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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域主义产生于二十世纪 年代。可是从二十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国际政治形势的不明朗，区域主义理论日趋式微，鲜有学者提及。关于区域主义理论的实践更为罕有。然而时至90年代，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关于区域主义的讨论昭然兴起，数十年前的区域主义理论还是否依然奏效呢？本文拟从新自由主义的视角切入，结合新时期客观环境的变化探讨区域主义中区域概念的发展。
关键词：区域主义 区域概念 新自由主义
前言
从二十世纪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有关区域整合（regionalintegration）的讨论，因为实际的发展并未落实，理论的预言似乎有销声敛迹的趋势。再加上，冷战的持续而无法打破僵局，吓阻理论（deterrence theory）俨然成为80代的显学。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90年代，区域主义已经成为政策制定者、企业领导人以及学者研究及讨论的兴趣。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的订立、欧洲联盟（EU）的整合、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的出现，都引起广泛的争论。区域主义理论亦因而逐渐演进。
一、区域主义及区域概念的讨论
在自然科学中对于区域的指涉不会有太大的分歧，基于传统地理概念发展起来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区域主义将区域(regional)定义为，以一定的地理界限为基础，在经济、政治、安全（有时包括文化）上具有认同感的国家组成的一种国家体系。具有邻近性、相似性、包容性、重迭性和相互依存性的特点①。区域主义经常被认为是在地缘上接近、彼此间有着复杂关系的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联合与合作，进而整合的一个过程。是国家透过政治力量间的合作和运作，达到调节国际关系的一种理论和政策②。
在国际关系中，区域主义的定义很广，包括广义的区域合作安排到区域制度的建立以及更深层的区域整合。学者泰勒(Paul.Taylor)从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出发认为，区域主义是为便于履行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功能而谋求的一个单一空间。
罗索特(Bruce M. Russett)在《国际区域与国际体系：政治生态学的研究》一书中，以定量研究的方法，将 “区域”用量化观点进行系统分析，提出对于区域的辨别标准为：(1)社会和文化相似的地区，即区域的组成国家在内部属性方面类似；(2)国家的政治态度或对外行为相似的地区，其判断标准是根据各国政府在联合国的投票立场；(3)政治上相互依赖的地区，各国透过超国家的或政府间的政治制度关系而联系在一起；(4)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地区，区域内部贸易做为国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5)地理上邻近(proximate)的区域③。
学者布赞(Barry Buzan)提到，“区域”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或说有诸多答案，每种针对不同的对象适用时，都有不同的准则。但是做为一个区域应该要有起码的准则或共同的特性。他归纳出三点区域的标准：(1)有共同的特性；(2)有一定模式的互动；(3)共同的理解或共识④。
瑞典学者赫特(Bjorn Hettne)和索特伯姆(Fredrik Soderbaum)认为,区域行为体不仅是国家，且可能还会有不同类型的机构、组织、运动和非国家行为体，例如国内公司、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其它类型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运动，而这些共同促成跨国区域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区域层次上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网络似乎比正式的政治合作发展得更快速⑤。
上述区域主义研究者所关切的二个核心问题，一是着重于区域内部间的调整、观察、促进或阻碍经济及其它领域合作的可能性；二是藉由经济整合程度的加深，进一步建构政治整合的条件。
概略而言，学界对区域主义理论中的区域的界定主要根据两大分类标准，一个是地理上的相似性，另一个是非地理性的概念。前者将区域定义处于特定区域的一组国家，这些国家不仅在自然地理的位置上很接近，同时也共享文化、经济及政治上的联系。最常被引用的约瑟夫.奈对区域的定义基本上属于这种分类，他认为一个国际区域就是一组有限数量的国家，其关系是由一种地缘关系和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性所产生。
二、区域主义理论中区域概念的发展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得随着区域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区域主义中的区域有几个特点：(1)强调国家之间的互动，愈来愈远离“地理区域”的原始含意，而更多的是对一整个介于个别国家和全球整体之间的中间层次或过渡层次进行研究；(2)将区域做为一种功能单位的观念日益突出。例如有人注意到法国和西北非的法语系国家有着相同的语言而被视为一个区域集团；也有人以对某国的货币依赖来定义一组国家为一个货币区；还有以优惠贸易安排(PTA)的贸易效应标准来定义区域，而不管它们是否有地理上的邻近性，例如美以（以色列）自由贸易协议和洛美(Lome)协议⑥。
