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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警察德里克·乔文用膝盖顶住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的脖子，时间为8分46秒。因涉嫌用假币购买香烟，前科累累的弗洛伊德被捕，最终窒息身亡。在新冠病毒病广泛引起的失业、衰退和焦虑中，一场蔓延全球“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社会运动爆发，8分46秒的时间，也成为纪念弗洛伊德的“默哀时刻”。
在美国，类似的大型“种族抗议”社会运动至少有3次：事件发生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但影响的范围和力度越来越大。不到10分钟，一个生命就已经陨落，而半个多世纪前的分歧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在生命的短暂和历史的“长久”里，总有一个疑惑困扰着我们：被人们抱以巨大期待的社会运动，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
三大要素
抛开基于义愤的口号和战队，再度回顾“弗洛伊德之死”引发大规模示威游行事件的发生、发展和过程，三个社会运动的要素值得认真分析：传播、表演、认同。
弗洛伊德之死全程被录像机拍摄了下来。2020年5月25日，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家杂货店店员报警，称弗洛伊德使用20美元假钞购买香烟，受到质疑后拒绝退还香烟。白人警官德里克·乔文赶到，逮捕弗洛伊德的过程中，他将膝盖压住弗洛伊德的脖子，近9分钟后，弗洛伊德死亡。
当天，弗洛伊德死亡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其在临终前低呼“妈妈”，是触发人们同情、最终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的关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曾说，“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地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弗洛伊德在临终呼唤母亲的本能，召唤起了不分种族、肤色的人们的巨大共鸣。
直面死亡的视频，给美国人带来不小的心灵创伤。明尼阿波利斯治疗师玛莉·多尔西（Marlee Dorsey）说，弗洛伊德去世后的一周内，给她办公室打电话的人数增加了两倍，这些寻求心理治疗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她的团队可服务的范畴。
心灵上的巨大痛苦，正是社会运动爆发的精神能量的来源。明尼苏达大学的教授凯蒂·林格拉斯（Katie Lingras）认为，“遭受创伤的事情可以是任何事件、任何形式的互动或经历，这些压力会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使人们振奋起来”。 “反应的速度越快，体验越强烈，压力的发泄力度就越大。”
值得注意的是，短视频时代的“社会运动”，如奥利弗·斯通的电影《天生杀人狂》里所讽刺的那样，夺人眼球才能得到“点击量”和“支持”。6月16日，一名美国黑人同样在警察执法过程中被枪杀，但并未得到如弗洛伊德事件同等程度的关注和同情。
自5月26日起，不少美国市民举行和平示威集会，要求公正审讯涉事警员和正视国内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问题，示威很快演变成暴乱—布置路障、抢掠店铺、破坏公物，全美30多个州均卷入其中。
在大规模的示威运动中，一些新的特点较为鲜明。首先，快速获得信息和在线远程组织的能力是运动的关键。Instagram、Twitter和TikTok在内的社交媒体平台是参与者激励、教育、召唤他人的重要工具。“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标语就是几年前民权运动者在社交媒体上设置的“话题标签”，在当下成为参与者的共识。
其次，美国参与者的年龄段较低。据塔夫茨大学“公民学习与参与”信息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2016年至2018年之间，年龄在18～24岁之间的青年人参与抗议活动和游行的比例，从5%上升到15%。其预测，当下的抗议活动中，Z世代（1995—2005年出生的人）参与的比例可能更高。
另外，运动中出现了一系列丰富的“表演”或“戏仿”活动。5月底有人在手机应用程序Snapchat发起了“乔治·弗洛伊德挑战”（George Floyd Challenge），参加者需要模仿弗洛伊德窒息而亡的情形，这个“挑战”很快扩散到Facebook和Instagram。来自不同国家及地区的民众在该话题下上传自己的“模仿”，但旋即被网站官方叫停。
概括而言，发生在世界各地支持“弗洛伊德”的示威游行运动，实际针对的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制度。参与者将自己构建为政治行动者，并采用了“保持社会多元性”的政治认同。当示威的人群在街道上载歌载舞、损毁雕像、戏仿死亡时，这些行动又成了一種政治表演，其中既有源于传统抗争的保留剧目，又有即兴为之的创新手法。
