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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左传》的外交辞令与外交目的密切相关。根据产生场合和辞令内容，把《左传》的外交辞令分为四类：戎事、出使、盟会、邦交。通过对具体的外交辞令分析，《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具有四大特点：首先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的特点；其次具有言之有理的特点；第三具有言之以厉害关系的特点；第四具有委婉有力的特点。《左传》的外交辞令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外交辞令 分类 特点 价值
《左传》的外交辞令非常优美，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各诸侯国外交策略、外交手段的具体体现。《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从春秋开始，天下大乱，王命不行，诸侯兼并。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见于《春秋》国数凡五十余，若并见《左传》者记之，有百七十国。其中百三十九国知其所居，三十一国亡其处，然举其大者，不过十余”。[5]（P55）在这种群雄逐鹿，弱肉强食的时代背景下，各诸侯国为了生存，或凭借战争，或依靠外交手段，或二者并用，来谋求本国的生存，避免被他国兼并。由于诸侯之间斗争激烈，行人往来、外交场合等非常讲究外交辞令。大国侵略小国，固然要“奉辞伐罪”，小国应付大国，尤须委婉其辞。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谓“子产有辞，诸侯赖之”，正说明“辞之不可以已”，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特殊需要。这一时期，诸侯各国外交空前繁荣，行人聘问讲究外交辞令。《左传》一书将这些辞令记录下来，并加以润色加工，使辞令富于风采。刘知几在《史通·语言》中说：“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辞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6]（P149）这些外交辞令，简洁精炼，委婉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形成《左传》独特的辞令之美。
《史通·申左》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辞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刚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黄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6]（P419-420）这话说得不错，《左传》的辞令之美，确实是同大夫行人的应答辞令有关，不是成于一时、出自一手的。先秦古籍成书过程往往如此，《左传》辞令如此之美，更不待言。事实上，各个时代、各体文章的语言艺术，固然有其自身的发展变化，但是，归根结底，总是要受时代的变革，尤其要受政治变革的影响。《左传》一书之所以工于辞令，而这些辞令又以委婉有力见长，正是表现了时代特征、也是反映了当时的政治需要的。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按其产生场合和辞令内容，可以分为四类：戎事、出使、盟会、邦交。通过具体分析《左传》的各类外交辞令的特点，全面了解《左传》外交辞令的特点。
一.《左传》中戎事类外交辞令的特点
首先是大国“奉辞伐罪”，义正词严，为本国出师寻找“名正言顺”的理由，做到师出有名。如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
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师进，次于陉。[1]（P288-291）
齐桓公以霸主身份帅诸侯之师伐楚，齐侯这次伐楚，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目的在于自己的称霸。对于齐师入侵，楚围使者不说别的，只以“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一句诙谐生动的比喻，说明两国相距之远，一向互不相干，齐师没有入侵楚国的丝毫理由。接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一句，询问入侵缘由，语气似委婉，态度实冷峻。齐侯既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的回答就说的“义正词严”。管仲针对楚使之辞，说了三条理由。第一条援引三百多年前的王命说明这次伐楚的合理性。接着指出楚国的两大罪状：一是“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二是“昭王南征而不复”。所以“寡人是征”、“寡人是问”更是理直气壮。面对这种情势，楚国只好让步，却不肯真正低头。“贡之不入”，罪小，所以承认是“寡君之罪也”，并决定改正：“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罪大，所以推诿，措词也相当强硬：“君其问诸水滨”。齐国在为自己的进攻寻找充分的理由。齐桓公亲率八国之师，竞是为几捆包茅而来，说明齐对楚实在无可责备，只能找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作为借口。管仲责问楚国三百多年前周阳王南征为何亡命。殊不知那时汉水还不属于楚境，罪名根本加不到楚国身上。从后两条理由可以看出，齐桓公征讨诸侯，辅助周室是假，滥施淫威、想成就霸业是真。
