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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十月，萧楚女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这篇文章是针对“戴季陶主义”的代表文章《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而写的，“很有特色，战斗性很强，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也相当高，不愧为是一份批判‘戴季陶主义’的战斗檄文”。但是，该文却遭到当时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公开“申明”方式的反对，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与当时国共两党互相妥协的政策有关。
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内部一度混乱，新右派逐渐形成，他们与以冯自由为首的老右派勾结，反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反对苏俄。作为国民党新右派思想工具的就是“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出现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新右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蔡和森、毛泽东、瞿秋白、萧楚女等同志都主张团结国民党左派，给新右派们以坚决的回击。许多同志曾写文章对“戴季陶主义”在理论上进行了批判。但是，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代表维经斯基的推动下却主张对戴季陶新右派妥协退让。他的这种主张直接影响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新右派的态度和政策。虽然陈独秀也曾对“戴季陶主义”进行批判，如一九二五年九月他写信给戴季陶，指出戴季陶是“排除共产派运动中”新的代表人物，并在理论上驳斥了戴季陶的一些反动观点，但不久，他又同戴季陶谈判，“向戴季陶这些右派让步，致使信中也有解释‘误会’的多余话，表现妥协”。
在陈独秀看来，国民党新右派中，戴季陶还是革命的，在他发表的《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一文中说“邹鲁等在西山开会，表面上虽是反对共产派，实际上另有破坏国民政府的阴谋，季陶先生未曾出席西山会议，正因为发现了他们的这种反革命阴谋”。在陈独秀这种看法的影响下，当时上海的中共中央认为“西山会议派中也有一些中派人物……决定采取具体步骤，争取他们，来分化西山会议”。并且认为在全国各处，革命形势“都受到打击，因此主张向右派让步，以保持联合战线”。于是，上海中共中央即以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三人为代表，与西山会议派的孙科、叶楚伧、邵元冲三人在上海苏联领事馆谈判，双方最后达成协议。中共中央与国民党新右派达成协议后，随即对内部的“过激”行为进行批评。
因为萧楚女与戴季陶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当时中共与新右派之间矛盾的公开表现，因此，中共中央执委会对萧楚女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发表了“所有言论，本党概不负责”的“申明”。中共对内部的“过激”行为进行了压抑之后，国民党中央也相应对其内部的“过激”行为进行了批评。○
本刊编辑部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为什么》
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内部一度混乱，新右派逐渐形成，他们与以冯自由为首的老右派勾结，反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反对苏俄。作为国民党新右派思想工具的就是“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出现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新右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蔡和森、毛泽东、瞿秋白、萧楚女等同志都主张团结国民党左派，给新右派们以坚决的回击。许多同志曾写文章对“戴季陶主义”在理论上进行了批判。但是，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代表维经斯基的推动下却主张对戴季陶新右派妥协退让。他的这种主张直接影响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新右派的态度和政策。虽然陈独秀也曾对“戴季陶主义”进行批判，如一九二五年九月他写信给戴季陶，指出戴季陶是“排除共产派运动中”新的代表人物，并在理论上驳斥了戴季陶的一些反动观点，但不久，他又同戴季陶谈判，“向戴季陶这些右派让步，致使信中也有解释‘误会’的多余话，表现妥协”。
在陈独秀看来，国民党新右派中，戴季陶还是革命的，在他发表的《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一文中说“邹鲁等在西山开会，表面上虽是反对共产派，实际上另有破坏国民政府的阴谋，季陶先生未曾出席西山会议，正因为发现了他们的这种反革命阴谋”。在陈独秀这种看法的影响下，当时上海的中共中央认为“西山会议派中也有一些中派人物……决定采取具体步骤，争取他们，来分化西山会议”。并且认为在全国各处，革命形势“都受到打击，因此主张向右派让步，以保持联合战线”。于是，上海中共中央即以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三人为代表，与西山会议派的孙科、叶楚伧、邵元冲三人在上海苏联领事馆谈判，双方最后达成协议。中共中央与国民党新右派达成协议后，随即对内部的“过激”行为进行批评。
因为萧楚女与戴季陶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当时中共与新右派之间矛盾的公开表现，因此，中共中央执委会对萧楚女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发表了“所有言论，本党概不负责”的“申明”。中共对内部的“过激”行为进行了压抑之后，国民党中央也相应对其内部的“过激”行为进行了批评。○
本刊编辑部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