这样，区域就可能重迭，即一个国家可能同时属于多个地区。区域的政治观念建构愈来愈重要。建构主义者强调一个区域应由一些共有一种社会认同感的国家组成，而不管它们地理位置如何。例如互动的某一共同的归属感等观念被当作标准，区域的划分变的更具动态性。
我们试着用新自由主义的眼光来审视区域概念的变化。新自由主义认为国际政治的主要角色不可能只是民族国家还应该包括国际组织，非政治国际组织，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国际政治的思考的主要问题不能只是战争根源，和平条件应更多考虑到社会，经济，环境等问题。解决国际纷争的主要手段除了军事因素更重要的是国际合作。并认为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同样重要。
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罗卜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在其《after hegemony》开篇序言中说到本书为国际政治提供一种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新的理论视角。罗卜特.基欧汉所研究的是当存在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是如何以及怎样才能组织起来的。他要发展的理论，假设共同利益的存在是既定的，然后考察在什么条件下，这些共同利益会促进合作。然而国家为什么会合作呢？一：国家间存在共同利益，二：国家是理性行为体。我们不妨套用一下基欧汉的话，区域主义中区域的概念为什么会变化呢？一：国家间存在共同利益，二：国家是理性行为体，三：科学技术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理论发展的直接推动力，而国家是理性行为体，是根本推动力。区域主义理论的发展只不过是顺应外部世界的变化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模型进行演绎。换句话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通过新自由制度主义这套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国家结构化的行为模式而起作用的。这似乎也遵循了亚历山大 温特所说的物资剥离了观念是很难单独起作用的。
我以为，区域概念的变化和以下两个方面因素的变化有关。1）全球政治气候，冷战的结束，国际政治从两极变为单极，从单极变为多极。姑且勿论国际政治体系是否比以前稳定，可以肯定的是发生世界性的大战的可能性非常低。核武器的出现更降低了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在短短的半个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战争对各国人民烙印难以磨灭，反战情绪在各国，尤其是两次大战主战场，且有能力发动大规模战事的欧洲国家。在世界政局趋于稳定且各国急于恢复国力情况下，和平和发展成为了时代的主题。然而发展到了一定层次，跨国跨地区的往来合作就变得不可避免。2）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于世界的影响无比巨大，以致于到现今，我们仍然无法评估其巨大的影响力。然而对各国影响最为重大的是，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各国的闲散资金轻易得以聚集，且在世界范围内毫无阻隔的自由流动。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流动的规模已经扩大到每天数万亿美元，这么巨大的资本流动很容易控制各国经济，正如1992年他们击败了意大利和英国经济，20世纪90年代末击败了东亚许多国家的经济那样。全球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使一些国家的政府向全球市场力量让出一部分经济自主权。⑦用一位才华横溢的作者的话来说――“地理概念的终结”⑧各国政府汝其说联系更紧密，不如说不得不进行合作对抗资金全球化流动的外部效应。
综上所述，稳定的国际环境是区域主义兴起的前题条件，而科技的发展是区域主义理论发展的直接推动力，这个推动力是巨大的。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交通、通讯等的发达，国家间的距离极大地缩小，包括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变化。
然而科技的发展是如何具体作用并推动区域主义理论的发展的呢？由于科技的发展，即使过去被认为是纯粹国内事物的国家行为，也会产生其国际影响与后果；反之，一个国家也受到其它国家带来的同样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如果对他国产生不利的影响，必然引起他国的反弹，从而对这个国家的政策产生消极的影响。在国家的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活动对其它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的非市场性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有益的影响被称为外部经济性，或正外部性；有害的影响被称为外部不经济性，或负的外部性。然而在产生负的外部性时，如果当事国之间没有合作机制。那两国的经济活动的结果并不是帕累托最优。那就意味着当事国都损失了一部分收益。这不份收益有时候可是巨大的。显而易见，科技的发展，增加了外部效应出现的可能性和出现的频率。更重要的是科技的发展使远隔重洋的两个国家成为了负外部效应的当事国。
另外，在相互依赖进程中也产生了许多管理上的灰色区域，在这些区域，不是有关国家都声明有排他的管辖权，就是因为成本问题而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去管理。但是灰色区域的关系国都想从中获得收益。这样就陷入了雷特.哈丁(Garrett Hardin)所说的“公用地的悲剧”。假如这块地是公共的牧场，可随便放羊。羊多了肯定就把草吃光，谁放的多，放的早谁占便宜，但损失是全体牧民承担了。这篇文章悲观地描述了理性地追求最大化利益地个体行为,是如何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的恶果。⑨哈丁的公用地悲剧现象,说明了在以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个体之间,为实现公共利益而采取合作的集体行动是如何困难。⑩“公用地的悲剧”原理表明了产权是必须明确的，产权明确才能保证双赢。在传统意义上“公共地”多指代相邻的边境，共有的海域等。然而如今，“公共牧场”的内涵更为宽泛。国家安全，经济安全，能源运输通道，全球气温，二氧化碳排放指标，都是是相互依赖进程中的灰色区域，非排他性公共物品随着科技的发展日趋增多，然而增多是沿着全球化的外延展开，就意味着涉及了更广阔的行为体。
