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是大卫·妮尓所写的一部入藏游记，记录了沿途的所见所闻，以素描的方式描绘了形形色色的藏族民众，此书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为西方世界展示了真实的20世纪初的藏区民众形象，他们对宗教是虔诚甚而迷信的，当面对不幸时有着豁达与坦然的心态，拥有着乐观和纯朴憨厚天性，同时又有着强烈民族认同的民众。大卫·妮尓以自己徒步入藏的真实经历重新建构了西方人看待藏区的眼光，铺筑了中西方文化相了解相沟通的道路。
关键词：虔诚;坦然;乐观;纯朴;民族证书
亚历山德莉娅·大卫·妮尓（Alexandra David-Neel）是法国著名的藏学家、探险家、佛学家，她先后五次进入藏区，最终在1923年10月启程，装扮成一名藏族老妈妈，与义子雍登同行，他们翻越巍巍的雪山，穿过神秘的波巴地区，渡过了雅鲁藏布江，一边为人驱邪、占卜，一边乞讨、潜行，在征程中，不断击退盗匪的拦截和侵犯，通过了西方人尚未涉足的最危险的通道，经受住最严峻的考验，经过四个多月的冒险和艰难跋涉，于1924年2月西藏新年前夕，悄然抵达神秘的“禁城”拉萨。以西方女探险家和佛教信徒的身份，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跨越欧亚两大洲，走完了巴黎至拉萨这一漫长、神奇的佛教之路。大卫·妮尓将本次游历写成了《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游记客观地记录了沿途的所见所闻，除自然风貌、人文风俗、屋舍楼宇外，还记载了形形色色的藏族民众，有朝圣者、喇嘛、贵族、商贾、农民、牧民、市井平民、士兵、乞丐等。相比较之前带有偏见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小说、学术著作不同的是，此书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为西方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的20世纪初的藏区民众形象，铺筑了中西方文化相了解相沟通的道路。
一、对宗教的虔诚甚而迷信
藏区是一个产生神灵的地方。进入藏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四处飘扬的风马旗、山峦上镌刻的六字真言和佛像，以及络绎不绝的朝圣者。大卫·妮尓旅行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探索藏区民众信仰、宗教意识真谛，“这些颇具魅力的探讨导致我进入了一个比西藏那高海拔的偏僻地区更为神奇的世界，这就是其一生在雪峰之间秘密度过的修道者和巫师们的世界。”[1]（3）对于藏族民众来说，他们对神灵的存在绝不会持任何怀疑的态度，虽然大部分人大多数时候看不到神灵的出现，但他们始终相信神灵就生活在自己周围，在他们的观念中，生活的世界就是一座万神殿，人与神是共居、共享、共有这个世界的。“信仰是文化民族性的重要体现，在维系民族存在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中，信仰作为民族共同体的自我意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稳定性。”[2]书中多次提到，当经过山口时，即使海拔再高、自然环境再恶劣，也会看到宗教的痕迹，如山口常有嘛尼堆，山口附近的地面被用于供神，山口及附近的山脊上飘扬着许多神秘题记的经幡。石泰安在《西藏的文明》中说到：“所有这一切均会给信徒们一种印象，即神是在某一方存在的，并常来常往。”[3]旅途中，相遇最多的人是對宗教具有极大虔诚信仰的朝圣者。朝圣，被认为是一种虔诚的旅行，是功德。在西藏，为朝圣者指路、施舍食物或者邀请朝圣者到家中休息都被认为是一种功德。宗教界的人士在藏区拥有着某些特权，普遍得到人民的尊敬。如一次庸登告诉一起同行的人，说自己的父亲是一名具有指挥魔鬼能力并能远距离杀死任何一种人类或生灵的咒师，母亲是受父亲传授而成为的一名密秘母（对属于密教宗派喇嘛们夫人的尊称）时，所有人都向大卫·妮尓致以尊敬的目光，队伍的首领送给她一块干肉，而在此之前，仅得到一点糌粑，同时，自此情绪也变得严肃起来，还为喇嘛庸登和密秘母奉献了酥油和糌粑作为旅途上的生活必需品。