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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国和法国，这几个大经济体都换届了，不少欧盟国家在去年也换届了。现在各国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也相应地会出台一些政策。我认为，难的是如何把这些政策真正落实下去，而且是长期实施下去
《中国新时代》：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之后，您所感受到的企业经营状况有什么样的变化？
Mark Rushton：全球的经济放缓了，尤其反映到消费市场，美国和欧洲经济也减慢了。欧盟商会是代表在华投资的欧洲企业的商会，我们所感受到的危机之后的经济环境可能有所不同。实际上，我们对于现状比较满意，欧盟的企业经营情况还不错。我们的企业在中国投资，瞄准中国市场，而中国依然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危机之后，在美国和欧洲销售产品非常困难，现在西方的危机已经跨洋过海登陆中国。我们的企业希望能在中国进行更多的投资。虽然欧盟国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可那是国家层面上的，企业仍然有钱进行投资。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企业更加谨慎，他们在投资的时候考虑更多的因素，比如政策、规范、投资回报率和风险控制等。
过去5年我们的调查中提到，为什么它们想在中国投资，原因是企业希望把产品销往中国市场。在最近的调查中，我们问到这些企业对在中国投资的想法。一方面，欧盟企业告诉我们，它们有在华投资的意向。而另一方面，数据显示欧盟企业在华投资放缓。我认为这反映出企业的谨慎态度，除非它们非常肯定能得到回报，否则不会轻易投出一分钱。
在我们的调查中，22%的企业表示，它们考虑把投资转移到其他国家。有些在中国有投资计划的企业在寻找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投资机会。
中国经济发展很快，而在中国越来越富有之后，成本随之上升了。劳动成本上升了，而且市场竞争更激烈。所以情况是，欧洲母国经济增长乏力，市场萎缩，企业有资金投资，中国市场日趋饱和，企业比过去更谨慎了。
《中国新时代》：从细分行业来看，欧洲企业对哪些行业更有兴趣？
Mark Rushton：我们商会代表1，700家欧盟企业，来自于各种行业，很难说它们更希望投资到哪个领域。我们发现，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产品，比如食品和化妆品行业的情况良好，增长较快。政策环境对这些行业而言较为宽松，当然其中也存在标准问题，但是总体而言，这些领域欧洲企业与权威机构的关系很好，双方共同努力解决行业问题。
欧洲企业希望能够投资的领域是现在封闭的领域，那些中国不允许外国企业投资的领域，比如石化、电信。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欧盟企业对于战略新兴产业充满兴趣。战略新兴产业包含了很多内容，比如新能源、清洁能源、能效提高等等。欧盟企业在这些领域的水平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让企业可以与中国合作，帮助中国。但是，过去几年，我发现战略新兴产业更多地被政府支配，或者说，中国政府希望这些产业更本土化而非国际化。比如，这些领域的政府采购更倾向于国内企业。在这些领域，中国的政策应该更灵活一些，对外国企业的态度更宽容一些。
《中国新时代》：欧美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上不像以前那么容易盈利了，有没有一些企业计划在中国之外的地区投资？
Mark Rushton：非常多的企业告诉我们，他们希望能在中国投资，因为中国是世界经济的引擎，有巨大的市场，中国的全球地位越来越重要。
针对企业是否想离开中国，我们调查报告上的问题原文是，“你是否因为政策原因失去了盈利机会？”约一半的企业回答是肯定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你是否考虑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建厂？”但是，仍然有22%的企业回答，他们考虑在其他国家投资，比如巴西、印度、南非等其他新兴市场。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政策更宽松，以及成本更低。说到这里，其实欧洲公司大部分生产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对它们而言，低廉的人工成本并没有那么关键，相对而言，税收政策更为重要。这个情况对中国企业而言也是一样的。低端制造业更需要便宜的劳动力，一些中国的制造企业就转移到了越南这样的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
《中国新时代》：现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已经影响到了中国，您认为中国现在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Mark Rushton：过去几年，我们感觉到中国内部对于政策走向也有争议。中国现在处于困境之中。尽管有全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我相信没人会不同意这个观点：经济增长必将放缓。
近期出台了一份很有分量的报告，是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撰写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称，正如今后20年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率预计将放缓一样，不少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增长也会放缓。具体而言，我们预计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从2010-2015年期间年均将近9%的水平，逐步下降到2025-2030 年5%-6%的水平。增长放缓的部分原因在于资源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潜力大部分已经实现。展望今后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据估计中国目前的人均资本存量只有美国的8.7%，因此中国仍然有必要进一步积累资本），持续的资本积累虽然规模较大，但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不可避免地降低。
