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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第九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陈俊生已逝世十周年了。陈俊生在黑龙江工作38年，“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大损失”。
1973年6月，陈俊生任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持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1975年10月，省委政研室合并到省委办公室（今办公厅），陈俊生仍任副主任主持工作。1978年3月任省委办公厅主任，6月任省委秘书长，8月任省委常委（“文革前”，1966年1月，中央曾任命他为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1981年10月任省委书记仍兼省委秘书长至1982年8月，1984年8月调中央工作。
期间，由于他在书记中分管常务，有关省委常委会议和活动安排、印发会议纪要等，经省委分管副秘书长、秘书长审阅后，都要送他审定或批示，有幸与陈俊生接触并聆听他的亲切教诲，感受他高尚的思想品德，鞠躬尽瘁、拼命的忘我工作态度，勤奋学习、思想解放、改革创新的精神，严于律己、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等。
一
陈俊生理论修养功底深厚。他在工作之余，始终孜孜不倦地刻苦攻读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著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文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许多经典著作都通读甚至精读多遍，一些警句、名言可以背诵，积累了很多资料，撰写了大量的心得笔记和文章。他看问题有敏锐的洞察力、分析力、穿透力，理论上、政治上非常清醒坚定。他对邓小平提出完整的、准确的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和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阐述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内涵、寓意理解深刻。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他意识到必须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胆地、正确地看待建国以来28年的历史和明辨是非对错，尽管当时局势还不明朗，不少领导干部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还心存疑虑，采取观望等待态度，但陈俊生在主持参与起草的省委第一书记1978年6月12日在地市和省直各部门负责人会议的讲话中，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突破“两个凡是”禁区，坚定支持和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在全国率先为“文革”前的省委平反，指出欧阳钦主持下的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红的。这个表态反映了省委常委的共同心声。省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在省内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各市地县委纷纷冲破“两个凡是”禁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解放思想为“文革”前的地市县委平反，大大加快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步伐。
二
陈俊生视野广阔，思想深邃。他非常注重学习研究中国历史和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特别重视党史的学习研究和历史知识、历史经验教训的借鉴和运用，他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一些著作，还有现代科学的一些基本知识等，广学博览，知识面很宽。所以在认识和解决问题时，他思路宽广，思想深刻，深谋远虑，颇有见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七天，1978年12月29日，他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小组发言中，没有停留在通常一般性、表态性的发言上，而是侧重谈怎么转移，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对民主与法制问题的解决，他就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入手，更深层次的谈了值得注意的问题。他认为，在党内“必须经常和封建帝王思想的影响进行坚决斗争，千万防止帝王思想侵蚀我们党的肌体，特别要防止侵蚀到领导层。党的各级领导人都应置于群众监督之下，群众有权批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内，言词那怕尖刻一些也不能说是犯法，不能构成犯罪”。党代会、人代会的代表选举，“要按照巴黎公社原则，改革选举制度和方法。要改变等额选举，恢复差额选举。”党代会、人代会代表的产生，“协商是必要的，但协商不能代替会议选举。开代表大会时，不能只是小组讨论，也要有大会发言，让代表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大会发言一律登报”。对法院、检察院的工作，他提出“法院要实行公开审判，允许受审人申辩，允许受审人找律师，凡是触及刑律的事，都应交给司法部门处理，在各级党委领导和群众监督之下，法院和检察院独立负责。”在党的报刊上“可以开展批评，不能只许说好话，报上发表的东西不是结论，可以展开讨论。党报应当成为反映党和人民意志的喉舌”。“对理论学术方面的不同意见，党和政府不要从政治上去做结论，允许各自保留不同意见。