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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学研究方法，从本质上来看，就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但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科学实证方法”正被日甚一日地滥用，大量经济学研究成果已空有“科学”的形式，而没有“科学”的内涵和精神。“唯科学主义”己将经济学研究带向了危机的边缘。
关键词：唯科学主义；经济学方法论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内科技哲学界开始对“科学主义”问题进行谈讨，并一度成为学界的热点问题。在国外，关于“科学主义”问题的争论也有上百年历史。究其原因，“科学主义”所探讨的核心问题在于：该如何看待“科学”（自然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为其他学科的发展带了怎样的影响。正是基于对这一宏大问题的思考，本文借助经济学的实际发展历程，来具体探讨“科学主义”对经济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一、“科学主义”与经济学的成长
根据哈耶克的描述，在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的缓慢发展过程中，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受其研究问题的性质的引导，一切研究方法的运用都以问题为中心，而没有过多地思考这些方法的特点，或它们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那时的政治经济学，既可以看作是科学的一支，也可以看作是道德哲学或社会哲学的一支。“科学”一词还尚未获得今天这种特别狭隘的含义，也不存在将自然科学单独区分出来并赋予其特殊尊严的做法。
但到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种新的态度。“科学”一词日益局限于指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同时它们也开始要求自身具有使其有别于其他一切学问的特殊的严密性和确定性。它们的成功使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大为着迷，马上便着手模仿他们的教义和术语。由此便出现了狭义的科学（Science）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这些学科为证明自身有平等的地位，日益急切地想表明自己的方法跟它们那个成就辉煌的表亲相同，而不是更多地把自己的方法用在自己的特殊问题上。于是，在大约在一百余年的时间里，模仿科学的方法的抱负一直主宰着社会研究，正是在这样的“科学”研究背景下，经济学从幼年走向成熟。
230年前，当亚当·斯密以道德哲学家的身份完成《国富论》（1776）、初创学科体系的时候，经济学还只是哲学和伦理学的附庸；134年前，当莱昂·瓦尔拉斯完成《纯粹经济学要义》
（1871）、提出一般均衡理论的时候，经济学不仅发展为独立的学科，而且正借助物理学和数学的研究方法来构建自己的理论大厦；60年前，当保罗·萨缪尔森以精炼的数学符号出版《经济分析基础》（1947）、将全部微观经济理论数学化的时候，经济学的发展已步入它的成熟期；时至今日，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已经渗透到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经济学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科学化”程度最高的学科，也因此成为社会科学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现在，优秀的经济学家们可以和自然科学家们一起来分享“诺贝尔奖”的殊荣了。
纵观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从萌芽到成长再到成熟，其所取得的成绩是辉煌的。而究其成功的根源，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借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可以说，没有对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借鉴，就不会有经济学的今天。
二、科学实证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及滥用
“科学主义”的实质在于求真性，即探究事物发展演变的本来面貌。所谓科学实证主义方法，就是根据经验世界的具体事实和数据，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下，寻求事物的本来面貌。因此，根据波普尔的定义，真正科学的理论能被经验证据所发驳，但永远不能被经验证据所证实。经济学界普遍接受了波普尔的定义，并在实际研究中普遍采用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
张五常认为，“使经济学成为精密科学的是下列事实：我们能够从一组假定和规律出发推导出一些假说，这些假说将这些看起来相互无关的规律性现象联系起来，并做出解释。由于这门学科是公理性的，故论点能够一般化。解释规律性的假说可以用事实来证伪，并且由于其结构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所以解释是有意义的。结果，如果遵守科学中争论的基本规则，分歧就可以得到解决。”
正是由于科学实证研究方法的客观性和逻辑性，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己成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导。从经济学发展历史来考察，在经历了19世纪中后叶的归纳与演绎的方法论之争后，实证研究方法日益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20世纪40年代，国际计量经济学会的成立，则更在学术规范上确立了实证方法的主导地位。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就被授予了两位计量经济学大师，以表彰其在经济学研究科学化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现在，科学实证主义在经济学取得了如此成功，只要翻看一下当前欧美权威的经济学刊物就会发现，现代主流经济学己经在形式上完全“科学化”，即文章基本都是按照自然科学研究体例而完成的，都有着相同的“模型-推导-检验”三大部分。
