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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女侍者点头致谢后，坐了下来，“对不起，我完全忘了。”尽管他迟到了一小时，但我们仍感安心：俄罗斯国会议员的角色并没有改变马拉特·萨芬。他依旧雍荣雅步，光彩照人，从容不迫，这在高水平运动员中并不多见。不过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他竭力证明自己的改变。他给我们讲述了新的生活，要承担的责任，自我勾勒了一幅与印象中完全不同的人物肖像。他依旧平易近人，但与球员时代相比，多了一份冷静与理性。
球员时代的萨芬很棒，20岁就成了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典型的俄罗斯人，喜欢花天酒地，可以一鸣惊人，也会骑者善堕，就像他在2000年美网完胜皮特桑普拉斯，或者被名不见经传的对手打得怒摔球拍一样。2009年11月11日，他在巴黎大师赛结束了与德尔波特罗的对决后宣告退役。没有遗憾，他说。“精神、身体和心理上我感到厌倦，退役后再也没摸过球拍，哦，我只打过几次表演赛。我踢球、打冰球，但不再打网球了。”这让人想起伦德尔在退役后，完全切断了与网球的联系，“他来自东欧国家，和我一样……我想象不到如何让孩子们去从事体育运动。”
在萨芬经常光顾的一家临近普希金广场的安静优雅的咖啡厅里，他仿佛回到了苏联时代。“政府体系对人民进行压榨，我们是出了很多体育冠军，但在金字塔塔尖下方的人都成了垫脚石。我们完全不考虑人性，扼杀了体育本身所有的纯粹的乐趣。”虽然萨芬在14岁离开了俄罗斯略显残酷的造星体制，辗转来到西班牙，但年少时的经历让他无法忘怀。如今在他身上依然可以看到那个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林中空地里拍打网球的少年身影。在千篇一律的俄罗斯首都街头，偶有隅隈，却也别有韵味，比如位于一片树林中间的斯巴达网球俱乐部。“这确实是个很少见的地方，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出身于此？安德里夫、切斯诺科夫、库尔尼科娃、我，还有我妹妹……”萨芬感慨道。对于在前苏联无法成为合法运动的网球来说，这不啻一个奇迹。斯大林曾视网球为资产阶级运动，禁止苏联人参与。“但斯大林自己还是会打网球。”萨芬说。在克林姆林宫曾有一个网球场，不过不会出现在官方的报道中。“那个时代打网球太难了，球场很少，要想买拍子和球也不容易。总之要想得到任何东西都要克服很多困难。商店空空如也，哪怕买一升奶都需要排上好几个小时的队。现在很多人都淡忘了，特别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我是亲历者，当时的情形历历在目，但年轻人并没有意识到我们走到今天有多不容易。”
俄罗斯状态的变化促使萨芬从政后选择支持在位政权。来自西方的采访者们无法理解，像萨芬这样行遍五洲，经历过民主社会的人怎么会接受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执政，并且支持他所在的政党呢？
2012年3月，普京以64%的票数当选为俄罗斯总统，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认为这次选举有作弊的嫌疑，特别是反对党没有公开演讲的权利。“这不过是反对党的说辞罢了，在所有的国家，每次选举时都会发生这种事情，总会有人抱怨抗议。看看布什的选举……”但当权者确实控制了媒体、法院……面对诸多质疑，萨芬用他擅长的“双手反拍”打消了大家的疑虑：“看看我们当年的生活水平，再看看这几年来我们的变化……”
这也是很多俄罗斯人的观点，但并非所有人都像萨芬那样愿意对世界敞开怀抱。在俄罗斯，很多成名运动员都是正统主义者，与权贵们走得很近。普京也将体育作为重振俄罗斯的重要元素之一。我们还记得，2002年澳网公开赛，当萨芬输掉决赛后，感谢那三个从头至尾跟着他的金发大胸美女。那才是萨芬，一个与自己、网球和世界都保持距离，喜欢随心所欲的人。如今的他又是如何扎上精致的领带，披上考究的西服，去参与到法律与政策的探讨中呢？
“是悉尼奥运会现代五项冠军季米特里·斯瓦特科夫斯基建议我从政的。”普京所在的统一俄罗斯党招募了不少体育明星，以给外界一种荣耀又充满活力的形象。“最开始我拒绝了他的建议。”萨芬说，“政治并不是我感兴趣的领域，我更倾向于从商。后来我又权衡了一番，觉得为什么不呢？对于开始我的新生活，这或许会是个有趣的选择。”从2011年12月起萨芬开始担任下诺夫哥罗德的议员，那里在莫斯科东面，相距500公里，当地居民超过了100万，在苏联时期，这里被称为高尔基市。“分裂分子”安德烈·萨哈罗夫就是在这里开始被流放的生活。“我每个月会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呆在下诺夫哥罗德，其他时间驻扎在国家议会总部，主要负责法律部分的工作，时间表安排得很紧张。”
政府选择明星代言的行为并不让俄罗斯人感到信服，他们对于此种现象有一个有趣的说法：“卖脸”。在俄罗斯，网球运动员相当受欢迎，而运动员参政也是一个老传统。在苏联时期便是如此。“这些人不会对政治产生实质性影响，他们只满足于投票时按动手中的按钮。”最知名的反对党人伊利亚·雅辛说，“我们的国家议会有着全世界最多的运动员，这太荒谬了。”