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对理论和学术问题上的看法和意见，不应该成为党员和人民群众必须遵守的统一口径和准绳。应该把这些意见、看法、观点同党的方针政策、决议、政府法律，严格区别开来”。要改变这样一种印象，“好像谁的权大真理就在谁手里，理随权走，有权就有理，权大理就多，这违反历史唯物主义，不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他还主张，为了把经济计划放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今后应当在报纸上定期公布国民经济计划完成比较详细的数字（国家重大机密的除外），还应当允许在报纸上对经济政策问题进行讨论”等等。陈俊生当时能够提出这些问题，充分说明他思想解放，远见卓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前瞻性，有些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加强，他的这些意见都得到了落实。
三
陈俊生调查研究的基本功非常过硬。他始终坚持毛泽东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点和他在实践中感悟的“没有正确的调查也没有发言权”这一道理，以此为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他非常注重研究中央的大政方针，省委工作的中心、重点，基层干部群众反映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每个时期工作中形成几个大的、重要的题目，去深入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周密系统地调查研究，形成正确的解决对策，从而掌握工作的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对工作的话语权、指导权、科学的决策权。
1979年，中央决定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怎么调整，一些人还在思索考虑时，陈俊生根据他平时调研掌握的情况，适时地提出黑龙江工业在调整中必须逐步解决“三多三少”的问题，即：重工业多，轻工业少（1978年重轻工业比例是73.4%：26.6%）；全民所有制工业多，集体所有制工业少（197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占84%，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只占16%）；大工业多，小工业少（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油、木、煤、电、机械、军工、冶金、化工等大工业占70%以上，为地方服务的中小工业不到30%）。他用大量事实以及和省外对比说明“三多三少”及所带来的问题，即：主要工业品统配的多，自主（有机动余地）的少（地方工业守着大林区、大煤矿，用的多是等外材、质次价高的小窑煤，哈市二轻系统煤炭三分之二用的小窑煤，一年多花100多万元）；调出的原料多，自己就地加工少；票子多，东西少的又一个“三多三少”的局面，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不改变，工业不调整，黑龙江就摆脱不了“第三世界”的地位，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需要满足不了，工业速度上不去，全省财政活不了，自筹资金越来越少，整个国民经济活不起来。反过来，也影响大工业的发展和对全国的支援。他从历史上、现实上深刻分析了造成“三多三少”的原因，提出了从省情出发，在指导思想上、工业投资上、发挥省内长处和优势上、电力燃料和原材料分配上、政策扶植上，解决“三多三少”的可行意见。一方面继续发展煤木油等大工业；另一方面要在轻工、纺织、手工业、农机工业、建材工业等方面，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发挥长处和优势。轻纺工业大力发展急需的糖、乳、纸、革、麻、毛、丝、化、木制品、食品工业（后来省委去掉食品工业提法，加上薯、粮、豆，变成了从12个方面来发展轻纺工业）。还有扩大出口贸易。做到以重促轻，以轻保重，以快养慢，以大帯小，以小保大，大中小结合。实践证明，这对全省工业调整起到重要指导作用。 1982年陈俊生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调查，就用大量的事实令人信服地回答和解决了一些领导和群众对承包到户会不会破坏集体经济、影响农业机械化作用的发挥等8个担心和疑虑，对全省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还有1982年，省内大专院校，特别是理工院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品德和人生观的教育怎么搞，一直是个难题。他带着这个题目到哈尔滨建工学院和一些老师、学生进行调研，帮助学院领导总结了从讲中外有伟大成就的科学家的历史入手，对学生进行“三部分、十二篇”的思想品德修养教育的经验，收到很好的效果。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作了详细报道，省委下发了文件。
四
陈俊生思想解放，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1979年，他参与研究提出的经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同意的为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准备的材料中，提出要把经济工作搞好，必须解决集权主义的体制问题，建议中央把真理标准的讨论引伸到经济工作中去。指出“经济工作中‘两个凡是’观点不解决，老框框不破除，禁区不打破，谈体制改革就是一句空话”。希望中央有关部门支持地方改革，做体制改革的促进派，中央要允许地方大胆进行体制改革的试验。指出“按照五个文件（即《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5个有关管理体制改革的文件）搞试点，限制太严，控制太死，要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进行试点。