当示威的人群在街道上载歌载舞、损毁雕像、戏仿死亡时，这些行动又成了一种政治表演，其中既有源于传统抗争的保留剧目，又有即兴为之的创新手法。
随着社会运动进入到后期，运动的不同组成部分（如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的竞争、政府的镇压和制度性改进，都使运动面临衰落和瓦解。而且，制度化的措施总是“蜻蜓点水”，6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新的行政命令，要求“警员未受生命威胁不得锁喉”，是典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
正由于“饮鸩止渴”的制度“反馈”，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及其提出的改革计划也往往落入“背叛与幻灭”的老路。
多次暴动
新冠病毒病正是这场种族抗议运动爆发的底色。疫情影响下，美国经济“自由落体”，死亡人数超过12万，有4200万人失去了工作。
乔治·弗洛伊德也受到了病毒和失业的双重打击。
医学检查人员证实，弗洛伊德已于4月下旬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2014年，他离开得克萨斯州前往明尼苏达州，当过卡车司机、保镖、港口照明中心的保安员。新冠病毒病暴发后，他丢掉了餐厅的工作。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数以百万计的非洲裔美国人和弗洛伊德共享同样的旅程：躲避南方的种族主义，在北方寻找生存的机会。但是，明尼苏达州的种族压迫并没有好多少，在这里，黑人居民被警察杀害的可能性比其他州高出13倍以上。疫情期间，该州黑人确诊病例达2.5万例，死亡病例占总数的16%，而他们仅占该州总人口的6.8%。 美联储近期发表研究数据，称年收入低于4万美元的家庭，2月份的就业家庭中的四成在3月或4月初失业。其中约一半是黑人家庭。经济学家埃莉斯·古尔德（Elise Gould）表示：“当黑人工人失业时，歧视和不平等的历史就会加剧反弹。”
尽管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将弗洛伊德之死的背景描述为“前所未有的时代”，但是，对于非洲裔美国人而言，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美国历史上交替出现赎罪和改革的希望，但几次大规模的民权运动后，承诺几乎没有兑现过。
类似的社会运动，首属1992年洛杉矶暴动。骚乱从4月开始，持续6天时间。4月29日，清一色的白人审判陪审团，宣布四个洛杉矶警察的袭击和过度使用武力“无罪”，而录像带的记录显示，白人警察轮番棒打非裔美国人罗德尼·金。示威很快演变成暴乱，抢劫、纵火和谋杀泛滥，50多人丧生，超过2000人受伤。
洛杉矶事件的背景也与经济危机、种族关系有关。美国经济自1990年以来出现经济衰退，1992年年初失业率高达7.4%，有的地区黑人青年失业率况高达50%。城市贫民普遍感到沮丧和无助。罗德尼·金遭受不公审判，和他同一阶层的人们不得不选择以暴力表达集体抗议。同时，非裔美国人和韩裔美国人的经济竞争十分激烈，导致二者的关系剑拔弩张。
在此之前，1965年8月发生过沃茨暴动 （Watts Riots）。二战后，随着制造业的扩张，美国黑人移民数量激增。整个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与白人的关系高度对立。当时的洛杉矶虽然不像美国南方那样实施种族隔离制度，但也有许多种族限制规定，比如限制黑人只能在某些区域租房或购房，即使联邦最高法院已经判决种族隔离制度违宪，歧视依然无处不在。沃茨是洛杉矶划给少数族裔聚居的地区之一。
经济学家埃莉斯·古尔德（Elise Gould）表示：“当黑人工人失业时，歧视和不平等的历史就会加剧反弹。”
8月11日，白人公路巡警以酗酒驾车为名逮捕7名黑人，引起黑人不满，进而演变暴动。暴动主要发生在沃茨地区，持续了一周，造成3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财产损失超过4000万美元。
这些大规模的种族抗议运动往往是人口爆炸、经济衰退、文化误解的产物，同时又引发了旷日持久的“符号指涉”。据不完全统计，影射或暗示洛杉矶暴动的文学、电影、电视、音乐、戏剧作品不下100部，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大卫·鲍伊录制的歌曲《黑领带白噪音》（Black Tie White Noise），以及R星制作的游戏《侠盗猎车手：圣安地列斯》，玩家的最终任务是要在1992年捉拿两名腐败透顶却无罪释放的白人警察。
半个多世纪里，种族抗议运动数量远比今日的人们想象的要多，文化的感召力也更强；然而，现实的变化并不多。经济不平等，黑人和拉丁裔青年人缺乏工作，执法部门侵犯公民自由等情况，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反衬出背后一种“沉默的阴谋”。
自由主义失灵
