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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严复以“计学”对译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economics”，凸显了二十世纪中国“经济学”概念转型尝试，东洋“舶来品”——“经济”（置“舶来”于引号内，皆因“经济”中国自古有之）却占据主导地位（从economics的对译术语角度）。置“计学”与“经济”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西方经济思想冲合系谱中以展示中国近代语境下对economics的认识、理解与定位，揭示该译词背后反映出的近代经济学基本经济概念范畴的建构背后的权力运作与知识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 计学 经济 经济话语
一、引言
如果说“概念、范畴的演变，是人类思想变革的表征，反映了知识总量的扩大和认识过程的迁衍、深化”[1]的话，那么近代中国经济思想中基础概念和范畴的建构过程便体现了我国近代经济话语体系的构筑过程。保罗·特里司各特（Paul B. Trescott）在谈及该体系构筑过程时评论到：“西方经济思想的冲合过程中，明显存在两股力量，”“一是西方在华人员主动传播（push component）；二是中国知识分子致力于阐释、传播和调整西方经济思想，如马建中、严复、梁启超和康有为等 （pull component）”[2]。作为经济思想的核心概念和范畴，西方经济思想核心词汇economics的译介体现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思想的冲合过程，一方面是严复译“计学”所体现的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概念转型在“科学化”与“学科化”两个层面的体现，另一方面是东洋舶来品“经济”逐步占据经济话语体系的主导权。何种“合力”促使中国人接受日译且“泊来”之“经济”。
二、严复之“计学”与“东洋”之“经济”
严复使用“计学”对译斯密书中“economics”，因为“计”涵盖“生计”、“家计”、“国计”等义。严复指出“eco-”意为“家”，“-nomi”意为“治”， 汉语“计”本义即“治家”之义，引申为邦国的“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 用作 economics 的译名。严復认为当时已经存在的日语译名“经济”过于宽泛， 而汉语俗称“理财”过于狭陋， 均不如“计学”得体[3]。同时，严复将“计学”界定为：“计学于科学为内籀之属。内籀者，观化察变，见其会通，立为公例者也。”[4]第一，严复已然将“计学”纳入科学范畴。“内籀”意指归纳或归纳方法，即由“偶然而推其常然”（由个别而推及一般）之术。可见，严复把“计学”界定为“推其常然”之属，即“计学”可以“立为公例”。第二，严复论及学问时，曾说：“诸公在此考求学问，须知学问知识，其用皆二：一、专门之用；一、公家之用……公家之用者，举以炼心制事是也……”“顾知炼心矣，心有二用：一属于情，一属于理。然而理，又分两门：有记事者，由析理者……学以穷理，常分三际……考订既详，乃会通之以求其所以然之理，于是大法公例生焉。”[5]严复对于学问用途一分为二，专门用途为外籀之属，由公例判定偶然；公家之用为内籀之属，有偶然推起常然。斯密之书所述内容，显然属于公例之属，即概述经济发展规律和总结国家财富途径。“大法公例”的产生，首先依赖“考订”，而后“会通”，最后以“求其所以然之理”。严复的学科观念划分成为实践和理论两部分。专用之门，以为实践；公家炼心之门，以为理论；但理论的前提需要详细考订，而后公例可生。“计学”学科建设过程由偶然推其常然。反观严译《原富》，按语多达三百余条，尽皆结合中国具体经济形势而感，非一味地“西化”和“欧化”。斯密之书“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足资考镜”[6]。换言之， “计学”作为学科与其科学化解读开启了中国传统经济概念转型之先河。
反观，中国古典义之 “经济”，即经义之学与利益之学，皆超脱出了西方经济学的工具特色，是“经”与“济”的合成词①。方维规先生曾考察economics自在近代中国经济学话语中的译词演变②。清朝及其后的五四时期为“经济”二字连为一词出现的高峰期，但晚晴之前，“经济”仍涵指“经世济民”、“经邦济国”等传统概念。严复译“计学”虽然打破了 “经济”概念的中国古典概念范畴，东洋“舶来”之 “经济”却渐取而代之。正如英国新文化史学者彼得·伯克所论：“所有的概念都不是中性的‘工具’。”[7]概念常被嵌上明显的价值取向，皆反映深刻的思想权势和社会权势。
三、合“力”之效
西语economics传统里的经济学在根本上就是从“齐家”或所谓“家庭经济管理”发展而来的，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科学思想指导下的工具理性色彩逐渐凸显，西方经济学渐褪去了早期亚当·斯密时代的人文关怀，转而探究其科学性及实用性。直至今天西方经济学依旧偏重于数学推导。经济本身的人文关怀似乎已经荡然无存。近代“经济”的回溯如置于宏观历史语境之内，则可呈现多方力量之合作，既是旧的经济话语的颠覆和新经济话语的构建，又是知识形态与社会形态转型期之明鉴。