其次是被攻打的小国，面对战争一触即发，敌人兵临城下的局势，其外交辞令的特点是：具体分析厉害关系，处处为对方考虑，委婉多姿，谨严而周密，目的是避免战争的发生，保全自己的国家。如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稿师”中的外交辞令，就是一篇说退敌军的辞令。其辞令为：
夏，齐孝公伐我北鄙，卫人伐齐，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师，使受命于展禽。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阕，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敞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齐侯乃还。[1]（P439-440）
展喜不是以利害关系说服对方，而是通过重温先王之命，回顾先君功业的方式，使对方认识到侵鲁是一种背祖弃德的行为，从而主动收兵撤退。这篇辞令虽短，但措词达意讲求艺术。当齐孝公自鸣得意地问起鲁国怕不怕的问题时，展喜光说怕不好，光说不怕也不好，所以来个“一分为二”，答之以“小人恐矣，君子则否”。这一回答很合理。小人无见识，自然怕，君子审时度势，明事理，看问题当然不同于小人。当齐孝公又问凭什么不怕时，展喜回答“恃先王之命”，这一回答又出孝公意外。在孝公看来，打仗要凭钱财资粮，鲁“室如县罄，野无青草”，岂有不怕的道理，而鲁国君子竞“恃先王之命”而不怕，岂非新鲜！这时展喜开始陈其辞，先从老祖宗说起：当年齐、鲁二国的始祖，是周成王的左膀右臂，亲密合作，共辅周室，而且有“世世子孙无相害”的盟约，至今犹在。然后一步跨到齐桓时代；当年齐桓公遵循先王之命，对诸侯国家不仅不“相害”，而且。“谋其不协，弥缝其阕，而匡救其灾”，继承和发扬了齐太公夹辅周室时的优良传统。接着就联系到现在：而你齐孝公废先王之命，弃齐桓传统，竞侵略我国。但在大国面前这样说话未免锋芒毕渴，于是展喜换了一种委婉的说法：先杜撰“诸侯之望”，用反话刺其不“率桓之功”，又编造鲁人之言，用自间自答的语气，巧妙地讥刺对方的侵略行径。“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两个自问，一刺孝公背弃祖命，二羞孝公愧对先君。“君必不然”，是自答，讥刺之后，随作否定，犹如击人一掌之后又赶快给他揉三下。这样他既可让对方痛一下，又可表明自己并没有要打人之意。这样措词，实是妙不可言。展喜的说辞以“恃此以不恐”作结，与“恃先王之命”首尾呼应，再次表达了鲁人对齐君的希望与信念。正义的信念与希望不可犯，孝公不置一词，扫兴而归。这篇辞令，使我们看到委婉其词，正话反说，曲折达意，不失为精采的陈辞手法，往往可收到神奇的效果。 又如，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其中记载：
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惟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1]（P479-481）
烛之武退秦师的说辞，有两个突出点：一是能抓住问题的关键。烛之武看到，晋秦联合围郑，势不可挡，要救郑，关键是要瓦解晋秦联盟。在晋秦之间，晋是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谋，秦不过是盲从而来，所以要瓦解二国联盟，关健在于说服秦伯退兵。秦来攻打郑，不曾深想此事于秦是利是害，所以要说服秦伯退兵，关健又在晓之以利害。正因为烛之武抓住了问题的关健，所以其说辞能做到入心对路，收到预期的效果。第二个突出点是，这篇辞令说理严谨，合乎常理，逻辑性强，因而具有毋庸置疑的说服力。烛之武见了秦穆公，开门见山就承认郑要被晋秦灭亡了，接着话头一转，说如果亡郑于秦有益，我们甘愿让秦灭掉。这句话振聋发聩，提醒秦伯；亡郑于你无益。亡郑为何无益，烛之武从四层说来：首先从地理位置上说，秦郑之间隔了个晋国，秦晋灭郑，郑不可能为秦占有，只能被与郑为邻的晋国所有。这是十分明显的道理。而晋吞并了郑，国力自然大大超过秦；二是如果秦不攻郑，郑以后可以做秦的东道主，给秦国外交使节提供行程中的方便；三是从历史上说，秦伯您曾帮助晋惠公（晋文公之弟）立为君，他却对您忘恩负义。现在您帮助晋文公来围郑，能准保晋文公不会恩将仇报？历史教训不可忘；四是从晋这个国家的本性看，它贪得无厌，欲望难填，东亡郑之后就将西侵秦。这四层意思，其一言亡郑之害，其二言舍郑之利，其三言历史教训，其四言亡郑后事。四层意思，层层相扣，从过去说到现态，从现在又说到将来，为秦穆公驱散了障眼的迷雾，看清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仅害人，也将害己，因而随即决定掉转枪头。戍郑抗晋。烛之武的三寸不烂之舌，收到如此神奇的效果，靠的不是动听的词藻、雄辩的气势，靠的是摆事实，讲道理，做丝丝入扣的分析；靠的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使得说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二.《左传》中出使类外交辞令的特点
