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3年春天，中国作家阎连科到斯德哥尔摩发表新书《丁庄梦》瑞典文版，陈安娜翻译，在城南的老书店跟读者聚会。第一次见到阎连科。
那家书店维持瑞典上世纪40年代的陈设形式，两个墙面是高墙书架，中间有一个极长的长条桌书台，听众各拿一张板凳沿着书桌两边散落而坐。悦然在书墙边上悄声说：“你看他长得多么像商禽啊！”
商禽是一个亲近的文友，我们时常想起他。
阎连科跟商禽也许有点像，略微歪过的颈子，微翘不整齐的头发，晶亮晶亮的眼睛，慢条斯理地说话，也许等会儿开腔唱段民谣，最相像的是他们都是部队的作家。
1980年代的末期悦然跟宁祖到台北开会，约莫是在饭店大堂等着，有个人远远走来，悦然看见那个人转头告诉宁祖：
“要是这个人是诗人，我愿意翻译他的诗。”
情节看来不大像悦然平日的为人交友，需知道1967年他认识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过程，读遍诗人的作品仍不愿意上前打扰，还是宁祖快人快语自我介绍。当时悦然没有读过商禽的诗，只凭着一面之缘。他走上前去问了商禽，证实了自己有所感应的猜测。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那么可爱的人。”悦然说。
商禽不仅是个诗人，更是个四川来的老乡。
第二年再来台北开会，商禽带着他的红烧牛肉面到大饭店，烹调艺术高妙的宁祖也很夸奖商禽的牛肉面。商禽说：“四川没有牛肉面，是台湾的四川人想出来的，豆瓣酱炒一炒。”
商禽早年发表作品的出版量不多，几乎每一首诗都是名作。很快地，悦然在《梦或者黎明》、《用脚思想》两本散文诗集当中做出选本：《冷藏的火把》，瑞典文版的译本1991年邦尼尔斯出版，1992年伦敦Wellsweep出版马悦然的英译本。以下选录四首散文诗。
冷藏的火把
深夜停电饥饿随黑暗来袭。点一支蜡烛去冰箱寻找果腹的东西。正当我打开冰箱觅得自己所要的事物之同时突然发现：烛光、火焰珊瑚般红的，烟长发般黑的，只是，唉，它们已经冻结了。正如你揭开你的心胸，发现一支冷藏的火把。
长颈鹿
“那个年轻的狱卒发觉囚犯们每次体格检查时身长的逐月增加都是在脖子之后，他报告典狱长说：‘长官，窗子太高了！’而他得到的回答却是：‘不，他们瞻望岁月！’
“仁慈的青年狱卒，不识岁月的容颜，不知岁月的籍贯，不明岁月的行踪;乃夜夜往动物园中，到长颈鹿栏下，去逡巡，去守候。”
灭火机
愤怒升起来的日午，我凝视着墙上的灭火机。一个小孩走来对我说：“看哪！你的眼睛里有两个灭火机。”为了这无邪告白;捧着双颊，我不禁哭了。
我看见有两个我分别在他眼中的流泪;他没有再告诉我，在我那些泪珠的鉴照中，有多少个他自己。
狗
每次，当我从栅栏式的木板窗缝中望出去，一直把这条临河的，还不怎么成其为街的路看到黄昏。一直把那盏不知从何时起点着的路灯，从黄昏看到天亮。一直看到那个遛狗的人出现在路灯的照射之下。
每次，总是要等到那人快接近路灯时，才看得见一只灰灰的狗，跟在他的后面;他人愈接近灯杆，那黑黑的狗靠他也更近，人一到灯下，那狗便不见了，我想大概是跷着腿在灯杆下做了什么了;可是当他一走过了灯杆，那狗就突然越过人而跑到他的前面，愈走愈远，直到人从灯光中消失。
一个人拥有这样一只忠实而有趣的狗。是多么令人羡慕啊。
