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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闻周刊》驻华记者安思乔这几天感冒，咳嗽得厉害，不过，听说有人要请他评说一下中国各类网络现象时，安思乔一下子就来劲了。他说，自己对此非常感兴趣，《新闻周刊》在华报道原则之一就是想通过一些小事情，看到中国是否产生了什么“主义”的东西，而网络应该算最能产生新“主义”的地方，一直是他的关注重点。
网络中“新的文化革命”
在他看来，中国网络里出现的种种乱象，可以称为“新的文化革命”，对任何怪异、荒谬甚至可笑的现象，都会有人打压，有人吹捧，甚至形成了各个派别，“真理、价值和道德在这个环境里都被扭曲了”。这不仅是个别民众在成长过程中的“变态”，更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变态”。因为在中国，学校、单位或者其他公众场合中，表达个人色彩的空间非常单一，而网络却成了一个吸引眼球、让人可以一步登天的地方，这样，很自然地会产生木子美、芙蓉姐姐等现象。这些现象可以用“垃圾”、“堕落”、“放荡”等许多中文词来形容，算是网络里面的一些“污区”，那些出名的人也注定不可能长久。
安思乔说，西方媒体观察这些网络现象，通常也会探讨这些“个人秀”的另一面。《华盛顿邮报》去年曾以小人物在网络成名的事例为出发点，用一些“臭美”、“好笑”等词报道了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变化。他在《新闻周刊》的同事去年2月份也向美国国内发回了一篇关于中国博客发展的报道，认为中国言论自由开始处于萌芽阶段云云。他还听说，一些西方媒体同行就此还捕风捉影地猜测中国政府的媒体管理政策，认为中国政府对其他媒体控制太严格了，人们才会到网络上表现张扬的自我。对此，安思乔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如果他要写一篇这样报道，除了会介绍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人在中国网络里引起轰动，评述这些奇怪的网络社会现象外，他还会从“市场”的角度来分析。这些网络现象的背后是中国巨大的市场支撑，有许多人通过这些获取经济利益，比如网站、商家等等。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现象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是好事情。因此，如何既用制度和法律保护市场拥有者的合法经济利益，又不让这些事情炒得过热，以免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需要中国媒体、社会和政府的深刻反思。
泉京鹿是日本少数几位曾为中国杂志工作的资深媒体人。对于中国媒介传播问题，可以算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了。她表示，在当前这个信息化时代，产生“网络偶像”的现象是非常正常的。因为网络虚拟性决定了网络世界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任何一件事物都有可能成为网民的焦点。中国各种各样的网络现象，在日本也常会发生。有些现象很奇怪，但却很有意思，吸引了一大批追新潮的青年学生。但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些现象并没有多大吸引力。
泉京鹿指出，有人认为，这些乱象会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其实，网络乱象对青少年最大害处不是乱象本身，而是因为乱象的吸引力，使大批青少年都沉溺于网络，有的甚至无法自拔，因此而耗费了宝贵的光阴。相比新一代青少年，当今成年一代在成长早期，网络还没有成熟，受影响较少，其大部分精力都可以用于报纸、杂志、书籍等经过筛选的信息，获得所需要的知识。但是，新一代青少年由于网络，变得不爱读书读报，对其未来发展非常不利。也正是因为这些乱象，网络对信息传播的积极作用大大减弱。“网络是为了方便，现在却越来越不方便了。我对网络发展的信心也正在大打折扣。”泉京鹿对记者感叹。
网络明星很难在现实生活中走远
除了外国驻华记者，中国网络之怪象还引起了许多在华生活的外国人的注意。宋正勋是几十万长期居住中国的韩国人之一。他说，网络中通过各种方式成名的怪现象，在几年前的韩国也有，也曾有一些人不负责任地发表批评、谩骂的文章。但是，近年来，韩国人发觉，这些现象对国家发展没有任何好处，一些靠网络成名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保持知名度。于是，许多国民自觉地发动了“网络道德运动”。如今，韩国实行网络实名制，任何人进入网络时要进行实名登记，这样做加强了国民的责任感和道德约束。在宋正勋看来，现在的中国有些网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感，也还没有明白，现实世界和网络虚拟世界存在很大不同，靠网络成名的人，终究会因为失去了网络虚拟化的光环，无法在现实生活中“继续出名下去”。
宋正勋认为，中国的网络正处于走向成熟化的过渡期中，任何现象都是可以理解的。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会逐渐地意识到道德、责任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在此之前，媒体需要多加倡导网络文明观，而政府也需要适当地进行疏导。
曾在南京大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的越南驻华外交人员杜南忠说，这些年来，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冲击传统上性格非常内敛的东方人，使东方人长久以来压抑的心态，得到了火山般的爆发。他一再强调，这些新生事物很明显是非常极端的，现在还有许多人借此进一步极端化，比如，“向芙蓉姐姐求婚”、“小胖”现象等，进而得到名声和相关利益。对此种极端现象，千万不能用极端的心态来看待，而应该用理性的态度加以引导。
谈起中国的网络，在中国从事投资业的美国商人谭嘉煦很自然地联想到商业社会下人们的精神状态。他说，中国人现在精神生活太紧张了，需要有东西放松一下。网络恰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所。随之出现的一些恶搞、变态、稀奇古怪、极端甚至龌龊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它也表明中国社会比以前更加宽容和开放。在美国，人们在公开场合的发泄渠道可能要比中国人多，有更多的组织提供这些功能，这是中国需要参考和学习的。另一方面，美国网络实名的现象很普及，一般人在网络上也不敢太放肆了。问及这些现象会不会影响美国人对中国形象的看法时，谭嘉煦很直接地表示，不会。美国对中国形象的判断主要是通过政治问题形成的，而且由于语言障碍，这些网络乱象受美国人关注得较少。（摘自2010年3月29日《环球时报-生命时报》）
