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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吹响了农村改革发展的“集结号”，进一步明确了农村改革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农村改革发展的措施，将全力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向更高目标前进。
农者有其位，农者有其为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定的议题是农业和农村问题。当时，经过新中国建立后的30年建设，我国初步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完成了第一次工业化。但是，农业和农村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农业和农村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短板”，其显著特点是“温饱不足”，即还有1/3的农村人口没有达到温饱，处于贫困线以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极大改善了广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
30年后，我国的改革发展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成功完成了第二次工业化，工业已成为能够自我发展的产业，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与此同时，农业和农村则成为整个小康社会建设的“短板”，其显著特点是“小康不足”，即还有1/3的农村人口还处于温饱状态，生活还不宽裕。所以，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在离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宏伟目标仅有12年之际，中央召开全会专门研究农业和农村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应该看到，我国一直非常重视农业和农村问题，但效果不甚理想，实际工作中往往变成“口号农业”，说起来重视，做起来轻视；中央重视，地方忽视。有的地方甚至视农业为包袱，如“广东不种粮，东莞不养猪”。其深刻原因就是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农业和农村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贡献小，农业大省往往是财政穷省，谁务农谁吃亏。
三中全会再次高度肯定了农业和农村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这就是“农者有其位”。更重要的是，三中全会提出了我国现在已具备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有利条件，即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家要大力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使“农者有其为”，务农不吃亏。
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从政策、资金上要支农惠农，更重要的是建立长效机制。一是建立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机制。我国重庆和成都两地的统筹城乡发展改革实验区和武汉、长沙两地的“两型社会建设”实验区都在进行有益的探索。二是建立国家补偿机制。粮食安全、农村发展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属于国家责任，应该由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对农业地区和农村人口进行补偿，保证农业地区和农村人口有务农的积极性。三是建立城乡互动机制，促进城乡结构合理化。目前我国是特大城市和特大农村并存。大量农村人口在特大城市务工，但高昂的生活成本使他们难以在特大城市定居，这些人口将返回原住地，但相当一部分不会回到原村落，将会在所居住的中小城市寻求创业、工作和生活机会，中小城市因此会崛起，使广大农村有带动者。
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钱
土地是农村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整个20世纪，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都围绕着土地问题而展开，基本方向就是实现“耕者有其田”。三中全会提出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这意味着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将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经营权。这是因为，由于多方面原因，我国农民的土地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所以，要从政策、法律、管理机制等方面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进一步落实“耕者有其田”。
进入21世纪后，除了“耕者有其田”，还要实现“耕者有其钱”，这就是努力使农民增收。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这是一个宏伟而艰巨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开拓农民增收渠道，实现其收益的多样化。一是最大限度提高农民的土地经营收入。农民目前的土地经营收益不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小农民与大市场的矛盾。小农民进入大市场需要经过多个环节，造成农民增产不增收。为此要加强农民专业合作，提高农民谈判地位，减少中间环节，形成品牌农业；同时要提供大服务。统分结合经营体制的“统”应该着眼于统一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以“大服务”弥补小农民与大市场的对接缺陷。二是扩大农民的收入来源。在有条件的地方，促使土地自愿有偿流转，实现土地要素化—土地保障化—土地资产化—土地资本化的转变。农民通过转让经营权获得财产性收入，通过务工获得工资性收入。
田者有其耕，田者有其望
如果说20世纪主要面临的是“耕者有其田”的话，21世纪则还面临“田者有其耕”的问题。农村改革之初中国有一首著名的歌曲“希望的田野上”。但随着城乡差距扩大，农村精英纷纷弃农而去，由此出现了农业女性化趋势，有了“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等问题，产生了“80后无农民”的现象。希望不再在田野上，甚至产生了绝望的情绪。这是十分令人担忧的。但当今人民有了人身自由权，不可能将人口牢牢限制在土地上，只能创造条件让更多的人口愿意在农村生产和生活，让希望重新回到田野上，即“田者有其望”。三中全会对此提出了有力的措施。
首先就是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传统农业主要依靠的是劳动投入，劳动强度大，产出率却低，劳动付出多回报少。现代农业更主要依靠的是资本、科技、知识、信息、管理、市场，劳动投入少产出高。如我国台湾地区一户人家耕种50－60亩土地，收入达到50—60万元人民币，其重要原因就是依靠现代农业的发展。