为了解决这类问题，促使涉及共同利益的有关国家选择了一体化这种安排形式。一体化这种安排形式虽然对国家行为的自由度施加了更多的相互限制，但是它能监督其相关国为公共物品做出贡献，有效抑制搭便车行为。另外它的好处在于它使得有关条约签字国的承诺变得可信；在这个意义上，一体化属于博弈论中保证型博弈(assurance game)的类型.把不完全信息的博弈尽量转变成完全信息的博弈的一种途径。他所安排领域的事物进程也变得更不可逆转，因为有关国家不愿冒因违反合作协定比遵守协定所要付出的更大代价。科技的发展也为延长博弈链，也增加了博弈链的稳定性。例如原来限于相邻国家也很难实现的相互监管，现在之于大洋两岸的国家也能够通过卫星信号就能轻松实现。
对于新的公共问题更多的相关国家无法置之度外。科技的发展使得区域主义中区域内涵的越趋宽泛，同时科技的发展也为区域内涵的扩大提供了实现的可能。
结语
过去的区域主义指涉，以一定的地理界限为基础，在经济、政治、安全（有时包括文化）上具有认同感的国家组成的一种国家体系。是基于传统地理概念发展起来的。
然而区域主义理论发展至今现区域指涉的可以是远隔重洋的各国。 过去彼此相邻的各国无可避免的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但是较之现今的地球村比起来，共同利益出现的几率的分布变得平均了，不再偏向彼此相邻的国家。同文化同语言是过往国家间合作的必要条件，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眼光来看同文化同语言在国家间合作中起的是降低了合作的成本的作用和部分信息完全的作用。然而科技的发展部分地打破了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阻隔。科技的发展增加了共同利益的存在几率和分布比率。世界金融市场，国家安全，经济安全，能源运输通道，全球气温，环境问题，这些都不是仅仅涉及个别相邻国家，并能由其解决的公共物品。
区域概念的发展只不过是顺应外部世界的变化遵循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模型进行演绎。换句话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通过新自由制度主义这套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国家结构化的行为模式而起作用的。借助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模型我们可以尝试用先验的眼光看待地区主义理论的变化发展，看待区域这一个动态的发展概念，以解释更多的新现象。
参考书目：
[1] [美]小约瑟夫•奈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 [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3] [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 [英]彼得•罗布森. 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01
[5] 肖欢容.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3.9.
[6] 苏浩.地区主义与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外交学院学报 ,2003
[7] 马孆. 区域主义与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 罗伯特•吉尔平. 译者:杨宇光 杨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9]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0] 陈勇. 《新区域主义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版
[11] 张蕴岭. 《东亚区域主义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版
注释：
① 马孆，《区域主义与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页P1-3
② 杨毅，《亚太区域化与中国：区域主义视角下的战略抉择》，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2 期 P84
③ Bruce M. Russett, International Reg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 Study in Political Ecology(Chicago: Rand & Mcnally & Company, 1967). p.11.
④ Barry Buzan, “The Asia-Pacific: What Sort of Region in What Sort of World?” in Anthony McGrew and Christopher Brook, Asia-Pacific in the new world order (London; NewYork: Routledge, 1998). pp.68~73.
⑤ 赫特(Bjorn Hettne)和索特伯姆(Fredrik Soderbaum)着，袁正清译，《地区主义崛起的理论阐释》，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国），2000年第1期，页66~71。
⑥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97). pp.1~19.