直到有一天，我禁不住想要和那人去打个招呼，而走出我的小木屋;当我走向那盏路灯时，我才发现，我也有一只忠实的狗跟在我的后面，并且也在我走过灯杆之后急急地跑在我的前面，愈跑愈远，终于消失在没有灯光之处。
商禽1930年出生于四川省珙县，本名罗显烆。
诗人十五岁从军，还没有一支步枪那么高（是另一个军中诗人辛郁的名言，许多1949年到台湾的外省军中诗人都有相同的身世）。
商禽曾在一篇文章中提起初次从军抗战胜利的前夕，他被军阀部队拉夫，关在祠堂内的一间藏书室中，就在那儿他发现了鲁迅的《野草》。这似乎是他接触新文艺的开端，也是他写散文诗的启蒙，他如获至宝，每日认真研究。这本书捆在背包里随着小兵挨饿受冻，最后转进台湾之前才忍痛丢弃。
痖弦认为鲁迅的《野草》是中国最早的散文诗，对此马悦然看法不同。悦然指出最早的散文诗是刘半农的《饿》，而鲁迅的《野草》则是中国最早的超现实主义诗作。
1946年商禽随部队在广东、湖南，1948年跟原部队脱离，流浪途中又被其他部队拉夫、脱逃，如此流浪西南诸省，已开始搜集民谣试作新诗。1950年随部队自云南经海南抵达台湾。
来到台湾以后，1956年参加纪弦组织的“现代派”。他曾用罗马、壬葵、夏离、罗砚等笔名发表诗作，1960年开始以商禽为笔名发表诗作。诗作《长颈鹿》投给名家覃子豪主编的《蓝星季刊》遭到退稿。
许多年以后诗人痖弦写了一篇《他的诗，他的人，他的时代——论商禽〈梦或者黎明〉》将商禽创作诗的历程与国际的超现实主义文艺运动并行来谈论，把当时的国际艺术思潮与台湾的环境谈论得特别清楚。
1924年法国作家安德烈·布鲁东在巴黎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超现实主义因此文学艺术潮流而得名。一般认为，超现实主义从达达主义演变而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知识分子感到人类希望的幻灭，虚无哲学大为流行。达达派的文学艺术家愤世嫉俗，刻意与传统决裂，对社会的一切既定规范予以颠覆，超现实主义者突破了理性与意志力建构的现实观，从潜意识、梦的世界跟人类的本能出发，希望创造出一种超然又真实的境界。超现实主义是个争议最多、影响力最大的文艺风潮，这个派别虽在1969年宣布解散，半世纪以来从原来的十几名创派的成员，最后发展成影响欧、美、亚、非四大洲与几十个国家的国际文艺活动。
痖弦认为，超现实主义思潮在194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中国文坛受到左翼文学的压抑并未产生什么影响，连一向对世界文学新潮反应敏感的“九叶派”诗人群在理论和创作上也见不出对超现实主义有任何的反映。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坛，台南盐分地带的“风车诗社”曾提倡过超现实主义，规模不庞大，意义却深远，可惜因报刊废了，前卫的文学主张没有延续下来。 “超现实主义在台湾充分发展，归功于一个诗社两个画会和一名宪兵。”痖弦经历了那个时代，他的归纳法为独家观点。
一个诗社是前辈诗人纪弦主持的“现代诗社”，两个画会是“东方画会”和“五月画会”，一名宪兵就是商禽。
按照我写作《夏阳》传记的田野调查，这两个画会有些差别。“东方画会”是一群年轻的小兵与专科生吴昊、夏阳、萧勤、霍刚、萧明贤、李元佳等“八大响马”找到一个艺术理念十分新潮、教画收费极为便宜的老师李仲生。另一个“五月画会”则是师范大学美术系的刘国松、庄喆、顾福生、韩湘宁与当时已经开始创作的台籍雕刻家杨英风等人。
