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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由“同志人群”组成的志愿者小组，似乎是这个人群获得温暖的惟一渠道，虽然这些志愿者本身也无依无靠，生若浮萍
“同志”，这个在一定情境中特指“男同性恋人群”的字眼，如今已尽人皆知。这个特殊的群体，在主流人群之外，默默地生活着。
“紫色部落”
12月29日，2007年最后的一个周末。晚上10点20分，记者乘出租车来到天津河北区红旗路附近。街道空旷而安静，只有一两个售卖烟酒的小卖部散落两旁。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酒吧的所在地。
记者向小卖部的店员询问，“紫色部落酒吧在哪？”小姑娘走出来，用手指指身后的一个大院，脸上挂着暧昧的笑。
大院门口挂着一个破旧的牌子，上面写着“汽车修理配件厂”。走进去，坑坑洼洼，几乎没有路灯。向前200米，隐约看到一块闪烁的霓虹灯招牌“紫色部落”。
这是天津一家著名的“同志”酒吧。即使在这样隐秘的地方，仍然有众多客人。酒吧旁相邻有一个浴池，也只为“同志”服务。天津市区，这样的“同志”酒吧大约有6家，会所有十几个。
从窄窄的楼梯上去，推开门，酒吧里边音乐轰鸣，灯光昏暗。服务员安排记者坐在靠近舞台的一张桌子旁边，上面摆放着饮料和瓜子。
舞台的幕布上，张贴着圣诞老人的图片。很多人在随乐起舞。和大多数酒吧不同的是，舞伴全都是男性。一些由男性化装成女性的反串演员，除了身材高大之外，扮相和一般女性并无二致。
20分钟过去，演出正式开始。
那些反串演员轮流上场演唱，全都是耳熟能詳的曲目：《有一种爱叫放手》《求佛》……还包括《我爱你中国》这样的主旋律歌曲。这些演员都有自己的绰号，比如“甜歌皇后”之类，每个人都引得叫好一片。
半个小时后，最精彩的，也是最主要的节目开始了。
一个由“同志人群”自己编排的小品，全由反串演员表演。一个人穿着白大褂走上台，介绍自己开了个小诊所，“以前我是兽医，给狗看病。现在宠物狗都成了流浪狗，我就改给人看病，反正用的药都一样。”标准的天津话。台下一片哄笑。
几个扮演“小姐”“母亲”等角色的演员上场前来看病。又是一阵玩笑。扮演医生的演员，根据剧情讲解安全套使用的方法和重要性，以及对于艾滋病防治的作用，其间多次提到“深蓝工作组”。
“我看病收费，人家深蓝可都是免费的，下次去那看啊。”“医生”说。
这些人提到的“深蓝工作组”，是天津最著名的一个由“同志人群”组成的志愿者小组，主要工作是帮助“同志人群”预防艾滋病和自我认同的心理辅导，在“同志人群”中声望很高。
小品持续了半个小时。“深蓝工作组”组员，开始拿出放在桌子下面的几大盒安全套，分发给现场的“同志”，他们全都大方地接过去。
主持人上台询问大家：“刚才节目中教授的安全套使用方法对不对？”没有人回答。过了一会，角落里发出一个声音，“不对。”
主持人赶紧答腔，“哪位说不对，愿不愿意到台上来？”沉默。主持人说：“现在请深蓝工作组的志愿者，给大家讲解正确的使用方法。”一个人上台给大家讲解，台下安静地听，也不时爆出一阵哄笑。
讲解结束，主持人公布了“深蓝工作组”的电话，“我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记住这部电话。这是我们健康的保证。”
歌舞继续，音乐如常。200多平米的酒吧，被70多名“同志”坐满。他们大都相互熟识，有的聊天喝酒，有的在吧台玩骰子。
国际上对于“同志人群”的统计数字多有争论，一般认为有4%左右的成年男性喜欢同性，而且无法改变。这个人群包括任何阶层。来这个酒吧的同志当中，有的是酒店工作人员，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国家公务人员。
据酒吧老板介绍，这个酒吧消费层次属中档；收入高的“同志”有的生活更加隐秘，而一些民工“同志”只能去公园或者公厕。