从实践中看，凡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方针政策，就是正确的；凡不利于发展生产的方针政策，就是不正确的；凡破坏生产的就是反动的政策。”呼吁对试点单位，应允许打破现有框框，允许改变现行政策。建议中央对黑龙江应采取“取之于黑龙江，用之于黑龙江，为国家多做贡献”的政策。把黑龙江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试点单位从财政体制、外贸体制、物资体制、价格问题等方面给以必要的照顾。对此，当时在黑龙江进行边养病边调研的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建议中央不仅把黑龙江作为一个重要的农、林、牧基地加以重点扶助，而且把它作为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以利于更快地挖掘它的巨大潜力，使它更快地富裕起来。”早在1978年，陈俊生就在发言中要求中央增加地方、企业的权利，缩小中央各部门的权利，指出中央工业部门那么多，值得研究。要在经济计划、财政、外贸等各方面给地方、企业以更大的权利。要发挥中央、地方、企业、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他参与研究制定了黑龙江省大力发展城镇集体经济的35条规定，扩大全民所有制的工业企业自主权试点的14条，大力发展社队企业的20条规定等等。对经济的调整、改革、搞活、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他与省委常委共同研究确定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两改两开，富国富民”，即通过搞好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造，搞好人才、资源开发和对外开放，把黑龙江经济搞上去，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作为省委当时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1984年，省委常委一致认为，陈俊生能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思想解放，有强烈改革创新精神，对黑龙江的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些非常好的意见，做出了积极贡献。
五
陈俊生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工作一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一丝不苟，缜密严谨，高标准严要求，坚持当日事当日毕。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加班，节假日、礼拜日很少休息。开全省性的大会期间，晚上组织的看电影等活动，他基本不参加，把时间都用在工作和学习上。1966年11月，欧阳钦在北京空军总医院休养，谈起陈俊生时对他的秘书邬芳林说，“陈俊生这个同志埋头苦干，好学深思”（邬芳林回忆欧阳钦文章）。陈俊生担任省委秘书长、省委常委后，对反映的会议多、时间长、解决问题不够，没时间深入抓好分管工作等问题，他在省委主要领导的支持下，按照党政分工、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大力抓好精简会议。首先从省委做起，他对省委常委参加的各种会议、活动、下去调查研究、建立基层联系点等都制定了规章制度，他主持参与制定了省委常委会的工作规则、省委常委会议议事规则、省委常委办公会议的议事规则，对省委常委参加其他会议和活动也都作了明确规定。为进一步使常委从“文山会海”和应酬中解脱出来，他还大力抓了精简文件、简报和刊物，制定下发了关于改进省委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七项规定。为使省委常委会议、办公会议决定事项能切实贯彻落实，印发了《会议纪要》并研究建立了督办机构与制度。此后，全省各地市县也都仿照办理。
陈俊生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起草重要文件、报告、发言的指示。他对省委和自己领导范围内的重要文件、报告都参与研究，亲自修改，精心斟酌。他个人讲话、发言，一般都在调查研究或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亲自动手起草或修改。因而，每次报告、讲话都反响强烈，获得好评。1983年，他在全省组织工作会议上关于实现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四化”方针问题的讲话，就是在组织部门提供讲话稿的基础上，经过他修改补充，讲后反响强烈，特别是对建设第三梯队上的求全责备，任人唯亲、嫉妒心理，妒贤嫉能三种错误思想和贯彻干部“四化”方针上的文凭和水平、文化知识与实践经验、知识结构和工作结构、民意测验和组织考核四个关系处理上的问题，他引用古今中外大量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事例进行了分析批判，指出要端正认识和态度，收到很好的效果，普遍反映，讲的“解渴”，解决问题。
陈俊生善于“弹钢琴”，他分管常务，对省委的日常工作考虑的全面深刻，周到细致，方方面面都照顾到，对问题处理的稳妥、得体，起到了省委主要领导的参谋助手作用。对此，常委与他谈心时都一致肯定和称赞。
总之，陈俊生为政清廉，淡泊名利，不以权谋私，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不伸手要待遇、要照顾。按中央1979年《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分管常务的省委副书记可配专车，但他说什么也不配。有一次，他去友谊宫开会，秘书因事没去，是我临散会时向省委车队要的车。1983年，省委主要领导考虑他分管、协管的事情比较多，没有专车给工作带来许多不便，一再坚持让他配专车这才配上。在同级干部中，他的住房条件也比较差，组织上几次要给他调房，但他都坚持不调，直到他调走。
对陈俊生的德才和他所担负的工作，1984年整党时，与会同志给予充分肯定。陈元直（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时任省人大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在会上高度评价俊生的才华，是“人才难得”；宫本言（原省委常委、时任副省长）评价陈俊生是“才华出众”。
