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9年5月18日，在国际博物馆日这一天，被誉为“世界唯一水下博物馆”的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正式开馆，这标志着三峡工程重庆库区文物保护重点工程基本完成。
“如果你上个月来采访我，我最多给你两分钟。”采访末了，陈涛笑着说。看他大步流星在白鹤梁工地忙活，连吃饭都匆匆忙忙的样子，这话几乎用不着怀疑。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项目由重庆峡江文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施工，而陈涛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过程就不用多说了，结果好就行了”
位于三峡库区涪陵城北长江中的白鹤梁题刻，是一块长约1600米，宽15米的天然石梁。每年12月到次年3月长江水枯时，才露出水面。梁上刻有自唐广德元年至当代石刻题记165段，记录了1200多年间72个年份长江历史枯水位情况。除此之外，梁上还刻有黄庭坚、朱熹等历代名人的诗文真迹3万余字，被称为“世界水下碑林”。
三峡库区蓄水以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古代水文站”的白鹤梁，也将被淤埋江中。为了使人们能欣赏到白鹤梁的风貌，三峡重庆库区文物保护机构采纳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葛修润建造水下博物馆的“无压力容器”保护方案，在白鹤梁题刻比较集中的中段东头80米左右的上面，修建一个内外都有水的无压力保护壳体，将长江的江水经过一种过滤装置过滤后再注入保护壳体内，并在壳体外围修建参观廊道，游客可以通过廊道的玻璃舷窗观看题刻景观。
历时8年的建设，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终于开馆了。应邀出席国际博物馆日活动的国际博物馆协会跨文化委员会主席阿马尔·加拉先生，参观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后赞不绝口：“设计和建设都非常有创意，体现了中国在文化保护方面的高超能力。”
对于陈涛来说，这也意味着他终于可以结束两个多月没有回家的日子了，尽管白鹤梁所在的涪陵区离重庆市区仅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女儿已经在家待产多时，这一次回重庆，他跟老婆上朝天门的家具市场给尚未出世的外孙挑了张婴儿床，然后又匆匆赶回了白鹤梁，后期的清淤工作仍然在进行中，来不得半点懈怠。
算起来，这是他来负责白鹤梁工程的第7年，个中滋味，难以言说。“过程就不用多说了，结果好就行了，我们都是小人物”，他说。据了解，投资达1.89亿的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是三峡文物保护里最大的一个项目。
潜水员成功通过减压舱进入题刻保护壳体清淤的时候，陈涛在第一时间给王川平挂了个电话。
“我一直过着倒计时的生活”
“还是安全第一，大家辛苦了。”电话这头，王川平对陈涛说。
2008年底，已到退休年龄的王川平卸掉了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及三峡博物馆馆长的职务，并没有因此轻松下来，他的肩上还保留着一担重任：三峡重庆库区文物保护领导小组组长。这是他担任这个职务的第12个年头，也是他分管重庆文物工作的第20个年头。
谈起这场持续十几年、空前绝后的文物保护“硬仗”，他庆幸自己“总算在不太衰老之前做了一件事”。
“从1997年一直到今年5月18号，我一直过的是倒计时的生活，牌子在那晾着，离135米蓄水还有多少天，离156米蓄水还有多少天。”王川平笑着对记者说，“我们一直在和水位赛跑。”