在这些“同志人群”当中，根据“深蓝工作组”的调查，使用安全套的仅为10%。这些人并不知道安全套可以防止艾滋病和其他性病。经过“深蓝工作组”3年多的努力，现在的安全套使用率，已经上升到30%～40%。
凌晨12点半，演出结束，陆续退场。主持人在台上对大家说，“‘同志’并不可怕。如果你有家庭，那么请你对家庭负责。如果你是单身，那么这也是你自己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要伤害一个女孩。我们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
稀稀拉拉的掌声响起来。
这样的活动，“深蓝工作组”一般都会参与，并在现场分发安全套，讲解艾滋病的防治知识。3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小组从无到有，如今已经牢固地镶嵌在“同志”人群中。
深蓝起步
“深蓝工作组”的负责人叫嘎嘎。今年39岁，天津人，‘同志’。喜欢穿一身白衣，看起来年轻，精神，阳刚。用他的话说，“我心理性别是女性，但我觉得我挺爷们的。”
1999年，嘎嘎还在北京的动物园批发市场做服装生意，生意做得很大。因为认识崔子恩等专家，他就自愿到一些“同志”浴池做志愿者工作。
“同志人群”包括活跃人群和隐蔽人群。经常出现在酒吧、会所和浴池等地方以及经常上网的属于活跃人群，其他的则是隐蔽人群。隐蔽人群占绝对多数。嘎嘎针对的就是那些活跃人群。
“那时没什么知识，就是发发安全套。”嘎嘎说。每一次去浴池，他并不说明来意，只是正常买票，洗澡，和“同志”朋友聊天。有了熟悉的朋友，聊天间就把安全套发给他们。有些人拒绝接受；有些人拿到手里，当着嘎嘎的面，把它吹成气球。“他们认为，两个男人又不会怀孕，为什么要用这些东西。”嘎嘎说。
日子一直这样过去，嘎嘎对于这些没有太多的感觉。在他看来这只是完成自己想为“同志”做一点事的心愿。他并不关心效果。
2004年3月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嘎嘎的生活。
2000年，嘎嘎把北京的生意交给表弟打理，自己回到天津照顾生意。2004年开始在一个“同志”网站做管理员，“纯粹是帮忙。”同年，著名学者张北川发起一个针对“同志人群”的问卷调查活动，嘎嘎所在的网站承担这个问卷的网络部分。
当时，很多其他城市的“同志”志愿者小组，在一起开会商讨问卷调查的情况，惟独没有天津的。这件事对嘎嘎触动很大。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事情。
嘎嘎找到另外两个“同志”朋友商量。在只有3个人的情况下，2004年10月，“深蓝工作组”成立。人手紧缺，又都是兼职，活动开展并不顺利，只是针对一些“同志”浴池，在熟识的“同志人群”中派发一些安全套。
第一次正式活动，已经到了2006年春天。
那一次，嘎嘎自己出钱租下天津一个叫做“漂亮男孩”的“同志”酒吧，提前在网上公布活动主题——“‘同志’同伴教育”，酒吧的场地费和奖品费用一共1400块。“一等奖是一个MP3，另外还有一些水具和同性恋书籍。”嘎嘎对当时的细节记得很清楚。
那个酒吧很小，不到70人把整个酒吧坐满了。那一次活动之后，志愿者增加到7个人，其中一位是医生。还有一位来自台湾，曾经做过志愿者，很有经验。第一次活动让嘎嘎有了信心。
紧接着，他和天津疾病防控中心合作做了一次针对“同志人群”的检测。
那次活动提前发布门票，入场以及检测全部免费。那一次来了150人。在天津的另一家“同志”酒吧，没有空调，正值6月，150人坐在里面，热得像蒸笼。
活动开始，专家先进行艾滋病的趋势和危害报告，台下鸦雀无声。演讲结束，开始自愿接受艾滋病检测。