网络中“新的文化革命”
在他看来，中国网络里出现的种种乱象，可以称为“新的文化革命”，对任何怪异、荒谬甚至可笑的现象，都会有人打压，有人吹捧，甚至形成了各个派别，“真理、价值和道德在这个环境里都被扭曲了”。这不仅是个别民众在成长过程中的“变态”，更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变态”。因为在中国，学校、单位或者其他公众场合中，表达个人色彩的空间非常单一，而网络却成了一个吸引眼球、让人可以一步登天的地方，这样，很自然地会产生木子美、芙蓉姐姐等现象。这些现象可以用“垃圾”、“堕落”、“放荡”等许多中文词来形容，算是网络里面的一些“污区”，那些出名的人也注定不可能长久。
安思乔说，西方媒体观察这些网络现象，通常也会探讨这些“个人秀”的另一面。《华盛顿邮报》去年曾以小人物在网络成名的事例为出发点，用一些“臭美”、“好笑”等词报道了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变化。他在《新闻周刊》的同事去年2月份也向美国国内发回了一篇关于中国博客发展的报道，认为中国言论自由开始处于萌芽阶段云云。他还听说，一些西方媒体同行就此还捕风捉影地猜测中国政府的媒体管理政策，认为中国政府对其他媒体控制太严格了，人们才会到网络上表现张扬的自我。对此，安思乔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如果他要写一篇这样报道，除了会介绍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人在中国网络里引起轰动，评述这些奇怪的网络社会现象外，他还会从“市场”的角度来分析。这些网络现象的背后是中国巨大的市场支撑，有许多人通过这些获取经济利益，比如网站、商家等等。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现象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是好事情。因此，如何既用制度和法律保护市场拥有者的合法经济利益，又不让这些事情炒得过热，以免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需要中国媒体、社会和政府的深刻反思。
泉京鹿是日本少数几位曾为中国杂志工作的资深媒体人。对于中国媒介传播问题，可以算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了。她表示，在当前这个信息化时代，产生“网络偶像”的现象是非常正常的。因为网络虚拟性决定了网络世界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任何一件事物都有可能成为网民的焦点。中国各种各样的网络现象，在日本也常会发生。有些现象很奇怪，但却很有意思，吸引了一大批追新潮的青年学生。但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些现象并没有多大吸引力。
泉京鹿指出，有人认为，这些乱象会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其实，网络乱象对青少年最大害处不是乱象本身，而是因为乱象的吸引力，使大批青少年都沉溺于网络，有的甚至无法自拔，因此而耗费了宝贵的光阴。相比新一代青少年，当今成年一代在成长早期，网络还没有成熟，受影响较少，其大部分精力都可以用于报纸、杂志、书籍等经过筛选的信息，获得所需要的知识。但是，新一代青少年由于网络，变得不爱读书读报，对其未来发展非常不利。也正是因为这些乱象，网络对信息传播的积极作用大大减弱。“网络是为了方便，现在却越来越不方便了。我对网络发展的信心也正在大打折扣。”泉京鹿对记者感叹。
网络明星很难在现实生活中走远
除了外国驻华记者，中国网络之怪象还引起了许多在华生活的外国人的注意。宋正勋是几十万长期居住中国的韩国人之一。他说，网络中通过各种方式成名的怪现象，在几年前的韩国也有，也曾有一些人不负责任地发表批评、谩骂的文章。但是，近年来，韩国人发觉，这些现象对国家发展没有任何好处，一些靠网络成名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保持知名度。于是，许多国民自觉地发动了“网络道德运动”。如今，韩国实行网络实名制，任何人进入网络时要进行实名登记，这样做加强了国民的责任感和道德约束。在宋正勋看来，现在的中国有些网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感，也还没有明白，现实世界和网络虚拟世界存在很大不同，靠网络成名的人，终究会因为失去了网络虚拟化的光环，无法在现实生活中“继续出名下去”。
宋正勋认为，中国的网络正处于走向成熟化的过渡期中，任何现象都是可以理解的。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会逐渐地意识到道德、责任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在此之前，媒体需要多加倡导网络文明观，而政府也需要适当地进行疏导。
曾在南京大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的越南驻华外交人员杜南忠说，这些年来，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冲击传统上性格非常内敛的东方人，使东方人长久以来压抑的心态，得到了火山般的爆发。他一再强调，这些新生事物很明显是非常极端的，现在还有许多人借此进一步极端化，比如，“向芙蓉姐姐求婚”、“小胖”现象等，进而得到名声和相关利益。对此种极端现象，千万不能用极端的心态来看待，而应该用理性的态度加以引导。
谈起中国的网络，在中国从事投资业的美国商人谭嘉煦很自然地联想到商业社会下人们的精神状态。他说，中国人现在精神生活太紧张了，需要有东西放松一下。网络恰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所。随之出现的一些恶搞、变态、稀奇古怪、极端甚至龌龊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它也表明中国社会比以前更加宽容和开放。在美国，人们在公开场合的发泄渠道可能要比中国人多，有更多的组织提供这些功能，这是中国需要参考和学习的。另一方面，美国网络实名的现象很普及，一般人在网络上也不敢太放肆了。问及这些现象会不会影响美国人对中国形象的看法时，谭嘉煦很直接地表示，不会。美国对中国形象的判断主要是通过政治问题形成的，而且由于语言障碍，这些网络乱象受美国人关注得较少。（摘自2010年3月29日《环球时报-生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