（本文作者：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责任编辑：李作清
1973年6月，陈俊生任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持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1975年10月，省委政研室合并到省委办公室（今办公厅），陈俊生仍任副主任主持工作。1978年3月任省委办公厅主任，6月任省委秘书长，8月任省委常委（“文革前”，1966年1月，中央曾任命他为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1981年10月任省委书记仍兼省委秘书长至1982年8月，1984年8月调中央工作。
期间，由于他在书记中分管常务，有关省委常委会议和活动安排、印发会议纪要等，经省委分管副秘书长、秘书长审阅后，都要送他审定或批示，有幸与陈俊生接触并聆听他的亲切教诲，感受他高尚的思想品德，鞠躬尽瘁、拼命的忘我工作态度，勤奋学习、思想解放、改革创新的精神，严于律己、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等。
一
陈俊生理论修养功底深厚。他在工作之余，始终孜孜不倦地刻苦攻读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著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文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许多经典著作都通读甚至精读多遍，一些警句、名言可以背诵，积累了很多资料，撰写了大量的心得笔记和文章。他看问题有敏锐的洞察力、分析力、穿透力，理论上、政治上非常清醒坚定。他对邓小平提出完整的、准确的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和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阐述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内涵、寓意理解深刻。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他意识到必须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胆地、正确地看待建国以来28年的历史和明辨是非对错，尽管当时局势还不明朗，不少领导干部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还心存疑虑，采取观望等待态度，但陈俊生在主持参与起草的省委第一书记1978年6月12日在地市和省直各部门负责人会议的讲话中，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突破“两个凡是”禁区，坚定支持和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在全国率先为“文革”前的省委平反，指出欧阳钦主持下的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红的。这个表态反映了省委常委的共同心声。省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在省内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各市地县委纷纷冲破“两个凡是”禁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解放思想为“文革”前的地市县委平反，大大加快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步伐。
二
陈俊生视野广阔，思想深邃。他非常注重学习研究中国历史和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特别重视党史的学习研究和历史知识、历史经验教训的借鉴和运用，他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一些著作，还有现代科学的一些基本知识等，广学博览，知识面很宽。所以在认识和解决问题时，他思路宽广，思想深刻，深谋远虑，颇有见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七天，1978年12月29日，他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小组发言中，没有停留在通常一般性、表态性的发言上，而是侧重谈怎么转移，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对民主与法制问题的解决，他就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入手，更深层次的谈了值得注意的问题。他认为，在党内“必须经常和封建帝王思想的影响进行坚决斗争，千万防止帝王思想侵蚀我们党的肌体，特别要防止侵蚀到领导层。党的各级领导人都应置于群众监督之下，群众有权批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内，言词那怕尖刻一些也不能说是犯法，不能构成犯罪”。党代会、人代会的代表选举，“要按照巴黎公社原则，改革选举制度和方法。要改变等额选举，恢复差额选举。”党代会、人代会代表的产生，“协商是必要的，但协商不能代替会议选举。开代表大会时，不能只是小组讨论，也要有大会发言，让代表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大会发言一律登报”。对法院、检察院的工作，他提出“法院要实行公开审判，允许受审人申辩，允许受审人找律师，凡是触及刑律的事，都应交给司法部门处理，在各级党委领导和群众监督之下，法院和检察院独立负责。”在党的报刊上“可以开展批评，不能只许说好话，报上发表的东西不是结论，可以展开讨论。党报应当成为反映党和人民意志的喉舌”。“对理论学术方面的不同意见，党和政府不要从政治上去做结论，允许各自保留不同意见。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对理论和学术问题上的看法和意见，不应该成为党员和人民群众必须遵守的统一口径和准绳。应该把这些意见、看法、观点同党的方针政策、决议、政府法律，严格区别开来”。要改变这样一种印象，“好像谁的权大真理就在谁手里，理随权走，有权就有理，权大理就多，这违反历史唯物主义，不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他还主张，为了把经济计划放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今后应当在报纸上定期公布国民经济计划完成比较详细的数字（国家重大机密的除外），还应当允许在报纸上对经济政策问题进行讨论”等等。陈俊生当时能够提出这些问题，充分说明他思想解放，远见卓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前瞻性，有些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加强，他的这些意见都得到了落实。
