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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恢复高考的关键时刻】
2017年是恢复全国统一高考40周年，在纪念这个重要日子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那个改变很多人命运的重要决定。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主动向中央请缨，希望亲自抓教育和科技工作，以整顿和治理被“文革”破坏的重灾区。
根据他的建议，1977年 8月4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科学院选派了17名科学家，教育部选派了16名，总共33人前往。此外，副总理方毅，科学院副院长李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和常务副部长雍文涛，以及各有关方面负责人，总共70多人参加了会议。科学院的吴明瑜和我共同担任了会议的秘书长，我不仅亲自提出了参加座谈会教育系统的代表名单，参加和见证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还亲自策划了恢复高考的提议，这段经历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根据会议代表建议，邓小平同志拍板恢复“文革”前实行的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从而推翻了“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方针，这是由“四人帮”骨干分子迟群等人在清华大学炮制出来的。本来，当年的招生工作会议已于6月29日至7月15日在太原开过了，根据恢复高考的精神，后又鲜有地于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重新召开。
由于对恢复高考的争论非常激烈，会期延长到44天。在会议争执不下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又亲自召集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常务副部长雍文涛和副部长李琦谈话，他指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这等于是邓小平二度拍板恢复高考，也大大遏制了反对恢复高考的声浪。
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在“拨乱反正”的特殊时刻，意义十分巨大。在我看来，它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极大地推动了“拨乱反正”，可以说是推翻“两个凡是”的前哨战役。众所周知，教育战线上曾有“两个估计”，既然统一高考恢复了，也就意味着否定了“两个估计”。那么，人们也就有理由质疑“两个凡是”。果然不出所料，时隔9个月，即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便刊发了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起了思想解放的大讨论。直到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推翻“两个凡是”。
其次是解放了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尤其是所谓的“可以教育好”而招工无望的知青，恢复高考使他们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并且，后来他们中也涌现出了大批杰出人才，成为社会各条战线上的中坚力量。
再次是极大地扭转了学校和社会的风气。由于“文革”的破坏，曾经一度流行“读书无用”和“教书倒霉”的歪风，高考的恢复使人们看到，读书仍是改变青少年命运的重要途径，他们读书的炽热之情被重新点燃了，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也成为社会的新风尚。
【头20年的实践与问题】
高考恢复后的前20年，人们基本上适应了这种制度，也很少有人质疑这种“一考定终身”的做法。可是，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教育、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悬殊，于是这种大一统的高考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在发展中逐步暴露了出来。总的来说，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一考定终身”是最突出的问题，使不少人失去了二次选择的机会，不免留下终身遗憾。2.统一高考仍是按照分数高低来录取，助长了唯分数至上的思想，强化了应试教育，忽视了对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某种程度上窒息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3.忽视了地区教育水平的差距，由于各地区考生录取分数线差距悬殊，出现了“高考移民”现象，间接助长了腐败。 4.各种巧立名目的加分乱象丛生，成为了“权分交易”的温床。 5.学生负担重，“赤膊班”“吊瓶班”越来越常见，考生身心受到伤害。6.用统一试卷考核学生，不利于高水平的大学鉴别和录取优异人才。7.重点大学在各省、市的招生名额由教育部分配，造成考生录取中的“马太效应”，即重点大学越多的省市录取分数越低。8.大学招生的自主权不能充分兑现，谁有自主权和有多大自主权，完全由教育部控制，不利于选拔人才。
鉴于全国统一高考存在诸多问题，对统一高考质疑之声越来越多，要求改革高考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自1998年开始，又揭开了持续了近20年的各种高考改革的尝试，首先推出的是“3+2”方案，后又演化为“3+X”方案，取得了一些局部经验，但总体上说仍是添枝加叶式的改良。
2009年，北京大学推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方案，不仅没有成效，反而导致大学和各高中之间的不公。清华大学在扩大招生自主权的名义下，于2010年11月推出七校自主招生联盟，被称为“华约”联盟，迅速激起了全国大学结盟的涟漪。翌日，北京大学也立即成立了七校联盟与之抗衡，被称为“北约”联盟，后来发展到13所大学。其它大学担心被边缘化，于是各种联盟陆续出现，例如上海同济大学拉起“卓越”联盟，还有“京都”联盟……霎时间家长、考生甚至媒体都不知所措。
这些联盟甫一出现，我就表态：“不要看他们今日闹得欢，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不出所料，2015年教育部下令，一举解散了各个招生联盟，因为它们的方案不是改革，而是为了“占山为王”和“掐尖”。
总之，这一轮近20年的高考改革，有过各种尝试，但基本上未取得成功。究其原因，主要是指导思想不端正，具体表現是：其一，在扩大自主权的名义下，各地和各校各自为政，中心多了即无中心，方案多了必将导致混乱。其二，所有方案都没有摆脱考核知识的这一窠臼，按分数高低录取学生成了天经地义的“铁律”，因为这是最省心的，不必动脑筋去辨别和选拔各类特殊人才的“便捷”方式。其三，没有明白优秀的人才不是考出来的，每个考生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需要对他们进行人性化的个体分析，不仅看分数，而且要看他们的潜质。招生人员应该凭借智慧把最优秀、次优秀和一般的考生区别开来，录取符合自己大学培养目标所需要的人才。现在，不少大学仍陷入选状元或“掐尖”的误区，还未明白大学选拔人才的重点不是考，而在于录。
