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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与西方和其他文明传统下的人不同？为什么中国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制度偏好和行动模式？关键或许在于中国的文明秩序以心性为核心，区别于以智性和灵性为核心的其他文明秩序。
心性的体现，在于人的情绪、感情和感觉上，而这三者又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在关系中用来界定并规范这三者的标准便是道德。孟子说过心有四端，其中包括了智心和仁心，智心是与理性有关的，不在笔者说的心性范围之内，而仁心是现在所说的心性的范围之内的。
同灵性一样，心性的发展也可以分为三种阶段来看。在第一阶段，心性只是粗略地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相对性和相互性上。人与人之间虽然存在着一些感情上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只是自然的流露，并没有被固定化，概念化。人只是凭着直觉来对待彼此，来把握自己和别人的感情等等，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有多少种，也谈不到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对待什么样的关系，但比较清楚的是，它有别于对神的标准。人与人之间至多只是钦佩、羡慕和互敬，但不到敬畏、迷信和崇拜的地步。中国人对人的崇拜事实上寄托着对神的崇拜，而不是对一个具体的人的崇拜。这应该是道德的原始阶段，人只是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处理与他人的关系需要一些标准，但并未意识到应该有什么样的标准。
在第二个阶段，道德发展成一种知识体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有朋友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主仆关系，师生关系等等，表现在这些关系上的感情和情绪也是不一样的，故而需要不同的标准来规范，比如朋友之间讲友情，夫妻之间讲爱情，师徒之间讲恩义等等，各有其不同的情绪和标准。把这些关系和标准予以概念化和系统化，便产生出作为知识系统的道德。作为知识系统的道德对人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但不具有绝对控制的作用。道德在西方社会的作用大致如此。
由于西方的文明秩序始终是在宗教和法律两元互动中发展，道德也不得不在两者的夹缝中生存。换句话说，由于理性和信仰的发达，使感情和关系相对的黯然失色。我们注意到，西方的伦理学本身没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和概念范畴，它要么从神学中借来“善”、“恶”的观念，进行一番阐发；要么从法律学中捡起“权利”、“义务”来仔细推敲，但却没有自己独立的创见。究其原因，是因为西方从未形成过道德文明秩序，所以没有独立的范畴和关系可供研究和发展理论。
在第三个阶段，道德成为绝对权威，上升为统治者，可称之为Rule of Virtue，就是德治。在这一阶段中，人的心性的发展及各种感情的培养，成为社会生活关注的焦点，而道德具有无上的力量约束着人们的言行。
在道德文明秩序中，政治表现为伦理的政治，即注重人格胜于注重程序，注重善恶胜于注重功利。政治的最终权威，属于作为典范的最高统治者，而不是外在的程序和规则。而最高统治者，必须有道有德，如果无道无德，则不可取，而且人人可以取而代之。但如何取而代之，则不是重要的关怀。任用人的标准以德为主，德才兼备则更佳，但有才无德之人则不在选用之列。因此，道德政治通常被概括为人治政治。
在道德文明秩序中，法律表现为伦理性法律，往往重实质而不重程序，所谓“出礼而入刑”，“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治之经，礼与刑”都表明，在道德文明秩序中，伦理优先，法律辅之，两者缺一不可，反映了一种两元规范论。且不说执法者本身都为士子出身，道德学问经邦治国，法律本身也反映了道德内容，像 “十恶”、“八议”等规定。
在道德文明秩序中，经济表现为关系经济。这种经济的最大特点是：第一，经济活动不被看作是生命的意义的范畴，因而也不必重视，它只属于生命的必需的范畴；第二，经济活动不是纯然以谋利为目的的，而兼有救济天下之意，即经世济民；第三，经济组织和活动不是以个体为单位，而是以家、社、乡等为单位；第四，经济活动的标准不予明确表达，它是在参与者的默认之中；第五，经济网络以关系为主；第六，政治与经济之间有严格的界限，为官则不能经商，经商则不能为官。
道德文明秩序中的认知方式，亦即心性的认知方式，与法律文明秩序，亦即智性的认知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智性的认知方式是逻辑推理型的注重分析的认知方式，不牵扯到个人的感情和背景。相比之下，心性的认知方式是整体性的，关系性的，因此也是感知型的和类推性的。中国人讲究说理，但不注重推理，究其原因，也是因为认知方式的不同。类推是根据例子的弱式推理，以例子也就是榜样为基调。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经常被要求学习雷锋等榜样人物。