三
陈俊生调查研究的基本功非常过硬。他始终坚持毛泽东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点和他在实践中感悟的“没有正确的调查也没有发言权”这一道理，以此为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他非常注重研究中央的大政方针，省委工作的中心、重点，基层干部群众反映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每个时期工作中形成几个大的、重要的题目，去深入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周密系统地调查研究，形成正确的解决对策，从而掌握工作的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对工作的话语权、指导权、科学的决策权。
1979年，中央决定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怎么调整，一些人还在思索考虑时，陈俊生根据他平时调研掌握的情况，适时地提出黑龙江工业在调整中必须逐步解决“三多三少”的问题，即：重工业多，轻工业少（1978年重轻工业比例是73.4%：26.6%）；全民所有制工业多，集体所有制工业少（197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占84%，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只占16%）；大工业多，小工业少（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油、木、煤、电、机械、军工、冶金、化工等大工业占70%以上，为地方服务的中小工业不到30%）。他用大量事实以及和省外对比说明“三多三少”及所带来的问题，即：主要工业品统配的多，自主（有机动余地）的少（地方工业守着大林区、大煤矿，用的多是等外材、质次价高的小窑煤，哈市二轻系统煤炭三分之二用的小窑煤，一年多花100多万元）；调出的原料多，自己就地加工少；票子多，东西少的又一个“三多三少”的局面，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不改变，工业不调整，黑龙江就摆脱不了“第三世界”的地位，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需要满足不了，工业速度上不去，全省财政活不了，自筹资金越来越少，整个国民经济活不起来。反过来，也影响大工业的发展和对全国的支援。他从历史上、现实上深刻分析了造成“三多三少”的原因，提出了从省情出发，在指导思想上、工业投资上、发挥省内长处和优势上、电力燃料和原材料分配上、政策扶植上，解决“三多三少”的可行意见。一方面继续发展煤木油等大工业；另一方面要在轻工、纺织、手工业、农机工业、建材工业等方面，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发挥长处和优势。轻纺工业大力发展急需的糖、乳、纸、革、麻、毛、丝、化、木制品、食品工业（后来省委去掉食品工业提法，加上薯、粮、豆，变成了从12个方面来发展轻纺工业）。还有扩大出口贸易。做到以重促轻，以轻保重，以快养慢，以大帯小，以小保大，大中小结合。实践证明，这对全省工业调整起到重要指导作用。 1982年陈俊生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调查，就用大量的事实令人信服地回答和解决了一些领导和群众对承包到户会不会破坏集体经济、影响农业机械化作用的发挥等8个担心和疑虑，对全省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还有1982年，省内大专院校，特别是理工院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品德和人生观的教育怎么搞，一直是个难题。他带着这个题目到哈尔滨建工学院和一些老师、学生进行调研，帮助学院领导总结了从讲中外有伟大成就的科学家的历史入手，对学生进行“三部分、十二篇”的思想品德修养教育的经验，收到很好的效果。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作了详细报道，省委下发了文件。
四
陈俊生思想解放，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1979年，他参与研究提出的经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同意的为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准备的材料中，提出要把经济工作搞好，必须解决集权主义的体制问题，建议中央把真理标准的讨论引伸到经济工作中去。指出“经济工作中‘两个凡是’观点不解决，老框框不破除，禁区不打破，谈体制改革就是一句空话”。希望中央有关部门支持地方改革，做体制改革的促进派，中央要允许地方大胆进行体制改革的试验。指出“按照五个文件（即《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5个有关管理体制改革的文件）搞试点，限制太严，控制太死，要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进行试点。从实践中看，凡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方针政策，就是正确的；凡不利于发展生产的方针政策，就是不正确的；凡破坏生产的就是反动的政策。”呼吁对试点单位，应允许打破现有框框，允许改变现行政策。建议中央对黑龙江应采取“取之于黑龙江，用之于黑龙江，为国家多做贡献”的政策。