⑦ 罗伯特•吉尔平 译者:杨宇光 杨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p38
⑧ 罗伯特•吉尔平 译者:杨宇光 杨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P40
⑨ Ga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mmons》 in science, Dec 1968
⑩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版 p9
关键词：区域主义 区域概念 新自由主义
前言
从二十世纪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有关区域整合（regionalintegration）的讨论，因为实际的发展并未落实，理论的预言似乎有销声敛迹的趋势。再加上，冷战的持续而无法打破僵局，吓阻理论（deterrence theory）俨然成为80代的显学。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90年代，区域主义已经成为政策制定者、企业领导人以及学者研究及讨论的兴趣。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的订立、欧洲联盟（EU）的整合、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的出现，都引起广泛的争论。区域主义理论亦因而逐渐演进。
一、区域主义及区域概念的讨论
在自然科学中对于区域的指涉不会有太大的分歧，基于传统地理概念发展起来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区域主义将区域(regional)定义为，以一定的地理界限为基础，在经济、政治、安全（有时包括文化）上具有认同感的国家组成的一种国家体系。具有邻近性、相似性、包容性、重迭性和相互依存性的特点①。区域主义经常被认为是在地缘上接近、彼此间有着复杂关系的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联合与合作，进而整合的一个过程。是国家透过政治力量间的合作和运作，达到调节国际关系的一种理论和政策②。
在国际关系中，区域主义的定义很广，包括广义的区域合作安排到区域制度的建立以及更深层的区域整合。学者泰勒(Paul.Taylor)从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出发认为，区域主义是为便于履行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功能而谋求的一个单一空间。
罗索特(Bruce M. Russett)在《国际区域与国际体系：政治生态学的研究》一书中，以定量研究的方法，将 “区域”用量化观点进行系统分析，提出对于区域的辨别标准为：(1)社会和文化相似的地区，即区域的组成国家在内部属性方面类似；(2)国家的政治态度或对外行为相似的地区，其判断标准是根据各国政府在联合国的投票立场；(3)政治上相互依赖的地区，各国透过超国家的或政府间的政治制度关系而联系在一起；(4)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地区，区域内部贸易做为国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5)地理上邻近(proximate)的区域③。
学者布赞(Barry Buzan)提到，“区域”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或说有诸多答案，每种针对不同的对象适用时，都有不同的准则。但是做为一个区域应该要有起码的准则或共同的特性。他归纳出三点区域的标准：(1)有共同的特性；(2)有一定模式的互动；(3)共同的理解或共识④。
瑞典学者赫特(Bjorn Hettne)和索特伯姆(Fredrik Soderbaum)认为,区域行为体不仅是国家，且可能还会有不同类型的机构、组织、运动和非国家行为体，例如国内公司、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其它类型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运动，而这些共同促成跨国区域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区域层次上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网络似乎比正式的政治合作发展得更快速⑤。
上述区域主义研究者所关切的二个核心问题，一是着重于区域内部间的调整、观察、促进或阻碍经济及其它领域合作的可能性；二是藉由经济整合程度的加深，进一步建构政治整合的条件。
概略而言，学界对区域主义理论中的区域的界定主要根据两大分类标准，一个是地理上的相似性，另一个是非地理性的概念。前者将区域定义处于特定区域的一组国家，这些国家不仅在自然地理的位置上很接近，同时也共享文化、经济及政治上的联系。最常被引用的约瑟夫.奈对区域的定义基本上属于这种分类，他认为一个国际区域就是一组有限数量的国家，其关系是由一种地缘关系和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性所产生。
二、区域主义理论中区域概念的发展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得随着区域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区域主义中的区域有几个特点：(1)强调国家之间的互动，愈来愈远离“地理区域”的原始含意，而更多的是对一整个介于个别国家和全球整体之间的中间层次或过渡层次进行研究；(2)将区域做为一种功能单位的观念日益突出。例如有人注意到法国和西北非的法语系国家有着相同的语言而被视为一个区域集团；也有人以对某国的货币依赖来定义一组国家为一个货币区；还有以优惠贸易安排(PTA)的贸易效应标准来定义区域，而不管它们是否有地理上的邻近性，例如美以（以色列）自由贸易协议和洛美(Lome)协议⑥。
这样，区域就可能重迭，即一个国家可能同时属于多个地区。区域的政治观念建构愈来愈重要。建构主义者强调一个区域应由一些共有一种社会认同感的国家组成，而不管它们地理位置如何。例如互动的某一共同的归属感等观念被当作标准，区域的划分变的更具动态性。