但随着科学实证主义方法在经济学界统治地位的确立，僵化与教条也就在所难免；实证方法的滥用已成为经济学发展道路上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其在经济学上滥用的最主要的表现在于，经济学的研究过分强调研究的形式化和数量化，而忽略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随着研究手段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现代计算机技术的成熟，日益精致的经济模型己多数变为空有其表的“花架子”，而与现实经济世界相脱离。
从根本上说，经济学是一门经验科学，需要用事实和数据说话。但事实和数据的简单获取和利用，却恰恰蒙蔽了人类去发现真理的双眼。马歇尔曾强调这一问题：“在用理性来考察和解释事实以前，是不可能从事实中学到任何东西的；经验还告诉洲门，所有理论家中最粗心和最不可靠的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宣称要让事实和数字本身来说话，他们或许是不知不觉地掩盖自己在对事实和数学进行挑选和分类，并草率地由此提出论点的人，并认为后面之事必然是前面之事的结果。”也就是说，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一系列虚幻不真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在这样假设之上，经济学很难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的复杂情况以自圆其说，它的理论大厦是相当不稳固的。对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批判己严峻地摆在经济学家面前。 三、“唯科学主义”批判与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
当经济学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理念纳入经济学研究的同时，它也势必将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纳入经济学的分析中来。如果说古典经济学教育下培养的主要是全才式的思想者的话，那么现代经济学教育所培养的则是经过了严格科学训练的专业人才，是工程师。工程师式的人才的一个弊端是，工程师更多地在考虑如何做的问题，而较少考虑为什么这样做的问题。人的思维一旦被“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所困囿，“唯科学主义”的危害也就显露出来。其危害在于，当研究者习惯于以自然科学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的时候，就很容易忽视掉许多重要的但又难于量化的分析变量，而往往这些因素才是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当经济问题的不确定因素被排除之后，实际问题也被一同排除了。于是，研究者所能提供的仅是形式精美的模型和无用的数据分析。一句话，异常复杂的社会问题是难于用自然科学分析方法来量度的。
科学本身对人与物的关系，以及人们现有的世界观所导致的他们的行动方式，都不感兴趣。科学（自然科学）所关注的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正因为如此，科学家们才能在实验中非常成功地控制实验假设条件，才可能得到“理想的”实验数据，并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实验结果的客观性。
而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则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的主观性，乃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界线。因此，试图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全部照搬到社会科学中来的想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说到底，社会科学所关注的是人的问题，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个体和由个体所组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所以卡尔？波兰尼提出了著名的“嵌入”理论，即认为经济生活乃是嵌入到更为复杂多变的社会活动中的一个子集合，要想研究这个子集合的问题，就必须将它纳入到整体集合中去讨论，否则是无法获得真实信息的。
经济学在获得其“科学主义”外衣的同时，也丧失了其作为“原初社会科学”的完整性和研究方法的多维性。因此，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在接受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同时，提出恢复古典政治经济学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即再次将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纳入到经济学方法论中，从而丰富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提升经济学的解释力。近年来，交叉学科研究已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股新潮流，其影响范围也在日益扩展。希望这种综合研究方法育韵；中和实证方法所带来的种种偏颇，使经济学方法论走向更高程度的发展。
四、在怀疑和反思中前进
迈克尔·波兰尼一直强调，“科学是人的，特别是个人的”，因此，“从头至尾，科学探寻的每一步最终都是由科学家自己的判断决定的，他始终得在自己热烈的直觉与他本身对这种直觉的批判性克制（Criticalrestraint）中做出抉择。”正如张一兵在该书代译序中所阐发的：“在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材料的形成中，在任何当下直接经验的感性操作获得中，科学永远无法摆脱实验参与者个人的理论参考系和行为动作的介入，科学的绝对客观性标准从一开始就是虚假的。同样的道理，科学理论总体逻辑的运演本身就被一定科学主体的个体价值、信仰、特别是个人对理论框架的特殊选择和主观偏好所左右，所以任何科学理论框架都是以个人意向为先导范式的特定结果。”可以说，就连“科学”本身的客观性都是值得怀疑的，那么由“科学”而建构起来的实证研究方法更应该受到理性的批判和反思。
参考文献：
