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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立法对违法发送垃圾信息的机构或个人重罚，每条最高可被罚1万新元（约5万人民币），这个经验值得借鉴。
新加坡国会10月15日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案，禁止向个人发送市场推广类短信等垃圾信息，违法发送垃圾信息的机构或个人可能会被重罚100万新元，约合514万元人民币，每条最高1万新元，也就是人民币5万多块。
垃圾短信泛滥引发用户愤怒的情况已持续多年，但治理却鲜少见成效。垃圾短信治理在最初阶段主要集中在打击短信诈骗，直到近年，人们才意识到拒绝非应邀短信也是手机持有者的基本权利。而如果要真正确立和保障这项权利，立法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在中国，对垃圾短信的治理一直没有提到法律层面，至于因滥发垃圾短信而被绳之以法者，则极为罕见。之前曾有北京四青年群发垃圾短信滋扰市民而被提起公诉，但理由却是因未获得经营短信群发业务资质而“涉嫌非法经营罪”，那是不是说有资质的垃圾短信经营就合法呢？这正是事实。而短信广告（服务）经营的合理逻辑则至少应遵循两个原则：发送短信前应征得用户同意；用户有权利拒绝接受广告短信。
拒绝非应邀短信是手机持有者的基本权利。而如果要真正确立和保障这项权利，立法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如德国2003年通过的《联邦反垃圾邮件法案》规定，任何机构向用户发送推销商品和服务的手机短信，都得经过用户的书面同意，而从21时至次日8时发送的广告需再次征得用户同意。即使用户同意了，商家短信也得注明是“广告”字样，否则将有可能会被处以高额罚款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而在我国，垃圾短信治理主要集中在打击短信诈骗方面，而对更多普通用户而言，防不胜防的短信骚扰却并未被视为是一种个人权利的侵犯。近年来，人们才意识到拒绝非应邀短信也是手机持有者的基本权利。而公民这项权利无疑需要尽快立法加以保障。
但从立法层面而言，已颁布的《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等法规并未对垃圾短信治理提出明确规范。在实际操作中，运营商一般会选择投诉数量较高的短信号码向公安、工商等部门报告，只有上级判定之后，才能将其屏蔽。一条垃圾短信群发带来的收益可能是百万、千万，但代价却仅仅是号码被屏蔽，当然难以遏制制造者的投放冲动。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此次针对垃圾短信的立法，实际上是存在于“个人信息保护法案”中，这也显示出，反垃圾短信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密切关系，实际上，如果违法者没有掌握巨量的公民个人信息，他们也不可能成功实现垃圾短信营销，相关产业链更无从谈起，因此，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应尽快出台。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对垃圾短信的处罚虽然重达100万新元，但这一数字对中国来说其实并不巨大。因为两国的手机持有者和电信市场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但是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借鉴，要以重罚实现高效治理，当根据实际市场情况，制定自己的标准。
（摘自《新京报》2012年10月17日）
新加坡国会10月15日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案，禁止向个人发送市场推广类短信等垃圾信息，违法发送垃圾信息的机构或个人可能会被重罚100万新元，约合514万元人民币，每条最高1万新元，也就是人民币5万多块。
垃圾短信泛滥引发用户愤怒的情况已持续多年，但治理却鲜少见成效。垃圾短信治理在最初阶段主要集中在打击短信诈骗，直到近年，人们才意识到拒绝非应邀短信也是手机持有者的基本权利。而如果要真正确立和保障这项权利，立法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在中国，对垃圾短信的治理一直没有提到法律层面，至于因滥发垃圾短信而被绳之以法者，则极为罕见。之前曾有北京四青年群发垃圾短信滋扰市民而被提起公诉，但理由却是因未获得经营短信群发业务资质而“涉嫌非法经营罪”，那是不是说有资质的垃圾短信经营就合法呢？这正是事实。而短信广告（服务）经营的合理逻辑则至少应遵循两个原则：发送短信前应征得用户同意；用户有权利拒绝接受广告短信。
拒绝非应邀短信是手机持有者的基本权利。而如果要真正确立和保障这项权利，立法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如德国2003年通过的《联邦反垃圾邮件法案》规定，任何机构向用户发送推销商品和服务的手机短信，都得经过用户的书面同意，而从21时至次日8时发送的广告需再次征得用户同意。即使用户同意了，商家短信也得注明是“广告”字样，否则将有可能会被处以高额罚款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而在我国，垃圾短信治理主要集中在打击短信诈骗方面，而对更多普通用户而言，防不胜防的短信骚扰却并未被视为是一种个人权利的侵犯。近年来，人们才意识到拒绝非应邀短信也是手机持有者的基本权利。而公民这项权利无疑需要尽快立法加以保障。
但从立法层面而言，已颁布的《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等法规并未对垃圾短信治理提出明确规范。在实际操作中，运营商一般会选择投诉数量较高的短信号码向公安、工商等部门报告，只有上级判定之后，才能将其屏蔽。一条垃圾短信群发带来的收益可能是百万、千万，但代价却仅仅是号码被屏蔽，当然难以遏制制造者的投放冲动。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此次针对垃圾短信的立法，实际上是存在于“个人信息保护法案”中，这也显示出，反垃圾短信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密切关系，实际上，如果违法者没有掌握巨量的公民个人信息，他们也不可能成功实现垃圾短信营销，相关产业链更无从谈起，因此，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应尽快出台。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对垃圾短信的处罚虽然重达100万新元，但这一数字对中国来说其实并不巨大。因为两国的手机持有者和电信市场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但是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借鉴，要以重罚实现高效治理，当根据实际市场情况，制定自己的标准。
（摘自《新京报》2012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