中国的经济增长太依赖于投资和出口，必须降低对二者的依赖度。中国需要增加内需以及提升自己在价值链中的位置。中国面临的另外两个问题是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正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严重。
《中国新时代》：想要解决问题，您认为需要做哪些改变？
Mark Rushton：中国现在处于非常时期，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虽然2008年的四万亿让中国维持了高增长，却也加剧了经济不平衡。提高投资回报率，让投出去的每一块钱都带来更多的收益，才是中国现在应该做的。
相比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较好的基础设施、研发基础和受教育人才。成绩源于过去的投资。这些领域是已经投资过的，因此难以再带来更多的利益回报。中国应该把投资方向转移到创新和提高生产率上。
上述观点其实都体现在“十二五”规划中，我认可“十二五”规划指出的发展方向。但是，“十二五”规划推出后，并没有看到中国做了哪些改变，投资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内需没有提高。尽管如此，我们有信心，未来中国会改变增长方式。同时，中国也将更加开放，不仅对外国企业，也对本国的民营企业。“十二五”规划意识到竞争推动发展，竞争带动创新，竞争帮助提高生产率。市场竞争越充分，创新越多，生产率越高。
我相信中国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很多人从原有的模式中获利，因此，基础性的改变难以实现。过去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那些年，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他们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他们不愿意改变。我相信中国的领导人明白过去的模式无以为继了。
《中国新时代》：对于世界经济而言，什么是最大的挑战？
Mark Rushton：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跟中国一样，美国和欧洲也需要改变。中国的问题是投资多内需少，而美国是相反的，内需多而投资少。我认为中国在改变，寻找其他引擎。而美国和欧洲也面临一样的问题，需要其他的引擎。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新兴经济体必须保持增长，才能平衡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下滑带来的影响。
从贸易角度看，目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国与国之间开放度不够。只有各国都保持开放，深化自由贸易，世界经济才能好转。危机期间，企业面临很大压力，为保护本国企业，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设置贸易壁垒是非常错误的，只会起到负面作用。确实，完全的自由贸易会让本国的某些产业承受压力，但是自由贸易才是正确的方向。
中国、美国和法国，这几个大经济体都换届了，不少欧盟国家在去年也换届了。现在各国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也相应地会出台一些政策。我认为，难的是如何把这些政策真正落实下去，而且是长期实施下去。
文章代表受访者个人观点，中国欧盟商会对相关问题保有最终解释权。
《中国新时代》：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之后，您所感受到的企业经营状况有什么样的变化？
Mark Rushton：全球的经济放缓了，尤其反映到消费市场，美国和欧洲经济也减慢了。欧盟商会是代表在华投资的欧洲企业的商会，我们所感受到的危机之后的经济环境可能有所不同。实际上，我们对于现状比较满意，欧盟的企业经营情况还不错。我们的企业在中国投资，瞄准中国市场，而中国依然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危机之后，在美国和欧洲销售产品非常困难，现在西方的危机已经跨洋过海登陆中国。我们的企业希望能在中国进行更多的投资。虽然欧盟国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可那是国家层面上的，企业仍然有钱进行投资。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企业更加谨慎，他们在投资的时候考虑更多的因素，比如政策、规范、投资回报率和风险控制等。
过去5年我们的调查中提到，为什么它们想在中国投资，原因是企业希望把产品销往中国市场。在最近的调查中，我们问到这些企业对在中国投资的想法。一方面，欧盟企业告诉我们，它们有在华投资的意向。而另一方面，数据显示欧盟企业在华投资放缓。我认为这反映出企业的谨慎态度，除非它们非常肯定能得到回报，否则不会轻易投出一分钱。
在我们的调查中，22%的企业表示，它们考虑把投资转移到其他国家。有些在中国有投资计划的企业在寻找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投资机会。
中国经济发展很快，而在中国越来越富有之后，成本随之上升了。劳动成本上升了，而且市场竞争更激烈。所以情况是，欧洲母国经济增长乏力，市场萎缩，企业有资金投资，中国市场日趋饱和，企业比过去更谨慎了。
《中国新时代》：从细分行业来看，欧洲企业对哪些行业更有兴趣？
Mark Rushton：我们商会代表1，700家欧盟企业，来自于各种行业，很难说它们更希望投资到哪个领域。我们发现，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产品，比如食品和化妆品行业的情况良好，增长较快。政策环境对这些行业而言较为宽松，当然其中也存在标准问题，但是总体而言，这些领域欧洲企业与权威机构的关系很好，双方共同努力解决行业问题。
欧洲企业希望能够投资的领域是现在封闭的领域，那些中国不允许外国企业投资的领域，比如石化、电信。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欧盟企业对于战略新兴产业充满兴趣。战略新兴产业包含了很多内容，比如新能源、清洁能源、能效提高等等。欧盟企业在这些领域的水平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让企业可以与中国合作，帮助中国。但是，过去几年，我发现战略新兴产业更多地被政府支配，或者说，中国政府希望这些产业更本土化而非国际化。比如，这些领域的政府采购更倾向于国内企业。在这些领域，中国的政策应该更灵活一些，对外国企业的态度更宽容一些。
《中国新时代》：欧美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上不像以前那么容易盈利了，有没有一些企业计划在中国之外的地区投资？