大卫·妮尓在经过土匪出没的地区时，说到“在西藏，除非是坚信未被任何人发现，否则最为谨慎的办法就是与当地人一起过夜，即使人们肯定他们是真正的土匪也罢。其原因是大部分西藏人（除非他们已醉酒）都会保护这些人的生命，并遵守某种完全奇特的思想，对于杀生很犹豫。这种感情源于充满西藏人心灵的那种尊重生命的佛教教义。”[1]（167）当一位女农以谎言拒绝留宿朝圣者时，大卫·妮尓装出一副受神启示的姿态揭露了其谎言，然后又以严肃的口吻宣布：“由于她向神圣的朝圣者谎称了一位家人患病，所以疾病将真正进入其家中。”这种带有宗教式的神性预言，使那位女农吓坏了，立即跪下，忏悔其错误，并泪流满面。可见，藏族民众对藏传佛教的尊崇是根深蒂固的。
二、面对不幸时的豁达与坦然
在萨尔温江的路旁，大卫·妮尓遇到一位朝圣途中被遗弃的垂死者，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而丧失了力气，他的旅伴在数日陪伴见他仍无好转后就将其弃之于路旁，选择了继续赶路。对此，大卫·妮尓特别解释到“这就是西藏的习惯，在沙漠、草原中也是如此。”“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习惯并不意味着西藏人具有一种铁石心肠。他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把病人留在一个村庄中或一个驻牧地，但这样做并非始终都有可能。所以，在一些无人居住的地区，食品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被提出来了。那些身强力壮的旅行者不能冒着耗尽他们自己的路途生活必需品的威胁而耽搁过久，那样他们就会没有任何获得补给的可能性。我以亲身经验而深深知道这种处境，也曾在西藏北部那极其偏僻地区的大雪中与我的随从和牲畜被迫挨饿。”[1]（47）当大卫·妮尓希望以某种方式施以帮助时，却被病人拒绝。病人说：“我的口袋中食品和钱。我在这里很好，与神生活在一起，慢慢地走吧。”这种对不幸遭遇的豁达以及面对死亡的坦然，或许在庸登的一段话里可以找到根源。在攀登一座大雪山时，庸登摔伤了脚无法行走，而此时他们的食品只剩下两三匙糌粑和很少一点茶叶末了，他们不知道距离最近的居住区还有多远，也无法辨清方向。此时，庸登对大卫·妮尓说到：“我知道死亡吓不到您，我也不怕它……否则您就自己走，设法自己逃命吧。您不要认为应对我出的以外负责，出现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事故的原因都在于我们自身。这一事故是由我本人连同我的身、语、意在本世或在此前数世中行为的报应。无论神、人，还是魔鬼都不是肇事者。我们抢天呼地地哀叹，绝对没有作用。”[1]（190）在藏族民众的信仰中，一切皆是生命的轮回，前世的因造就了今世的果，无需为现在的厄运感到悲伤甚至愤懑。 三、乐观与追求享乐的天性
藏族是一个有着乐观天性的民族。相对封闭的空间，生活上长期的自给自足使得藏族民众在情感上倾向于易于满足。藏族谚语“如果心是近的，再遥远的路也是短的。”“四只脚的牦牛都会跌倒，何况两只脚的人。”“与其临时找骆驼，不如骑现成的牛。”“只要想办法，冰雪也能点着。”等等，都反映了藏民族积极乐观的生命观念，无论身在何处、无论面临怎样的困境，人总是要追求快乐的。游记中，大卫·妮尓自述了多次土匪抢劫，其中，一群朝圣者遭遇了一支波巴土匪，两位朝圣者受了几处刀伤、一人摔倒在山崖下划破了肌肉，他们因为伤痛都在痛苦呻吟。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这群人的享乐时光。“与土匪们遭遇在西藏是司空见惯的，只要不是残酷的厮杀，它只会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其同伴受伤，痛苦地躺在火堆旁，却丝毫没有减少其他人欢乐的情绪。其他藏族人丝毫不会减少自己的欢乐情绪。”