50个人参与，无须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每人只对应一个编号。检测结束后一周，自愿打电话索取结果，除了自己，“同志”间任何人都不可能知晓他人情况。这次检测结果有1人感染艾滋病，11人感染梅毒。
为“同志”进行检测的天津疾控中心主任朱效科说，根据这次检验结果，天津“同志人群”艾滋病感染率为2%。“样本太少，并不能说明问题。”艾滋病疫情只能由省级卫生部门发布，志愿者和医生即使掌握感染率，也不能对“同志人群”公布。检测者只有编号，即使检查出结果，也无法找到个人。
据嘎嘎称，他自己所掌握的3个感染艾滋病的“同志”中，有一人自称半年内与20人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另一位是Money Boy(对男性提供性服务的男性)，现在行踪不明，可以肯定的是他仍在从事这行职业。根据2006年11月12日卫生部的通报，目前中国“同志人群”艾滋病感染率在1%到4%。
那次检测结束半个月之后，嘎嘎接到一个艾滋病患者的电话。对方问嘎嘎，“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吗？”嘎嘎说，“不知道。”那边说，“我在北京地坛医院。”嘎嘎问“你跑那干什么去了。”那边沉默一阵说，“你还不明白吗？”嘎嘎头脑中嗡地一声。他想起，那个医院是红丝带之家，专门检测艾滋病。嘎嘎说，“你赶快回来吧。我在家等你。”哭声从听筒飘了进来。
几个小时过去，那个人跌跌撞撞地进了嘎嘎家门。两个人抱头痛哭。哭完了，那人开始直楞楞地坐在沙发上自言自语，惟一能听清的就是“我该怎么办？”四天三夜，不吃不睡，嘎嘎一直陪着。“我担心他自杀。”嘎嘎说，他当时只能给他讲解艾滋病从携带到发病还有5到8年的时间，这期间科学还在进步，给他增强信心。
四天后，那个人恢复平静，离开嘎嘎家。嘎嘎马上去医院做了一个80元10分钟出结果的检测，拿到阴性化验单才感到了塌实。
“我和他没有性接触，但是第一次感觉到HIV就在我身边，在朋友圈子里，真害怕。”嘎嘎说。
心理拉鋸
“同志人群”大多数并不愿意与外人交谈自己的故事。主流人群对他们的不接纳，造成了他们更多的戒心。嘎嘎曾经也是如此，做了志愿者，自我认同才逐渐好起来。现在他愿意诉说那些和大多数“同志”相似的经历。
嘎嘎从小被家里当作女孩来养，给他穿裙子，邻居叫他小姑娘。那时他并不懂事，现在想来，他觉得那段生活对他后来的性取向并无影响。小时候他就有感觉，自己喜欢和男孩接触。
1998年，嘎嘎30岁，在《南方周末》看到对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一书的报道。放下报纸，就去买那本书。一口气读完，他第一次知道，“我是‘同志’”。
在那之前，他曾经有一个女朋友，两人发生过关系。“第一次和女孩发生关系，我太激动了，觉得自己没毛病。”看完那本书，嘎嘎第一次正视自己的身份。那时他已经和女友分手，自己一人生活。
他按照那本书里的介绍，到处找所谓的“同志”聚集“点”。他找到什刹海，在公园里转了三天，“脚都磨起了泡，也没找到一个点。”
不久，一个交友信息台，让他进入了这个圈子。“那个信息台是4个人打进电话，大家可以随便聊。10个组还可以互相串。我那时疯狂地打电话。”嘎嘎说，有一天在电话里他遇到一个东北人，那人在北京一家宾馆工作。
那人问嘎嘎，“结婚了吗？”嘎嘎说，“没有。”“有女朋友吗？”“刚分手。”“你喜欢男孩吗？”嘎嘎心里咯噔一下，反问对方，“你喜欢吗？”对方说，“我喜欢。”嘎嘎心想，我找到和自己一样的人了，就告诉他，“我不排除，可能也喜欢。”两人交换了电话号码，开始私人聊天。
一段时间之后，对方要求见面，嘎嘎不敢。对于“同志人群”来说，这种反应很正常，很多人喜欢同性，但心理认同不好，觉得这是一种耻辱，生理和心理向着两个方向拉扯。
就在这种拉锯的过程中一件意外发生了。
嘎嘎和两个哥哥都在做生意。他的二哥在天津买了三个传呼机，嘎嘎带在北京用，二哥带在广州。有一天，二哥向寻呼台查询嘎嘎的漫游情况，确定他是否回天津看望母亲。传呼小姐以为他是机主，就把一条留言告诉二哥。那条留言写着，“如果你是个男子汉就该敢面对我”。这是那个东北人的留言。
