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现代文学成为历史已经有近四十年了，而王观泉所著《“天火”在中国燃烧》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现代传播的经验教训的第一本著作。这也许是因为很久以来，我们经常只是从政治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意义和作用，所以，尽管也有些现代文学史零星地回顾和记载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情况，但这些记述还远未深入到理论分析的程度，还很少从文学过程本身着眼分析马克思主义文艺在各个时期和具体领域实施的经验教训，以利弊得失来检验和评价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知识水平，因此，这个问题的研究就一直未发展成独立的课题。说到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我们过去多半是停留在“主导”或“指导”作用之类的一般论断上，而无力做更切实深入的分析。这种状况主要还在于我们未能结合中国现代文学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进行科学的剖析。而这一个机缘和条件的形成，并非只是文学研究自身的事，它要靠时代和社会的总体推动。
正是因为人们逐渐甩掉了极“左”和教条主义精神枷锁，才启发和推动了《“天火”在中国燃烧》的作者认真回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现代中国传播的历程，并鼓舞他努力追寻这一历程的具体特征，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作者认为：“我国的革命文学家开始是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阶级斗争学说武装思想的，然后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所以比一开始只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思想上要坚实得多。总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成绩也是巨大的。”这一归纳是总结了大量史料之后才得出的，弥足珍重。具体说来，例如其中对“五四”运动后《晨报》的中坚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活动的回顾，不仅补充了历来的现代文学史著作所忽视的史实，而且评价公允。另外象托洛斯基的文艺观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问题，作者也都面对事实进行认真的探讨，对其积极意义和消极作用做了虽不尽详细却有启发性的阐发。这些在过去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曾被看作是不必为甚至不敢为的认真分析，不仅表现出作者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反映了较高的当代性研究眼光。作者有着积极的思考姿态，即探索着对革命的传统进行科学的分析。这似乎是比书中那些具体结论更引人注目的地方。如果说，先驱者的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使这本小书增加了历史的分量，那么这种努力超越先驱者思想境界的分析精神则是它的思维线索的轴心，它足以激发人们的开放性联想。
和世界上那些以宗教教义支持民族精神信仰的国家相比，中华民族的心理特色是注重社会实践，由此的直接派生结果是我们对历史传统的高度尊重和恪守。这个精神传统影响到现代，则发展成了继承无产阶级革命传统的坚定精神信条。我们过去强调继承革命传统，其中包括了文学继承为革命事业服务和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传统等等，这主要是以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观念为标准去衡量后来者的思想方法。这种纵向的比较确实有保持发展方向基本连续的积极价值。但是，如果把这种纵向的比较标准绝对化，对传统缺乏分析，那便会造成固守旧日观念的单调和僵化的精神状态。从精神价值观念来讲，人们的思想不应只着眼于维护一种传统的声誉，首先的目标在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马克思早就指出过纵向比较标准固定不变的弊害，说：“人们不应当再拿某种不以个人为转移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而比较应当变成他们的自我区分，即转成他们个性的自由发展，而这种转变是通过他们把‘固定观念’从头脑中挤出去的办法来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18页)如果以“自我区分”的方法来回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现代中国的传播过程，就会发觉，因为这种传播始终是政治斗争的派生物和发展结果，所以固然杜绝了“为艺术而艺术”观念的消极影响，但也往往因噎废食，使我们放弃了对文学自身现象的解剖和认识。也就是说，过去人们一般只重视马克思的文艺思想和他们的政治经济学说，阶级斗争理论的密切联系，却曾经长期忽略了二者的区别，未认真对待文学的独特价值。这个缺陷的显著外部特征，就象《“天火”在中国燃烧》一书所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引进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基本上只停留在翻译、介绍和诠释的水平上；其内在标志则是不能明晰描画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深层结构。由此可见，纵向的历史探讨还有待于横向理论分析的引导和配合。对研究著作来说，也就是历史的容量要和理论思维的容量相交融。只有科学地认识前辈的足迹，分析其得失经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更深入透彻的理解，并进而发展这一理论体系，我们才能无愧地告慰那些曾为神圣事业而献身的文学先驱。