[1] 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一比较的视点[M]，王询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 弗里德里希·哈邓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关键词：唯科学主义；经济学方法论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内科技哲学界开始对“科学主义”问题进行谈讨，并一度成为学界的热点问题。在国外，关于“科学主义”问题的争论也有上百年历史。究其原因，“科学主义”所探讨的核心问题在于：该如何看待“科学”（自然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为其他学科的发展带了怎样的影响。正是基于对这一宏大问题的思考，本文借助经济学的实际发展历程，来具体探讨“科学主义”对经济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一、“科学主义”与经济学的成长
根据哈耶克的描述，在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的缓慢发展过程中，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受其研究问题的性质的引导，一切研究方法的运用都以问题为中心，而没有过多地思考这些方法的特点，或它们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那时的政治经济学，既可以看作是科学的一支，也可以看作是道德哲学或社会哲学的一支。“科学”一词还尚未获得今天这种特别狭隘的含义，也不存在将自然科学单独区分出来并赋予其特殊尊严的做法。
但到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种新的态度。“科学”一词日益局限于指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同时它们也开始要求自身具有使其有别于其他一切学问的特殊的严密性和确定性。它们的成功使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大为着迷，马上便着手模仿他们的教义和术语。由此便出现了狭义的科学（Science）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这些学科为证明自身有平等的地位，日益急切地想表明自己的方法跟它们那个成就辉煌的表亲相同，而不是更多地把自己的方法用在自己的特殊问题上。于是，在大约在一百余年的时间里，模仿科学的方法的抱负一直主宰着社会研究，正是在这样的“科学”研究背景下，经济学从幼年走向成熟。
230年前，当亚当·斯密以道德哲学家的身份完成《国富论》（1776）、初创学科体系的时候，经济学还只是哲学和伦理学的附庸；134年前，当莱昂·瓦尔拉斯完成《纯粹经济学要义》
（1871）、提出一般均衡理论的时候，经济学不仅发展为独立的学科，而且正借助物理学和数学的研究方法来构建自己的理论大厦；60年前，当保罗·萨缪尔森以精炼的数学符号出版《经济分析基础》（1947）、将全部微观经济理论数学化的时候，经济学的发展已步入它的成熟期；时至今日，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已经渗透到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经济学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科学化”程度最高的学科，也因此成为社会科学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现在，优秀的经济学家们可以和自然科学家们一起来分享“诺贝尔奖”的殊荣了。
纵观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从萌芽到成长再到成熟，其所取得的成绩是辉煌的。而究其成功的根源，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借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可以说，没有对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借鉴，就不会有经济学的今天。
二、科学实证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及滥用
“科学主义”的实质在于求真性，即探究事物发展演变的本来面貌。所谓科学实证主义方法，就是根据经验世界的具体事实和数据，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下，寻求事物的本来面貌。因此，根据波普尔的定义，真正科学的理论能被经验证据所发驳，但永远不能被经验证据所证实。经济学界普遍接受了波普尔的定义，并在实际研究中普遍采用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
张五常认为，“使经济学成为精密科学的是下列事实：我们能够从一组假定和规律出发推导出一些假说，这些假说将这些看起来相互无关的规律性现象联系起来，并做出解释。由于这门学科是公理性的，故论点能够一般化。解释规律性的假说可以用事实来证伪，并且由于其结构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所以解释是有意义的。结果，如果遵守科学中争论的基本规则，分歧就可以得到解决。”
正是由于科学实证研究方法的客观性和逻辑性，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己成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导。从经济学发展历史来考察，在经历了19世纪中后叶的归纳与演绎的方法论之争后，实证研究方法日益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20世纪40年代，国际计量经济学会的成立，则更在学术规范上确立了实证方法的主导地位。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就被授予了两位计量经济学大师，以表彰其在经济学研究科学化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现在，科学实证主义在经济学取得了如此成功，只要翻看一下当前欧美权威的经济学刊物就会发现，现代主流经济学己经在形式上完全“科学化”，即文章基本都是按照自然科学研究体例而完成的，都有着相同的“模型-推导-检验”三大部分。