1992年第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兴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决议，并于1994年正式动工。水库建设将分期蓄水，1997年大江截流，坝前水位升至82.28米(海拔，下同)；2003年坝前水位升至135米；2006年坝前水位升至1.56米；2009年坝前水位升至175米，工程全部建成。水库总面积为1084平方公里，受淹面积632平方公里，涉及湖北、重庆22个区县。和大坝的建设、库区移民的安置、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等问题一样，三峡库区文物保护问题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修建三峡大坝的决议仅仅两三个月之后，国家文物局就组织了一帮专家，由副局长张柏带队，前往三峡库区考察。
作为重庆文化局分管文物的副局长，同时也是国家局邀请的专家，王川平代表重庆方参加了这次考察活动，他回忆说，“当时条件很艰苦，我们在重庆租了一条轮渡船，在船上吃住，沿江考察，最后在宜昌上岸。主要是考察研究地下文物发掘和地面文物的保护问题，分地面组和地下组，我是两个组都参加。”
“重点不在于发现新的点，而是在于寻求什么保护思路，地下的文物肯定就是发掘，重点是地面文物。地面那么多文物怎么保护，比如说石宝寨，当时有好几个思路，专家们去考察就是为今后制定方案提出思路，当时有说搬走的，我跟两位重庆方同行的思路是加固山体，就地上移，我们戏称它为‘重庆方案’，石宝寨那时不在重庆辖区内，当然这个方案最后被更权威的专家否定了。”
那一次考察之后，国家文物局在四川和湖北都分别建立了一个工作站，跟踪文物保护的情况，王川平坚持在重庆也设立一个联络站。事实上，当时重庆尚未直辖，一期和二期水位的蓄水水位涉及的文物保护工作基本上与重庆无关，三期以后才有相关工作要做。
“当时我有一个预感，三峡工程基本上决定重庆可能直辖了，这个是研究重庆历史文化的人很早就会有的预想。”王川平这么描述自己当初执意设立联络站的初衷。
预感最终竟成事实。1997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重庆正式成为继北京、上海、天津之后的中国第4个直辖市。辖区扩大后，三峡库区文物保护的重担也来了，需要保护的文物数量一下子占到了整个三峡库区文物保护总量的7成。那时起，王川平的倒计时生活也就拉开帷幕了。
几年前考察时轻松议论的石宝寨保护问题，也真成了他的难题之一。
“那天签了100多份合同”
一边是大江截流，三峡工程的上马，另一边是大量文物亟待保护，他和同行们意识到这种形式非常不利。在他们的请求下，重庆直辖市挂牌的第二天，国家文物局跟重庆市人民政府在重庆召开了全国文物系统对口支援重庆库区文物抢救保护工作会议，号召全国文物系统对口支援重庆三峡库区，希望以对口支援的名义引起大家对三峡库区文物保护的关注和支持。
会上，市政府成立了重庆市三峡文物保护专家顾问组，聘请了俞伟超、黄景略、罗哲文、黄克忠等一批全国知名的文物专家为顾问组成员。会议期间，市文化局与全国31个文博科研单位及大专院校签订了1997年度重庆库区文物抢救保护项目协议和意向。这次会议奠定了历时10年的全国文物系统会战三峡库区的基本格局。
“那天在会上，我们一口气就 跟全国的队伍签了1000多万工作经费的协议，全国的队伍要到重庆三峡库区来，跟我签协议，一口气就签下1000多万，当时1000多万就不得了啊。那天签了100多份合同，一份最多签6次，签得手软，但是我很高兴，后来在会上我说了一句，我感谢我的父母为了起了一个很简单的名字。”回想起那会的场景，王川平仍然禁不住笑起来。
他说其实当时“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因为当时三峡文物经费还没有正式批准，但是他相信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个负责任的工程，是不会对文物保护不重视的。王川平于是鼓励大学垫资入场，在他的号召下，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一些很好的大学都相继垫资进场。
他记得张柏当时在会上说，“三峡文物保护的重点在重庆，难点在重庆，成败的关键看重庆。”而刚刚直辖的重庆市领导也都表态：一定不会让全国人民失望，一定要交出对祖先对子孙满意的答卷。
他说，从现在看来，那次会议就基本上标志着重庆的三峡文物保护工作全面铺开了。他所领导的三峡重庆库区文物保护领导小组也相应成立，分为地面组和地下组两个部分开展工作。