李仲生是中国最早倡议现代艺术的美术团体——1930年代上海“决澜社”的成员，他的画风很新颖。当时“决澜社”的同人画作介于“野兽派”与新古典之间，还没发展到前卫艺术，1932年李仲生到东京日本艺术大学习画，听过小说家菊池宽的课程，这一年他在东京参加“前卫美术研究所”夜间研习所，接受藤田嗣治等曾经留学巴黎的名家的指导，1934年李仲生跟韩国前卫画家金焕基、日本吉原治良等人同时在前卫艺术家的作品展“二科会”展出，这三个人后来成为三地前卫艺术的教育家。
李仲生到了台湾，跟黄荣灿有友好之谊。由于黄荣灿是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引荐来台，许寿裳这一系人脉的文人遭白色恐怖连累，多数没有好下场，黄荣灿遭枪决而死，李仲生无法在美术教职体制得到位子，仅在安东街自己的住所教学生画画维生。由于收费低廉，观念新颖，吸引一批年轻的小兵，又招来对外国画艺知识十分勤奋学习的萧勤，将达达艺术、超现实主义系统化地书写文章发表。
1955年底除夕夜，李仲生的学生“八大响马”讨论起草“东方画会”宣言，李仲生得知学生组织艺术社团，连夜逃离台北到乡下生活。当年“东方画会”的小兵们在部队的防空洞里头作画，那些文艺圈写诗的人常常到防空洞画室来聊天，两个画会常常在景美小学操场开画展，诗人们也会来捧场。戒严时代任何新的文艺理论跟知识都很容易遭到泛政治化的解读，诗人跟两个画派的画家十分团结。“东方画会”第一次开画展幸有夏阳的叔叔专栏作家何凡（林海音的丈夫）在报纸发表《八大响马》一文，一下打响了“让人看不懂的画，也值得站脚助威”的欣赏现代艺术的观念。
当时的文艺气氛以诗人商禽的谈锋最稳健，观念新锐，见解独到。许多人感受到商禽是一位理论家。不久以后朋友们发现一个秘密，商禽长期在阳明山特区工作，值勤的地方在老“总统”的官邸，官邸附近有一座图书馆，馆内藏书丰富，有别的地方看不到的禁书，商禽每日站过卫兵就去看禁书，几年下来已饱览诸多名典，特别是1930年代“左翼”作家的著作，当时商禽做了不少读书札记跟手抄本，从图书馆偷偷携带出去给朋友们传阅。诗人聚集的南方滨海小城左营，那里有更多的军人诗人，张默、洛夫都住在那儿，同人诗刊正办得火热，就在当地的小面摊，诗人从布鲁东、阿拉贡、聂鲁达、许拜维艾尔，每一个闪亮的名字都对他们产生莫大的影响力。左营是台湾现代诗启蒙的革命圣地，商禽像普罗米修斯盗火将火种献给众家诗神，他在诗界始终有着特殊的地位。
痖弦认为，商禽是台湾超现实主义诗歌这一把火的点燃者之一，但是商禽对于超现实主义的审美问题看得很清楚，若是拘泥于形式或者仅仅是一些意象的枝叶，那么超现实主义也仅能当作诗作的技巧之一。商禽的作品《逃亡的天空》、《天河的斜度》、《事件》、《巴士》等许多诗作的艺术高度极为可观，早已进入布鲁东、阿拉贡、艾吕雅的未至之境。
马悦然认为他翻译的《冷藏的火把》选集当中有许多诗作，如《蚊子》、《音速》超脱凡俗，《透支的足印》与《牧神的下午》饶有古典诗的兴味与诗意。商禽的创作有时跟特朗斯特罗姆的情况有些相似，写作不多，二百多首，篇篇俱佳，审美跨度极大，知识含量丰富。英译本收录商禽创作多张连写画的线条插图，洋洋洒洒，如今看来也是奇观。
1995年商禽到斯德哥尔摩访问，瑞典作家协会邀请他在“王子咖啡馆”朗读诗作《遥远的催眠》，商禽的朗读展现了大师的诗艺声音的节奏，整个城市悄悄默声地安静下来。
