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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集体记忆中的知识分子媒介形象是道义的化身，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道德失范行为引发了其媒介形象的道德危机。唯有通过整个社会的集体反思，重建道德体系、重申人文法则，才能推动社会道德与信仰的良性回归，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转型时期 知识分子媒介形象 道德危机
近年来，不断有身居高位的学术精英被媒介爆出各种丑闻，论著剽窃、履历造假等，知识分子成为社会良知的拷问对象，知识分子媒介形象面临道德危机。
道义化身——集体记忆中的知识分子媒介形象
知识分子媒介形象为大众传播媒介对客观世界中知识分子群体的再现，大众传媒通过新闻报道、图像、语言等多种元素构成对知识分子媒介形象的塑造，体现在知识分子的外在形象和内在品行、人格、气质、精神等，展现知识分子的言论、学术精神、思想观念、公共活动、私人生活等各方面。在民众的集体记忆中，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文化知识的传承者，更是社会道义和伦理精神的承担者，道义是知识分子的核心精神和内在特质。
西方学者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在我国，知识分子在民众心目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崇高形象，成为一种美好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来自于古代典籍、诗词、小说、绘画，到近现代报纸、杂志、图书、文艺作品、纪录片、回忆录，再到当代视频音像、电子书、互联网等，历史上多种丰富的传媒手段记录和刻画了知识分子的媒介形象，这种形象经过长年累月的沉淀和打磨，留在公众集体记忆深处的，是他们的道义精神和责任担当。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士大夫的儒雅之风深入人心，他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志向，以“忠孝仁义礼智信”为行为准则，最突出的表现是天下兴亡的忧患意识，以及追求真理和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群体媒介形象的核心内涵也体现在伦理道德和精神气质的高尚，1915年以后新一代知识分子如蔡元培、鲁迅、胡适等，他们积极地介入传媒，有着迥然不同的风度、情趣和气质，却在道德模式上保持着中国传统士人的人格风范。知识分子的命运跌宕起伏，但无可争议的是，他们是整个民族的精神脊梁、是国家社稷的命运寄托、是社会的道德典范和道义化身。社会转型以来在主流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大部分知识分子群体以正直、博学、奉献的主体媒介形象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但同时近年来不断曝光的丑闻严重损害了知识分子的威望，知识分子尴尬地面对着媒介形象的道德危机。
道德失范——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媒介形象危机
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成为整个社会的文化英雄和道德楷模，受到公众的尊崇和敬奉。转型时期在媒体的新闻报道中，知识分子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步步攀升，道德表现和操行标准却步步走低。面对滚滚而来的市场浪潮，日益严重的以权钱为中心的社会风气侵蚀了两袖清风的知识界。在知识分子云集的学院内部，学术界的浮躁之风愈演愈烈，很多学术地位很高的学者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学者陈平原说：“一般人眼中的‘大学教授’，知书达理，清高廉洁，其人格与操守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的楷模。可惜的是，如此‘美好的想象’正在逐渐瓦解。”①
在媒体的报道中，几十年前受人敬仰、学贯中西、满腹经纶的真学者已经渐行渐远，部分知识分子沦落为深陷学术丑闻的假学究。据媒体报道，近十年来，大学教师发表的论著数量获得了空前增加，“学术卫星”不断涌现出来。但事实上当今学界的学术水准令人担忧：学术空疏，原创性研究成果少得可怜，全国范围内能在某一学科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学者更是寥寥无几。
近年来媒体呈现的知识分子多种道德缺失行为已经远远超越学术问题，延伸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南方周末》报道，方舟子事件发生后，作为主谋的肖传国竟在博客上宣称方舟子“报假案”，直至在机场被抓也气定神闲，公开声称其人生目标是“积德、赚钱、报仇、打兔子”，把自己混同为绿林游民，用武力解决纷争、用黑社会手段对付学术打假。有人说：肖传国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当下知识分子道德情状的一个悲剧符号。②这反映了当代部分知识分子的人格分裂和畸形心理，他们一方面承载着社会的道德重任，另一方面又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和狂热，在道德观念薄弱、师德低迷的现实环境下，滑向深渊，迷失自我。
