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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汉城奥运前，韩国、朝鲜与国际奥委会之间，围绕朝韩合办奥运的事，举行了四轮“三边会谈”。无果而终的结局，不仅锁定了此后数十年朝韩对抗的互动模式，还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塑造了朝鲜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包括追求核大国身份。
2018年11月2日，朝韩体育主管部门在会后决定，联名致信国际奥委会，表明合办2032年奥运会的意愿。如果申办成功，那无疑意味着朝韩里程碑式的和解。与历史上高层会谈、首脑峰会以及协议条约相比，朝韩合办奥运所体现的和解将更具实质意义，甚至带有某种不可逆性。
1988年汉城奥运的机会是由韩国争取到的，合办建议则是由朝鲜提出的。
韩国能得到那个机会，带有机缘巧合的因素。在当时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1980年莫斯科奥运相继遭到大范围抵制，申办奥运的热情已陷入历史低潮。申办1988年奥运并最终参与角逐的，只有韩国的汉城和日本的名古屋。由于日本在1964年举办过东京奥运，国际奥委会就顺理成章地把1988年奥运主办权给了汉城。
韩国申办1988年奥运，带有很强的政治动机，希望借奥运修复因国内民主化运动而受损的国际形象。1980年5月的光州事件导致很多平民死伤，所以当1981年9月30日国际奥委会把申办权给予汉城时，国际社会的总体反应不是祝福和赞誉，而是反对和质疑。
那时韩国国内政治动荡、经济滑坡，国际社会普遍不看好汉城奥运的前景。朝鲜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合办兴趣。直到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举行后，平壤考虑的都还是如何能发起更大规模的抵制浪潮，让韩国政府难堪。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联领导人，随后国际局势风向骤变。美苏关系缓和的信号，立刻被平壤捕捉到。平壤把希望合办1988年奥运的消息，传递给了国际奥委会。后者在与韩方沟通后，派国际奥委会副主席阿什维尼·库马尔造访平壤。
当时朝方称，要“有尊严”地参与奥运，并提出了三点要求，包括在汉城和平壤各举办50%的赛事，奥运名称改为“高丽平壤-汉城奥运会”。
朝鲜的这个提议，可谓在外交上将了韩国一军。如果韩国直接拒绝，既不符合倡导和解、和平的奥运精神，也不符合当时冷战缓和的大趋势。如果满口答应，不仅具体操作上有难度（奥运还没有由两个国家分享的先例），而且这跟当时朝韩关系的现实有距离。朝鲜的这个提议脑洞有点大，让韩国很头疼。
韩国没有直接拒绝，一方面是担心朝鲜破坏奥运氛围，更关键的原因在于稳住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不给朝鲜游说抵制奥运留借口。
朝韩围绕合办1988年奥运的谈判，从一开始就与奥运关系不大，贯穿始终的都是外交攻防。
1985年8月下旬，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汉城奥组委，以及当时的韩国二号人物卢泰愚，在瑞士洛桑开会讨论朝鲜的合办提议。这次立场协调会，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来韩国、朝鲜、国际奥委会“三方会谈”的基调。国际奥委会表面上居中协调，事实上与韩国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朝鲜。
韩国的意图是以谈待变，最终让朝鲜知难而退。朝鲜起初摆出的姿态是，参与必须“有尊严”，不能分享那就破坏。阿什维尼·库马尔1985年7月造访平壤时，时任朝鲜国家副主席朴成哲向其暗示，如果朝鲜的要求被忽视，汉城奥运可能出现导致灾难性后果的“偶发事故”。
同年10月，第一轮“三方会谈”在洛桑召开。这次会议上，朝鲜要求完全举办11个大项的赛事（汉城奥运总共25个大项），比此前要求的略少，但在奥运改名上丝毫不让步。但韩国只同意考虑让朝鲜举办少数几个大项和部分预赛，断然拒绝了朝鲜其他要求。会议没有达成共识，但各方都表示愿意继续谈。
第二轮“三方会谈”1986年1月在洛桑举行，朝鲜的要求从举办1/3大项（约8个）降到6个。3月和4月，朝鲜再次让步，直接跟国际奥委会去信，表示愿意只举办5个大项赛事。为何朝鲜一再退让，韩国寸步不让？这与当时的国际局势直接相关。
1985年3月、9月和11月，苏联运动员三度到访汉城，这表明苏联已不太可能抵制汉城奥运。同年夏天，萨马兰奇访问莫斯科，得到了苏联不会抵制的口头承诺。