恹恹的
岛上许正下着雨
你的枕上晒着盐
盐的窗外立着夜
夜
那家书店维持瑞典上世纪40年代的陈设形式，两个墙面是高墙书架，中间有一个极长的长条桌书台，听众各拿一张板凳沿着书桌两边散落而坐。悦然在书墙边上悄声说：“你看他长得多么像商禽啊！”
商禽是一个亲近的文友，我们时常想起他。
阎连科跟商禽也许有点像，略微歪过的颈子，微翘不整齐的头发，晶亮晶亮的眼睛，慢条斯理地说话，也许等会儿开腔唱段民谣，最相像的是他们都是部队的作家。
1980年代的末期悦然跟宁祖到台北开会，约莫是在饭店大堂等着，有个人远远走来，悦然看见那个人转头告诉宁祖：
“要是这个人是诗人，我愿意翻译他的诗。”
情节看来不大像悦然平日的为人交友，需知道1967年他认识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过程，读遍诗人的作品仍不愿意上前打扰，还是宁祖快人快语自我介绍。当时悦然没有读过商禽的诗，只凭着一面之缘。他走上前去问了商禽，证实了自己有所感应的猜测。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那么可爱的人。”悦然说。
商禽不仅是个诗人，更是个四川来的老乡。
第二年再来台北开会，商禽带着他的红烧牛肉面到大饭店，烹调艺术高妙的宁祖也很夸奖商禽的牛肉面。商禽说：“四川没有牛肉面，是台湾的四川人想出来的，豆瓣酱炒一炒。”
商禽早年发表作品的出版量不多，几乎每一首诗都是名作。很快地，悦然在《梦或者黎明》、《用脚思想》两本散文诗集当中做出选本：《冷藏的火把》，瑞典文版的译本1991年邦尼尔斯出版，1992年伦敦Wellsweep出版马悦然的英译本。以下选录四首散文诗。
冷藏的火把
深夜停电饥饿随黑暗来袭。点一支蜡烛去冰箱寻找果腹的东西。正当我打开冰箱觅得自己所要的事物之同时突然发现：烛光、火焰珊瑚般红的，烟长发般黑的，只是，唉，它们已经冻结了。正如你揭开你的心胸，发现一支冷藏的火把。
长颈鹿
“那个年轻的狱卒发觉囚犯们每次体格检查时身长的逐月增加都是在脖子之后，他报告典狱长说：‘长官，窗子太高了！’而他得到的回答却是：‘不，他们瞻望岁月！’
“仁慈的青年狱卒，不识岁月的容颜，不知岁月的籍贯，不明岁月的行踪;乃夜夜往动物园中，到长颈鹿栏下，去逡巡，去守候。”
灭火机
愤怒升起来的日午，我凝视着墙上的灭火机。一个小孩走来对我说：“看哪！你的眼睛里有两个灭火机。”为了这无邪告白;捧着双颊，我不禁哭了。
我看见有两个我分别在他眼中的流泪;他没有再告诉我，在我那些泪珠的鉴照中，有多少个他自己。
狗
每次，当我从栅栏式的木板窗缝中望出去，一直把这条临河的，还不怎么成其为街的路看到黄昏。一直把那盏不知从何时起点着的路灯，从黄昏看到天亮。一直看到那个遛狗的人出现在路灯的照射之下。
每次，总是要等到那人快接近路灯时，才看得见一只灰灰的狗，跟在他的后面;他人愈接近灯杆，那黑黑的狗靠他也更近，人一到灯下，那狗便不见了，我想大概是跷着腿在灯杆下做了什么了;可是当他一走过了灯杆，那狗就突然越过人而跑到他的前面，愈走愈远，直到人从灯光中消失。
一个人拥有这样一只忠实而有趣的狗。是多么令人羡慕啊。
直到有一天，我禁不住想要和那人去打个招呼，而走出我的小木屋;当我走向那盏路灯时，我才发现，我也有一只忠实的狗跟在我的后面，并且也在我走过灯杆之后急急地跑在我的前面，愈跑愈远，终于消失在没有灯光之处。
商禽1930年出生于四川省珙县，本名罗显烆。