二哥以为嘎嘎在北京出事了，当天飞往北京，在嘎嘎家里放了一部无绳电话，自己包了一部出租车在门口窃听，把嘎嘎和那个男人的对话全部听到了。
第三天，二哥来到嘎嘎家里，坐在椅子上瞪着嘎嘎。“现在我都记得那种眼神，有点愤怒又有点恨。”嘎嘎说。
他问嘎嘎，“你什么时候结婚？”嘎嘎说，“我和女朋友刚分手，你问这个干吗？”二哥问，“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没有。”“你赶快结婚吧。”“我又不去酒吧不唱歌不跳舞的，什么都没做。我怎么你了？”二哥拿起一把椅子，砰地摔在地上，“就算糟蹋几个女孩，我也要把你治好。”天塌了。嘎嘎知道一切都瞒不住了，一下子跑出家门，来到门口的酒吧，那天是他第一次抽烟，第一次喝酒。
转天二哥和他约法三章：一、去看病；二、两年之内结婚；三、不允许跟这种人来往。这是“同志人群”所面临的大多数压力。主流人群认为同性恋是疾病，需要治疗。在中国，家人对于“同志”的要求是必须结婚，一方面顾及面子，另一方面觉得婚姻可以起到治疗效果。所以中国国内“同志”结婚的很多，妻子就是普通的女孩，这样的结局往往残酷不堪。有的“同志”结婚，几年内没有和妻子发生过关系。最好的状况是“同志”和拉拉(女同性恋)结婚，举办形式婚礼。
迫于压力，答应了二哥的条件。嘎嘎一边敷衍，一边决定和那个男人见面。“我不能让一个还没见过面的人害得这么惨。”
那个男人想和嘎嘎做朋友，嘎嘎不同意。僵持了一个礼拜，最后嘎嘎同意和那个男人发生一次关系，“报酬”是告诉嘎嘎“同志”的据点。
现在，嘎嘎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已经没有问题。有时仍然觉得对不起家人，“我和哥哥的生意都不分账，我觉得算是补偿。”
嘎嘎的母亲，从二哥口中得知嘎嘎的事，去世时没把一分钱财产留在嘎嘎名下。
前途未卜的工作组
天津的“同志”志愿者小组，除深蓝之外，另一个叫做“天津酷”。实际上，“天津酷”并不能称为一个志愿者小组，它是一个“同志”交友网站，有时也做公益性活动。
深蓝工作组专职人员只有一个。每月有1000块钱工资。嘎嘎也是全职，但不拿工资，“还要向里边垫钱。”嘎嘎因为工作组的事情，没有精力照顾生意，只能靠积蓄维持。2007年，嘎嘎拿出11000块钱支持志愿者活动，2006年拿出5万。志愿者工作琐碎，嘎嘎没有时间陪伴自己的爱人。他的男友已经和他分手。
3年来，深蓝工作组也获得过捐款，一共81100元，分别来自机构和个人。即使如此困难，即使有明晰账目，内部的一些志愿者仍然会对“深蓝”发难。
2007年“爱知行”机构向“深蓝”捐款4万元人民币，用于房租、活动和支付一个人的工资。“爱知行”要求的回报，是完成3000份“同志人群”的调查问卷。在志愿者大会上，嘎嘎把盖了章的协议书向志愿者传阅。
会议结束，有人放谣言，说对方捐款是12万，另外8万，已经被嘎嘎贪污。嘎嘎说自己除了无奈，别无办法。
在天津，政府对“同志”志愿者组织没有任何捐助和帮助法规。北京，仅朝阳一区2007年就投入28万元，2008年将投入45万元支持“同志”志愿者。
据嘎嘎介绍，加拿大同性恋法律网，到天津参观过“深蓝工作组”，对“深蓝”的工作十分赞赏，有意向在2008年给予资金支持，具体数目尚未确定。
“深蓝工作组”的工作室，在天津一个比较著名的小区里，普通的住宅楼，每月房租1600块。邻居知道他们在做艾滋病防预工作，但不知道他们都是“同志”。他们并不躲藏，也不张扬。
面对着资金的短缺、政府支持的缺位和内部的斗争，惟一让嘎嘎安慰的是，凡是加入深蓝小组的志愿者，以前只要没有感染HIV，加入之后没有一个人感染。“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的知识和心理认同先好起来了。”嘎嘎说。