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媒介形象道德危机的社会学解读
知识分子内在精神分化。市场经济从多个方面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全貌，这种改变不仅是经济的、生态的，更是文化的、精神的。市场经济总是以市场主体无休止地追求特殊利益或私利为内在驱动力，重功利的市场关系与超功利的道德价值之间不可避免会发生冲突。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治、经济、文化的同质性得到化解，社会呈现出多元、异质化的倾向，知识分子的阶层也随之分化。知识分子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思想分化是前所未有的，在思想上从价值态度、思维方式、政治取向上的同质性、共向性与板块性，走向多元化，从“同一”走向“分化”。
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被认为是一个被撕裂的群体，很少有共同的利益，更无共同的精神目标、道义诉求，由于知识分子被分别嵌入了其他的社会阶层，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也随利益分化而各有所求。理想、正义、公平在弱肉强食的名利场上显得空洞而不切实际，市场经济负面的东西，如传统价值解体、人文精神流失、公共信仰缺位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知识分子现实世界和精神追求的分裂。市场经济导致的社会观念世俗化，社会的理想主义精神蜕化，政治意识淡薄，世俗精神高涨，功利主义盛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再自觉地担当人文理想和价值守护者与社会批判者的角色。精神思想上的分化使知识分子陷入思想上的困惑和精神上的无所归依，他们中的有些人变得世故圆滑、消极妥协。当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成为迷失者，内在精神气质发生变化时，道德不再成为知识分子的金科玉律和精神支柱，按照学者资中筠的说法：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对道统普世价值的承载，③知识分子内在精神的分化为其媒介形象的道德缺失提供了深刻的注脚。
大众传媒报道知识分子新闻的偏差。就外部而言，大众传媒在报道知识分子新闻时存在偏差，在商业主义、消费主义新闻价值观导向下，近年来部分知识分子的道德失范事件被媒体炒作放大，加深了公众的直观感受和心理体验，使得知识分子媒介形象的道德危机表现尤为突出。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型进程中，消费主义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媒在传播理念和传播内容上表现出强烈的消费主义特征。媒体在报道知识分子新闻时，新闻价值框架和叙事框架追求报道内容的“可售性”，将知识分子作为可资消费的产品。在近年来发生的多个知识分子话题事件中，媒介无一例外将知识分子事件与其他有特殊趣味事件一样，定义为新奇、古怪言论、反常行为等。比如在文学领域，传媒更关注文学的事件、矛盾与冲突，热闹与否经常是传媒选择文学报道的标准。媒体所关注的，是文学事件，不是文学作品，是哪个作品引起争议，有人告状说他剽窃，或者作家自杀了，或者作品获大奖，如果不是，单凭艺术性，无法挤进新闻版。④1996年以来，此起彼伏的文化论争、文坛交恶与文坛讼事频频曝光于大众传媒之上，在媒介眼中，知识分子已经沦为和其他群体并无二致的肆意炒作的对象。
在知识分子整体道德滑坡、声望下降的背景下，媒体不再一律以崇敬颂扬的叙述模式报道知识分子新闻，反而热衷于曝光知识分子丑闻，如学术腐败、道德失范、违法犯罪等。此类事件一旦曝光，往往被媒体抓住不放，大做文章，以满足民众的好奇心和窥私欲，这种高度商业化的娱乐化媒体的运作模式被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称为“尖叫原理”，即热衷于报道超出公众心理预期的负面新闻，通过煽情的故事和意外的丑闻，推波助澜、大肆炒作，甚至媒介审判，抓住受众的眼球。事实上就全国几千万的知识分子群体而言，其负面新闻出现频率并不高，但媒体的“高度关注”和“议程设置”引导了公众舆论，渐渐摧毁了公众对知识分子的道德期待，进一步激化了知识分子媒介形象的道德危机。现今在网络上专家被认为是“砖家”，教授被称为“叫兽”，尴尬的社会氛围和社会评价使知识分子处于被公众和媒体奚落的地位，社会的不认同加剧了社会的道德批判，也扩大了知识分子负面新闻的扩散范围和影响面。
知识精英与底层民众之间的鸿沟。在中国，知识精英与民众的关系较为微妙。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历来有尊重读书人的传统，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改革，知识分子跃升为知识精英和社会优势群体，成为改革开放的获益者，与底层民众的差距逐渐拉大。社会学家孙立平指出：知识精英与底层民众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差距愈来愈大，这种差距形成了两类群体之间的疏离感，底层民众对自身现状不满，对知识分子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的升迁抱有十分复杂的情绪。