2017年是恢复全国统一高考40周年，在纪念这个重要日子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那个改变很多人命运的重要决定。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主动向中央请缨，希望亲自抓教育和科技工作，以整顿和治理被“文革”破坏的重灾区。
根据他的建议，1977年 8月4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科学院选派了17名科学家，教育部选派了16名，总共33人前往。此外，副总理方毅，科学院副院长李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和常务副部长雍文涛，以及各有关方面负责人，总共70多人参加了会议。科学院的吴明瑜和我共同担任了会议的秘书长，我不仅亲自提出了参加座谈会教育系统的代表名单，参加和见证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还亲自策划了恢复高考的提议，这段经历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根据会议代表建议，邓小平同志拍板恢复“文革”前实行的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从而推翻了“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方针，这是由“四人帮”骨干分子迟群等人在清华大学炮制出来的。本来，当年的招生工作会议已于6月29日至7月15日在太原开过了，根据恢复高考的精神，后又鲜有地于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重新召开。
由于对恢复高考的争论非常激烈，会期延长到44天。在会议争执不下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又亲自召集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常务副部长雍文涛和副部长李琦谈话，他指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这等于是邓小平二度拍板恢复高考，也大大遏制了反对恢复高考的声浪。
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在“拨乱反正”的特殊时刻，意义十分巨大。在我看来，它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极大地推动了“拨乱反正”，可以说是推翻“两个凡是”的前哨战役。众所周知，教育战线上曾有“两个估计”，既然统一高考恢复了，也就意味着否定了“两个估计”。那么，人们也就有理由质疑“两个凡是”。果然不出所料，时隔9个月，即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便刊发了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起了思想解放的大讨论。直到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推翻“两个凡是”。
其次是解放了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尤其是所谓的“可以教育好”而招工无望的知青，恢复高考使他们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并且，后来他们中也涌现出了大批杰出人才，成为社会各条战线上的中坚力量。
再次是极大地扭转了学校和社会的风气。由于“文革”的破坏，曾经一度流行“读书无用”和“教书倒霉”的歪风，高考的恢复使人们看到，读书仍是改变青少年命运的重要途径，他们读书的炽热之情被重新点燃了，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也成为社会的新风尚。
【头20年的实践与问题】
高考恢复后的前20年，人们基本上适应了这种制度，也很少有人质疑这种“一考定终身”的做法。可是，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教育、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悬殊，于是这种大一统的高考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在发展中逐步暴露了出来。总的来说，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一考定终身”是最突出的问题，使不少人失去了二次选择的机会，不免留下终身遗憾。2.统一高考仍是按照分数高低来录取，助长了唯分数至上的思想，强化了应试教育，忽视了对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某种程度上窒息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3.忽视了地区教育水平的差距，由于各地区考生录取分数线差距悬殊，出现了“高考移民”现象，间接助长了腐败。 4.各种巧立名目的加分乱象丛生，成为了“权分交易”的温床。 5.学生负担重，“赤膊班”“吊瓶班”越来越常见，考生身心受到伤害。6.用统一试卷考核学生，不利于高水平的大学鉴别和录取优异人才。7.重点大学在各省、市的招生名额由教育部分配，造成考生录取中的“马太效应”，即重点大学越多的省市录取分数越低。8.大学招生的自主权不能充分兑现，谁有自主权和有多大自主权，完全由教育部控制，不利于选拔人才。
鉴于全国统一高考存在诸多问题，对统一高考质疑之声越来越多，要求改革高考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自1998年开始，又揭开了持续了近20年的各种高考改革的尝试，首先推出的是“3+2”方案，后又演化为“3+X”方案，取得了一些局部经验，但总体上说仍是添枝加叶式的改良。
2009年，北京大学推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方案，不仅没有成效，反而导致大学和各高中之间的不公。清华大学在扩大招生自主权的名义下，于2010年11月推出七校自主招生联盟，被称为“华约”联盟，迅速激起了全国大学结盟的涟漪。翌日，北京大学也立即成立了七校联盟与之抗衡，被称为“北约”联盟，后来发展到13所大学。其它大学担心被边缘化，于是各种联盟陆续出现，例如上海同济大学拉起“卓越”联盟，还有“京都”联盟……霎时间家长、考生甚至媒体都不知所措。
这些联盟甫一出现，我就表态：“不要看他们今日闹得欢，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不出所料，2015年教育部下令，一举解散了各个招生联盟，因为它们的方案不是改革，而是为了“占山为王”和“掐尖”。
总之，这一轮近20年的高考改革，有过各种尝试，但基本上未取得成功。究其原因，主要是指导思想不端正，具体表現是：其一，在扩大自主权的名义下，各地和各校各自为政，中心多了即无中心，方案多了必将导致混乱。其二，所有方案都没有摆脱考核知识的这一窠臼，按分数高低录取学生成了天经地义的“铁律”，因为这是最省心的，不必动脑筋去辨别和选拔各类特殊人才的“便捷”方式。其三，没有明白优秀的人才不是考出来的，每个考生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需要对他们进行人性化的个体分析，不仅看分数，而且要看他们的潜质。招生人员应该凭借智慧把最优秀、次优秀和一般的考生区别开来，录取符合自己大学培养目标所需要的人才。现在，不少大学仍陷入选状元或“掐尖”的误区，还未明白大学选拔人才的重点不是考，而在于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