使臣带着国君的重托出使他国，其目的是说服对方，完成使命。《左传》中出使类外交辞令的特点是：围绕真理，据理力争，引用经典成训和世人所遵循的制度，对对方加以抨击。如《左传·成公二年》记载：
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磐与地。“不可，则听客之所为。”宾媚人致赂，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其晋实有阙。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则有辞矣，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以犒从者。畏君之震，师徒桡败。吾子惠徼齐国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继旧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爱。子又不许，请收合余烬，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听？”鲁、卫谏曰：“齐疾我矣。其死亡者，皆亲呢也。子若不许，仇我必甚。唯子，则又何求？子得其国宝，我亦得地，而纾于难，其荣多矣。齐、晋亦唯天所授，岂必晋？”晋人许之。[2]（P796-799）
这是一篇驳斥敌国无理要求的辞令。齐使宾媚人向晋求和，晋提出两个条件：一要以齐顷公母亲做人质，二要齐国田垄都改为东西走向。提出第一个条件，纯粹为泄忿，让齐受大辱。提出第二个条件，是要使齐国成为可以随时被晋讨伐的国家。这两个条件齐国当然不能接受。在晋国的无理要求面前，宾媚人不辱君命，他抓住对方要求的实质，一用王命，二引经典，加以驳斥。对于第一个要求，他指出这样做对上违背“王命”，对下以“不孝”号令诸侯，给天下树立一个坏榜样。接着又引《诗经》的诗句，说明这种做法“非德类”，实质是破坏孝治。对于第二个要求，他先指出當年先王划定天下疆土的原则（“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又引诗“我困我理，南东其亩”，指出提出第二个条件，实为晋国戎车之利，而非先王之命。两个条件被破，随即总结一句：“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对晋作最严厉的斥责。盟主该怎么当？下面谈起四王、五伯如何施政，特先王“济同欲”与晋侯逞私欲作对照，并三引诗句，指出晋国这样做违背古训，终将“弃百禄”，害自己。最后宾媚人端出齐侯的命令，亮出齐国的态度：晋同意和则和，如不同意，则齐“背城借一”，与晋决一死战。通过宾媚人辩驳，晋不得不取消其无理要求，同意齐求和。
宾媚人在论辩时总是抓住“王命”，引经据典，以古代诚训为武器，折服对方，是这篇辞令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给我们一个启发：要加强言辞的论辩力，一要围绕真理，二引经典成训，是为良法。这篇辞令的另一个特色是婉转其词而严厉其情。宾媚人对晋国提出欺人太甚的条件气愤至极是可想而知的。但到敌国求和，不好直接吐露，所以他窝斥责于婉转之中。在驳斥晋国两个条件时，最后都用“其无乃非……”的句式，以推测口吻传怒斥之情。晋“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歇”，必将害已。但宾媚人不这么说，而说“诸侯何害焉”，于诸侯无害，自然是说对晋有害。最后一段齐与晋决一死战的表白，把国君对晋侯说的话以命令使臣的办法表达出来，避免直指晋侯，而且词极谦恭，志极刚强，这也是婉转其词的表现。 三.《左传》中盟会类外交辞令的特点
春秋时期，大国与小国，存在一种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诸侯之间的会盟目的就是为了巩固这种不合理的关系。在盟会上，大国会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以势压人，小国针锋相对，委婉有力，双方言辞激烈，具有很强的论辩性。如《左传·襄公九年》记载：
将盟，郑六卿，公子騑、公子发、公子嘉、公孙辄、公孙虿、公孙舍之及其大夫、门子，皆从郑伯。晋士庄子为载书，曰：“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而或有异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趋进曰：“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使其鬼神不获歆其禋祀，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厎告。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而敢有异志者，亦如之！”苟偃曰：“改载书！”公孙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国亦可叛也。”知武子谓献子曰：“我实不德，而要人以盟，岂礼也哉？非礼，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师而来，终必获郑，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将弃我，岂唯郑？若能休和，远人将至，何恃于郑？”乃盟而还。[3]（P968-969）