知识精英与底层民众之间的差距和鸿沟，微妙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媒介报道知识分子新闻时的价值判断和报道倾向。媒介善于迎合民众的集体认知和心理倾向，最近几年，媒体报道知识精英与民众冲突的新闻增多，民众与学者相互的不认同和摩擦在增加，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不顾别人的感受，造成了下层的民粹化，拉大了知识精英与底层民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媒体报道中，面对走投无路的上访户，学者声称“99%以上的上访户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面对地震中的生离死别，文化明星发出“纵做鬼，也幸福”、“含泪劝家长”的矫情告白，这些尖锐的话语无疑深深刺痛了民众脆弱的神经，对知识分子的道德批判日盛，由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任何一条有关知识分子的丑闻或争议性事件都可以引起草根阶层的民间狂欢。因此在媒体塑造知识分子媒介形象的过程中，民众并非被动的、默默无闻的接受者，而是深刻地影响着媒体的报道，媒体善于迎合公众的心理来选择和报道知识分子新闻，而大多数知识分子缺席于媒体之外，他们清高地面对着传媒的喧嚣，刻意地保持与传媒的距离，媒介无法呈现他们的申辩和无奈。
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媒介形象经历了深刻的嬗变，从单一的传统刻板形象转向多元化个性化形象，但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危机，知识分子由众口称道的精神导师演变为深陷道德丑闻的知识精英，其媒介形象的道德危机成为触痛知识分子集体声誉的最敏感神经。在现实境况下，一味苛责知识分子道德沦丧似乎缺乏公允，也许唯有通过整个社会的集体反思，重建道德体系、重申人文法则，才能推动道德与信仰的良性回归，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步演进。（本文为湖北经济学院青年基金项目“转型时期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的关系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XJ2009014）
注 释：
①陈平原：《有感于学术腐败》，《学术随感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②马九器：《面对真相，有多少知识分子能反思》，《华商报》，2010年9月23日第25版。
③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炎黄春秋》，2010（9）。
④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观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页。
（作者为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传播学系讲师，武汉大学新闻学博士）
编校：张红玲
关键词：转型时期 知识分子媒介形象 道德危机
近年来，不断有身居高位的学术精英被媒介爆出各种丑闻，论著剽窃、履历造假等，知识分子成为社会良知的拷问对象，知识分子媒介形象面临道德危机。
道义化身——集体记忆中的知识分子媒介形象
知识分子媒介形象为大众传播媒介对客观世界中知识分子群体的再现，大众传媒通过新闻报道、图像、语言等多种元素构成对知识分子媒介形象的塑造，体现在知识分子的外在形象和内在品行、人格、气质、精神等，展现知识分子的言论、学术精神、思想观念、公共活动、私人生活等各方面。在民众的集体记忆中，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文化知识的传承者，更是社会道义和伦理精神的承担者，道义是知识分子的核心精神和内在特质。
西方学者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在我国，知识分子在民众心目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崇高形象，成为一种美好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来自于古代典籍、诗词、小说、绘画，到近现代报纸、杂志、图书、文艺作品、纪录片、回忆录，再到当代视频音像、电子书、互联网等，历史上多种丰富的传媒手段记录和刻画了知识分子的媒介形象，这种形象经过长年累月的沉淀和打磨，留在公众集体记忆深处的，是他们的道义精神和责任担当。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士大夫的儒雅之风深入人心，他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志向，以“忠孝仁义礼智信”为行为准则，最突出的表现是天下兴亡的忧患意识，以及追求真理和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群体媒介形象的核心内涵也体现在伦理道德和精神气质的高尚，1915年以后新一代知识分子如蔡元培、鲁迅、胡适等，他们积极地介入传媒，有着迥然不同的风度、情趣和气质，却在道德模式上保持着中国传统士人的人格风范。知识分子的命运跌宕起伏，但无可争议的是，他们是整个民族的精神脊梁、是国家社稷的命运寄托、是社会的道德典范和道义化身。社会转型以来在主流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大部分知识分子群体以正直、博学、奉献的主体媒介形象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但同时近年来不断曝光的丑闻严重损害了知识分子的威望，知识分子尴尬地面对着媒介形象的道德危机。