[1]（243）大卫·妮尓在藏区生活多年，她细致深入地观察和研究民间不同阶层的生活，声称她在拉萨所住的那间破房子“客栈”中看到人类最奇特的“样本”：“唯有十几名顾客（平民阶层的‘贵族’）睡在一个屋檐下，尽管天寒地冻他们仍在院子露天而宿。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事、讲话，任想象自由地翱翔。”[1]（306）在这里的人，尽管衣衫褴褛，浑身积满了污垢，食物不稳定、粗糙、不丰富，但他们并未因自己的生活困顿而悲伤、压抑，相反，他们是快乐的，在精神上是愉悦的。大卫·妮尓也惊叹“是一种多么稀奇和具有异国情调的社会底层。……但他们每个人都享有一片明朗的蓝天和使人增益精力的灿烂阳光，一种欢乐的潮流在这些被剥夺土地继承权的可怜人的灵魂中翻腾。所有的人都不从事任何手艺，而且也不想这样做，他们都以飞鸟的方式生活，以他们每天在城市中或沿大道而能觅得的一切为生。”[1]（306）对于这种乐观天性，西方世界的学者们也许不难理解，古罗马奥古斯丁就非常强调“乐”，认为“乐”包含了自愿、乐意、愉悦和爱的寓意，一个人是因为“乐”才去做某事、爱某物的，才因此是自由的。[4]正如藏族学者丹珠昂奔所言：“从那些石块砌成的小屋中，从那些黑牦牛帐篷中，从那些吃着糌粑、穿着藏袍的人们的心中升起的并不是悲苦、厌世和颓废，反而是一种坚毅的坚强的欢悦的生活信念。”[5]这种积极乐观的天性，时刻追求享乐的民族特征给大卫·妮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拉萨，她看到，“欢乐和幸福是普遍的：那些最为衣衫褴褛的乞丐、最为严重的体残者、最受人鄙视的麻风患者都作出了微笑姿态，似乎与城中的富贵者一样欢欣鼓舞。”[1]（323）
四、淳朴憨厚的民族性格
大卫·妮尓始终怀着一种平和的心态对待旅途中所遭遇的一切，在描述她所遇到的藏民时用的最多的词语是“憨厚”“诚实”“纯朴”“厚道”。米歇尔·泰勒在《发现西藏》中也称之为“淳朴和诚实的民族。”[6]（81）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和行踪，大卫·妮尓不得不想方设法屡施“诡计”，而又屡屡取得预期的效果，在整个历程中，仅被一位幽灵般的云游修道师所识破。一方面，固然与其巧妙的伪装和一口纯正的藏语有关，但另一方面也正说明藏区民众的的朴实善良，易于相信一位“喇嘛的老母亲”。如在古拉山脚下的一个村庄，庸登受到了“诚实厚道”的乡民的热情邀请。在萨尔温江右岸，大卫·妮尓尽管看起来酷似西藏真正的乞丐，但却对在村庄中来回游荡视为一种乐趣，因为每到一处都可以在农民家中过夜，睡在他们的厨房或与他们分享卧室，她写到：“这些纯朴厚道的人认为我们也如图他们一样属于一个小部族。在我们面前，他们没有丝毫的拘束感，可以随心所欲地各行其是。”[1]（114）在翻过邦拉山口的一个农庄，那里的人虽然举止显得有点粗鲁，但还是非常友好地接待了他们，女主人细心叮嘱小心凶猛的看门狗，房东的儿子主动搀扶倚屋顶平台边缘而下的客人，大卫·妮尓称这些为“纯朴山地人的善良。”而一名“憨厚”的西藏人受到庸登的鼓动，宣布将背大卫·妮尓过河。旅途中，庸登曾以占卜地方式帮助了一位生病的少女，这位少女由于长途跋涉、精疲力竭，双脚发肿，庸登在以严格正统的方式举行宗教仪轨后，告知这位少女及其母亲和其他的朝圣者消灭造成少女生病的魔鬼的方法，并传授给少女的母亲一种神咒，以此帮助这位少女免于被抛弃的命运。而面对为众人占卜，帮助众人解答心中疑虑、给予精神安慰而又博学多才的庸登，众多朝圣者是崇拜而趋之若鹜的，在他们停下来休息时，“他们中的每个人，又都坚持说出一种比其教友们描述过的更为神奇的事迹。他們想象出的奇异故事，其耸人听闻的程度和生动诱人的特征一个胜似一个。最后，其中的一个人宣布说，他清楚地看到该喇嘛不是从桥上过河，而是在桥旁边过去的，即在空中行走。”[1]（58）这样毫不避讳当事人，编造各种夸张失实的“神迹”，目的就在于表达对这位博学而又助人为乐的喇嘛的尊敬，以民间传说的方式将他的事迹加以传播。大卫·妮尓无不感慨地评价说“这种质朴的感情及其表现，使西藏的生活变得特别亲切、讨人喜欢了。”[1]（68）这也正应证了苏格兰人乔治·波格尔（GeorgeboRle）在离开西藏时所感叹的：“告别了你们这个忠诚而纯朴的民族。祝愿你们长时间地享受已使比较开化的民族失去的这种幸福，当开化民族陷入了无止境地追求贪婪和野心的时候，你们却在荒山的保护下继续生活在和平和欢乐之中，除了属于人类的本性之外，不再有其他需要了。”[6]（103）在这里，一切都是那么纯粹，人们纯朴善良、诚实憨厚，远离现代文明的欲望与贪婪。