2000年6月，经过组织各方专家进行反复考察论证，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批复了《三峡工程淹没区及迁建区文物保护项目和保护方案》，同意将1087处文物列入保护规划，地下文物723处，地面文物364处。其中，重庆库区的文物为752处，包括地下文物506处，需要完成发掘面积约126.88万平方米，勘探面积1015.25万平方米；地面文物246处，需要搬迁保护(含异地复建)90项、原地保护58项、留取资料98项。
“三峡文物得益于这些专家们”
在1997年那次对口支援三峡重庆库区的会议之后，一时间，全国考古界的同行都奔赴重庆，“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各省考古所的……都来了。我经常偷懒地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东到青海西到上海，北到黑龙江南到海南岛，有20多个省市都参加了。”王川平说，一时间，同行们见面都要互相问问，“你参加过三峡文物保护没”，没参加的都会觉得脸上无光。
“我特别感谢这帮同行们，对重庆库区的文物保护，有些人可以说是‘无私奉献’，要知道我们给的钱只是小工钱，有些甚至不够他们的路费。”他记得当时青海考古所的所长(现已调任南京师范大学)，大老远带着考古发掘队到三峡来，过春节都不回家，因为往返要很多路费，花了路费之后，发掘的经费就更不够了。
“这个时候我要么自己带着酒，要么有同行带着酒去工地慰问他们，那帮人可是真能喝啊，后来我们排名，全国的考古界，以省市为单位，青海省最牛了。”说到这，他哈哈笑起来。
北京大学孙华教授也几乎年年带着队伍来三峡库区，并跟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师范大学合作联合办了一个研究生班，给重庆一下子增加了十几个文博考古研究生，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了重庆考古工作的骨干。
三峡重庆库区文物保护领导小组地面组的组长袁泉也对这些支援库区的同行们心怀敬意。2000年他跟随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考察整个库区的水文石刻的工作，“沿江大概有38个点，而且都在不通路的地方。大夏天一帮专家们打着光膀子，戴着草帽，坐着小棚船，沿着江走，到了哪个点就下船勘察，有的在江边，有的还要走一两里地去看。”碰到荒野之地，还常常吃不上中饭，走了将近一个月。
袁泉还陪同设计白鹤梁保护方案的葛修润院士，走过一次三峡，“他不仅是关心白鹤梁，对整个三峡的文物保护都很关心。那时候都70多岁了，还很敬业，每天到下面看文物点，看过之后，把他的一些想法跟我们做交流。三峡文物真的是得益于这些专家们。”
与此同时，王川平领导筹建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也于2005年建成开放，标志着三峡文物从抢救保护阶段进入后期整理修复、综合研究和全面展示阶段。
在共同的努力下，三峡重庆库区的文物保护工作交出了一份可喜的答卷。
截至2008年年底，在地下文物方面，累计完成509项田野阶段考古任务，发掘面积126万平方米，勘探面积1015万平方米，出土一般文物15万余件，珍贵文物8千余件，其中鸟杨阙、鸟形尊、三羊尊等都是重庆库区代表性的重要出土文物；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建立了重庆库区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在商周及战国时期考古中，发现了大量夏商至西周时段的文化遗存，将过去通过战国晚期墓葬所知的巴文化推进到春秋时代，形成了从商周到战国的不间断的巴文化完整序列。
地面文物方面，已完成98处留取资料项目和54处原地保护项目；搬迁复建项目90处均已完成拆迁保护，其中64处已完成新址复建，有6处复建工程正在施工，有20处在筹建之中。张飞庙、石宝寨、白鹤梁、巫山大昌古镇等重点工程都已顺利完成。
随着白鹤梁的开馆，办公室悬挂的最后一个倒计时牌也完成了使命，王川平却还是闲不下来。
三峡工程重庆库区文物保护地面组和地下组的文物发掘与保护都已步入尾声，他想的是“后三峡”的文物保护工作该怎样继续下去。除了一些遗留问题，一个尚未完全成熟的“博物馆群”的想法开始在他脑海里徘徊，他希望能以三峡博物馆为龙头，建立重庆库区的博物馆群，用于展示和研究发掘的文物和文化遗产。