我们试着用新自由主义的眼光来审视区域概念的变化。新自由主义认为国际政治的主要角色不可能只是民族国家还应该包括国际组织，非政治国际组织，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国际政治的思考的主要问题不能只是战争根源，和平条件应更多考虑到社会，经济，环境等问题。解决国际纷争的主要手段除了军事因素更重要的是国际合作。并认为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同样重要。
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罗卜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在其《after hegemony》开篇序言中说到本书为国际政治提供一种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新的理论视角。罗卜特.基欧汉所研究的是当存在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是如何以及怎样才能组织起来的。他要发展的理论，假设共同利益的存在是既定的，然后考察在什么条件下，这些共同利益会促进合作。然而国家为什么会合作呢？一：国家间存在共同利益，二：国家是理性行为体。我们不妨套用一下基欧汉的话，区域主义中区域的概念为什么会变化呢？一：国家间存在共同利益，二：国家是理性行为体，三：科学技术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理论发展的直接推动力，而国家是理性行为体，是根本推动力。区域主义理论的发展只不过是顺应外部世界的变化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模型进行演绎。换句话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通过新自由制度主义这套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国家结构化的行为模式而起作用的。这似乎也遵循了亚历山大 温特所说的物资剥离了观念是很难单独起作用的。
我以为，区域概念的变化和以下两个方面因素的变化有关。1）全球政治气候，冷战的结束，国际政治从两极变为单极，从单极变为多极。姑且勿论国际政治体系是否比以前稳定，可以肯定的是发生世界性的大战的可能性非常低。核武器的出现更降低了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在短短的半个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战争对各国人民烙印难以磨灭，反战情绪在各国，尤其是两次大战主战场，且有能力发动大规模战事的欧洲国家。在世界政局趋于稳定且各国急于恢复国力情况下，和平和发展成为了时代的主题。然而发展到了一定层次，跨国跨地区的往来合作就变得不可避免。2）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于世界的影响无比巨大，以致于到现今，我们仍然无法评估其巨大的影响力。然而对各国影响最为重大的是，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各国的闲散资金轻易得以聚集，且在世界范围内毫无阻隔的自由流动。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流动的规模已经扩大到每天数万亿美元，这么巨大的资本流动很容易控制各国经济，正如1992年他们击败了意大利和英国经济，20世纪90年代末击败了东亚许多国家的经济那样。全球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使一些国家的政府向全球市场力量让出一部分经济自主权。⑦用一位才华横溢的作者的话来说――“地理概念的终结”⑧各国政府汝其说联系更紧密，不如说不得不进行合作对抗资金全球化流动的外部效应。
综上所述，稳定的国际环境是区域主义兴起的前题条件，而科技的发展是区域主义理论发展的直接推动力，这个推动力是巨大的。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交通、通讯等的发达，国家间的距离极大地缩小，包括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变化。
然而科技的发展是如何具体作用并推动区域主义理论的发展的呢？由于科技的发展，即使过去被认为是纯粹国内事物的国家行为，也会产生其国际影响与后果；反之，一个国家也受到其它国家带来的同样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如果对他国产生不利的影响，必然引起他国的反弹，从而对这个国家的政策产生消极的影响。在国家的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活动对其它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的非市场性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有益的影响被称为外部经济性，或正外部性；有害的影响被称为外部不经济性，或负的外部性。然而在产生负的外部性时，如果当事国之间没有合作机制。那两国的经济活动的结果并不是帕累托最优。那就意味着当事国都损失了一部分收益。这不份收益有时候可是巨大的。显而易见，科技的发展，增加了外部效应出现的可能性和出现的频率。更重要的是科技的发展使远隔重洋的两个国家成为了负外部效应的当事国。
另外，在相互依赖进程中也产生了许多管理上的灰色区域，在这些区域，不是有关国家都声明有排他的管辖权，就是因为成本问题而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去管理。但是灰色区域的关系国都想从中获得收益。这样就陷入了雷特.哈丁(Garrett Hardin)所说的“公用地的悲剧”。假如这块地是公共的牧场，可随便放羊。羊多了肯定就把草吃光，谁放的多，放的早谁占便宜，但损失是全体牧民承担了。这篇文章悲观地描述了理性地追求最大化利益地个体行为,是如何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的恶果。⑨哈丁的公用地悲剧现象,说明了在以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个体之间,为实现公共利益而采取合作的集体行动是如何困难。⑩“公用地的悲剧”原理表明了产权是必须明确的，产权明确才能保证双赢。在传统意义上“公共地”多指代相邻的边境，共有的海域等。然而如今，“公共牧场”的内涵更为宽泛。国家安全，经济安全，能源运输通道，全球气温，二氧化碳排放指标，都是是相互依赖进程中的灰色区域，非排他性公共物品随着科技的发展日趋增多，然而增多是沿着全球化的外延展开，就意味着涉及了更广阔的行为体。