第一，知识本体层面的重构。经济学作为与社会关联甚丛的学科，其社会属性为中外学者所共识。早期economics的种种翻译是儒家社会的基本形态维护在近代中国经济术语上的反映，其学科本体主要指涉中国经济观点中的家国同构与儒学社会根基，即使西方经济学概念已经进入近代中国之时，其对应术语译词依旧采用传统经济学本体关照下的国家关怀和社会政治远景。只有当儒家意识形态在近代中国受到普遍质疑，新的社会经济体的出现和新的社会形态成为时人追逐的对象之后，“经济”译词开始指涉economics并逐步摆脱道德束缚，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建基于中国传统经济学因素之上的翻译活动才逐步让西方经济学因素走入时人视野，而翻译则提供了重组传统和现代的可能性。Economics一词进入近代中国后，在西方经济学本体认识上经历了“器物之属”、“体用之间”，最终“经济”一词在近代中国追逐西方社会发展类型并体现经济学社会关怀的进程中得以确立。
第二，中国知识分子的翻译工程。普通民众的工具性认识和使用为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的革新经济话语陈述创造了必要条件。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向国内译介日本政治小说开启了雷颐先生所称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举国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已被翻译成日文的西方著作，纷纷被转译成汉语，甚至于日本的教科书也被翻译至近代中国，随着而来的是大量日本译词。如康有为编纂了一部4卷的《日本书目志》，收数目7750条，据统计从1895年至1911年，958本日语著作被译成了汉语。近代新名词大量成批地引入所裹挟的西方文化及物化形态的现代性因素，就语言学意义上的词汇本身而言，引入的大量双音节和多音节词则有力地推动了汉语向更加缜密和明朗的方向前进，有助于表达更复杂精确的思想，如王力先生所言：“有时候，若要运动现代的思想，使文章合于逻辑，却有些长句的必要——句子的欧化应该是不得不然。”[8]其各自所表示的特定概念和直接凝聚、传达的有关知识、观念、思想和信仰，以及由它们彼此之间相互通联所形渠道。“新名词一旦产生和流传，对于近代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表现在它的构成形态本身所带有的某种现代取向的思维诱导性、价值倾向性、连锁反应性和不可逆性上”[9]。也就是说成或引发的新型话语，进而出现的陈述及社会实践，极大地改变了普通民众对周边世界的认知，这些新名词重新构筑了话语权力的个体微观渠道，使个人在认识外部世界时有了新的衡量标准和模式。 第三，社会组织原则的衍变。马西尼撰文分析中国近代词汇形成时曾论述：“20世纪初，日语成了新词的矿藏，由于迫切需要新词，它受到了汉语词汇的欢迎。这种本来是纯粹的词汇现象，却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文化思潮有了密切联系……在世纪之交，语言问题被看成政治改革中的关键问题。”[10]如上所述，“经济”一词包含“经世”——儒家所规定的伦理綱常，“济民”则蕴涵着维护伦理纲常，稳定黎民百姓所需要的社会经济现实和政策。不容忽视的却是西方经济学中关乎“经济现实和政策”方面的含义在十九世纪中晚期及二十世纪初的译词中得到了最大范围的放大，少了伦理纲常的色彩，尤其是“学”字附于其后。但缺少了伦理纲常的“经济”却不为人们所接受。Economics的译词侧重传统伦理纲常，抑或“青睐”经济现实与政策方面均指涉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与形式。前者强调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模式，而后者则强调经济现实与政策。相应的，传统社会组织模式下的个体。换言之，关于伦理纲常的话语体系无时无刻不对其“麾下”的个体微观渠道加强“规训”，结果之一便是“经济”之回溯。“经济”一词的回溯从某种程度而言，即对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中国寻求资产阶级一系列变革的一种否定或者失望，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伦理道德原则“规训”的结果。
四、结语
“经济”一词自此重新占据了中国经济话语体系。“经济”一词看似语言词汇层面的竞争，实则却是中国经济话语体系值此大争之世的社会反思，对 “计学”代表的概念转型的史海沉戟及“经济”强力的回溯和挑战之学术讨论不应身陷语言之囿，寻找中国近代史在语言学中留下的痕迹，从话语层面与非话语实践之间的互动理解近代中国，展现词汇翻译层面反映出的非话语实践内容。
注释：
①冯天瑜.经济辨析上[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5（6）.
②方维规.“经济”译名溯源考——是政治还是经济[J].中国社会科学，2003（3）：181-182.
参考文献：
[1]冯天瑜.封建考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3.
[2]Paul B. Trescott. Jingji Xue：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to China[M]. Beiji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2007.
[3][4][5][6]严复.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97，98，93，98.