谈到未来，嘎嘎的语速慢了下来。他说，“做志愿者已经成了我的生活方式，我离不开。我也知道，用积蓄垫付不是长事。有一天没有资金了，那就只能停止。”
“同志”，这个在一定情境中特指“男同性恋人群”的字眼，如今已尽人皆知。这个特殊的群体，在主流人群之外，默默地生活着。
“紫色部落”
12月29日，2007年最后的一个周末。晚上10点20分，记者乘出租车来到天津河北区红旗路附近。街道空旷而安静，只有一两个售卖烟酒的小卖部散落两旁。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酒吧的所在地。
记者向小卖部的店员询问，“紫色部落酒吧在哪？”小姑娘走出来，用手指指身后的一个大院，脸上挂着暧昧的笑。
大院门口挂着一个破旧的牌子，上面写着“汽车修理配件厂”。走进去，坑坑洼洼，几乎没有路灯。向前200米，隐约看到一块闪烁的霓虹灯招牌“紫色部落”。
这是天津一家著名的“同志”酒吧。即使在这样隐秘的地方，仍然有众多客人。酒吧旁相邻有一个浴池，也只为“同志”服务。天津市区，这样的“同志”酒吧大约有6家，会所有十几个。
从窄窄的楼梯上去，推开门，酒吧里边音乐轰鸣，灯光昏暗。服务员安排记者坐在靠近舞台的一张桌子旁边，上面摆放着饮料和瓜子。
舞台的幕布上，张贴着圣诞老人的图片。很多人在随乐起舞。和大多数酒吧不同的是，舞伴全都是男性。一些由男性化装成女性的反串演员，除了身材高大之外，扮相和一般女性并无二致。
20分钟过去，演出正式开始。
那些反串演员轮流上场演唱，全都是耳熟能詳的曲目：《有一种爱叫放手》《求佛》……还包括《我爱你中国》这样的主旋律歌曲。这些演员都有自己的绰号，比如“甜歌皇后”之类，每个人都引得叫好一片。
半个小时后，最精彩的，也是最主要的节目开始了。
一个由“同志人群”自己编排的小品，全由反串演员表演。一个人穿着白大褂走上台，介绍自己开了个小诊所，“以前我是兽医，给狗看病。现在宠物狗都成了流浪狗，我就改给人看病，反正用的药都一样。”标准的天津话。台下一片哄笑。
几个扮演“小姐”“母亲”等角色的演员上场前来看病。又是一阵玩笑。扮演医生的演员，根据剧情讲解安全套使用的方法和重要性，以及对于艾滋病防治的作用，其间多次提到“深蓝工作组”。
“我看病收费，人家深蓝可都是免费的，下次去那看啊。”“医生”说。
这些人提到的“深蓝工作组”，是天津最著名的一个由“同志人群”组成的志愿者小组，主要工作是帮助“同志人群”预防艾滋病和自我认同的心理辅导，在“同志人群”中声望很高。
小品持续了半个小时。“深蓝工作组”组员，开始拿出放在桌子下面的几大盒安全套，分发给现场的“同志”，他们全都大方地接过去。
主持人上台询问大家：“刚才节目中教授的安全套使用方法对不对？”没有人回答。过了一会，角落里发出一个声音，“不对。”
主持人赶紧答腔，“哪位说不对，愿不愿意到台上来？”沉默。主持人说：“现在请深蓝工作组的志愿者，给大家讲解正确的使用方法。”一个人上台给大家讲解，台下安静地听，也不时爆出一阵哄笑。
讲解结束，主持人公布了“深蓝工作组”的电话，“我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记住这部电话。这是我们健康的保证。”
歌舞继续，音乐如常。200多平米的酒吧，被70多名“同志”坐满。他们大都相互熟识，有的聊天喝酒，有的在吧台玩骰子。
国际上对于“同志人群”的统计数字多有争论，一般认为有4%左右的成年男性喜欢同性，而且无法改变。这个人群包括任何阶层。来这个酒吧的同志当中，有的是酒店工作人员，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国家公务人员。
据酒吧老板介绍，这个酒吧消费层次属中档；收入高的“同志”有的生活更加隐秘，而一些民工“同志”只能去公园或者公厕。
在这些“同志人群”当中，根据“深蓝工作组”的调查，使用安全套的仅为10%。这些人并不知道安全套可以防止艾滋病和其他性病。经过“深蓝工作组”3年多的努力，现在的安全套使用率，已经上升到30%～40%。