但随着科学实证主义方法在经济学界统治地位的确立，僵化与教条也就在所难免；实证方法的滥用已成为经济学发展道路上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其在经济学上滥用的最主要的表现在于，经济学的研究过分强调研究的形式化和数量化，而忽略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随着研究手段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现代计算机技术的成熟，日益精致的经济模型己多数变为空有其表的“花架子”，而与现实经济世界相脱离。
从根本上说，经济学是一门经验科学，需要用事实和数据说话。但事实和数据的简单获取和利用，却恰恰蒙蔽了人类去发现真理的双眼。马歇尔曾强调这一问题：“在用理性来考察和解释事实以前，是不可能从事实中学到任何东西的；经验还告诉洲门，所有理论家中最粗心和最不可靠的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宣称要让事实和数字本身来说话，他们或许是不知不觉地掩盖自己在对事实和数学进行挑选和分类，并草率地由此提出论点的人，并认为后面之事必然是前面之事的结果。”也就是说，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一系列虚幻不真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在这样假设之上，经济学很难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的复杂情况以自圆其说，它的理论大厦是相当不稳固的。对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批判己严峻地摆在经济学家面前。 三、“唯科学主义”批判与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
当经济学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理念纳入经济学研究的同时，它也势必将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纳入经济学的分析中来。如果说古典经济学教育下培养的主要是全才式的思想者的话，那么现代经济学教育所培养的则是经过了严格科学训练的专业人才，是工程师。工程师式的人才的一个弊端是，工程师更多地在考虑如何做的问题，而较少考虑为什么这样做的问题。人的思维一旦被“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所困囿，“唯科学主义”的危害也就显露出来。其危害在于，当研究者习惯于以自然科学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的时候，就很容易忽视掉许多重要的但又难于量化的分析变量，而往往这些因素才是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当经济问题的不确定因素被排除之后，实际问题也被一同排除了。于是，研究者所能提供的仅是形式精美的模型和无用的数据分析。一句话，异常复杂的社会问题是难于用自然科学分析方法来量度的。
科学本身对人与物的关系，以及人们现有的世界观所导致的他们的行动方式，都不感兴趣。科学（自然科学）所关注的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正因为如此，科学家们才能在实验中非常成功地控制实验假设条件，才可能得到“理想的”实验数据，并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实验结果的客观性。
而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则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的主观性，乃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界线。因此，试图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全部照搬到社会科学中来的想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说到底，社会科学所关注的是人的问题，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个体和由个体所组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所以卡尔？波兰尼提出了著名的“嵌入”理论，即认为经济生活乃是嵌入到更为复杂多变的社会活动中的一个子集合，要想研究这个子集合的问题，就必须将它纳入到整体集合中去讨论，否则是无法获得真实信息的。
经济学在获得其“科学主义”外衣的同时，也丧失了其作为“原初社会科学”的完整性和研究方法的多维性。因此，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在接受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同时，提出恢复古典政治经济学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即再次将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纳入到经济学方法论中，从而丰富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提升经济学的解释力。近年来，交叉学科研究已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股新潮流，其影响范围也在日益扩展。希望这种综合研究方法育韵；中和实证方法所带来的种种偏颇，使经济学方法论走向更高程度的发展。
四、在怀疑和反思中前进
迈克尔·波兰尼一直强调，“科学是人的，特别是个人的”，因此，“从头至尾，科学探寻的每一步最终都是由科学家自己的判断决定的，他始终得在自己热烈的直觉与他本身对这种直觉的批判性克制（Criticalrestraint）中做出抉择。”正如张一兵在该书代译序中所阐发的：“在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材料的形成中，在任何当下直接经验的感性操作获得中，科学永远无法摆脱实验参与者个人的理论参考系和行为动作的介入，科学的绝对客观性标准从一开始就是虚假的。同样的道理，科学理论总体逻辑的运演本身就被一定科学主体的个体价值、信仰、特别是个人对理论框架的特殊选择和主观偏好所左右，所以任何科学理论框架都是以个人意向为先导范式的特定结果。”可以说，就连“科学”本身的客观性都是值得怀疑的，那么由“科学”而建构起来的实证研究方法更应该受到理性的批判和反思。
参考文献：
[1] 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一比较的视点[M]，王询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 弗里德里希·哈邓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