[7]彼得·伯克，著.姚鹏，等译.刘北成，校.历史学与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56.
[8]王力.中国现代语法下[M].北京：中华书局，1955：336.
[9]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J].开放时代，2003（4）.
[10]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1：123、130.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2016 SJD740016）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 计学 经济 经济话语
一、引言
如果说“概念、范畴的演变，是人类思想变革的表征，反映了知识总量的扩大和认识过程的迁衍、深化”[1]的话，那么近代中国经济思想中基础概念和范畴的建构过程便体现了我国近代经济话语体系的构筑过程。保罗·特里司各特（Paul B. Trescott）在谈及该体系构筑过程时评论到：“西方经济思想的冲合过程中，明显存在两股力量，”“一是西方在华人员主动传播（push component）；二是中国知识分子致力于阐释、传播和调整西方经济思想，如马建中、严复、梁启超和康有为等 （pull component）”[2]。作为经济思想的核心概念和范畴，西方经济思想核心词汇economics的译介体现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思想的冲合过程，一方面是严复译“计学”所体现的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概念转型在“科学化”与“学科化”两个层面的体现，另一方面是东洋舶来品“经济”逐步占据经济话语体系的主导权。何种“合力”促使中国人接受日译且“泊来”之“经济”。
二、严复之“计学”与“东洋”之“经济”
严复使用“计学”对译斯密书中“economics”，因为“计”涵盖“生计”、“家计”、“国计”等义。严复指出“eco-”意为“家”，“-nomi”意为“治”， 汉语“计”本义即“治家”之义，引申为邦国的“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 用作 economics 的译名。严復认为当时已经存在的日语译名“经济”过于宽泛， 而汉语俗称“理财”过于狭陋， 均不如“计学”得体[3]。同时，严复将“计学”界定为：“计学于科学为内籀之属。内籀者，观化察变，见其会通，立为公例者也。”[4]第一，严复已然将“计学”纳入科学范畴。“内籀”意指归纳或归纳方法，即由“偶然而推其常然”（由个别而推及一般）之术。可见，严复把“计学”界定为“推其常然”之属，即“计学”可以“立为公例”。第二，严复论及学问时，曾说：“诸公在此考求学问，须知学问知识，其用皆二：一、专门之用；一、公家之用……公家之用者，举以炼心制事是也……”“顾知炼心矣，心有二用：一属于情，一属于理。然而理，又分两门：有记事者，由析理者……学以穷理，常分三际……考订既详，乃会通之以求其所以然之理，于是大法公例生焉。”[5]严复对于学问用途一分为二，专门用途为外籀之属，由公例判定偶然；公家之用为内籀之属，有偶然推起常然。斯密之书所述内容，显然属于公例之属，即概述经济发展规律和总结国家财富途径。“大法公例”的产生，首先依赖“考订”，而后“会通”，最后以“求其所以然之理”。严复的学科观念划分成为实践和理论两部分。专用之门，以为实践；公家炼心之门，以为理论；但理论的前提需要详细考订，而后公例可生。“计学”学科建设过程由偶然推其常然。反观严译《原富》，按语多达三百余条，尽皆结合中国具体经济形势而感，非一味地“西化”和“欧化”。斯密之书“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足资考镜”[6]。换言之， “计学”作为学科与其科学化解读开启了中国传统经济概念转型之先河。
反观，中国古典义之 “经济”，即经义之学与利益之学，皆超脱出了西方经济学的工具特色，是“经”与“济”的合成词①。方维规先生曾考察economics自在近代中国经济学话语中的译词演变②。清朝及其后的五四时期为“经济”二字连为一词出现的高峰期，但晚晴之前，“经济”仍涵指“经世济民”、“经邦济国”等传统概念。严复译“计学”虽然打破了 “经济”概念的中国古典概念范畴，东洋“舶来”之 “经济”却渐取而代之。正如英国新文化史学者彼得·伯克所论：“所有的概念都不是中性的‘工具’。”[7]概念常被嵌上明显的价值取向，皆反映深刻的思想权势和社会权势。
三、合“力”之效
西语economics传统里的经济学在根本上就是从“齐家”或所谓“家庭经济管理”发展而来的，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科学思想指导下的工具理性色彩逐渐凸显，西方经济学渐褪去了早期亚当·斯密时代的人文关怀，转而探究其科学性及实用性。直至今天西方经济学依旧偏重于数学推导。经济本身的人文关怀似乎已经荡然无存。近代“经济”的回溯如置于宏观历史语境之内，则可呈现多方力量之合作，既是旧的经济话语的颠覆和新经济话语的构建，又是知识形态与社会形态转型期之明鉴。
第一，知识本体层面的重构。经济学作为与社会关联甚丛的学科，其社会属性为中外学者所共识。早期economics的种种翻译是儒家社会的基本形态维护在近代中国经济术语上的反映，其学科本体主要指涉中国经济观点中的家国同构与儒学社会根基，即使西方经济学概念已经进入近代中国之时，其对应术语译词依旧采用传统经济学本体关照下的国家关怀和社会政治远景。只有当儒家意识形态在近代中国受到普遍质疑，新的社会经济体的出现和新的社会形态成为时人追逐的对象之后，“经济”译词开始指涉economics并逐步摆脱道德束缚，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建基于中国传统经济学因素之上的翻译活动才逐步让西方经济学因素走入时人视野，而翻译则提供了重组传统和现代的可能性。Economics一词进入近代中国后，在西方经济学本体认识上经历了“器物之属”、“体用之间”，最终“经济”一词在近代中国追逐西方社会发展类型并体现经济学社会关怀的进程中得以确立。