凌晨12点半，演出结束，陆续退场。主持人在台上对大家说，“‘同志’并不可怕。如果你有家庭，那么请你对家庭负责。如果你是单身，那么这也是你自己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要伤害一个女孩。我们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
稀稀拉拉的掌声响起来。
这样的活动，“深蓝工作组”一般都会参与，并在现场分发安全套，讲解艾滋病的防治知识。3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小组从无到有，如今已经牢固地镶嵌在“同志”人群中。
深蓝起步
“深蓝工作组”的负责人叫嘎嘎。今年39岁，天津人，‘同志’。喜欢穿一身白衣，看起来年轻，精神，阳刚。用他的话说，“我心理性别是女性，但我觉得我挺爷们的。”
1999年，嘎嘎还在北京的动物园批发市场做服装生意，生意做得很大。因为认识崔子恩等专家，他就自愿到一些“同志”浴池做志愿者工作。
“同志人群”包括活跃人群和隐蔽人群。经常出现在酒吧、会所和浴池等地方以及经常上网的属于活跃人群，其他的则是隐蔽人群。隐蔽人群占绝对多数。嘎嘎针对的就是那些活跃人群。
“那时没什么知识，就是发发安全套。”嘎嘎说。每一次去浴池，他并不说明来意，只是正常买票，洗澡，和“同志”朋友聊天。有了熟悉的朋友，聊天间就把安全套发给他们。有些人拒绝接受；有些人拿到手里，当着嘎嘎的面，把它吹成气球。“他们认为，两个男人又不会怀孕，为什么要用这些东西。”嘎嘎说。
日子一直这样过去，嘎嘎对于这些没有太多的感觉。在他看来这只是完成自己想为“同志”做一点事的心愿。他并不关心效果。
2004年3月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嘎嘎的生活。
2000年，嘎嘎把北京的生意交给表弟打理，自己回到天津照顾生意。2004年开始在一个“同志”网站做管理员，“纯粹是帮忙。”同年，著名学者张北川发起一个针对“同志人群”的问卷调查活动，嘎嘎所在的网站承担这个问卷的网络部分。
当时，很多其他城市的“同志”志愿者小组，在一起开会商讨问卷调查的情况，惟独没有天津的。这件事对嘎嘎触动很大。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事情。
嘎嘎找到另外两个“同志”朋友商量。在只有3个人的情况下，2004年10月，“深蓝工作组”成立。人手紧缺，又都是兼职，活动开展并不顺利，只是针对一些“同志”浴池，在熟识的“同志人群”中派发一些安全套。
第一次正式活动，已经到了2006年春天。
那一次，嘎嘎自己出钱租下天津一个叫做“漂亮男孩”的“同志”酒吧，提前在网上公布活动主题——“‘同志’同伴教育”，酒吧的场地费和奖品费用一共1400块。“一等奖是一个MP3，另外还有一些水具和同性恋书籍。”嘎嘎对当时的细节记得很清楚。
那个酒吧很小，不到70人把整个酒吧坐满了。那一次活动之后，志愿者增加到7个人，其中一位是医生。还有一位来自台湾，曾经做过志愿者，很有经验。第一次活动让嘎嘎有了信心。
紧接着，他和天津疾病防控中心合作做了一次针对“同志人群”的检测。
那次活动提前发布门票，入场以及检测全部免费。那一次来了150人。在天津的另一家“同志”酒吧，没有空调，正值6月，150人坐在里面，热得像蒸笼。
活动开始，专家先进行艾滋病的趋势和危害报告，台下鸦雀无声。演讲结束，开始自愿接受艾滋病检测。
50个人参与，无须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每人只对应一个编号。检测结束后一周，自愿打电话索取结果，除了自己，“同志”间任何人都不可能知晓他人情况。这次检测结果有1人感染艾滋病，11人感染梅毒。