五、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感
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这一概念包含了个体认同与群体认同。不同的文明、文化环境中在碰撞与交流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冲击与摩擦。对西方世界来说，藏区属于“禁区”，长期的封闭使得藏区对外界知之甚少，加之英国的侵略，藏区民众对西方人基本持敌视态度。因此，此前大卫·妮尓企图到拉萨的几次旅行均已失败而告终。对于这一次成功的拉萨之旅，她在装扮上花了大量的心思，装扮成一名贫困的藏族老妇，而且尽量走在朝圣的道路上，常常白天休息，晚上赶路。之所以必须走上“朝圣之路”，“因为一旦到达那里，即使我们被人识破，我们还可以非常合乎情理地声称自己来自西藏北部的某一地区，并隐蔽在虔诚者们的队伍中。那些虔诚的信徒，有的辣子遥远的、属于不同部族的迪庆，他们之间相差甚殊。他们的方言也完全如同其他朝圣者的发式和服装一样，及其错综复杂。这种局面使我产生了一种希望，我的相貌、服装或口音在当地人看来很不规范，但也不容易被人发觉。”[1]（8）作为“朝圣者”，她必须让自己的服装看起来具有寒酸相，由于没有携带藏式帽子，头戴是用一件破旧的红色紧身衣代替，穿着康地采购的略微弯曲的尖头靴子和裙子，蓄发并将牦牛尾梳入头发中，带上大耳环，又用以一种磨碎的木炭和可可混合物涂面，如此“盛装”打扮，只是为了掩盖住原本的白色皮肤和棕色头发，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名巫师的寡妇，“从而使自己具有一种民族证书。”而在拉萨大昭寺外观看盛典的藏族女子，她们也以各式各样的服饰打扮来代表自己所在的部落特征。整个旅行中，大卫·妮尓最担心的就是被他人辨认出自己的身份，从而使旅行失败，每次有人怀疑她与众不同的长相或不小心暴露自己时，她都会担惊受怕。由此可见，藏族民众具有强烈的身份意识，对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发饰、服装等具有较强的认同感。
大卫·妮尓曾说：“东方（尤其是在西藏）是一片神秘而又令人不可思议的土地。只要大家能够仔细和长期地观察、倾听，就会在那里发现一个与我们习惯地认为是唯一真实世界完全不同的彼世。”[1]（69～70）游记中，大卫·妮尓还对藏区民众的一些生活习俗作了描述，比如饮食、房屋的构造、穷人夜间人畜共宿的习惯等，同时也对她所见到的贫穷、不讲卫生、轻信盲从等提出了批评。但从总体上来说，大卫·妮尓更多地是以一种客观的笔调而非西方传统的偏见描述着自己的所见所闻，既没有将西藏和西藏文明理想化，也没有一味地批判和蔑视它，有学者称之为“述说一个真实的西藏。”[7]大卫·妮尓以自己徒步入藏的真实经历让西方人感受到了一个客观存在的藏区而不是建构在想象中的乌托邦，《My journey to Lhasa》在轰动西方世界的同时，也成为了西方人看待藏区的一个转折，从而铺筑起了中西方文化相了解相沟通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法]大卫·妮尓.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M].（耿昇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
[2]王远明等.康巴藏族民间故事研究[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6：259.
[3][法]石泰安.西藏的文明 [M].耿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199.
[4]周伟驰.奥古斯丁反佩拉纠派的著作与思想[A].奥古斯丁.论原罪与恩典 [M].周伟驰译.香港：道风书社，2005：li.
[5]丹珠昂奔.论藏族文化的现代化[J].藏族研究，1990，（4）.