1986年1月，时任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公开表示：“抵制汉城奥运不现实，这会埋葬整个奥林匹克运动事业。”4月，苏联奥委会主席马拉格拉莫夫访问汉城，至此形势已经非常明朗了。
所以，萨马兰奇与时任韩国总统全斗焕会面，建议韩国让朝鲜举办两三场赛事。萨马兰奇主要的担忧是朝鲜可能破坏奥运，但全斗焕对朝鲜“不敢造次”有信心。他对萨马兰奇说，苏联和中国都不会允许朝鲜进攻韩国，“如果他们（朝鲜）想要战争，他们会得到的，但结果将是自杀”。
1986年6月第三轮“三方会谈”召开前，焦虑的平壤开始四处奔走，寻找外交支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派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黄长烨赴莫斯科，希望以党际管道对苏联施加影响，要求“苏联同志”发一个声明：如果朝鲜的建议不被接受，奥运将面临灾难性危机，后果由韩国承担。结果不意外：黄长烨空手而归。
金日成在同年10月亲自赶往莫斯科，做最后的努力。戈尔巴乔夫直接回绝他的要求：“这是原则问题，不是算术问题。”苏联的态度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東欧国家，这些国家都在此后或公开或私下表态不会抵制汉城奥运。
1987年7月第四轮，也是最后一轮“三方会谈”，朝鲜转而提高要价，要求举办8个大项赛事。结果可想而知。那时离奥运开幕只有一年时间，合办已几无可能。
第四轮“三方会谈”后不久，平壤正式向国际奥委会发声明—朝鲜将不参加汉城奥运。1987年11月29日，一架从巴格达飞往汉城的韩国客机在印度洋上空爆炸，机上115人全部遇难。萨马兰奇着急了，他要求国际奥委会与朝鲜保持通信联络，以期安抚朝鲜，防止事态恶化。
1988年1月，萨马兰奇致信韩国总统卢泰愚，建议取消当年的“协作精神88”美韩联合军演，以此向朝鲜释放善意。与此同时，他还提议朝韩共同组团参加汉城奥运开幕式。然而，萨马兰奇的建议遭到了朝韩双方的断然拒绝。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美国表面上不介入，但事实上给韩国开了一张给朝鲜施压的空头支票。有了美国的暗中支持，韩国得以在奥运外交上完胜朝鲜。汉城奥运加速了国际社会对韩国的外交承认，而朝鲜则转向维持体制生存。汉城奥运后，朝鲜开启了与美国的外交接触。但几乎也是从那时起，朝鲜开始加大对核武器的研发力度。
有位研究半岛历史的学者写道，历史是现实的地图，如果汉城奥运对当下有所借鉴的话，那就是应该尽量避免羞辱你的对手。目前来看，韩国汲取了历史的教训，朝鲜也不担心会遭到羞辱，2032年合办奥运或许可期。
2018年11月2日，朝韩体育主管部门在会后决定，联名致信国际奥委会，表明合办2032年奥运会的意愿。如果申办成功，那无疑意味着朝韩里程碑式的和解。与历史上高层会谈、首脑峰会以及协议条约相比，朝韩合办奥运所体现的和解将更具实质意义，甚至带有某种不可逆性。
初提合办
1988年汉城奥运的机会是由韩国争取到的，合办建议则是由朝鲜提出的。
韩国能得到那个机会，带有机缘巧合的因素。在当时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1980年莫斯科奥运相继遭到大范围抵制，申办奥运的热情已陷入历史低潮。申办1988年奥运并最终参与角逐的，只有韩国的汉城和日本的名古屋。由于日本在1964年举办过东京奥运，国际奥委会就顺理成章地把1988年奥运主办权给了汉城。
韩国申办1988年奥运，带有很强的政治动机，希望借奥运修复因国内民主化运动而受损的国际形象。1980年5月的光州事件导致很多平民死伤，所以当1981年9月30日国际奥委会把申办权给予汉城时，国际社会的总体反应不是祝福和赞誉，而是反对和质疑。
那时韩国国内政治动荡、经济滑坡，国际社会普遍不看好汉城奥运的前景。朝鲜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合办兴趣。直到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举行后，平壤考虑的都还是如何能发起更大规模的抵制浪潮，让韩国政府难堪。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联领导人，随后国际局势风向骤变。美苏关系缓和的信号，立刻被平壤捕捉到。平壤把希望合办1988年奥运的消息，传递给了国际奥委会。后者在与韩方沟通后，派国际奥委会副主席阿什维尼·库马尔造访平壤。
当时朝方称，要“有尊严”地参与奥运，并提出了三点要求，包括在汉城和平壤各举办50%的赛事，奥运名称改为“高丽平壤-汉城奥运会”。
朝鲜的这个提议，可谓在外交上将了韩国一军。如果韩国直接拒绝，既不符合倡导和解、和平的奥运精神，也不符合当时冷战缓和的大趋势。如果满口答应，不仅具体操作上有难度（奥运还没有由两个国家分享的先例），而且这跟当时朝韩关系的现实有距离。朝鲜的这个提议脑洞有点大，让韩国很头疼。
