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北安，如果提到“尚大嫂”，许多老辈人都能讲出她的一些故事。
“尚大嫂”是我的母亲，九一八事变后，她成了一名积极支援东北抗联部队的骨干，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
许多人叫我母亲“尚大嫂”，却不知道她的本名叫张广英。
抗联部队的好后勤
1907年，母亲出生在山东省潍县一个农民家庭。姥爷不到40岁就因病去世，姥姥带着我母亲和她三个年幼的哥哥艰难度日。
母亲15岁那年，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姥姥含着泪把她嫁给了一个王姓乡邻。没想到，这个人不但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还常常虐待母亲。在母亲23岁时，丈夫竟将她卖给了人贩子。之后，人贩子又把母亲带到了人烟稀少的北大荒，在龙镇县（今北安市）李殿芳屯（今革命屯）把她卖给了一个叫尚福的农民。尚福就是我父亲。
母亲来到北大荒不到一年，日本关东军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很快沦陷。
1939年初夏，抗联部队二次西征，六军十二团在李殿芳屯与日伪军激烈交战。战斗间歇时，政治部主任王钧派周云峰、王永昌两位同志在李殿芳屯发动群众、支援抗联。母亲被抗日救国的道理所打动，同乡亲们一道，为抗联部队送吃送喝，把牺牲的抗联战士抬到村外掩埋起来。
从此以后，母亲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成为最活跃的积极分子，被抗联发展为第一批抗日救国会成员，并担任妇女救国会会长。
1939年7月，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经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批准，中共北安中心县委在李殿芳屯成立。同年，母亲被抗联六军十二团接收为抗联战士，负责地方后勤工作，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她奔走于李殿芳屯周边的四平街、口门子、徐占国、保三兴四个屯，发动妇女参加抗日活动。1939年年底，四个屯都成立了妇女救国会组织，扩大了抗联部队的后勤基地。
1940年秋天，母亲接受了为十二团赶做过冬棉衣、棉鞋的紧急任务。因为日伪军经常到村子里来搜查，白天不能干活儿，妇女们只能在天黑以后用棉被把窗户挡上，利用晚上时间赶做。母亲把棉布和棉花按件一份一份送到各家，天亮以后，再到各家把做好的棉衣取回。经救国会安排，以进山“倒套子”（采伐树木）为掩护，把棉衣、药品、电池等急需物资送到抗联部队。
在担任救国会会长期间，母亲组织妇女为抗联部队筹粮10多石，做棉鞋170余双，缝制棉衣140多套（件），以及运送药品、日用品等物资，出色完成任务，受到抗联首长的表扬。
机智掩护抗联战士
1940年6月的一天，两名抗联战士由东山密营来到我家。没多一会儿，正在北炕做针线活的母亲忽然听到一阵汽车马达声，透过后窗一看，我家北边和东西两边密密麻麻的全是端着刺刀的日本兵。房前是一片草甸子，因为草不高，无法藏身。
两名抗联战士要冲出去和敌人拼命，被母亲一把拉住。紧要关头，母亲急中生智，把两个战士藏在猪圈边的一个柴禾垛里。转眼工夫，敌人就进了院，并驻扎下来。一天多过去了，见敌人还没有撤的意思，而且在离柴禾垛十多步的地方就有一个日本兵岗哨，母亲急得心里像着了火一样，便冒着危险烧了两个“面团”，装着去抱柴禾，趁敌人哨兵转身的工夫把“面团”塞了进去。然后，她又回到屋里装了一瓶水，藏到袖筒里，拿着猪食盆子假装喂猪，把水瓶也塞进了柴禾垛。第三天，日本兵终于撤走了，躲在柴禾垛里的抗联战士安然无恙。
还有一次，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的抗联战士季振国被转送到李殿芳屯，母亲不顾个人安危，同妇救会副会长于长青一起把伤员藏在苞米楼子里。为了确保安全，她又同抗日救国会的同志把伤员转移到西沟子的一个破房框里隐藏起来。这期间，日本宪兵、警察经常到屯中搜查，还派了一个连的伪军在口门子屯驻防。
为了照料伤员，母亲和几个乡亲以上山打柴为名出了村，在北山的深草窠里挖了一个小地窨子，让季振国在那里养伤。母亲又设法给季振国送粮、送药，让小猪倌儿把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捎到山上去。在母亲和抗日救国会同志的精心照料下，季振国痊愈归队了。
母亲说，咱们能救一个抗联战士，就增加了打击敌人的一份力量。
坐牢五年坚贞不屈
1940年10月31日，由于叛徒告密，日军在李殿芳屯展开大逮捕，北安中心县委遭到严重破坏，母亲和抗日救国会、妇救会成员等55人被捕。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母亲坚贞不屈，被判10年徒刑。1945年3月，母亲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回到家乡时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村里自发地出动30多人，给她盖起一个“马架子”，让她有了安身之地。
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由于表现出色，母亲被选为村妇女会主任，1948年又被选为副村长，1949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9月，作为革命老区的国庆观礼代表，母亲前往北京。不料，在赴京途中老病复发。省委、省政府领导非常关心她的病情，立即将她送往省立医院进行治疗。但终因病情过重，母亲于1951年10月9日病逝，年仅44岁。在省、市党政机关为她举行的追悼大会上，省政府授予她革命烈士称号，号召全省干部群众向抗日英雄“尚大嫂”学习。