鲁襄公九年十一月，晋国动用武力，迫使郑国与它结盟。这次结盟，实际上是一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晋国一上来就宣布盟辞，声色俱厉地要郑国“唯晋命是听”，不得存有“异志”，不然要严加惩罚。可是晋对郑从来“不加德音”，动辄“乱以要之”，使郑国百姓“不获享其土利”，苦不堪言。对这样的强暴之国，怎能“唯命是从”呢？所以郑公子趋进，疾言责晋，随后对天发誓：郑国如果对于“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不服从，存有二心，甘愿受惩罚。把两家盟辞对照一下，可以看出晋国想让郑无条件地服从自己，郑则提出“有礼”、“可以庇民”等条件抵制对方的狂妄要求。由于盟辞一旦向上天作了报告不能再更改，晋国只好承认公子騑的盟辞。郑国于是以机敏的方式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公子騑的辞令，分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控告大国侵郑，给郑国带来灾难；第二层是对天发誓，郑如不顺从“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愿受惩罚。两层意思，初看起来不协调，其实似断实连。因为公子騑的誓辞实际包含着言外之意：郑对“无礼与强不可以庇民者”决不顺从。晋对郑动辄“乱以要之”，说明其无礼；伐郑给郑人带来深重灾难，说明晋不可以庇民。公子在騑誓辞中正告晋国：要郑国唯命是从，除非你们“有礼、“可以庇民”，如果仍然无理侵郑，祸害郑人，郑国不会“唯晋命是从”。公子騑誓辞中所包含的不驯服于晋的意思，被晋大夫苟偃听出来了，所以他要郑修改誓辞。总之，言在此而意在彼，话里有话，是公子騑誓辞的一个特色。
四.《左传》中邦交类外交辞令的特点
《左传》中邦交类外交辞令根据不同的外交场合选择不同的外交辞令。善于周旋，坚持原则，巧于运用。如《左传·昭公元年》记载：
元年春，楚公子围聘于郑，且娶于公孙段氏。伍举为介。将入馆，郑人恶之，使行人子羽与之言，乃馆于外。既聘，将以众逆。子产患之，使子羽辞，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从者，请墠听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对曰：“君辱贶寡大夫围，谓围特使丰氏抚有而室。围布几筳，告于庄、共之庙而来。若野赐之，是委君贶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诸卿也。不宁唯是，又使围蒙其先君，将不得为寡君老，其蔑以复矣。唯大夫图之。”子羽曰：“小国无罪，恃实其罪。将恃大国之安靖己，而无乃包藏祸心以图之？小国失恃，而惩诸侯，使莫不撼者，距违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惧。不然，敝邑馆人之属也，其敢爱丰氏之祧？”伍举知其有备也，请垂櫜而入。许之。[4]（P1199-1201）
公子围带兵聘问、迎亲，怀有袭郑之意。郑人见来那么多人，知道事情不妙，所以先派子羽叫楚人住在城外。公子围心想反正呆一会儿迎亲总该允许入城，到那时再下手也不晚，就同意先住在城外。殊不知这是郑国的缓兵之计。在城外行完聘问礼，当公子围想带兵入城迎亲时，郑国又以“蔽邑褊小，不足以容从者”为借口，不让进城，迎亲礼也要在野地里进行，这一下可气煞了公子围，马上派伯州犁指责起来。伯州犁的辞令，可以说完全是理直气壮：首先这门亲事是郑国国君郑简公主动提出来的，可见郑重。其次，公子围迎亲，是“告于庄、共之庙而来”，礼仪也很庄重。而现在行迎亲礼却要在野地里进行，这种非礼的做法，会带来以下恶果，一是把郑君之赐弃于草莽，这是对郑君的轻视；二是公子围作为楚国堂堂令尹，到小国迎亲，连城门都没能入多丢脸！叫公子围还怎么置身子列卿的行列！三是使公子围犯了欺蒙祖先之罪，不但不能再当大臣.而且还回不了国。最后“唯大夫图之”，是请子产对严重的后果好好考虑一下。伯州犁所分析的三条后果，属事之必然，入情入理，使人無从置辨。伯州犁辞婉而理直的责备把子产逼到了绝处。这时，如果用婉辞辩解是无济于事的，于是子产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大胆揭露对方有借迎亲之机袭郑的阴谋，也置对方于无可置辩的境地。子产让子羽一上来就说“小国无罪，恃实其罪”这是告诉公子围，你来问罪，我郑国没什么罪，要说有什么罪，那么只有一种情况才是它的罪过，这就是：只知道依靠大国而不知道防备。为何？对大国只信赖依靠而不加防备，很容易遭受袭击，岂非罪过？所以说郑国没有什么罪责，对你楚国不加提防才是其罪。下面直接指出：我们与楚成婚，本想依靠大国来安定郑国，而你却以兵迎亲，“包藏祸心以图之”，乘喜庆之际算计郑国。这就一下子戳穿了楚国的险恶阴谋。对于楚国的祸心，子产当然极其愤慨，但又不便直露。所以只得委婉其辞：邦国失去楚恃而取灭亡倒是小事，我们怕的是别的依附于楚国的诸侯国家，会以郑为戒，无不恨楚，抗拒楚君之命。不说郑国恨楚，而说诸侯“莫不憾”，寓郑恨于诸侯共恨之中；楚国袭郑必将自食其果这一点，不直接指出，而以替人着想的口吻说来，这些，都是子产辞令的巧妙之处。