无论是纵向历史事实的罗列，还是横向全球范围内社会运动的“此起彼伏”，都在证明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冲突和对立正在加剧。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运动指向的是“承认的政治”，而不仅仅是那套冷战话语—如敌对国家势力渗透、一小撮乱党谋反的操持。
一方面，是有色族裔走出第三世界、涌入第一世界的移民浪潮；一方面，是第一世界的优势种族即将在本世纪中叶成为“少数族裔”的弱势未来；以及国家内寻求自主性的分离主义运动的勃发。自从中美贸易战爆发后，民粹倾向更成为“主流”，不同群体间的对立愈发显得无法调和。
有关种族、性别以及民族主义的理念，实际来自文化多元主义：“多元”就像一个容纳不同子集的大集合，人们期待以“无所不包”来接纳各种各样的“他者”。但是，无法调和的现实正在证明文化多元主义的失灵。文化多元主义衍生于自由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的失灵，意味着自由主义的一败涂地。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差异性是现实，但很难成为“目的”。自由主义以保存差异性为目标，力图通过政治认同来建构不同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同时，权利理论也为民族解放运动、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但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族群，终会在一个价值的“终点”或“擂台”相遇，这个时候，“价值中立”相当于一句空话。
如宗教改革后，新教和天主教就在信仰的擂台上相遇，前无古人的“三十年战争”爆发。欧洲国家因为宗教差异大打出手，血腥的战争以哈布斯堡王朝战败并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这是自由主义的起源。可以说，自由主义诞生于维护差异性的需要，但诞生的源头也暗示了它一开始就没能拥有在异质化的世界里提供普遍主义的权利的能力。
新冠病毒病在全球肆虐，不同群体的差异也相当明显。东亚国家的人民普遍服从政府的强力管制，无论是让渡数据隐私，还是在家长时间隔离，虽有怨言，但并未因此爆发社会运动；西方国家的人民根本等不到隔离期满便要上街示威游行，将人身自由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如果这两群人生活在同一个社区，自由主义的“价值中立”能有效避免他们之间矛盾的发生吗？
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运动指向的是“承认的政治”，而不仅仅是那套冷战话语—如敌对国家势力渗透、一小撮乱党谋反的操持。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文化差异下的“不同选择”，没什么大不了；實际上，不同的个人或群体对宗教信仰、公共卫生事件的不同反应，涉及的正是民主自由的核心问题—什么是好生活？几乎所有琐碎的私人选择，都会指向这个问题。如果在核心问题的答案上，人们根本无法达成共识，那么在公共领域的求同存异，只是一句正确的废话。
其次，自由主义无法解决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的张力。权利自由主义将个人权利置于集体权利之前，自由主义哲学家罗尔斯、德沃金、哈贝马斯都呈此种态度，与此同时，重视“平等”权利宪章也将特殊社会的集体目标合法化。像加拿大对魁北克原住民、美国大学对有色族裔保留特定的录取比例，这些对特殊集体目标的“保护”，反而构成了对非特殊集体里的个人权利的压抑。
以此类推，如果一个社会包含了无数个文化共同体，这些文化共同体都要求保留自身的特性，一个程序性的自由主义社会还如何“活得下去”？这样的情况并非危言耸听，今天的通俗文化大爆炸，已经塑造出了星球大战粉丝团和星际迷航粉丝团，他们有朝一日宣称和对方“割席”并不令人奇怪。
而且，自由主义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自由选择”，带有强烈的虚伪性。当其他文化中的个体看起来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时，自由主义是相当不宽容的—童婚、杀婴、一夫多妻、近亲通婚。而自由主义对自身社会中看起来很像“自由选择”的做法却十分宽容，比如女性热衷于整容、美容，注射肉毒杆菌，维持“不老的神话”，无非是源自在性市场中维持竞争力的巨大集体压力。
换句话说，一个中国农民整天在村子里吃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菜肴，和一个西方大都市居民来到中国餐厅吃中国菜相比，后者在自由主义的眼光下才是“自由的”，而维持着本身最基本生活方式的前者却低人一等，因为他“没得选择”。
当参与社会运动的人们走上大街小巷，实际上和统治者共享了一个自由主义圈定好的原则：我们是一个特殊群体，期望达成集体性的体制化目标。而以自由主义为信念的政府，除了千篇一律地谴责“暴力”，并不能对此作出什么实质性的回应—因为特殊群体的“自由选择”，很可能已经动摇了政治的基础、其他群体或个人生存的基础。
如果不能冲破自由主义编织的罗网，社会运动也只能处在“背叛与幻灭”的一再轮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