[6][瑞士]米歇尔·泰勒.发现西藏[M]耿昇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81）.
[7]孙宏年.传奇：法国东方学家的西藏之旅[J].世界知识，2009，（22）.
作者简介：
吕莉（1982.09—），四川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外语教学与英语语言文学研究
关键词：虔诚;坦然;乐观;纯朴;民族证书
亚历山德莉娅·大卫·妮尓（Alexandra David-Neel）是法国著名的藏学家、探险家、佛学家，她先后五次进入藏区，最终在1923年10月启程，装扮成一名藏族老妈妈，与义子雍登同行，他们翻越巍巍的雪山，穿过神秘的波巴地区，渡过了雅鲁藏布江，一边为人驱邪、占卜，一边乞讨、潜行，在征程中，不断击退盗匪的拦截和侵犯，通过了西方人尚未涉足的最危险的通道，经受住最严峻的考验，经过四个多月的冒险和艰难跋涉，于1924年2月西藏新年前夕，悄然抵达神秘的“禁城”拉萨。以西方女探险家和佛教信徒的身份，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跨越欧亚两大洲，走完了巴黎至拉萨这一漫长、神奇的佛教之路。大卫·妮尓将本次游历写成了《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游记客观地记录了沿途的所见所闻，除自然风貌、人文风俗、屋舍楼宇外，还记载了形形色色的藏族民众，有朝圣者、喇嘛、贵族、商贾、农民、牧民、市井平民、士兵、乞丐等。相比较之前带有偏见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小说、学术著作不同的是，此书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为西方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的20世纪初的藏区民众形象，铺筑了中西方文化相了解相沟通的道路。
一、对宗教的虔诚甚而迷信
藏区是一个产生神灵的地方。进入藏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四处飘扬的风马旗、山峦上镌刻的六字真言和佛像，以及络绎不绝的朝圣者。大卫·妮尓旅行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探索藏区民众信仰、宗教意识真谛，“这些颇具魅力的探讨导致我进入了一个比西藏那高海拔的偏僻地区更为神奇的世界，这就是其一生在雪峰之间秘密度过的修道者和巫师们的世界。”[1]（3）对于藏族民众来说，他们对神灵的存在绝不会持任何怀疑的态度，虽然大部分人大多数时候看不到神灵的出现，但他们始终相信神灵就生活在自己周围，在他们的观念中，生活的世界就是一座万神殿，人与神是共居、共享、共有这个世界的。“信仰是文化民族性的重要体现，在维系民族存在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中，信仰作为民族共同体的自我意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稳定性。”[2]书中多次提到，当经过山口时，即使海拔再高、自然环境再恶劣，也会看到宗教的痕迹，如山口常有嘛尼堆，山口附近的地面被用于供神，山口及附近的山脊上飘扬着许多神秘题记的经幡。石泰安在《西藏的文明》中说到：“所有这一切均会给信徒们一种印象，即神是在某一方存在的，并常来常往。”[3]旅途中，相遇最多的人是對宗教具有极大虔诚信仰的朝圣者。朝圣，被认为是一种虔诚的旅行，是功德。在西藏，为朝圣者指路、施舍食物或者邀请朝圣者到家中休息都被认为是一种功德。宗教界的人士在藏区拥有着某些特权，普遍得到人民的尊敬。如一次庸登告诉一起同行的人，说自己的父亲是一名具有指挥魔鬼能力并能远距离杀死任何一种人类或生灵的咒师，母亲是受父亲传授而成为的一名密秘母（对属于密教宗派喇嘛们夫人的尊称）时，所有人都向大卫·妮尓致以尊敬的目光，队伍的首领送给她一块干肉，而在此之前，仅得到一点糌粑，同时，自此情绪也变得严肃起来，还为喇嘛庸登和密秘母奉献了酥油和糌粑作为旅途上的生活必需品。大卫·妮尓在经过土匪出没的地区时，说到“在西藏，除非是坚信未被任何人发现，否则最为谨慎的办法就是与当地人一起过夜，即使人们肯定他们是真正的土匪也罢。其原因是大部分西藏人（除非他们已醉酒）都会保护这些人的生命，并遵守某种完全奇特的思想，对于杀生很犹豫。这种感情源于充满西藏人心灵的那种尊重生命的佛教教义。”[1]（167）当一位女农以谎言拒绝留宿朝圣者时，大卫·妮尓装出一副受神启示的姿态揭露了其谎言，然后又以严肃的口吻宣布：“由于她向神圣的朝圣者谎称了一位家人患病，所以疾病将真正进入其家中。”这种带有宗教式的神性预言，使那位女农吓坏了，立即跪下，忏悔其错误，并泪流满面。可见，藏族民众对藏传佛教的尊崇是根深蒂固的。