心性的体现，在于人的情绪、感情和感觉上，而这三者又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在关系中用来界定并规范这三者的标准便是道德。孟子说过心有四端，其中包括了智心和仁心，智心是与理性有关的，不在笔者说的心性范围之内，而仁心是现在所说的心性的范围之内的。
同灵性一样，心性的发展也可以分为三种阶段来看。在第一阶段，心性只是粗略地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相对性和相互性上。人与人之间虽然存在着一些感情上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只是自然的流露，并没有被固定化，概念化。人只是凭着直觉来对待彼此，来把握自己和别人的感情等等，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有多少种，也谈不到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对待什么样的关系，但比较清楚的是，它有别于对神的标准。人与人之间至多只是钦佩、羡慕和互敬，但不到敬畏、迷信和崇拜的地步。中国人对人的崇拜事实上寄托着对神的崇拜，而不是对一个具体的人的崇拜。这应该是道德的原始阶段，人只是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处理与他人的关系需要一些标准，但并未意识到应该有什么样的标准。
在第二个阶段，道德发展成一种知识体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有朋友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主仆关系，师生关系等等，表现在这些关系上的感情和情绪也是不一样的，故而需要不同的标准来规范，比如朋友之间讲友情，夫妻之间讲爱情，师徒之间讲恩义等等，各有其不同的情绪和标准。把这些关系和标准予以概念化和系统化，便产生出作为知识系统的道德。作为知识系统的道德对人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但不具有绝对控制的作用。道德在西方社会的作用大致如此。
由于西方的文明秩序始终是在宗教和法律两元互动中发展，道德也不得不在两者的夹缝中生存。换句话说，由于理性和信仰的发达，使感情和关系相对的黯然失色。我们注意到，西方的伦理学本身没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和概念范畴，它要么从神学中借来“善”、“恶”的观念，进行一番阐发；要么从法律学中捡起“权利”、“义务”来仔细推敲，但却没有自己独立的创见。究其原因，是因为西方从未形成过道德文明秩序，所以没有独立的范畴和关系可供研究和发展理论。
在第三个阶段，道德成为绝对权威，上升为统治者，可称之为Rule of Virtue，就是德治。在这一阶段中，人的心性的发展及各种感情的培养，成为社会生活关注的焦点，而道德具有无上的力量约束着人们的言行。
在道德文明秩序中，政治表现为伦理的政治，即注重人格胜于注重程序，注重善恶胜于注重功利。政治的最终权威，属于作为典范的最高统治者，而不是外在的程序和规则。而最高统治者，必须有道有德，如果无道无德，则不可取，而且人人可以取而代之。但如何取而代之，则不是重要的关怀。任用人的标准以德为主，德才兼备则更佳，但有才无德之人则不在选用之列。因此，道德政治通常被概括为人治政治。
在道德文明秩序中，法律表现为伦理性法律，往往重实质而不重程序，所谓“出礼而入刑”，“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治之经，礼与刑”都表明，在道德文明秩序中，伦理优先，法律辅之，两者缺一不可，反映了一种两元规范论。且不说执法者本身都为士子出身，道德学问经邦治国，法律本身也反映了道德内容，像 “十恶”、“八议”等规定。
在道德文明秩序中，经济表现为关系经济。这种经济的最大特点是：第一，经济活动不被看作是生命的意义的范畴，因而也不必重视，它只属于生命的必需的范畴；第二，经济活动不是纯然以谋利为目的的，而兼有救济天下之意，即经世济民；第三，经济组织和活动不是以个体为单位，而是以家、社、乡等为单位；第四，经济活动的标准不予明确表达，它是在参与者的默认之中；第五，经济网络以关系为主；第六，政治与经济之间有严格的界限，为官则不能经商，经商则不能为官。
道德文明秩序中的认知方式，亦即心性的认知方式，与法律文明秩序，亦即智性的认知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智性的认知方式是逻辑推理型的注重分析的认知方式，不牵扯到个人的感情和背景。相比之下，心性的认知方式是整体性的，关系性的，因此也是感知型的和类推性的。中国人讲究说理，但不注重推理，究其原因，也是因为认知方式的不同。类推是根据例子的弱式推理，以例子也就是榜样为基调。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经常被要求学习雷锋等榜样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