韩国没有直接拒绝，一方面是担心朝鲜破坏奥运氛围，更关键的原因在于稳住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不给朝鲜游说抵制奥运留借口。
虚与委蛇
朝韩围绕合办1988年奥运的谈判，从一开始就与奥运关系不大，贯穿始终的都是外交攻防。
1985年8月下旬，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汉城奥组委，以及当时的韩国二号人物卢泰愚，在瑞士洛桑开会讨论朝鲜的合办提议。这次立场协调会，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来韩国、朝鲜、国际奥委会“三方会谈”的基调。国际奥委会表面上居中协调，事实上与韩国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朝鲜。
韩国的意图是以谈待变，最终让朝鲜知难而退。朝鲜起初摆出的姿态是，参与必须“有尊严”，不能分享那就破坏。阿什维尼·库马尔1985年7月造访平壤时，时任朝鲜国家副主席朴成哲向其暗示，如果朝鲜的要求被忽视，汉城奥运可能出现导致灾难性后果的“偶发事故”。
同年10月，第一轮“三方会谈”在洛桑召开。这次会议上，朝鲜要求完全举办11个大项的赛事（汉城奥运总共25个大项），比此前要求的略少，但在奥运改名上丝毫不让步。但韩国只同意考虑让朝鲜举办少数几个大项和部分预赛，断然拒绝了朝鲜其他要求。会议没有达成共识，但各方都表示愿意继续谈。
第二轮“三方会谈”1986年1月在洛桑举行，朝鲜的要求从举办1/3大项（约8个）降到6个。3月和4月，朝鲜再次让步，直接跟国际奥委会去信，表示愿意只举办5个大项赛事。为何朝鲜一再退让，韩国寸步不让？这与当时的国际局势直接相关。
1985年3月、9月和11月，苏联运动员三度到访汉城，这表明苏联已不太可能抵制汉城奥运。同年夏天，萨马兰奇访问莫斯科，得到了苏联不会抵制的口头承诺。
1986年1月，时任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公开表示：“抵制汉城奥运不现实，这会埋葬整个奥林匹克运动事业。”4月，苏联奥委会主席马拉格拉莫夫访问汉城，至此形势已经非常明朗了。
所以，萨马兰奇与时任韩国总统全斗焕会面，建议韩国让朝鲜举办两三场赛事。萨马兰奇主要的担忧是朝鲜可能破坏奥运，但全斗焕对朝鲜“不敢造次”有信心。他对萨马兰奇说，苏联和中国都不会允许朝鲜进攻韩国，“如果他们（朝鲜）想要战争，他们会得到的，但结果将是自杀”。
1986年6月第三轮“三方会谈”召开前，焦虑的平壤开始四处奔走，寻找外交支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派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黄长烨赴莫斯科，希望以党际管道对苏联施加影响，要求“苏联同志”发一个声明：如果朝鲜的建议不被接受，奥运将面临灾难性危机，后果由韩国承担。结果不意外：黄长烨空手而归。
金日成在同年10月亲自赶往莫斯科，做最后的努力。戈尔巴乔夫直接回绝他的要求：“这是原则问题，不是算术问题。”苏联的态度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東欧国家，这些国家都在此后或公开或私下表态不会抵制汉城奥运。
1987年7月第四轮，也是最后一轮“三方会谈”，朝鲜转而提高要价，要求举办8个大项赛事。结果可想而知。那时离奥运开幕只有一年时间，合办已几无可能。
化为泡影
第四轮“三方会谈”后不久，平壤正式向国际奥委会发声明—朝鲜将不参加汉城奥运。1987年11月29日，一架从巴格达飞往汉城的韩国客机在印度洋上空爆炸，机上115人全部遇难。萨马兰奇着急了，他要求国际奥委会与朝鲜保持通信联络，以期安抚朝鲜，防止事态恶化。
1988年1月，萨马兰奇致信韩国总统卢泰愚，建议取消当年的“协作精神88”美韩联合军演，以此向朝鲜释放善意。与此同时，他还提议朝韩共同组团参加汉城奥运开幕式。然而，萨马兰奇的建议遭到了朝韩双方的断然拒绝。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美国表面上不介入，但事实上给韩国开了一张给朝鲜施压的空头支票。有了美国的暗中支持，韩国得以在奥运外交上完胜朝鲜。汉城奥运加速了国际社会对韩国的外交承认，而朝鲜则转向维持体制生存。汉城奥运后，朝鲜开启了与美国的外交接触。但几乎也是从那时起，朝鲜开始加大对核武器的研发力度。
有位研究半岛历史的学者写道，历史是现实的地图，如果汉城奥运对当下有所借鉴的话，那就是应该尽量避免羞辱你的对手。目前来看，韩国汲取了历史的教训，朝鲜也不担心会遭到羞辱，2032年合办奥运或许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