正的欣赏到在美国林肯中心、肯尼迪中心和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身着盛装倾听来自中国的民乐演奏时，才被中国音乐的浓烈色彩、大胆构思和丰富的表现力而震惊。从过去我们屈指可数的老艺术家们到外国的文艺交流演出，到今天宋祖英在悉尼歌剧院以一个向外国人全面展示中国文化中国音乐瑰宝的姿态进行演出，充分的体现出，外国的舞台，我们中国人不再是陪衬，我们靠自己的实力和文化优势挑起了大梁。今年春节前后，一批中国著名的民族音乐艺术家也纷纷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展示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在外国人看来，可以在林肯中心、肯尼迪中心这样的地方演出是一种莫大的肯定和荣幸。而这次，在这里唱主角的是我们中国人。前往演出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青年指挥家彭家鹏很有把握地说：“中国音乐与中国文化一样，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只要不带偏见地认真欣赏，所有人都会为这次的演出而折服，都会借此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加强与中国人民的心灵沟通。”
从一开始外国人对中国音乐元素的陌生，到后来的开始了解、喜欢，一直到今天的痴迷，这每一步的背后无不说明了中国的大门彻底地向外国敞开了，并以我们自身不可抵挡的魅力，吸引并征服着他们。电影人把《卧虎藏龙》搬上了国际舞台。我们的音乐制作人谭盾先生，从此也把中国唯美的音乐作品献给了他们。
曾多次赴欧美演出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团长张达森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国民族音乐近年来成为欧美演出市场的“新宠”，人们对来自东方的这一古老乐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作为国家级的民族乐团，有责任将最优秀的艺术带给更多的外国观众，加深世界人民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了解，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中国的音乐为各国的人民架起了沟通心灵的桥梁，让外国人深深体会到了东方艺术的独特魅力，感受到这个古老民族再次绽放的勃勃生机。
归根到底，文化外交是以国力为支撑的，没有强大国力的支撑，没有平和稳定的外交环境，再好的“瑰宝”也会成为糟粕。但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精华，也有其糟粕，文化交流的目的既是要弘扬我们的优秀文化，也是要学习人家的优秀文化，改造、更新我们的不合时宜的文化，不能以为国力强大了，“文化出国”了，就又妄想要“征服”别国的文化。政治经济不可以霸权，文化更是如此。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会使我们的精神生活极大的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