袁泉说，“他是想使得文物保护工作有始有终，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敬佩他的。”
“如果你上个月来采访我，我最多给你两分钟。”采访末了，陈涛笑着说。看他大步流星在白鹤梁工地忙活，连吃饭都匆匆忙忙的样子，这话几乎用不着怀疑。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项目由重庆峡江文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施工，而陈涛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过程就不用多说了，结果好就行了”
位于三峡库区涪陵城北长江中的白鹤梁题刻，是一块长约1600米，宽15米的天然石梁。每年12月到次年3月长江水枯时，才露出水面。梁上刻有自唐广德元年至当代石刻题记165段，记录了1200多年间72个年份长江历史枯水位情况。除此之外，梁上还刻有黄庭坚、朱熹等历代名人的诗文真迹3万余字，被称为“世界水下碑林”。
三峡库区蓄水以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古代水文站”的白鹤梁，也将被淤埋江中。为了使人们能欣赏到白鹤梁的风貌，三峡重庆库区文物保护机构采纳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葛修润建造水下博物馆的“无压力容器”保护方案，在白鹤梁题刻比较集中的中段东头80米左右的上面，修建一个内外都有水的无压力保护壳体，将长江的江水经过一种过滤装置过滤后再注入保护壳体内，并在壳体外围修建参观廊道，游客可以通过廊道的玻璃舷窗观看题刻景观。
历时8年的建设，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终于开馆了。应邀出席国际博物馆日活动的国际博物馆协会跨文化委员会主席阿马尔·加拉先生，参观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后赞不绝口：“设计和建设都非常有创意，体现了中国在文化保护方面的高超能力。”
对于陈涛来说，这也意味着他终于可以结束两个多月没有回家的日子了，尽管白鹤梁所在的涪陵区离重庆市区仅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女儿已经在家待产多时，这一次回重庆，他跟老婆上朝天门的家具市场给尚未出世的外孙挑了张婴儿床，然后又匆匆赶回了白鹤梁，后期的清淤工作仍然在进行中，来不得半点懈怠。
算起来，这是他来负责白鹤梁工程的第7年，个中滋味，难以言说。“过程就不用多说了，结果好就行了，我们都是小人物”，他说。据了解，投资达1.89亿的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是三峡文物保护里最大的一个项目。
潜水员成功通过减压舱进入题刻保护壳体清淤的时候，陈涛在第一时间给王川平挂了个电话。
“我一直过着倒计时的生活”
“还是安全第一，大家辛苦了。”电话这头，王川平对陈涛说。
2008年底，已到退休年龄的王川平卸掉了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及三峡博物馆馆长的职务，并没有因此轻松下来，他的肩上还保留着一担重任：三峡重庆库区文物保护领导小组组长。这是他担任这个职务的第12个年头，也是他分管重庆文物工作的第20个年头。
谈起这场持续十几年、空前绝后的文物保护“硬仗”，他庆幸自己“总算在不太衰老之前做了一件事”。
“从1997年一直到今年5月18号，我一直过的是倒计时的生活，牌子在那晾着，离135米蓄水还有多少天，离156米蓄水还有多少天。”王川平笑着对记者说，“我们一直在和水位赛跑。”
1992年第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兴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决议，并于1994年正式动工。水库建设将分期蓄水，1997年大江截流，坝前水位升至82.28米(海拔，下同)；2003年坝前水位升至135米；2006年坝前水位升至1.56米；2009年坝前水位升至175米，工程全部建成。水库总面积为1084平方公里，受淹面积632平方公里，涉及湖北、重庆22个区县。和大坝的建设、库区移民的安置、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等问题一样，三峡库区文物保护问题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修建三峡大坝的决议仅仅两三个月之后，国家文物局就组织了一帮专家，由副局长张柏带队，前往三峡库区考察。