为了解决这类问题，促使涉及共同利益的有关国家选择了一体化这种安排形式。一体化这种安排形式虽然对国家行为的自由度施加了更多的相互限制，但是它能监督其相关国为公共物品做出贡献，有效抑制搭便车行为。另外它的好处在于它使得有关条约签字国的承诺变得可信；在这个意义上，一体化属于博弈论中保证型博弈(assurance game)的类型.把不完全信息的博弈尽量转变成完全信息的博弈的一种途径。他所安排领域的事物进程也变得更不可逆转，因为有关国家不愿冒因违反合作协定比遵守协定所要付出的更大代价。科技的发展也为延长博弈链，也增加了博弈链的稳定性。例如原来限于相邻国家也很难实现的相互监管，现在之于大洋两岸的国家也能够通过卫星信号就能轻松实现。
对于新的公共问题更多的相关国家无法置之度外。科技的发展使得区域主义中区域内涵的越趋宽泛，同时科技的发展也为区域内涵的扩大提供了实现的可能。
结语
过去的区域主义指涉，以一定的地理界限为基础，在经济、政治、安全（有时包括文化）上具有认同感的国家组成的一种国家体系。是基于传统地理概念发展起来的。
然而区域主义理论发展至今现区域指涉的可以是远隔重洋的各国。 过去彼此相邻的各国无可避免的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但是较之现今的地球村比起来，共同利益出现的几率的分布变得平均了，不再偏向彼此相邻的国家。同文化同语言是过往国家间合作的必要条件，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眼光来看同文化同语言在国家间合作中起的是降低了合作的成本的作用和部分信息完全的作用。然而科技的发展部分地打破了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阻隔。科技的发展增加了共同利益的存在几率和分布比率。世界金融市场，国家安全，经济安全，能源运输通道，全球气温，环境问题，这些都不是仅仅涉及个别相邻国家，并能由其解决的公共物品。
区域概念的发展只不过是顺应外部世界的变化遵循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模型进行演绎。换句话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通过新自由制度主义这套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国家结构化的行为模式而起作用的。借助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模型我们可以尝试用先验的眼光看待地区主义理论的变化发展，看待区域这一个动态的发展概念，以解释更多的新现象。
参考书目：
[1] [美]小约瑟夫•奈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 [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3] [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 [英]彼得•罗布森. 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01
[5] 肖欢容.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3.9.
[6] 苏浩.地区主义与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外交学院学报 ,2003
[7] 马孆. 区域主义与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 罗伯特•吉尔平. 译者:杨宇光 杨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9]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0] 陈勇. 《新区域主义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版
[11] 张蕴岭. 《东亚区域主义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版
注释：
① 马孆，《区域主义与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页P1-3
② 杨毅，《亚太区域化与中国：区域主义视角下的战略抉择》，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2 期 P84
③ Bruce M. Russett, International Reg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 Study in Political Ecology(Chicago: Rand & Mcnally & Company, 1967). p.11.
④ Barry Buzan, “The Asia-Pacific: What Sort of Region in What Sort of World?” in Anthony McGrew and Christopher Brook, Asia-Pacific in the new world order (London; NewYork: Routledge, 1998). pp.68~73.
⑤ 赫特(Bjorn Hettne)和索特伯姆(Fredrik Soderbaum)着，袁正清译，《地区主义崛起的理论阐释》，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国），2000年第1期，页66~71。
⑥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97). pp.1~19.
⑦ 罗伯特•吉尔平 译者:杨宇光 杨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p38
⑧ 罗伯特•吉尔平 译者:杨宇光 杨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P40
⑨ Ga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mmons》 in science, Dec 1968
⑩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版 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