其次是加快农村社会建设。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社会建设愈益迫切，许多年轻人不愿生活在农村，主要是社会建设落后。为此要在经济发展中加快社会建设，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落实到农村，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作者徐勇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农者有其位，农者有其为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定的议题是农业和农村问题。当时，经过新中国建立后的30年建设，我国初步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完成了第一次工业化。但是，农业和农村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农业和农村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短板”，其显著特点是“温饱不足”，即还有1/3的农村人口没有达到温饱，处于贫困线以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极大改善了广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
30年后，我国的改革发展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成功完成了第二次工业化，工业已成为能够自我发展的产业，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与此同时，农业和农村则成为整个小康社会建设的“短板”，其显著特点是“小康不足”，即还有1/3的农村人口还处于温饱状态，生活还不宽裕。所以，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在离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宏伟目标仅有12年之际，中央召开全会专门研究农业和农村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应该看到，我国一直非常重视农业和农村问题，但效果不甚理想，实际工作中往往变成“口号农业”，说起来重视，做起来轻视；中央重视，地方忽视。有的地方甚至视农业为包袱，如“广东不种粮，东莞不养猪”。其深刻原因就是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农业和农村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贡献小，农业大省往往是财政穷省，谁务农谁吃亏。
三中全会再次高度肯定了农业和农村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这就是“农者有其位”。更重要的是，三中全会提出了我国现在已具备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有利条件，即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家要大力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使“农者有其为”，务农不吃亏。
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从政策、资金上要支农惠农，更重要的是建立长效机制。一是建立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机制。我国重庆和成都两地的统筹城乡发展改革实验区和武汉、长沙两地的“两型社会建设”实验区都在进行有益的探索。二是建立国家补偿机制。粮食安全、农村发展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属于国家责任，应该由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对农业地区和农村人口进行补偿，保证农业地区和农村人口有务农的积极性。三是建立城乡互动机制，促进城乡结构合理化。目前我国是特大城市和特大农村并存。大量农村人口在特大城市务工，但高昂的生活成本使他们难以在特大城市定居，这些人口将返回原住地，但相当一部分不会回到原村落，将会在所居住的中小城市寻求创业、工作和生活机会，中小城市因此会崛起，使广大农村有带动者。
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钱
土地是农村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整个20世纪，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都围绕着土地问题而展开，基本方向就是实现“耕者有其田”。三中全会提出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这意味着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将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经营权。这是因为，由于多方面原因，我国农民的土地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所以，要从政策、法律、管理机制等方面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进一步落实“耕者有其田”。
进入21世纪后，除了“耕者有其田”，还要实现“耕者有其钱”，这就是努力使农民增收。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这是一个宏伟而艰巨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开拓农民增收渠道，实现其收益的多样化。一是最大限度提高农民的土地经营收入。农民目前的土地经营收益不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小农民与大市场的矛盾。小农民进入大市场需要经过多个环节，造成农民增产不增收。为此要加强农民专业合作，提高农民谈判地位，减少中间环节，形成品牌农业；同时要提供大服务。统分结合经营体制的“统”应该着眼于统一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以“大服务”弥补小农民与大市场的对接缺陷。二是扩大农民的收入来源。在有条件的地方，促使土地自愿有偿流转，实现土地要素化—土地保障化—土地资产化—土地资本化的转变。农民通过转让经营权获得财产性收入，通过务工获得工资性收入。
田者有其耕，田者有其望
如果说20世纪主要面临的是“耕者有其田”的话，21世纪则还面临“田者有其耕”的问题。农村改革之初中国有一首著名的歌曲“希望的田野上”。但随着城乡差距扩大，农村精英纷纷弃农而去，由此出现了农业女性化趋势，有了“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等问题，产生了“80后无农民”的现象。希望不再在田野上，甚至产生了绝望的情绪。这是十分令人担忧的。但当今人民有了人身自由权，不可能将人口牢牢限制在土地上，只能创造条件让更多的人口愿意在农村生产和生活，让希望重新回到田野上，即“田者有其望”。三中全会对此提出了有力的措施。
首先就是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传统农业主要依靠的是劳动投入，劳动强度大，产出率却低，劳动付出多回报少。现代农业更主要依靠的是资本、科技、知识、信息、管理、市场，劳动投入少产出高。如我国台湾地区一户人家耕种50－60亩土地，收入达到50—60万元人民币，其重要原因就是依靠现代农业的发展。
其次是加快农村社会建设。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社会建设愈益迫切，许多年轻人不愿生活在农村，主要是社会建设落后。为此要在经济发展中加快社会建设，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落实到农村，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作者徐勇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