从这篇辞令可以看出，春秋时代的外交辞令，并非只讲委婉，在必要的时候，也是不顾一切直陈其辞的。委婉与直言相结合，宽猛相济，刚柔相成，应该是成功的辞令的一个特色。又如《左传·昭公三年》记载：
关键词：外交辞令 分类 特点 价值
《左传》的外交辞令非常优美，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各诸侯国外交策略、外交手段的具体体现。《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从春秋开始，天下大乱，王命不行，诸侯兼并。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见于《春秋》国数凡五十余，若并见《左传》者记之，有百七十国。其中百三十九国知其所居，三十一国亡其处，然举其大者，不过十余”。[5]（P55）在这种群雄逐鹿，弱肉强食的时代背景下，各诸侯国为了生存，或凭借战争，或依靠外交手段，或二者并用，来谋求本国的生存，避免被他国兼并。由于诸侯之间斗争激烈，行人往来、外交场合等非常讲究外交辞令。大国侵略小国，固然要“奉辞伐罪”，小国应付大国，尤须委婉其辞。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谓“子产有辞，诸侯赖之”，正说明“辞之不可以已”，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特殊需要。这一时期，诸侯各国外交空前繁荣，行人聘问讲究外交辞令。《左传》一书将这些辞令记录下来，并加以润色加工，使辞令富于风采。刘知几在《史通·语言》中说：“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辞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6]（P149）这些外交辞令，简洁精炼，委婉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形成《左传》独特的辞令之美。
《史通·申左》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辞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刚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黄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6]（P419-420）这话说得不错，《左传》的辞令之美，确实是同大夫行人的应答辞令有关，不是成于一时、出自一手的。先秦古籍成书过程往往如此，《左传》辞令如此之美，更不待言。事实上，各个时代、各体文章的语言艺术，固然有其自身的发展变化，但是，归根结底，总是要受时代的变革，尤其要受政治变革的影响。《左传》一书之所以工于辞令，而这些辞令又以委婉有力见长，正是表现了时代特征、也是反映了当时的政治需要的。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按其产生场合和辞令内容，可以分为四类：戎事、出使、盟会、邦交。通过具体分析《左传》的各类外交辞令的特点，全面了解《左传》外交辞令的特点。
一.《左传》中戎事类外交辞令的特点
首先是大国“奉辞伐罪”，义正词严，为本国出师寻找“名正言顺”的理由，做到师出有名。如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
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师进，次于陉。[1]（P288-291）
齐桓公以霸主身份帅诸侯之师伐楚，齐侯这次伐楚，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目的在于自己的称霸。对于齐师入侵，楚围使者不说别的，只以“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一句诙谐生动的比喻，说明两国相距之远，一向互不相干，齐师没有入侵楚国的丝毫理由。接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一句，询问入侵缘由，语气似委婉，态度实冷峻。齐侯既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的回答就说的“义正词严”。管仲针对楚使之辞，说了三条理由。第一条援引三百多年前的王命说明这次伐楚的合理性。接着指出楚国的两大罪状：一是“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二是“昭王南征而不复”。所以“寡人是征”、“寡人是问”更是理直气壮。面对这种情势，楚国只好让步，却不肯真正低头。“贡之不入”，罪小，所以承认是“寡君之罪也”，并决定改正：“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罪大，所以推诿，措词也相当强硬：“君其问诸水滨”。齐国在为自己的进攻寻找充分的理由。齐桓公亲率八国之师，竞是为几捆包茅而来，说明齐对楚实在无可责备，只能找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作为借口。管仲责问楚国三百多年前周阳王南征为何亡命。殊不知那时汉水还不属于楚境，罪名根本加不到楚国身上。从后两条理由可以看出，齐桓公征讨诸侯，辅助周室是假，滥施淫威、想成就霸业是真。