如今，母亲离开我们已经64年了。她为抗日做出的积极贡献，是我们家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尚大嫂”是我的母亲，九一八事变后，她成了一名积极支援东北抗联部队的骨干，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
许多人叫我母亲“尚大嫂”，却不知道她的本名叫张广英。
抗联部队的好后勤
1907年，母亲出生在山东省潍县一个农民家庭。姥爷不到40岁就因病去世，姥姥带着我母亲和她三个年幼的哥哥艰难度日。
母亲15岁那年，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姥姥含着泪把她嫁给了一个王姓乡邻。没想到，这个人不但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还常常虐待母亲。在母亲23岁时，丈夫竟将她卖给了人贩子。之后，人贩子又把母亲带到了人烟稀少的北大荒，在龙镇县（今北安市）李殿芳屯（今革命屯）把她卖给了一个叫尚福的农民。尚福就是我父亲。
母亲来到北大荒不到一年，日本关东军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很快沦陷。
1939年初夏，抗联部队二次西征，六军十二团在李殿芳屯与日伪军激烈交战。战斗间歇时，政治部主任王钧派周云峰、王永昌两位同志在李殿芳屯发动群众、支援抗联。母亲被抗日救国的道理所打动，同乡亲们一道，为抗联部队送吃送喝，把牺牲的抗联战士抬到村外掩埋起来。
从此以后，母亲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成为最活跃的积极分子，被抗联发展为第一批抗日救国会成员，并担任妇女救国会会长。
1939年7月，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经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批准，中共北安中心县委在李殿芳屯成立。同年，母亲被抗联六军十二团接收为抗联战士，负责地方后勤工作，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她奔走于李殿芳屯周边的四平街、口门子、徐占国、保三兴四个屯，发动妇女参加抗日活动。1939年年底，四个屯都成立了妇女救国会组织，扩大了抗联部队的后勤基地。
1940年秋天，母亲接受了为十二团赶做过冬棉衣、棉鞋的紧急任务。因为日伪军经常到村子里来搜查，白天不能干活儿，妇女们只能在天黑以后用棉被把窗户挡上，利用晚上时间赶做。母亲把棉布和棉花按件一份一份送到各家，天亮以后，再到各家把做好的棉衣取回。经救国会安排，以进山“倒套子”（采伐树木）为掩护，把棉衣、药品、电池等急需物资送到抗联部队。
在担任救国会会长期间，母亲组织妇女为抗联部队筹粮10多石，做棉鞋170余双，缝制棉衣140多套（件），以及运送药品、日用品等物资，出色完成任务，受到抗联首长的表扬。
机智掩护抗联战士
1940年6月的一天，两名抗联战士由东山密营来到我家。没多一会儿，正在北炕做针线活的母亲忽然听到一阵汽车马达声，透过后窗一看，我家北边和东西两边密密麻麻的全是端着刺刀的日本兵。房前是一片草甸子，因为草不高，无法藏身。
两名抗联战士要冲出去和敌人拼命，被母亲一把拉住。紧要关头，母亲急中生智，把两个战士藏在猪圈边的一个柴禾垛里。转眼工夫，敌人就进了院，并驻扎下来。一天多过去了，见敌人还没有撤的意思，而且在离柴禾垛十多步的地方就有一个日本兵岗哨，母亲急得心里像着了火一样，便冒着危险烧了两个“面团”，装着去抱柴禾，趁敌人哨兵转身的工夫把“面团”塞了进去。然后，她又回到屋里装了一瓶水，藏到袖筒里，拿着猪食盆子假装喂猪，把水瓶也塞进了柴禾垛。第三天，日本兵终于撤走了，躲在柴禾垛里的抗联战士安然无恙。
还有一次，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的抗联战士季振国被转送到李殿芳屯，母亲不顾个人安危，同妇救会副会长于长青一起把伤员藏在苞米楼子里。为了确保安全，她又同抗日救国会的同志把伤员转移到西沟子的一个破房框里隐藏起来。这期间，日本宪兵、警察经常到屯中搜查，还派了一个连的伪军在口门子屯驻防。
为了照料伤员，母亲和几个乡亲以上山打柴为名出了村，在北山的深草窠里挖了一个小地窨子，让季振国在那里养伤。母亲又设法给季振国送粮、送药，让小猪倌儿把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捎到山上去。在母亲和抗日救国会同志的精心照料下，季振国痊愈归队了。
母亲说，咱们能救一个抗联战士，就增加了打击敌人的一份力量。
坐牢五年坚贞不屈
1940年10月31日，由于叛徒告密，日军在李殿芳屯展开大逮捕，北安中心县委遭到严重破坏，母亲和抗日救国会、妇救会成员等55人被捕。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母亲坚贞不屈，被判10年徒刑。1945年3月，母亲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回到家乡时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村里自发地出动30多人，给她盖起一个“马架子”，让她有了安身之地。
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由于表现出色，母亲被选为村妇女会主任，1948年又被选为副村长，1949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9月，作为革命老区的国庆观礼代表，母亲前往北京。不料，在赴京途中老病复发。省委、省政府领导非常关心她的病情，立即将她送往省立医院进行治疗。但终因病情过重，母亲于1951年10月9日病逝，年仅44岁。在省、市党政机关为她举行的追悼大会上，省政府授予她革命烈士称号，号召全省干部群众向抗日英雄“尚大嫂”学习。
如今，母亲离开我们已经64年了。她为抗日做出的积极贡献，是我们家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