道德失范——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媒介形象危机
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成为整个社会的文化英雄和道德楷模，受到公众的尊崇和敬奉。转型时期在媒体的新闻报道中，知识分子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步步攀升，道德表现和操行标准却步步走低。面对滚滚而来的市场浪潮，日益严重的以权钱为中心的社会风气侵蚀了两袖清风的知识界。在知识分子云集的学院内部，学术界的浮躁之风愈演愈烈，很多学术地位很高的学者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学者陈平原说：“一般人眼中的‘大学教授’，知书达理，清高廉洁，其人格与操守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的楷模。可惜的是，如此‘美好的想象’正在逐渐瓦解。”①
在媒体的报道中，几十年前受人敬仰、学贯中西、满腹经纶的真学者已经渐行渐远，部分知识分子沦落为深陷学术丑闻的假学究。据媒体报道，近十年来，大学教师发表的论著数量获得了空前增加，“学术卫星”不断涌现出来。但事实上当今学界的学术水准令人担忧：学术空疏，原创性研究成果少得可怜，全国范围内能在某一学科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学者更是寥寥无几。
近年来媒体呈现的知识分子多种道德缺失行为已经远远超越学术问题，延伸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南方周末》报道，方舟子事件发生后，作为主谋的肖传国竟在博客上宣称方舟子“报假案”，直至在机场被抓也气定神闲，公开声称其人生目标是“积德、赚钱、报仇、打兔子”，把自己混同为绿林游民，用武力解决纷争、用黑社会手段对付学术打假。有人说：肖传国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当下知识分子道德情状的一个悲剧符号。②这反映了当代部分知识分子的人格分裂和畸形心理，他们一方面承载着社会的道德重任，另一方面又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和狂热，在道德观念薄弱、师德低迷的现实环境下，滑向深渊，迷失自我。
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媒介形象道德危机的社会学解读
知识分子内在精神分化。市场经济从多个方面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全貌，这种改变不仅是经济的、生态的，更是文化的、精神的。市场经济总是以市场主体无休止地追求特殊利益或私利为内在驱动力，重功利的市场关系与超功利的道德价值之间不可避免会发生冲突。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治、经济、文化的同质性得到化解，社会呈现出多元、异质化的倾向，知识分子的阶层也随之分化。知识分子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思想分化是前所未有的，在思想上从价值态度、思维方式、政治取向上的同质性、共向性与板块性，走向多元化，从“同一”走向“分化”。
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被认为是一个被撕裂的群体，很少有共同的利益，更无共同的精神目标、道义诉求，由于知识分子被分别嵌入了其他的社会阶层，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也随利益分化而各有所求。理想、正义、公平在弱肉强食的名利场上显得空洞而不切实际，市场经济负面的东西，如传统价值解体、人文精神流失、公共信仰缺位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知识分子现实世界和精神追求的分裂。市场经济导致的社会观念世俗化，社会的理想主义精神蜕化，政治意识淡薄，世俗精神高涨，功利主义盛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再自觉地担当人文理想和价值守护者与社会批判者的角色。精神思想上的分化使知识分子陷入思想上的困惑和精神上的无所归依，他们中的有些人变得世故圆滑、消极妥协。当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成为迷失者，内在精神气质发生变化时，道德不再成为知识分子的金科玉律和精神支柱，按照学者资中筠的说法：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对道统普世价值的承载，③知识分子内在精神的分化为其媒介形象的道德缺失提供了深刻的注脚。
大众传媒报道知识分子新闻的偏差。就外部而言，大众传媒在报道知识分子新闻时存在偏差，在商业主义、消费主义新闻价值观导向下，近年来部分知识分子的道德失范事件被媒体炒作放大，加深了公众的直观感受和心理体验，使得知识分子媒介形象的道德危机表现尤为突出。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型进程中，消费主义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媒在传播理念和传播内容上表现出强烈的消费主义特征。媒体在报道知识分子新闻时，新闻价值框架和叙事框架追求报道内容的“可售性”，将知识分子作为可资消费的产品。在近年来发生的多个知识分子话题事件中，媒介无一例外将知识分子事件与其他有特殊趣味事件一样，定义为新奇、古怪言论、反常行为等。比如在文学领域，传媒更关注文学的事件、矛盾与冲突，热闹与否经常是传媒选择文学报道的标准。媒体所关注的，是文学事件，不是文学作品，是哪个作品引起争议，有人告状说他剽窃，或者作家自杀了，或者作品获大奖，如果不是，单凭艺术性，无法挤进新闻版。④1996年以来，此起彼伏的文化论争、文坛交恶与文坛讼事频频曝光于大众传媒之上，在媒介眼中，知识分子已经沦为和其他群体并无二致的肆意炒作的对象。