为“同志”进行检测的天津疾控中心主任朱效科说，根据这次检验结果，天津“同志人群”艾滋病感染率为2%。“样本太少，并不能说明问题。”艾滋病疫情只能由省级卫生部门发布，志愿者和医生即使掌握感染率，也不能对“同志人群”公布。检测者只有编号，即使检查出结果，也无法找到个人。
据嘎嘎称，他自己所掌握的3个感染艾滋病的“同志”中，有一人自称半年内与20人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另一位是Money Boy(对男性提供性服务的男性)，现在行踪不明，可以肯定的是他仍在从事这行职业。根据2006年11月12日卫生部的通报，目前中国“同志人群”艾滋病感染率在1%到4%。
那次检测结束半个月之后，嘎嘎接到一个艾滋病患者的电话。对方问嘎嘎，“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吗？”嘎嘎说，“不知道。”那边说，“我在北京地坛医院。”嘎嘎问“你跑那干什么去了。”那边沉默一阵说，“你还不明白吗？”嘎嘎头脑中嗡地一声。他想起，那个医院是红丝带之家，专门检测艾滋病。嘎嘎说，“你赶快回来吧。我在家等你。”哭声从听筒飘了进来。
几个小时过去，那个人跌跌撞撞地进了嘎嘎家门。两个人抱头痛哭。哭完了，那人开始直楞楞地坐在沙发上自言自语，惟一能听清的就是“我该怎么办？”四天三夜，不吃不睡，嘎嘎一直陪着。“我担心他自杀。”嘎嘎说，他当时只能给他讲解艾滋病从携带到发病还有5到8年的时间，这期间科学还在进步，给他增强信心。
四天后，那个人恢复平静，离开嘎嘎家。嘎嘎马上去医院做了一个80元10分钟出结果的检测，拿到阴性化验单才感到了塌实。
“我和他没有性接触，但是第一次感觉到HIV就在我身边，在朋友圈子里，真害怕。”嘎嘎说。
心理拉鋸
“同志人群”大多数并不愿意与外人交谈自己的故事。主流人群对他们的不接纳，造成了他们更多的戒心。嘎嘎曾经也是如此，做了志愿者，自我认同才逐渐好起来。现在他愿意诉说那些和大多数“同志”相似的经历。
嘎嘎从小被家里当作女孩来养，给他穿裙子，邻居叫他小姑娘。那时他并不懂事，现在想来，他觉得那段生活对他后来的性取向并无影响。小时候他就有感觉，自己喜欢和男孩接触。
1998年，嘎嘎30岁，在《南方周末》看到对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一书的报道。放下报纸，就去买那本书。一口气读完，他第一次知道，“我是‘同志’”。
在那之前，他曾经有一个女朋友，两人发生过关系。“第一次和女孩发生关系，我太激动了，觉得自己没毛病。”看完那本书，嘎嘎第一次正视自己的身份。那时他已经和女友分手，自己一人生活。
他按照那本书里的介绍，到处找所谓的“同志”聚集“点”。他找到什刹海，在公园里转了三天，“脚都磨起了泡，也没找到一个点。”
不久，一个交友信息台，让他进入了这个圈子。“那个信息台是4个人打进电话，大家可以随便聊。10个组还可以互相串。我那时疯狂地打电话。”嘎嘎说，有一天在电话里他遇到一个东北人，那人在北京一家宾馆工作。
那人问嘎嘎，“结婚了吗？”嘎嘎说，“没有。”“有女朋友吗？”“刚分手。”“你喜欢男孩吗？”嘎嘎心里咯噔一下，反问对方，“你喜欢吗？”对方说，“我喜欢。”嘎嘎心想，我找到和自己一样的人了，就告诉他，“我不排除，可能也喜欢。”两人交换了电话号码，开始私人聊天。
一段时间之后，对方要求见面，嘎嘎不敢。对于“同志人群”来说，这种反应很正常，很多人喜欢同性，但心理认同不好，觉得这是一种耻辱，生理和心理向着两个方向拉扯。
就在这种拉锯的过程中一件意外发生了。
嘎嘎和两个哥哥都在做生意。他的二哥在天津买了三个传呼机，嘎嘎带在北京用，二哥带在广州。有一天，二哥向寻呼台查询嘎嘎的漫游情况，确定他是否回天津看望母亲。传呼小姐以为他是机主，就把一条留言告诉二哥。那条留言写着，“如果你是个男子汉就该敢面对我”。这是那个东北人的留言。
二哥以为嘎嘎在北京出事了，当天飞往北京，在嘎嘎家里放了一部无绳电话，自己包了一部出租车在门口窃听，把嘎嘎和那个男人的对话全部听到了。