二、面对不幸时的豁达与坦然
在萨尔温江的路旁，大卫·妮尓遇到一位朝圣途中被遗弃的垂死者，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而丧失了力气，他的旅伴在数日陪伴见他仍无好转后就将其弃之于路旁，选择了继续赶路。对此，大卫·妮尓特别解释到“这就是西藏的习惯，在沙漠、草原中也是如此。”“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习惯并不意味着西藏人具有一种铁石心肠。他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把病人留在一个村庄中或一个驻牧地，但这样做并非始终都有可能。所以，在一些无人居住的地区，食品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被提出来了。那些身强力壮的旅行者不能冒着耗尽他们自己的路途生活必需品的威胁而耽搁过久，那样他们就会没有任何获得补给的可能性。我以亲身经验而深深知道这种处境，也曾在西藏北部那极其偏僻地区的大雪中与我的随从和牲畜被迫挨饿。”[1]（47）当大卫·妮尓希望以某种方式施以帮助时，却被病人拒绝。病人说：“我的口袋中食品和钱。我在这里很好，与神生活在一起，慢慢地走吧。”这种对不幸遭遇的豁达以及面对死亡的坦然，或许在庸登的一段话里可以找到根源。在攀登一座大雪山时，庸登摔伤了脚无法行走，而此时他们的食品只剩下两三匙糌粑和很少一点茶叶末了，他们不知道距离最近的居住区还有多远，也无法辨清方向。此时，庸登对大卫·妮尓说到：“我知道死亡吓不到您，我也不怕它……否则您就自己走，设法自己逃命吧。您不要认为应对我出的以外负责，出现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事故的原因都在于我们自身。这一事故是由我本人连同我的身、语、意在本世或在此前数世中行为的报应。无论神、人，还是魔鬼都不是肇事者。我们抢天呼地地哀叹，绝对没有作用。”[1]（190）在藏族民众的信仰中，一切皆是生命的轮回，前世的因造就了今世的果，无需为现在的厄运感到悲伤甚至愤懑。 三、乐观与追求享乐的天性
藏族是一个有着乐观天性的民族。相对封闭的空间，生活上长期的自给自足使得藏族民众在情感上倾向于易于满足。藏族谚语“如果心是近的，再遥远的路也是短的。”“四只脚的牦牛都会跌倒，何况两只脚的人。”“与其临时找骆驼，不如骑现成的牛。”“只要想办法，冰雪也能点着。”等等，都反映了藏民族积极乐观的生命观念，无论身在何处、无论面临怎样的困境，人总是要追求快乐的。游记中，大卫·妮尓自述了多次土匪抢劫，其中，一群朝圣者遭遇了一支波巴土匪，两位朝圣者受了几处刀伤、一人摔倒在山崖下划破了肌肉，他们因为伤痛都在痛苦呻吟。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这群人的享乐时光。“与土匪们遭遇在西藏是司空见惯的，只要不是残酷的厮杀，它只会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其同伴受伤，痛苦地躺在火堆旁，却丝毫没有减少其他人欢乐的情绪。其他藏族人丝毫不会减少自己的欢乐情绪。”[1]（243）大卫·妮尓在藏区生活多年，她细致深入地观察和研究民间不同阶层的生活，声称她在拉萨所住的那间破房子“客栈”中看到人类最奇特的“样本”：“唯有十几名顾客（平民阶层的‘贵族’）睡在一个屋檐下，尽管天寒地冻他们仍在院子露天而宿。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事、讲话，任想象自由地翱翔。”