其次是被攻打的小国，面对战争一触即发，敌人兵临城下的局势，其外交辞令的特点是：具体分析厉害关系，处处为对方考虑，委婉多姿，谨严而周密，目的是避免战争的发生，保全自己的国家。如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稿师”中的外交辞令，就是一篇说退敌军的辞令。其辞令为：
夏，齐孝公伐我北鄙，卫人伐齐，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师，使受命于展禽。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阕，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敞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齐侯乃还。[1]（P439-440）
展喜不是以利害关系说服对方，而是通过重温先王之命，回顾先君功业的方式，使对方认识到侵鲁是一种背祖弃德的行为，从而主动收兵撤退。这篇辞令虽短，但措词达意讲求艺术。当齐孝公自鸣得意地问起鲁国怕不怕的问题时，展喜光说怕不好，光说不怕也不好，所以来个“一分为二”，答之以“小人恐矣，君子则否”。这一回答很合理。小人无见识，自然怕，君子审时度势，明事理，看问题当然不同于小人。当齐孝公又问凭什么不怕时，展喜回答“恃先王之命”，这一回答又出孝公意外。在孝公看来，打仗要凭钱财资粮，鲁“室如县罄，野无青草”，岂有不怕的道理，而鲁国君子竞“恃先王之命”而不怕，岂非新鲜！这时展喜开始陈其辞，先从老祖宗说起：当年齐、鲁二国的始祖，是周成王的左膀右臂，亲密合作，共辅周室，而且有“世世子孙无相害”的盟约，至今犹在。然后一步跨到齐桓时代；当年齐桓公遵循先王之命，对诸侯国家不仅不“相害”，而且。“谋其不协，弥缝其阕，而匡救其灾”，继承和发扬了齐太公夹辅周室时的优良传统。接着就联系到现在：而你齐孝公废先王之命，弃齐桓传统，竞侵略我国。但在大国面前这样说话未免锋芒毕渴，于是展喜换了一种委婉的说法：先杜撰“诸侯之望”，用反话刺其不“率桓之功”，又编造鲁人之言，用自间自答的语气，巧妙地讥刺对方的侵略行径。“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两个自问，一刺孝公背弃祖命，二羞孝公愧对先君。“君必不然”，是自答，讥刺之后，随作否定，犹如击人一掌之后又赶快给他揉三下。这样他既可让对方痛一下，又可表明自己并没有要打人之意。这样措词，实是妙不可言。展喜的说辞以“恃此以不恐”作结，与“恃先王之命”首尾呼应，再次表达了鲁人对齐君的希望与信念。正义的信念与希望不可犯，孝公不置一词，扫兴而归。这篇辞令，使我们看到委婉其词，正话反说，曲折达意，不失为精采的陈辞手法，往往可收到神奇的效果。 又如，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其中记载：
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惟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1]（P479-481）
烛之武退秦师的说辞，有两个突出点：一是能抓住问题的关键。烛之武看到，晋秦联合围郑，势不可挡，要救郑，关键是要瓦解晋秦联盟。在晋秦之间，晋是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谋，秦不过是盲从而来，所以要瓦解二国联盟，关健在于说服秦伯退兵。秦来攻打郑，不曾深想此事于秦是利是害，所以要说服秦伯退兵，关健又在晓之以利害。正因为烛之武抓住了问题的关健，所以其说辞能做到入心对路，收到预期的效果。第二个突出点是，这篇辞令说理严谨，合乎常理，逻辑性强，因而具有毋庸置疑的说服力。烛之武见了秦穆公，开门见山就承认郑要被晋秦灭亡了，接着话头一转，说如果亡郑于秦有益，我们甘愿让秦灭掉。这句话振聋发聩，提醒秦伯；亡郑于你无益。亡郑为何无益，烛之武从四层说来：首先从地理位置上说，秦郑之间隔了个晋国，秦晋灭郑，郑不可能为秦占有，只能被与郑为邻的晋国所有。这是十分明显的道理。而晋吞并了郑，国力自然大大超过秦；二是如果秦不攻郑，郑以后可以做秦的东道主，给秦国外交使节提供行程中的方便；三是从历史上说，秦伯您曾帮助晋惠公（晋文公之弟）立为君，他却对您忘恩负义。现在您帮助晋文公来围郑，能准保晋文公不会恩将仇报？历史教训不可忘；四是从晋这个国家的本性看，它贪得无厌，欲望难填，东亡郑之后就将西侵秦。这四层意思，其一言亡郑之害，其二言舍郑之利，其三言历史教训，其四言亡郑后事。四层意思，层层相扣，从过去说到现态，从现在又说到将来，为秦穆公驱散了障眼的迷雾，看清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仅害人，也将害己，因而随即决定掉转枪头。戍郑抗晋。烛之武的三寸不烂之舌，收到如此神奇的效果，靠的不是动听的词藻、雄辩的气势，靠的是摆事实，讲道理，做丝丝入扣的分析；靠的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使得说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二.《左传》中出使类外交辞令的特点