Mark Rushton：非常多的企业告诉我们，他们希望能在中国投资，因为中国是世界经济的引擎，有巨大的市场，中国的全球地位越来越重要。
针对企业是否想离开中国，我们调查报告上的问题原文是，“你是否因为政策原因失去了盈利机会？”约一半的企业回答是肯定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你是否考虑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建厂？”但是，仍然有22%的企业回答，他们考虑在其他国家投资，比如巴西、印度、南非等其他新兴市场。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政策更宽松，以及成本更低。说到这里，其实欧洲公司大部分生产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对它们而言，低廉的人工成本并没有那么关键，相对而言，税收政策更为重要。这个情况对中国企业而言也是一样的。低端制造业更需要便宜的劳动力，一些中国的制造企业就转移到了越南这样的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
《中国新时代》：现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已经影响到了中国，您认为中国现在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Mark Rushton：过去几年，我们感觉到中国内部对于政策走向也有争议。中国现在处于困境之中。尽管有全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我相信没人会不同意这个观点：经济增长必将放缓。
近期出台了一份很有分量的报告，是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撰写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称，正如今后20年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率预计将放缓一样，不少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增长也会放缓。具体而言，我们预计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从2010-2015年期间年均将近9%的水平，逐步下降到2025-2030 年5%-6%的水平。增长放缓的部分原因在于资源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潜力大部分已经实现。展望今后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据估计中国目前的人均资本存量只有美国的8.7%，因此中国仍然有必要进一步积累资本），持续的资本积累虽然规模较大，但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不可避免地降低。
中国的经济增长太依赖于投资和出口，必须降低对二者的依赖度。中国需要增加内需以及提升自己在价值链中的位置。中国面临的另外两个问题是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正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严重。
《中国新时代》：想要解决问题，您认为需要做哪些改变？
Mark Rushton：中国现在处于非常时期，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虽然2008年的四万亿让中国维持了高增长，却也加剧了经济不平衡。提高投资回报率，让投出去的每一块钱都带来更多的收益，才是中国现在应该做的。
相比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较好的基础设施、研发基础和受教育人才。成绩源于过去的投资。这些领域是已经投资过的，因此难以再带来更多的利益回报。中国应该把投资方向转移到创新和提高生产率上。
上述观点其实都体现在“十二五”规划中，我认可“十二五”规划指出的发展方向。但是，“十二五”规划推出后，并没有看到中国做了哪些改变，投资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内需没有提高。尽管如此，我们有信心，未来中国会改变增长方式。同时，中国也将更加开放，不仅对外国企业，也对本国的民营企业。“十二五”规划意识到竞争推动发展，竞争带动创新，竞争帮助提高生产率。市场竞争越充分，创新越多，生产率越高。
我相信中国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很多人从原有的模式中获利，因此，基础性的改变难以实现。过去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那些年，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他们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他们不愿意改变。我相信中国的领导人明白过去的模式无以为继了。
《中国新时代》：对于世界经济而言，什么是最大的挑战？
Mark Rushton：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跟中国一样，美国和欧洲也需要改变。中国的问题是投资多内需少，而美国是相反的，内需多而投资少。我认为中国在改变，寻找其他引擎。而美国和欧洲也面临一样的问题，需要其他的引擎。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新兴经济体必须保持增长，才能平衡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下滑带来的影响。
从贸易角度看，目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国与国之间开放度不够。只有各国都保持开放，深化自由贸易，世界经济才能好转。危机期间，企业面临很大压力，为保护本国企业，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设置贸易壁垒是非常错误的，只会起到负面作用。确实，完全的自由贸易会让本国的某些产业承受压力，但是自由贸易才是正确的方向。
中国、美国和法国，这几个大经济体都换届了，不少欧盟国家在去年也换届了。现在各国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也相应地会出台一些政策。我认为，难的是如何把这些政策真正落实下去，而且是长期实施下去。
文章代表受访者个人观点，中国欧盟商会对相关问题保有最终解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