第三天，二哥来到嘎嘎家里，坐在椅子上瞪着嘎嘎。“现在我都记得那种眼神，有点愤怒又有点恨。”嘎嘎说。
他问嘎嘎，“你什么时候结婚？”嘎嘎说，“我和女朋友刚分手，你问这个干吗？”二哥问，“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没有。”“你赶快结婚吧。”“我又不去酒吧不唱歌不跳舞的，什么都没做。我怎么你了？”二哥拿起一把椅子，砰地摔在地上，“就算糟蹋几个女孩，我也要把你治好。”天塌了。嘎嘎知道一切都瞒不住了，一下子跑出家门，来到门口的酒吧，那天是他第一次抽烟，第一次喝酒。
转天二哥和他约法三章：一、去看病；二、两年之内结婚；三、不允许跟这种人来往。这是“同志人群”所面临的大多数压力。主流人群认为同性恋是疾病，需要治疗。在中国，家人对于“同志”的要求是必须结婚，一方面顾及面子，另一方面觉得婚姻可以起到治疗效果。所以中国国内“同志”结婚的很多，妻子就是普通的女孩，这样的结局往往残酷不堪。有的“同志”结婚，几年内没有和妻子发生过关系。最好的状况是“同志”和拉拉(女同性恋)结婚，举办形式婚礼。
迫于压力，答应了二哥的条件。嘎嘎一边敷衍，一边决定和那个男人见面。“我不能让一个还没见过面的人害得这么惨。”
那个男人想和嘎嘎做朋友，嘎嘎不同意。僵持了一个礼拜，最后嘎嘎同意和那个男人发生一次关系，“报酬”是告诉嘎嘎“同志”的据点。
现在，嘎嘎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已经没有问题。有时仍然觉得对不起家人，“我和哥哥的生意都不分账，我觉得算是补偿。”
嘎嘎的母亲，从二哥口中得知嘎嘎的事，去世时没把一分钱财产留在嘎嘎名下。
前途未卜的工作组
天津的“同志”志愿者小组，除深蓝之外，另一个叫做“天津酷”。实际上，“天津酷”并不能称为一个志愿者小组，它是一个“同志”交友网站，有时也做公益性活动。
深蓝工作组专职人员只有一个。每月有1000块钱工资。嘎嘎也是全职，但不拿工资，“还要向里边垫钱。”嘎嘎因为工作组的事情，没有精力照顾生意，只能靠积蓄维持。2007年，嘎嘎拿出11000块钱支持志愿者活动，2006年拿出5万。志愿者工作琐碎，嘎嘎没有时间陪伴自己的爱人。他的男友已经和他分手。
3年来，深蓝工作组也获得过捐款，一共81100元，分别来自机构和个人。即使如此困难，即使有明晰账目，内部的一些志愿者仍然会对“深蓝”发难。
2007年“爱知行”机构向“深蓝”捐款4万元人民币，用于房租、活动和支付一个人的工资。“爱知行”要求的回报，是完成3000份“同志人群”的调查问卷。在志愿者大会上，嘎嘎把盖了章的协议书向志愿者传阅。
会议结束，有人放谣言，说对方捐款是12万，另外8万，已经被嘎嘎贪污。嘎嘎说自己除了无奈，别无办法。
在天津，政府对“同志”志愿者组织没有任何捐助和帮助法规。北京，仅朝阳一区2007年就投入28万元，2008年将投入45万元支持“同志”志愿者。
据嘎嘎介绍，加拿大同性恋法律网，到天津参观过“深蓝工作组”，对“深蓝”的工作十分赞赏，有意向在2008年给予资金支持，具体数目尚未确定。
“深蓝工作组”的工作室，在天津一个比较著名的小区里，普通的住宅楼，每月房租1600块。邻居知道他们在做艾滋病防预工作，但不知道他们都是“同志”。他们并不躲藏，也不张扬。
面对着资金的短缺、政府支持的缺位和内部的斗争，惟一让嘎嘎安慰的是，凡是加入深蓝小组的志愿者，以前只要没有感染HIV，加入之后没有一个人感染。“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的知识和心理认同先好起来了。”嘎嘎说。
谈到未来，嘎嘎的语速慢了下来。他说，“做志愿者已经成了我的生活方式，我离不开。我也知道，用积蓄垫付不是长事。有一天没有资金了，那就只能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