[1]（306）在这里的人，尽管衣衫褴褛，浑身积满了污垢，食物不稳定、粗糙、不丰富，但他们并未因自己的生活困顿而悲伤、压抑，相反，他们是快乐的，在精神上是愉悦的。大卫·妮尓也惊叹“是一种多么稀奇和具有异国情调的社会底层。……但他们每个人都享有一片明朗的蓝天和使人增益精力的灿烂阳光，一种欢乐的潮流在这些被剥夺土地继承权的可怜人的灵魂中翻腾。所有的人都不从事任何手艺，而且也不想这样做，他们都以飞鸟的方式生活，以他们每天在城市中或沿大道而能觅得的一切为生。”[1]（306）对于这种乐观天性，西方世界的学者们也许不难理解，古罗马奥古斯丁就非常强调“乐”，认为“乐”包含了自愿、乐意、愉悦和爱的寓意，一个人是因为“乐”才去做某事、爱某物的，才因此是自由的。[4]正如藏族学者丹珠昂奔所言：“从那些石块砌成的小屋中，从那些黑牦牛帐篷中，从那些吃着糌粑、穿着藏袍的人们的心中升起的并不是悲苦、厌世和颓废，反而是一种坚毅的坚强的欢悦的生活信念。”[5]这种积极乐观的天性，时刻追求享乐的民族特征给大卫·妮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拉萨，她看到，“欢乐和幸福是普遍的：那些最为衣衫褴褛的乞丐、最为严重的体残者、最受人鄙视的麻风患者都作出了微笑姿态，似乎与城中的富贵者一样欢欣鼓舞。”[1]（323）
四、淳朴憨厚的民族性格
大卫·妮尓始终怀着一种平和的心态对待旅途中所遭遇的一切，在描述她所遇到的藏民时用的最多的词语是“憨厚”“诚实”“纯朴”“厚道”。米歇尔·泰勒在《发现西藏》中也称之为“淳朴和诚实的民族。”[6]（81）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和行踪，大卫·妮尓不得不想方设法屡施“诡计”，而又屡屡取得预期的效果，在整个历程中，仅被一位幽灵般的云游修道师所识破。一方面，固然与其巧妙的伪装和一口纯正的藏语有关，但另一方面也正说明藏区民众的的朴实善良，易于相信一位“喇嘛的老母亲”。如在古拉山脚下的一个村庄，庸登受到了“诚实厚道”的乡民的热情邀请。在萨尔温江右岸，大卫·妮尓尽管看起来酷似西藏真正的乞丐，但却对在村庄中来回游荡视为一种乐趣，因为每到一处都可以在农民家中过夜，睡在他们的厨房或与他们分享卧室，她写到：“这些纯朴厚道的人认为我们也如图他们一样属于一个小部族。在我们面前，他们没有丝毫的拘束感，可以随心所欲地各行其是。”[1]（114）在翻过邦拉山口的一个农庄，那里的人虽然举止显得有点粗鲁，但还是非常友好地接待了他们，女主人细心叮嘱小心凶猛的看门狗，房东的儿子主动搀扶倚屋顶平台边缘而下的客人，大卫·妮尓称这些为“纯朴山地人的善良。”而一名“憨厚”的西藏人受到庸登的鼓动，宣布将背大卫·妮尓过河。旅途中，庸登曾以占卜地方式帮助了一位生病的少女，这位少女由于长途跋涉、精疲力竭，双脚发肿，庸登在以严格正统的方式举行宗教仪轨后，告知这位少女及其母亲和其他的朝圣者消灭造成少女生病的魔鬼的方法，并传授给少女的母亲一种神咒，以此帮助这位少女免于被抛弃的命运。而面对为众人占卜，帮助众人解答心中疑虑、给予精神安慰而又博学多才的庸登，众多朝圣者是崇拜而趋之若鹜的，在他们停下来休息时，“他们中的每个人，又都坚持说出一种比其教友们描述过的更为神奇的事迹。他們想象出的奇异故事，其耸人听闻的程度和生动诱人的特征一个胜似一个。最后，其中的一个人宣布说，他清楚地看到该喇嘛不是从桥上过河，而是在桥旁边过去的，即在空中行走。”[1]（58）这样毫不避讳当事人，编造各种夸张失实的“神迹”，目的就在于表达对这位博学而又助人为乐的喇嘛的尊敬，以民间传说的方式将他的事迹加以传播。大卫·妮尓无不感慨地评价说“这种质朴的感情及其表现，使西藏的生活变得特别亲切、讨人喜欢了。”[1]（68）这也正应证了苏格兰人乔治·波格尔（GeorgeboRle）在离开西藏时所感叹的：“告别了你们这个忠诚而纯朴的民族。祝愿你们长时间地享受已使比较开化的民族失去的这种幸福，当开化民族陷入了无止境地追求贪婪和野心的时候，你们却在荒山的保护下继续生活在和平和欢乐之中，除了属于人类的本性之外，不再有其他需要了。”[6]（103）在这里，一切都是那么纯粹，人们纯朴善良、诚实憨厚，远离现代文明的欲望与贪婪。
五、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感
