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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下称“六普”）的主要数据已经公布。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24852人，与2000年五普相比，10年共增长5.84%，年平均增长率为0.57%；其中0-14岁人口占16.60%，在过去10年下降了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在过去10年上升了2.93个百分点。
普查数据进一步明确揭示了我国人口方面的两个趋势：增长速度不断放慢；人口少子老龄化进程加快。“六普”人口总量不但低于国家人口计生委2005年年中提出的人口规划目标（2010年13.7亿，不包括台港澳地区人口，下同）近3000万，还低于联合国2008年版的中国人口“低方案”预测（13.54亿）。
中国的人口总量和增长速度都被高估了。“六普”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增长趋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应该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实行了30多年的生育控制政策，是否要作出相应的重要调整。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明确提出了当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理由：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减少消费，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确保重要产品的人均产量更快地提高，以及减少资源消耗和保护环境。
30年后，中国的人口和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增长过快”的趋势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1980年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1.19%；2010年该增长率已经下降到0.47%，不足前者的四成，人口负增长指日可待。上述联合国预测对我国2010年人口总量有所高估，但即便据此预测，中国人口也将在2020至2025年期間达到峰值（13.99亿），然后转入负增长；本世纪中叶（2050年），我国人口总量（12.37亿）将显著低于上世纪末我国人口总量（12.66亿），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将高达四分之一以上（26.7%），0－14岁少年人口的规模将仅为印度的三分之一左右。
同样是在这30年中，中国经济形势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在过去30年里，中国经济总量保持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近10%，现在经济增长模式已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供给驱动转变为需求驱动，或者说，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已从供给不足转向需求相对不足。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也已从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转变为扩大消费需求；我国重要产品的人均产量已经大大提高，部分行业为产能过剩所困扰；影响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已经不是人口总量，而是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2000－2008年期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一倍多，这主要不是人口总量增长导致的（人口总量增长只能解释总消费量的增长不足5％），增量的95%以上来源于人均消费量的增长——人均消费增长背后，是中国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国减少能源和资源消耗的关键，不在于控制人口总量增长，而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理念以后，人们对发展目标的多维性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人口政策的制定，应以人民的福祉和家庭幸福为政策考虑的基石。显然，一个家庭是否幸福，不仅取决于这个家庭收入的多少。当一对夫妇认为生育子女可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时，这种想法是合理和正当的，应该尽量加以尊重。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该遵照中央“公开信”的说法，认真考虑尽快对生育政策作出相应的重要调整。第一步，应该允许城乡育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反对政策调整的一个比较常见的理由，是一旦生育政策放宽，就要出现生育率的反弹。但是从我国生育率变动趋势和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来看，这种理由得不到实证数据的支持。相反，我国在覆盖800万人口的部分地区进行 “二胎”试点证明，宽松的生育政策反而有利于提高居民对生育政策的依从率，实现比同省其他地区更低的生育率。
我国的生育控制政策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政治成本高昂的特殊政策。在不同的社会人群中，广大农民和农村妇女承担了更高的成本。迄今为止，在世界各国中，中国是依然实行这一政策的唯一的国家。要求调整生育控制政策的声音正在变得越来越大，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1980年的“公开信”说，“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普查数据再一次表明，“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的时候已经到了。（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普查数据进一步明确揭示了我国人口方面的两个趋势：增长速度不断放慢；人口少子老龄化进程加快。“六普”人口总量不但低于国家人口计生委2005年年中提出的人口规划目标（2010年13.7亿，不包括台港澳地区人口，下同）近3000万，还低于联合国2008年版的中国人口“低方案”预测（13.54亿）。
中国的人口总量和增长速度都被高估了。“六普”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增长趋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应该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实行了30多年的生育控制政策，是否要作出相应的重要调整。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明确提出了当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理由：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减少消费，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确保重要产品的人均产量更快地提高，以及减少资源消耗和保护环境。
30年后，中国的人口和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增长过快”的趋势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1980年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1.19%；2010年该增长率已经下降到0.47%，不足前者的四成，人口负增长指日可待。上述联合国预测对我国2010年人口总量有所高估，但即便据此预测，中国人口也将在2020至2025年期間达到峰值（13.99亿），然后转入负增长；本世纪中叶（2050年），我国人口总量（12.37亿）将显著低于上世纪末我国人口总量（12.66亿），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将高达四分之一以上（26.7%），0－14岁少年人口的规模将仅为印度的三分之一左右。
同样是在这30年中，中国经济形势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在过去30年里，中国经济总量保持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近10%，现在经济增长模式已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供给驱动转变为需求驱动，或者说，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已从供给不足转向需求相对不足。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也已从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转变为扩大消费需求；我国重要产品的人均产量已经大大提高，部分行业为产能过剩所困扰；影响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已经不是人口总量，而是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2000－2008年期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一倍多，这主要不是人口总量增长导致的（人口总量增长只能解释总消费量的增长不足5％），增量的95%以上来源于人均消费量的增长——人均消费增长背后，是中国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国减少能源和资源消耗的关键，不在于控制人口总量增长，而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理念以后，人们对发展目标的多维性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人口政策的制定，应以人民的福祉和家庭幸福为政策考虑的基石。显然，一个家庭是否幸福，不仅取决于这个家庭收入的多少。当一对夫妇认为生育子女可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时，这种想法是合理和正当的，应该尽量加以尊重。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该遵照中央“公开信”的说法，认真考虑尽快对生育政策作出相应的重要调整。第一步，应该允许城乡育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反对政策调整的一个比较常见的理由，是一旦生育政策放宽，就要出现生育率的反弹。但是从我国生育率变动趋势和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来看，这种理由得不到实证数据的支持。相反，我国在覆盖800万人口的部分地区进行 “二胎”试点证明，宽松的生育政策反而有利于提高居民对生育政策的依从率，实现比同省其他地区更低的生育率。
我国的生育控制政策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政治成本高昂的特殊政策。在不同的社会人群中，广大农民和农村妇女承担了更高的成本。迄今为止，在世界各国中，中国是依然实行这一政策的唯一的国家。要求调整生育控制政策的声音正在变得越来越大，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1980年的“公开信”说，“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普查数据再一次表明，“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的时候已经到了。（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