在知识分子整体道德滑坡、声望下降的背景下，媒体不再一律以崇敬颂扬的叙述模式报道知识分子新闻，反而热衷于曝光知识分子丑闻，如学术腐败、道德失范、违法犯罪等。此类事件一旦曝光，往往被媒体抓住不放，大做文章，以满足民众的好奇心和窥私欲，这种高度商业化的娱乐化媒体的运作模式被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称为“尖叫原理”，即热衷于报道超出公众心理预期的负面新闻，通过煽情的故事和意外的丑闻，推波助澜、大肆炒作，甚至媒介审判，抓住受众的眼球。事实上就全国几千万的知识分子群体而言，其负面新闻出现频率并不高，但媒体的“高度关注”和“议程设置”引导了公众舆论，渐渐摧毁了公众对知识分子的道德期待，进一步激化了知识分子媒介形象的道德危机。现今在网络上专家被认为是“砖家”，教授被称为“叫兽”，尴尬的社会氛围和社会评价使知识分子处于被公众和媒体奚落的地位，社会的不认同加剧了社会的道德批判，也扩大了知识分子负面新闻的扩散范围和影响面。
知识精英与底层民众之间的鸿沟。在中国，知识精英与民众的关系较为微妙。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历来有尊重读书人的传统，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改革，知识分子跃升为知识精英和社会优势群体，成为改革开放的获益者，与底层民众的差距逐渐拉大。社会学家孙立平指出：知识精英与底层民众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差距愈来愈大，这种差距形成了两类群体之间的疏离感，底层民众对自身现状不满，对知识分子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的升迁抱有十分复杂的情绪。
知识精英与底层民众之间的差距和鸿沟，微妙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媒介报道知识分子新闻时的价值判断和报道倾向。媒介善于迎合民众的集体认知和心理倾向，最近几年，媒体报道知识精英与民众冲突的新闻增多，民众与学者相互的不认同和摩擦在增加，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不顾别人的感受，造成了下层的民粹化，拉大了知识精英与底层民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媒体报道中，面对走投无路的上访户，学者声称“99%以上的上访户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面对地震中的生离死别，文化明星发出“纵做鬼，也幸福”、“含泪劝家长”的矫情告白，这些尖锐的话语无疑深深刺痛了民众脆弱的神经，对知识分子的道德批判日盛，由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任何一条有关知识分子的丑闻或争议性事件都可以引起草根阶层的民间狂欢。因此在媒体塑造知识分子媒介形象的过程中，民众并非被动的、默默无闻的接受者，而是深刻地影响着媒体的报道，媒体善于迎合公众的心理来选择和报道知识分子新闻，而大多数知识分子缺席于媒体之外，他们清高地面对着传媒的喧嚣，刻意地保持与传媒的距离，媒介无法呈现他们的申辩和无奈。
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媒介形象经历了深刻的嬗变，从单一的传统刻板形象转向多元化个性化形象，但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危机，知识分子由众口称道的精神导师演变为深陷道德丑闻的知识精英，其媒介形象的道德危机成为触痛知识分子集体声誉的最敏感神经。在现实境况下，一味苛责知识分子道德沦丧似乎缺乏公允，也许唯有通过整个社会的集体反思，重建道德体系、重申人文法则，才能推动道德与信仰的良性回归，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步演进。（本文为湖北经济学院青年基金项目“转型时期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的关系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XJ2009014）
注 释：
①陈平原：《有感于学术腐败》，《学术随感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②马九器：《面对真相，有多少知识分子能反思》，《华商报》，2010年9月23日第25版。
③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炎黄春秋》，2010（9）。
④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观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页。
（作者为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传播学系讲师，武汉大学新闻学博士）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