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这一概念包含了个体认同与群体认同。不同的文明、文化环境中在碰撞与交流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冲击与摩擦。对西方世界来说，藏区属于“禁区”，长期的封闭使得藏区对外界知之甚少，加之英国的侵略，藏区民众对西方人基本持敌视态度。因此，此前大卫·妮尓企图到拉萨的几次旅行均已失败而告终。对于这一次成功的拉萨之旅，她在装扮上花了大量的心思，装扮成一名贫困的藏族老妇，而且尽量走在朝圣的道路上，常常白天休息，晚上赶路。之所以必须走上“朝圣之路”，“因为一旦到达那里，即使我们被人识破，我们还可以非常合乎情理地声称自己来自西藏北部的某一地区，并隐蔽在虔诚者们的队伍中。那些虔诚的信徒，有的辣子遥远的、属于不同部族的迪庆，他们之间相差甚殊。他们的方言也完全如同其他朝圣者的发式和服装一样，及其错综复杂。这种局面使我产生了一种希望，我的相貌、服装或口音在当地人看来很不规范，但也不容易被人发觉。”[1]（8）作为“朝圣者”，她必须让自己的服装看起来具有寒酸相，由于没有携带藏式帽子，头戴是用一件破旧的红色紧身衣代替，穿着康地采购的略微弯曲的尖头靴子和裙子，蓄发并将牦牛尾梳入头发中，带上大耳环，又用以一种磨碎的木炭和可可混合物涂面，如此“盛装”打扮，只是为了掩盖住原本的白色皮肤和棕色头发，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名巫师的寡妇，“从而使自己具有一种民族证书。”而在拉萨大昭寺外观看盛典的藏族女子，她们也以各式各样的服饰打扮来代表自己所在的部落特征。整个旅行中，大卫·妮尓最担心的就是被他人辨认出自己的身份，从而使旅行失败，每次有人怀疑她与众不同的长相或不小心暴露自己时，她都会担惊受怕。由此可见，藏族民众具有强烈的身份意识，对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发饰、服装等具有较强的认同感。
大卫·妮尓曾说：“东方（尤其是在西藏）是一片神秘而又令人不可思议的土地。只要大家能够仔细和长期地观察、倾听，就会在那里发现一个与我们习惯地认为是唯一真实世界完全不同的彼世。”[1]（69～70）游记中，大卫·妮尓还对藏区民众的一些生活习俗作了描述，比如饮食、房屋的构造、穷人夜间人畜共宿的习惯等，同时也对她所见到的贫穷、不讲卫生、轻信盲从等提出了批评。但从总体上来说，大卫·妮尓更多地是以一种客观的笔调而非西方传统的偏见描述着自己的所见所闻，既没有将西藏和西藏文明理想化，也没有一味地批判和蔑视它，有学者称之为“述说一个真实的西藏。”[7]大卫·妮尓以自己徒步入藏的真实经历让西方人感受到了一个客观存在的藏区而不是建构在想象中的乌托邦，《My journey to Lhasa》在轰动西方世界的同时，也成为了西方人看待藏区的一个转折，从而铺筑起了中西方文化相了解相沟通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法]大卫·妮尓.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M].（耿昇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
[2]王远明等.康巴藏族民间故事研究[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6：259.
[3][法]石泰安.西藏的文明 [M].耿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199.
[4]周伟驰.奥古斯丁反佩拉纠派的著作与思想[A].奥古斯丁.论原罪与恩典 [M].周伟驰译.香港：道风书社，2005：li.
[5]丹珠昂奔.论藏族文化的现代化[J].藏族研究，1990，（4）.
[6][瑞士]米歇尔·泰勒.发现西藏[M]耿昇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81）.
[7]孙宏年.传奇：法国东方学家的西藏之旅[J].世界知识，2009，（22）.
作者简介：
吕莉（1982.09—），四川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外语教学与英语语言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