使臣带着国君的重托出使他国，其目的是说服对方，完成使命。《左传》中出使类外交辞令的特点是：围绕真理，据理力争，引用经典成训和世人所遵循的制度，对对方加以抨击。如《左传·成公二年》记载：
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磐与地。“不可，则听客之所为。”宾媚人致赂，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其晋实有阙。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则有辞矣，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以犒从者。畏君之震，师徒桡败。吾子惠徼齐国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继旧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爱。子又不许，请收合余烬，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听？”鲁、卫谏曰：“齐疾我矣。其死亡者，皆亲呢也。子若不许，仇我必甚。唯子，则又何求？子得其国宝，我亦得地，而纾于难，其荣多矣。齐、晋亦唯天所授，岂必晋？”晋人许之。[2]（P796-799）
这是一篇驳斥敌国无理要求的辞令。齐使宾媚人向晋求和，晋提出两个条件：一要以齐顷公母亲做人质，二要齐国田垄都改为东西走向。提出第一个条件，纯粹为泄忿，让齐受大辱。提出第二个条件，是要使齐国成为可以随时被晋讨伐的国家。这两个条件齐国当然不能接受。在晋国的无理要求面前，宾媚人不辱君命，他抓住对方要求的实质，一用王命，二引经典，加以驳斥。对于第一个要求，他指出这样做对上违背“王命”，对下以“不孝”号令诸侯，给天下树立一个坏榜样。接着又引《诗经》的诗句，说明这种做法“非德类”，实质是破坏孝治。对于第二个要求，他先指出當年先王划定天下疆土的原则（“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又引诗“我困我理，南东其亩”，指出提出第二个条件，实为晋国戎车之利，而非先王之命。两个条件被破，随即总结一句：“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对晋作最严厉的斥责。盟主该怎么当？下面谈起四王、五伯如何施政，特先王“济同欲”与晋侯逞私欲作对照，并三引诗句，指出晋国这样做违背古训，终将“弃百禄”，害自己。最后宾媚人端出齐侯的命令，亮出齐国的态度：晋同意和则和，如不同意，则齐“背城借一”，与晋决一死战。通过宾媚人辩驳，晋不得不取消其无理要求，同意齐求和。
宾媚人在论辩时总是抓住“王命”，引经据典，以古代诚训为武器，折服对方，是这篇辞令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给我们一个启发：要加强言辞的论辩力，一要围绕真理，二引经典成训，是为良法。这篇辞令的另一个特色是婉转其词而严厉其情。宾媚人对晋国提出欺人太甚的条件气愤至极是可想而知的。但到敌国求和，不好直接吐露，所以他窝斥责于婉转之中。在驳斥晋国两个条件时，最后都用“其无乃非……”的句式，以推测口吻传怒斥之情。晋“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歇”，必将害已。但宾媚人不这么说，而说“诸侯何害焉”，于诸侯无害，自然是说对晋有害。最后一段齐与晋决一死战的表白，把国君对晋侯说的话以命令使臣的办法表达出来，避免直指晋侯，而且词极谦恭，志极刚强，这也是婉转其词的表现。 三.《左传》中盟会类外交辞令的特点
春秋时期，大国与小国，存在一种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诸侯之间的会盟目的就是为了巩固这种不合理的关系。在盟会上，大国会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以势压人，小国针锋相对，委婉有力，双方言辞激烈，具有很强的论辩性。如《左传·襄公九年》记载：
将盟，郑六卿，公子騑、公子发、公子嘉、公孙辄、公孙虿、公孙舍之及其大夫、门子，皆从郑伯。晋士庄子为载书，曰：“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而或有异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趋进曰：“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使其鬼神不获歆其禋祀，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厎告。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而敢有异志者，亦如之！”苟偃曰：“改载书！”公孙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国亦可叛也。”知武子谓献子曰：“我实不德，而要人以盟，岂礼也哉？非礼，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师而来，终必获郑，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将弃我，岂唯郑？若能休和，远人将至，何恃于郑？”乃盟而还。[3]（P968-969）