把黑龙江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试点单位从财政体制、外贸体制、物资体制、价格问题等方面给以必要的照顾。对此，当时在黑龙江进行边养病边调研的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建议中央不仅把黑龙江作为一个重要的农、林、牧基地加以重点扶助，而且把它作为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以利于更快地挖掘它的巨大潜力，使它更快地富裕起来。”早在1978年，陈俊生就在发言中要求中央增加地方、企业的权利，缩小中央各部门的权利，指出中央工业部门那么多，值得研究。要在经济计划、财政、外贸等各方面给地方、企业以更大的权利。要发挥中央、地方、企业、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他参与研究制定了黑龙江省大力发展城镇集体经济的35条规定，扩大全民所有制的工业企业自主权试点的14条，大力发展社队企业的20条规定等等。对经济的调整、改革、搞活、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他与省委常委共同研究确定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两改两开，富国富民”，即通过搞好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造，搞好人才、资源开发和对外开放，把黑龙江经济搞上去，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作为省委当时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1984年，省委常委一致认为，陈俊生能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思想解放，有强烈改革创新精神，对黑龙江的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些非常好的意见，做出了积极贡献。
五
陈俊生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工作一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一丝不苟，缜密严谨，高标准严要求，坚持当日事当日毕。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加班，节假日、礼拜日很少休息。开全省性的大会期间，晚上组织的看电影等活动，他基本不参加，把时间都用在工作和学习上。1966年11月，欧阳钦在北京空军总医院休养，谈起陈俊生时对他的秘书邬芳林说，“陈俊生这个同志埋头苦干，好学深思”（邬芳林回忆欧阳钦文章）。陈俊生担任省委秘书长、省委常委后，对反映的会议多、时间长、解决问题不够，没时间深入抓好分管工作等问题，他在省委主要领导的支持下，按照党政分工、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大力抓好精简会议。首先从省委做起，他对省委常委参加的各种会议、活动、下去调查研究、建立基层联系点等都制定了规章制度，他主持参与制定了省委常委会的工作规则、省委常委会议议事规则、省委常委办公会议的议事规则，对省委常委参加其他会议和活动也都作了明确规定。为进一步使常委从“文山会海”和应酬中解脱出来，他还大力抓了精简文件、简报和刊物，制定下发了关于改进省委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七项规定。为使省委常委会议、办公会议决定事项能切实贯彻落实，印发了《会议纪要》并研究建立了督办机构与制度。此后，全省各地市县也都仿照办理。
陈俊生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起草重要文件、报告、发言的指示。他对省委和自己领导范围内的重要文件、报告都参与研究，亲自修改，精心斟酌。他个人讲话、发言，一般都在调查研究或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亲自动手起草或修改。因而，每次报告、讲话都反响强烈，获得好评。1983年，他在全省组织工作会议上关于实现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四化”方针问题的讲话，就是在组织部门提供讲话稿的基础上，经过他修改补充，讲后反响强烈，特别是对建设第三梯队上的求全责备，任人唯亲、嫉妒心理，妒贤嫉能三种错误思想和贯彻干部“四化”方针上的文凭和水平、文化知识与实践经验、知识结构和工作结构、民意测验和组织考核四个关系处理上的问题，他引用古今中外大量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事例进行了分析批判，指出要端正认识和态度，收到很好的效果，普遍反映，讲的“解渴”，解决问题。
陈俊生善于“弹钢琴”，他分管常务，对省委的日常工作考虑的全面深刻，周到细致，方方面面都照顾到，对问题处理的稳妥、得体，起到了省委主要领导的参谋助手作用。对此，常委与他谈心时都一致肯定和称赞。
总之，陈俊生为政清廉，淡泊名利，不以权谋私，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不伸手要待遇、要照顾。按中央1979年《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分管常务的省委副书记可配专车，但他说什么也不配。有一次，他去友谊宫开会，秘书因事没去，是我临散会时向省委车队要的车。1983年，省委主要领导考虑他分管、协管的事情比较多，没有专车给工作带来许多不便，一再坚持让他配专车这才配上。在同级干部中，他的住房条件也比较差，组织上几次要给他调房，但他都坚持不调，直到他调走。
对陈俊生的德才和他所担负的工作，1984年整党时，与会同志给予充分肯定。陈元直（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时任省人大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在会上高度评价俊生的才华，是“人才难得”；宫本言（原省委常委、时任副省长）评价陈俊生是“才华出众”。
（本文作者：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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