诗人十五岁从军，还没有一支步枪那么高（是另一个军中诗人辛郁的名言，许多1949年到台湾的外省军中诗人都有相同的身世）。
商禽曾在一篇文章中提起初次从军抗战胜利的前夕，他被军阀部队拉夫，关在祠堂内的一间藏书室中，就在那儿他发现了鲁迅的《野草》。这似乎是他接触新文艺的开端，也是他写散文诗的启蒙，他如获至宝，每日认真研究。这本书捆在背包里随着小兵挨饿受冻，最后转进台湾之前才忍痛丢弃。
痖弦认为鲁迅的《野草》是中国最早的散文诗，对此马悦然看法不同。悦然指出最早的散文诗是刘半农的《饿》，而鲁迅的《野草》则是中国最早的超现实主义诗作。
1946年商禽随部队在广东、湖南，1948年跟原部队脱离，流浪途中又被其他部队拉夫、脱逃，如此流浪西南诸省，已开始搜集民谣试作新诗。1950年随部队自云南经海南抵达台湾。
来到台湾以后，1956年参加纪弦组织的“现代派”。他曾用罗马、壬葵、夏离、罗砚等笔名发表诗作，1960年开始以商禽为笔名发表诗作。诗作《长颈鹿》投给名家覃子豪主编的《蓝星季刊》遭到退稿。
许多年以后诗人痖弦写了一篇《他的诗，他的人，他的时代——论商禽〈梦或者黎明〉》将商禽创作诗的历程与国际的超现实主义文艺运动并行来谈论，把当时的国际艺术思潮与台湾的环境谈论得特别清楚。
1924年法国作家安德烈·布鲁东在巴黎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超现实主义因此文学艺术潮流而得名。一般认为，超现实主义从达达主义演变而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知识分子感到人类希望的幻灭，虚无哲学大为流行。达达派的文学艺术家愤世嫉俗，刻意与传统决裂，对社会的一切既定规范予以颠覆，超现实主义者突破了理性与意志力建构的现实观，从潜意识、梦的世界跟人类的本能出发，希望创造出一种超然又真实的境界。超现实主义是个争议最多、影响力最大的文艺风潮，这个派别虽在1969年宣布解散，半世纪以来从原来的十几名创派的成员，最后发展成影响欧、美、亚、非四大洲与几十个国家的国际文艺活动。
痖弦认为，超现实主义思潮在194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中国文坛受到左翼文学的压抑并未产生什么影响，连一向对世界文学新潮反应敏感的“九叶派”诗人群在理论和创作上也见不出对超现实主义有任何的反映。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坛，台南盐分地带的“风车诗社”曾提倡过超现实主义，规模不庞大，意义却深远，可惜因报刊废了，前卫的文学主张没有延续下来。 “超现实主义在台湾充分发展，归功于一个诗社两个画会和一名宪兵。”痖弦经历了那个时代，他的归纳法为独家观点。
一个诗社是前辈诗人纪弦主持的“现代诗社”，两个画会是“东方画会”和“五月画会”，一名宪兵就是商禽。
按照我写作《夏阳》传记的田野调查，这两个画会有些差别。“东方画会”是一群年轻的小兵与专科生吴昊、夏阳、萧勤、霍刚、萧明贤、李元佳等“八大响马”找到一个艺术理念十分新潮、教画收费极为便宜的老师李仲生。另一个“五月画会”则是师范大学美术系的刘国松、庄喆、顾福生、韩湘宁与当时已经开始创作的台籍雕刻家杨英风等人。