鲁襄公九年十一月，晋国动用武力，迫使郑国与它结盟。这次结盟，实际上是一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晋国一上来就宣布盟辞，声色俱厉地要郑国“唯晋命是听”，不得存有“异志”，不然要严加惩罚。可是晋对郑从来“不加德音”，动辄“乱以要之”，使郑国百姓“不获享其土利”，苦不堪言。对这样的强暴之国，怎能“唯命是从”呢？所以郑公子趋进，疾言责晋，随后对天发誓：郑国如果对于“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不服从，存有二心，甘愿受惩罚。把两家盟辞对照一下，可以看出晋国想让郑无条件地服从自己，郑则提出“有礼”、“可以庇民”等条件抵制对方的狂妄要求。由于盟辞一旦向上天作了报告不能再更改，晋国只好承认公子騑的盟辞。郑国于是以机敏的方式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公子騑的辞令，分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控告大国侵郑，给郑国带来灾难；第二层是对天发誓，郑如不顺从“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愿受惩罚。两层意思，初看起来不协调，其实似断实连。因为公子騑的誓辞实际包含着言外之意：郑对“无礼与强不可以庇民者”决不顺从。晋对郑动辄“乱以要之”，说明其无礼；伐郑给郑人带来深重灾难，说明晋不可以庇民。公子在騑誓辞中正告晋国：要郑国唯命是从，除非你们“有礼、“可以庇民”，如果仍然无理侵郑，祸害郑人，郑国不会“唯晋命是从”。公子騑誓辞中所包含的不驯服于晋的意思，被晋大夫苟偃听出来了，所以他要郑修改誓辞。总之，言在此而意在彼，话里有话，是公子騑誓辞的一个特色。
四.《左传》中邦交类外交辞令的特点
《左传》中邦交类外交辞令根据不同的外交场合选择不同的外交辞令。善于周旋，坚持原则，巧于运用。如《左传·昭公元年》记载：
元年春，楚公子围聘于郑，且娶于公孙段氏。伍举为介。将入馆，郑人恶之，使行人子羽与之言，乃馆于外。既聘，将以众逆。子产患之，使子羽辞，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从者，请墠听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对曰：“君辱贶寡大夫围，谓围特使丰氏抚有而室。围布几筳，告于庄、共之庙而来。若野赐之，是委君贶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诸卿也。不宁唯是，又使围蒙其先君，将不得为寡君老，其蔑以复矣。唯大夫图之。”子羽曰：“小国无罪，恃实其罪。将恃大国之安靖己，而无乃包藏祸心以图之？小国失恃，而惩诸侯，使莫不撼者，距违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惧。不然，敝邑馆人之属也，其敢爱丰氏之祧？”伍举知其有备也，请垂櫜而入。许之。[4]（P1199-1201）
公子围带兵聘问、迎亲，怀有袭郑之意。郑人见来那么多人，知道事情不妙，所以先派子羽叫楚人住在城外。公子围心想反正呆一会儿迎亲总该允许入城，到那时再下手也不晚，就同意先住在城外。殊不知这是郑国的缓兵之计。在城外行完聘问礼，当公子围想带兵入城迎亲时，郑国又以“蔽邑褊小，不足以容从者”为借口，不让进城，迎亲礼也要在野地里进行，这一下可气煞了公子围，马上派伯州犁指责起来。伯州犁的辞令，可以说完全是理直气壮：首先这门亲事是郑国国君郑简公主动提出来的，可见郑重。其次，公子围迎亲，是“告于庄、共之庙而来”，礼仪也很庄重。而现在行迎亲礼却要在野地里进行，这种非礼的做法，会带来以下恶果，一是把郑君之赐弃于草莽，这是对郑君的轻视；二是公子围作为楚国堂堂令尹，到小国迎亲，连城门都没能入多丢脸！叫公子围还怎么置身子列卿的行列！三是使公子围犯了欺蒙祖先之罪，不但不能再当大臣.而且还回不了国。最后“唯大夫图之”，是请子产对严重的后果好好考虑一下。伯州犁所分析的三条后果，属事之必然，入情入理，使人無从置辨。伯州犁辞婉而理直的责备把子产逼到了绝处。这时，如果用婉辞辩解是无济于事的，于是子产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大胆揭露对方有借迎亲之机袭郑的阴谋，也置对方于无可置辩的境地。子产让子羽一上来就说“小国无罪，恃实其罪”这是告诉公子围，你来问罪，我郑国没什么罪，要说有什么罪，那么只有一种情况才是它的罪过，这就是：只知道依靠大国而不知道防备。为何？对大国只信赖依靠而不加防备，很容易遭受袭击，岂非罪过？所以说郑国没有什么罪责，对你楚国不加提防才是其罪。下面直接指出：我们与楚成婚，本想依靠大国来安定郑国，而你却以兵迎亲，“包藏祸心以图之”，乘喜庆之际算计郑国。这就一下子戳穿了楚国的险恶阴谋。对于楚国的祸心，子产当然极其愤慨，但又不便直露。所以只得委婉其辞：邦国失去楚恃而取灭亡倒是小事，我们怕的是别的依附于楚国的诸侯国家，会以郑为戒，无不恨楚，抗拒楚君之命。不说郑国恨楚，而说诸侯“莫不憾”，寓郑恨于诸侯共恨之中；楚国袭郑必将自食其果这一点，不直接指出，而以替人着想的口吻说来，这些，都是子产辞令的巧妙之处。
从这篇辞令可以看出，春秋时代的外交辞令，并非只讲委婉，在必要的时候，也是不顾一切直陈其辞的。委婉与直言相结合，宽猛相济，刚柔相成，应该是成功的辞令的一个特色。又如《左传·昭公三年》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