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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岁末年初，几乎每个媒体都在忙着盘点过去一年里符合自身价值观的人和事，很多真绿和“漂绿”的榜单也随之出炉。
“漂绿”这个词最初出现在1990年代初期的美国，用来讽刺那些大肆宣扬自身对环境保护的付出，实际上却是反其道而行的公司、政府或是组织。
只要你持续地对中国企业CSR（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企业社会责任）关注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同样是做公益和环保，不同企业的做法实在是有天壤之别：比如，同样是投入100万的扶贫项目，A公司把80万用来扶贫，20万用作项目运作包括媒体投入;而B公司则可能走走形式地捐掉10万，剩下90万用来搞论坛、作秀、购买媒体版面。
我不敢说前者一定是“良心企业”，但后者的不靠谱可想而知。
CSR领域出现这种乱象也一点不奇怪。回顾西方现代商业伦理的发展历程，真正完全自发形成社会责任意识并拥有不被动摇的自律精神的大企业，不说没有，应该也是极少的。各种CSR标准之所以能在全社会推广开来，是由于成熟的商业社会中，商业信息不断透明化、公民意识不断提升，消费者和投资者会不断向企业实行监督、施压，企业不做是不行的。那么，既然不做不行，消费者又特别看重这个，很多聪明的企业自然会想到，我不如把它做得比别人更好，使它成为我的品牌效应。
然而在中国，大部分消费者的公民监督意识还薄弱得很，远远不足以让企业循规蹈矩。看看洋快餐的黑心肉事件曝光才几天，便又顾客盈门。消费者的软弱使得中国企业的CSR在很大程度上淪为了一种时尚广告。
当然，也不是没有乐观的一面。事实上这几年在企业忙于“漂绿”的同时，一些持续关注大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公民力量也在逐渐形成。它们有些是由公益组织发动的，如马军的“中国水污染地图”，亚洲动物基金会与归真堂之战;有些是由学界力量发起的，如“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对富士康的死叮不放，还有一些是由公民自发形成的行动。
这些行动与过往的消费者维权行动有本质上的不同：关注点不在于狭隘的消费者个体利益，而是企业行为对整个社会尤其是企业利益相关方的影响，着眼于社会公平、劳资关系、信息透明化、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可以说是发生在消费者和投资者角色上的一场公民意识启蒙运动。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民间力量的“叮咬”下，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大企业已经或多或少地做出了反应。
或许，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正是中国商业伦理意识要走向现代化不可避免的博弈过程。
“漂绿”这个词最初出现在1990年代初期的美国，用来讽刺那些大肆宣扬自身对环境保护的付出，实际上却是反其道而行的公司、政府或是组织。
只要你持续地对中国企业CSR（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企业社会责任）关注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同样是做公益和环保，不同企业的做法实在是有天壤之别：比如，同样是投入100万的扶贫项目，A公司把80万用来扶贫，20万用作项目运作包括媒体投入;而B公司则可能走走形式地捐掉10万，剩下90万用来搞论坛、作秀、购买媒体版面。
我不敢说前者一定是“良心企业”，但后者的不靠谱可想而知。
CSR领域出现这种乱象也一点不奇怪。回顾西方现代商业伦理的发展历程，真正完全自发形成社会责任意识并拥有不被动摇的自律精神的大企业，不说没有，应该也是极少的。各种CSR标准之所以能在全社会推广开来，是由于成熟的商业社会中，商业信息不断透明化、公民意识不断提升，消费者和投资者会不断向企业实行监督、施压，企业不做是不行的。那么，既然不做不行，消费者又特别看重这个，很多聪明的企业自然会想到，我不如把它做得比别人更好，使它成为我的品牌效应。
然而在中国，大部分消费者的公民监督意识还薄弱得很，远远不足以让企业循规蹈矩。看看洋快餐的黑心肉事件曝光才几天，便又顾客盈门。消费者的软弱使得中国企业的CSR在很大程度上淪为了一种时尚广告。
当然，也不是没有乐观的一面。事实上这几年在企业忙于“漂绿”的同时，一些持续关注大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公民力量也在逐渐形成。它们有些是由公益组织发动的，如马军的“中国水污染地图”，亚洲动物基金会与归真堂之战;有些是由学界力量发起的，如“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对富士康的死叮不放，还有一些是由公民自发形成的行动。
这些行动与过往的消费者维权行动有本质上的不同：关注点不在于狭隘的消费者个体利益，而是企业行为对整个社会尤其是企业利益相关方的影响，着眼于社会公平、劳资关系、信息透明化、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可以说是发生在消费者和投资者角色上的一场公民意识启蒙运动。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民间力量的“叮咬”下，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大企业已经或多或少地做出了反应。
或许，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正是中国商业伦理意识要走向现代化不可避免的博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