作为重庆文化局分管文物的副局长，同时也是国家局邀请的专家，王川平代表重庆方参加了这次考察活动，他回忆说，“当时条件很艰苦，我们在重庆租了一条轮渡船，在船上吃住，沿江考察，最后在宜昌上岸。主要是考察研究地下文物发掘和地面文物的保护问题，分地面组和地下组，我是两个组都参加。”
“重点不在于发现新的点，而是在于寻求什么保护思路，地下的文物肯定就是发掘，重点是地面文物。地面那么多文物怎么保护，比如说石宝寨，当时有好几个思路，专家们去考察就是为今后制定方案提出思路，当时有说搬走的，我跟两位重庆方同行的思路是加固山体，就地上移，我们戏称它为‘重庆方案’，石宝寨那时不在重庆辖区内，当然这个方案最后被更权威的专家否定了。”
那一次考察之后，国家文物局在四川和湖北都分别建立了一个工作站，跟踪文物保护的情况，王川平坚持在重庆也设立一个联络站。事实上，当时重庆尚未直辖，一期和二期水位的蓄水水位涉及的文物保护工作基本上与重庆无关，三期以后才有相关工作要做。
“当时我有一个预感，三峡工程基本上决定重庆可能直辖了，这个是研究重庆历史文化的人很早就会有的预想。”王川平这么描述自己当初执意设立联络站的初衷。
预感最终竟成事实。1997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重庆正式成为继北京、上海、天津之后的中国第4个直辖市。辖区扩大后，三峡库区文物保护的重担也来了，需要保护的文物数量一下子占到了整个三峡库区文物保护总量的7成。那时起，王川平的倒计时生活也就拉开帷幕了。
几年前考察时轻松议论的石宝寨保护问题，也真成了他的难题之一。
“那天签了100多份合同”
一边是大江截流，三峡工程的上马，另一边是大量文物亟待保护，他和同行们意识到这种形式非常不利。在他们的请求下，重庆直辖市挂牌的第二天，国家文物局跟重庆市人民政府在重庆召开了全国文物系统对口支援重庆库区文物抢救保护工作会议，号召全国文物系统对口支援重庆三峡库区，希望以对口支援的名义引起大家对三峡库区文物保护的关注和支持。
会上，市政府成立了重庆市三峡文物保护专家顾问组，聘请了俞伟超、黄景略、罗哲文、黄克忠等一批全国知名的文物专家为顾问组成员。会议期间，市文化局与全国31个文博科研单位及大专院校签订了1997年度重庆库区文物抢救保护项目协议和意向。这次会议奠定了历时10年的全国文物系统会战三峡库区的基本格局。
“那天在会上，我们一口气就 跟全国的队伍签了1000多万工作经费的协议，全国的队伍要到重庆三峡库区来，跟我签协议，一口气就签下1000多万，当时1000多万就不得了啊。那天签了100多份合同，一份最多签6次，签得手软，但是我很高兴，后来在会上我说了一句，我感谢我的父母为了起了一个很简单的名字。”回想起那会的场景，王川平仍然禁不住笑起来。
他说其实当时“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因为当时三峡文物经费还没有正式批准，但是他相信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个负责任的工程，是不会对文物保护不重视的。王川平于是鼓励大学垫资入场，在他的号召下，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一些很好的大学都相继垫资进场。
他记得张柏当时在会上说，“三峡文物保护的重点在重庆，难点在重庆，成败的关键看重庆。”而刚刚直辖的重庆市领导也都表态：一定不会让全国人民失望，一定要交出对祖先对子孙满意的答卷。
他说，从现在看来，那次会议就基本上标志着重庆的三峡文物保护工作全面铺开了。他所领导的三峡重庆库区文物保护领导小组也相应成立，分为地面组和地下组两个部分开展工作。
2000年6月，经过组织各方专家进行反复考察论证，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批复了《三峡工程淹没区及迁建区文物保护项目和保护方案》，同意将1087处文物列入保护规划，地下文物723处，地面文物364处。其中，重庆库区的文物为752处，包括地下文物506处，需要完成发掘面积约126.88万平方米，勘探面积1015.25万平方米；地面文物246处，需要搬迁保护(含异地复建)90项、原地保护58项、留取资料98项。