最后应补记一笔的是，《“天火”在中国燃烧》一书探讨的马克思文艺理论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历史只到三十年代为止，其实这项研究是应该继续到四十年代直至全国解放的。如果作者能把这一研究继续深入进行下去，我相信他将会更意识到理论思维制约历史叙述的重要性，着力剖析我们历史上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认识的正误优劣，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更有益更直接的教益。
(《“天火”在中国燃烧》，王观泉著，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九月第一版，0.62元)
正是因为人们逐渐甩掉了极“左”和教条主义精神枷锁，才启发和推动了《“天火”在中国燃烧》的作者认真回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现代中国传播的历程，并鼓舞他努力追寻这一历程的具体特征，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作者认为：“我国的革命文学家开始是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阶级斗争学说武装思想的，然后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所以比一开始只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思想上要坚实得多。总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成绩也是巨大的。”这一归纳是总结了大量史料之后才得出的，弥足珍重。具体说来，例如其中对“五四”运动后《晨报》的中坚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活动的回顾，不仅补充了历来的现代文学史著作所忽视的史实，而且评价公允。另外象托洛斯基的文艺观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问题，作者也都面对事实进行认真的探讨，对其积极意义和消极作用做了虽不尽详细却有启发性的阐发。这些在过去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曾被看作是不必为甚至不敢为的认真分析，不仅表现出作者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反映了较高的当代性研究眼光。作者有着积极的思考姿态，即探索着对革命的传统进行科学的分析。这似乎是比书中那些具体结论更引人注目的地方。如果说，先驱者的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使这本小书增加了历史的分量，那么这种努力超越先驱者思想境界的分析精神则是它的思维线索的轴心，它足以激发人们的开放性联想。
和世界上那些以宗教教义支持民族精神信仰的国家相比，中华民族的心理特色是注重社会实践，由此的直接派生结果是我们对历史传统的高度尊重和恪守。这个精神传统影响到现代，则发展成了继承无产阶级革命传统的坚定精神信条。我们过去强调继承革命传统，其中包括了文学继承为革命事业服务和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传统等等，这主要是以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观念为标准去衡量后来者的思想方法。这种纵向的比较确实有保持发展方向基本连续的积极价值。但是，如果把这种纵向的比较标准绝对化，对传统缺乏分析，那便会造成固守旧日观念的单调和僵化的精神状态。从精神价值观念来讲，人们的思想不应只着眼于维护一种传统的声誉，首先的目标在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马克思早就指出过纵向比较标准固定不变的弊害，说：“人们不应当再拿某种不以个人为转移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而比较应当变成他们的自我区分，即转成他们个性的自由发展，而这种转变是通过他们把‘固定观念’从头脑中挤出去的办法来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18页)如果以“自我区分”的方法来回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现代中国的传播过程，就会发觉，因为这种传播始终是政治斗争的派生物和发展结果，所以固然杜绝了“为艺术而艺术”观念的消极影响，但也往往因噎废食，使我们放弃了对文学自身现象的解剖和认识。也就是说，过去人们一般只重视马克思的文艺思想和他们的政治经济学说，阶级斗争理论的密切联系，却曾经长期忽略了二者的区别，未认真对待文学的独特价值。这个缺陷的显著外部特征，就象《“天火”在中国燃烧》一书所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引进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基本上只停留在翻译、介绍和诠释的水平上；其内在标志则是不能明晰描画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深层结构。由此可见，纵向的历史探讨还有待于横向理论分析的引导和配合。对研究著作来说，也就是历史的容量要和理论思维的容量相交融。只有科学地认识前辈的足迹，分析其得失经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更深入透彻的理解，并进而发展这一理论体系，我们才能无愧地告慰那些曾为神圣事业而献身的文学先驱。
最后应补记一笔的是，《“天火”在中国燃烧》一书探讨的马克思文艺理论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历史只到三十年代为止，其实这项研究是应该继续到四十年代直至全国解放的。如果作者能把这一研究继续深入进行下去，我相信他将会更意识到理论思维制约历史叙述的重要性，着力剖析我们历史上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认识的正误优劣，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更有益更直接的教益。
(《“天火”在中国燃烧》，王观泉著，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九月第一版，0.6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