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IN日本:日本人的“贺年卡大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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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旦前,有日本友人在Facebook上说:怎么办啊!今年的贺年卡是自己动手做呢,还是去买现成的?
  就连我家六年级的小学生,刚进入11月份,也开始考虑贺年卡的问题了——小朋友从5岁多开始,还在日本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就和她的小伙伴们互换贺年卡了。5岁左右的小P孩们,还不太会写汉字,但是会画画,会写日文假名。所以,在买来的空白贺年卡上绘上自己的手工画,再歪歪斜斜地用假名写上地址,然后投寄到邮筒里……这种“非常大人”的事,对孩子来说就成了乐趣无穷的游戏。
  我记得小朋友在幼儿园时第一次寄出了大概四五张自己的手绘贺年卡,也同时收到了来自小伙伴们相同张数的、同样是手绘的贺卡。现在小朋友上六年级,寄出和收到的贺年卡逐年增多,去年年底小朋友整整手绘了20多张贺年卡,贺卡“工程”越来越大了,以至于今年小朋友决定使用电脑编辑,并去家附近的“百円店”(扣除消费税,所有物品均为100日元的商店)给自己特意准备了一个可以装60张贺年卡的卡片袋,因为小朋友预算了一下,今年要寄出和要收到的贺年卡,可能会接近40张。
  一个小学生,在元旦期间寄出或收到20-30张左右的贺年卡,这并不是特别现象,而是一个普遍数字。因为有统计数据说,即使是网络和邮件如此发达的现在,每年元旦前后,日本依旧平均每人要邮寄出大约35张的贺年卡。
  日本人这种在元旦新年邮寄贺年卡的习俗,据说可追溯到奈良时代(710–794)或是平安时代(794–1185),当时只是日本的贵族们之间的一种新年问候,后来到了江户时代(1603–1868),以前从中国唐朝传入的驿站制度(日文中称“飞脚制度”)得到了充分完善,有了号称“飞脚”的邮递员,除了各种需要邮寄的货物之外,在新年邮寄贺卡的习俗,也从贵族普及到平民之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江户时代有200来年的和平期,不仅属于平民百姓的“町人文化”得到了空前发展,被称为“寺子屋”的私塾学堂也十分繁荣。因此,日本人的贺年卡历史,与日本的平民教育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毕竟,虽说只是一张小卡片,但要写得体面画得漂亮,是需要有点文化做铺垫的。
  不过,虽然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就很爱学习,但没有什么时间观念,一切遵循着自然规律,日子过得相当缓慢悠长。在江户中期(1702年)编纂的一部俳句选集《当世俳谐杨梅》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六月に 年始の礼は かへり花。”这句俳句翻译过来的大概意思是:六月份了,过年的时候寄出的贺礼,终于有回信了。
  日本人这种悠长的时间观,到明治维新之后就大不一样了。明治维新之后的工业发展,不仅令日本人有了以“分”为单位的时间概念,还有邮政制度的正式成立,以及日本全国邮政网络的铺设与完善,也帮助了贺年卡的继续发展。1873年,明治政府成立才二年的邮政部门,开始发行第一套明信片。明信片简洁方便,邮费均一,很快就被人们作为贺年卡利用起来,并滚雪球似的逐年增多。到了1887年,新年期间邮局里因为等待邮寄的贺年卡数量超过平时的几十倍,而衍生出邮寄物投寄迟缓等各种问题。这让明治政府不得不赶快想对策,在1899年出台了一部“贺年邮政特别措施”。这个特别措施规定12月20-30号为元旦新年的贺年卡投寄时间,并设置专用窗口与普通信件和邮寄物区分开来,所有贺年卡由邮局人员在元旦期间统一邮送。
  这一专门针对贺年卡的特别邮政措施,在不断完善中一直沿用至今。虽然在二战中,日本人的新年贺卡邮寄一度出现暂停现象,但在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年邮寄贺卡的习俗又重新开始繁荣。现在,在元旦之前,只要去日本各地的邮局走一遭,就会看到不管哪家邮局,都设置有贺年卡专用的投寄窗口。而且,一般在12月25日之前投寄的贺年卡,都可以保证在新年第一天,准确无误地送到收卡人的邮箱。为了做到这一点,元旦期间的邮递员,恐怕是全日本最忙的人。而且为了防止贺年卡投寄滞塞,每逢元旦,邮局还要格外聘请大批临时工帮忙做贺年卡分拣以及投放等工作。曾经看到过一个数据统计说:贺年卡邮寄数量的最高峰是在1997年,这年元旦前后日本人邮寄出的贺年卡数量高达37亿张。之后,虽然随着网络发达,不少人开始在新年时使用电子贺卡,但是贺年卡数量只呈现略微下降趋势,每年元旦全日本邮寄出的贺年卡,依旧以“亿”为单位计算。每年“日本邮政”发行的新年专用贺年卡,也都以数十亿计。例如2014年的贺年卡发行张数就有35.9亿,而全日本人口也不过才一亿多。难怪,有日本媒体将每年元旦新年邮寄贺年卡的习俗称为“贺年卡大作战”。看来这个说法毫不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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