“三峡文物得益于这些专家们”
在1997年那次对口支援三峡重庆库区的会议之后，一时间，全国考古界的同行都奔赴重庆，“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各省考古所的……都来了。我经常偷懒地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东到青海西到上海，北到黑龙江南到海南岛，有20多个省市都参加了。”王川平说，一时间，同行们见面都要互相问问，“你参加过三峡文物保护没”，没参加的都会觉得脸上无光。
“我特别感谢这帮同行们，对重庆库区的文物保护，有些人可以说是‘无私奉献’，要知道我们给的钱只是小工钱，有些甚至不够他们的路费。”他记得当时青海考古所的所长(现已调任南京师范大学)，大老远带着考古发掘队到三峡来，过春节都不回家，因为往返要很多路费，花了路费之后，发掘的经费就更不够了。
“这个时候我要么自己带着酒，要么有同行带着酒去工地慰问他们，那帮人可是真能喝啊，后来我们排名，全国的考古界，以省市为单位，青海省最牛了。”说到这，他哈哈笑起来。
北京大学孙华教授也几乎年年带着队伍来三峡库区，并跟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师范大学合作联合办了一个研究生班，给重庆一下子增加了十几个文博考古研究生，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了重庆考古工作的骨干。
三峡重庆库区文物保护领导小组地面组的组长袁泉也对这些支援库区的同行们心怀敬意。2000年他跟随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考察整个库区的水文石刻的工作，“沿江大概有38个点，而且都在不通路的地方。大夏天一帮专家们打着光膀子，戴着草帽，坐着小棚船，沿着江走，到了哪个点就下船勘察，有的在江边，有的还要走一两里地去看。”碰到荒野之地，还常常吃不上中饭，走了将近一个月。
袁泉还陪同设计白鹤梁保护方案的葛修润院士，走过一次三峡，“他不仅是关心白鹤梁，对整个三峡的文物保护都很关心。那时候都70多岁了，还很敬业，每天到下面看文物点，看过之后，把他的一些想法跟我们做交流。三峡文物真的是得益于这些专家们。”
与此同时，王川平领导筹建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也于2005年建成开放，标志着三峡文物从抢救保护阶段进入后期整理修复、综合研究和全面展示阶段。
在共同的努力下，三峡重庆库区的文物保护工作交出了一份可喜的答卷。
截至2008年年底，在地下文物方面，累计完成509项田野阶段考古任务，发掘面积126万平方米，勘探面积1015万平方米，出土一般文物15万余件，珍贵文物8千余件，其中鸟杨阙、鸟形尊、三羊尊等都是重庆库区代表性的重要出土文物；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建立了重庆库区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在商周及战国时期考古中，发现了大量夏商至西周时段的文化遗存，将过去通过战国晚期墓葬所知的巴文化推进到春秋时代，形成了从商周到战国的不间断的巴文化完整序列。
地面文物方面，已完成98处留取资料项目和54处原地保护项目；搬迁复建项目90处均已完成拆迁保护，其中64处已完成新址复建，有6处复建工程正在施工，有20处在筹建之中。张飞庙、石宝寨、白鹤梁、巫山大昌古镇等重点工程都已顺利完成。
随着白鹤梁的开馆，办公室悬挂的最后一个倒计时牌也完成了使命，王川平却还是闲不下来。
三峡工程重庆库区文物保护地面组和地下组的文物发掘与保护都已步入尾声，他想的是“后三峡”的文物保护工作该怎样继续下去。除了一些遗留问题，一个尚未完全成熟的“博物馆群”的想法开始在他脑海里徘徊，他希望能以三峡博物馆为龙头，建立重庆库区的博物馆群，用于展示和研究发掘的文物和文化遗产。
袁泉说，“他是想使得文物保护工作有始有终，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敬佩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