李仲生是中国最早倡议现代艺术的美术团体——1930年代上海“决澜社”的成员，他的画风很新颖。当时“决澜社”的同人画作介于“野兽派”与新古典之间，还没发展到前卫艺术，1932年李仲生到东京日本艺术大学习画，听过小说家菊池宽的课程，这一年他在东京参加“前卫美术研究所”夜间研习所，接受藤田嗣治等曾经留学巴黎的名家的指导，1934年李仲生跟韩国前卫画家金焕基、日本吉原治良等人同时在前卫艺术家的作品展“二科会”展出，这三个人后来成为三地前卫艺术的教育家。
李仲生到了台湾，跟黄荣灿有友好之谊。由于黄荣灿是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引荐来台，许寿裳这一系人脉的文人遭白色恐怖连累，多数没有好下场，黄荣灿遭枪决而死，李仲生无法在美术教职体制得到位子，仅在安东街自己的住所教学生画画维生。由于收费低廉，观念新颖，吸引一批年轻的小兵，又招来对外国画艺知识十分勤奋学习的萧勤，将达达艺术、超现实主义系统化地书写文章发表。
1955年底除夕夜，李仲生的学生“八大响马”讨论起草“东方画会”宣言，李仲生得知学生组织艺术社团，连夜逃离台北到乡下生活。当年“东方画会”的小兵们在部队的防空洞里头作画，那些文艺圈写诗的人常常到防空洞画室来聊天，两个画会常常在景美小学操场开画展，诗人们也会来捧场。戒严时代任何新的文艺理论跟知识都很容易遭到泛政治化的解读，诗人跟两个画派的画家十分团结。“东方画会”第一次开画展幸有夏阳的叔叔专栏作家何凡（林海音的丈夫）在报纸发表《八大响马》一文，一下打响了“让人看不懂的画，也值得站脚助威”的欣赏现代艺术的观念。
当时的文艺气氛以诗人商禽的谈锋最稳健，观念新锐，见解独到。许多人感受到商禽是一位理论家。不久以后朋友们发现一个秘密，商禽长期在阳明山特区工作，值勤的地方在老“总统”的官邸，官邸附近有一座图书馆，馆内藏书丰富，有别的地方看不到的禁书，商禽每日站过卫兵就去看禁书，几年下来已饱览诸多名典，特别是1930年代“左翼”作家的著作，当时商禽做了不少读书札记跟手抄本，从图书馆偷偷携带出去给朋友们传阅。诗人聚集的南方滨海小城左营，那里有更多的军人诗人，张默、洛夫都住在那儿，同人诗刊正办得火热，就在当地的小面摊，诗人从布鲁东、阿拉贡、聂鲁达、许拜维艾尔，每一个闪亮的名字都对他们产生莫大的影响力。左营是台湾现代诗启蒙的革命圣地，商禽像普罗米修斯盗火将火种献给众家诗神，他在诗界始终有着特殊的地位。
痖弦认为，商禽是台湾超现实主义诗歌这一把火的点燃者之一，但是商禽对于超现实主义的审美问题看得很清楚，若是拘泥于形式或者仅仅是一些意象的枝叶，那么超现实主义也仅能当作诗作的技巧之一。商禽的作品《逃亡的天空》、《天河的斜度》、《事件》、《巴士》等许多诗作的艺术高度极为可观，早已进入布鲁东、阿拉贡、艾吕雅的未至之境。
马悦然认为他翻译的《冷藏的火把》选集当中有许多诗作，如《蚊子》、《音速》超脱凡俗，《透支的足印》与《牧神的下午》饶有古典诗的兴味与诗意。商禽的创作有时跟特朗斯特罗姆的情况有些相似，写作不多，二百多首，篇篇俱佳，审美跨度极大，知识含量丰富。英译本收录商禽创作多张连写画的线条插图，洋洋洒洒，如今看来也是奇观。
1995年商禽到斯德哥尔摩访问，瑞典作家协会邀请他在“王子咖啡馆”朗读诗作《遥远的催眠》，商禽的朗读展现了大师的诗艺声音的节奏，整个城市悄悄默声地安静下来。
恹恹的
岛上许正下着雨
你的枕上晒着盐
盐的窗外立着夜
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