第二，中国知识分子的翻译工程。普通民众的工具性认识和使用为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的革新经济话语陈述创造了必要条件。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向国内译介日本政治小说开启了雷颐先生所称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举国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已被翻译成日文的西方著作，纷纷被转译成汉语，甚至于日本的教科书也被翻译至近代中国，随着而来的是大量日本译词。如康有为编纂了一部4卷的《日本书目志》，收数目7750条，据统计从1895年至1911年，958本日语著作被译成了汉语。近代新名词大量成批地引入所裹挟的西方文化及物化形态的现代性因素，就语言学意义上的词汇本身而言，引入的大量双音节和多音节词则有力地推动了汉语向更加缜密和明朗的方向前进，有助于表达更复杂精确的思想，如王力先生所言：“有时候，若要运动现代的思想，使文章合于逻辑，却有些长句的必要——句子的欧化应该是不得不然。”[8]其各自所表示的特定概念和直接凝聚、传达的有关知识、观念、思想和信仰，以及由它们彼此之间相互通联所形渠道。“新名词一旦产生和流传，对于近代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表现在它的构成形态本身所带有的某种现代取向的思维诱导性、价值倾向性、连锁反应性和不可逆性上”[9]。也就是说成或引发的新型话语，进而出现的陈述及社会实践，极大地改变了普通民众对周边世界的认知，这些新名词重新构筑了话语权力的个体微观渠道，使个人在认识外部世界时有了新的衡量标准和模式。 第三，社会组织原则的衍变。马西尼撰文分析中国近代词汇形成时曾论述：“20世纪初，日语成了新词的矿藏，由于迫切需要新词，它受到了汉语词汇的欢迎。这种本来是纯粹的词汇现象，却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文化思潮有了密切联系……在世纪之交，语言问题被看成政治改革中的关键问题。”[10]如上所述，“经济”一词包含“经世”——儒家所规定的伦理綱常，“济民”则蕴涵着维护伦理纲常，稳定黎民百姓所需要的社会经济现实和政策。不容忽视的却是西方经济学中关乎“经济现实和政策”方面的含义在十九世纪中晚期及二十世纪初的译词中得到了最大范围的放大，少了伦理纲常的色彩，尤其是“学”字附于其后。但缺少了伦理纲常的“经济”却不为人们所接受。Economics的译词侧重传统伦理纲常，抑或“青睐”经济现实与政策方面均指涉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与形式。前者强调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模式，而后者则强调经济现实与政策。相应的，传统社会组织模式下的个体。换言之，关于伦理纲常的话语体系无时无刻不对其“麾下”的个体微观渠道加强“规训”，结果之一便是“经济”之回溯。“经济”一词的回溯从某种程度而言，即对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中国寻求资产阶级一系列变革的一种否定或者失望，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伦理道德原则“规训”的结果。
四、结语
“经济”一词自此重新占据了中国经济话语体系。“经济”一词看似语言词汇层面的竞争，实则却是中国经济话语体系值此大争之世的社会反思，对 “计学”代表的概念转型的史海沉戟及“经济”强力的回溯和挑战之学术讨论不应身陷语言之囿，寻找中国近代史在语言学中留下的痕迹，从话语层面与非话语实践之间的互动理解近代中国，展现词汇翻译层面反映出的非话语实践内容。
注释：
①冯天瑜.经济辨析上[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5（6）.
②方维规.“经济”译名溯源考——是政治还是经济[J].中国社会科学，2003（3）：181-182.
参考文献：
[1]冯天瑜.封建考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3.
[2]Paul B. Trescott. Jingji Xue：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to China[M]. Beiji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2007.
[3][4][5][6]严复.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97，98，93，98.
[7]彼得·伯克，著.姚鹏，等译.刘北成，校.历史学与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56.
[8]王力.中国现代语法下[M].北京：中华书局，1955：336.
[9]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J].开放时代，2003（4）.
[10]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1：123、130.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2016 SJD74001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