萨芬则反驳道：“我对自己的决定很满意，也为此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做了一些实事。这是我新的生涯。长时间参与高水平体育竞争的经历对于从政很有帮助，我有承受压力，接受竞争，保持专注的习惯。”但高水平体育有着所有人都承认的规则和相对公平的裁判，俄罗斯的政治则要根据当权者制定的游戏规则进行，萨芬对此真的适应么？
球员时代的萨芬很棒，20岁就成了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典型的俄罗斯人，喜欢花天酒地，可以一鸣惊人，也会骑者善堕，就像他在2000年美网完胜皮特桑普拉斯，或者被名不见经传的对手打得怒摔球拍一样。2009年11月11日，他在巴黎大师赛结束了与德尔波特罗的对决后宣告退役。没有遗憾，他说。“精神、身体和心理上我感到厌倦，退役后再也没摸过球拍，哦，我只打过几次表演赛。我踢球、打冰球，但不再打网球了。”这让人想起伦德尔在退役后，完全切断了与网球的联系，“他来自东欧国家，和我一样……我想象不到如何让孩子们去从事体育运动。”
在萨芬经常光顾的一家临近普希金广场的安静优雅的咖啡厅里，他仿佛回到了苏联时代。“政府体系对人民进行压榨，我们是出了很多体育冠军，但在金字塔塔尖下方的人都成了垫脚石。我们完全不考虑人性，扼杀了体育本身所有的纯粹的乐趣。”虽然萨芬在14岁离开了俄罗斯略显残酷的造星体制，辗转来到西班牙，但年少时的经历让他无法忘怀。如今在他身上依然可以看到那个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林中空地里拍打网球的少年身影。在千篇一律的俄罗斯首都街头，偶有隅隈，却也别有韵味，比如位于一片树林中间的斯巴达网球俱乐部。“这确实是个很少见的地方，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出身于此？安德里夫、切斯诺科夫、库尔尼科娃、我，还有我妹妹……”萨芬感慨道。对于在前苏联无法成为合法运动的网球来说，这不啻一个奇迹。斯大林曾视网球为资产阶级运动，禁止苏联人参与。“但斯大林自己还是会打网球。”萨芬说。在克林姆林宫曾有一个网球场，不过不会出现在官方的报道中。“那个时代打网球太难了，球场很少，要想买拍子和球也不容易。总之要想得到任何东西都要克服很多困难。商店空空如也，哪怕买一升奶都需要排上好几个小时的队。现在很多人都淡忘了，特别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我是亲历者，当时的情形历历在目，但年轻人并没有意识到我们走到今天有多不容易。”
俄罗斯状态的变化促使萨芬从政后选择支持在位政权。来自西方的采访者们无法理解，像萨芬这样行遍五洲，经历过民主社会的人怎么会接受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执政，并且支持他所在的政党呢？
2012年3月，普京以64%的票数当选为俄罗斯总统，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认为这次选举有作弊的嫌疑，特别是反对党没有公开演讲的权利。“这不过是反对党的说辞罢了，在所有的国家，每次选举时都会发生这种事情，总会有人抱怨抗议。看看布什的选举……”但当权者确实控制了媒体、法院……面对诸多质疑，萨芬用他擅长的“双手反拍”打消了大家的疑虑：“看看我们当年的生活水平，再看看这几年来我们的变化……”
这也是很多俄罗斯人的观点，但并非所有人都像萨芬那样愿意对世界敞开怀抱。在俄罗斯，很多成名运动员都是正统主义者，与权贵们走得很近。普京也将体育作为重振俄罗斯的重要元素之一。我们还记得，2002年澳网公开赛，当萨芬输掉决赛后，感谢那三个从头至尾跟着他的金发大胸美女。那才是萨芬，一个与自己、网球和世界都保持距离，喜欢随心所欲的人。如今的他又是如何扎上精致的领带，披上考究的西服，去参与到法律与政策的探讨中呢？
“是悉尼奥运会现代五项冠军季米特里·斯瓦特科夫斯基建议我从政的。”普京所在的统一俄罗斯党招募了不少体育明星，以给外界一种荣耀又充满活力的形象。“最开始我拒绝了他的建议。”萨芬说，“政治并不是我感兴趣的领域，我更倾向于从商。后来我又权衡了一番，觉得为什么不呢？对于开始我的新生活，这或许会是个有趣的选择。”从2011年12月起萨芬开始担任下诺夫哥罗德的议员，那里在莫斯科东面，相距500公里，当地居民超过了100万，在苏联时期，这里被称为高尔基市。“分裂分子”安德烈·萨哈罗夫就是在这里开始被流放的生活。“我每个月会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呆在下诺夫哥罗德，其他时间驻扎在国家议会总部，主要负责法律部分的工作，时间表安排得很紧张。”
政府选择明星代言的行为并不让俄罗斯人感到信服，他们对于此种现象有一个有趣的说法：“卖脸”。在俄罗斯，网球运动员相当受欢迎，而运动员参政也是一个老传统。在苏联时期便是如此。“这些人不会对政治产生实质性影响，他们只满足于投票时按动手中的按钮。”最知名的反对党人伊利亚·雅辛说，“我们的国家议会有着全世界最多的运动员，这太荒谬了。”
萨芬则反驳道：“我对自己的决定很满意，也为此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做了一些实事。这是我新的生涯。长时间参与高水平体育竞争的经历对于从政很有帮助，我有承受压力，接受竞争，保持专注的习惯。”但高水平体育有着所有人都承认的规则和相对公平的裁判，俄罗斯的政治则要根据当权者制定的游戏规则进行，萨芬对此真的适应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