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闾丘露薇在京举办其新书《不分东西》的发布会，导演贾樟柯、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捧场发布会，以与闾丘露薇对话的方式为新书揭幕。三位在现场以亲身经历向大家讲述了他们亲历的中西方偏见。
第一次出国门所见所闻
1998年2月份，我第一次去柏林影展的时候，我见到第一个德国记者给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从社会主义的北京来到资本主义的德国有什么看法?”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我脑子里面从来没有想到我是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也没有想到是去了资本主义的德国，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上或者体制上的对立，对一个28岁的，第一次走出国门的我来说，完全没有预设，你不知道如何入手来比较这两种制度。
中国人留不留辫子?
在影片放映的过程里，我发现一般欧洲的观众或者美国的观众对于中国的了解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来自过去的电影，比如来自《大红灯笼高高挂》、《黄土地》。他们的经验是从那些电影来的，所以就会有人说你们中国还留不留长辫子，还纳不纳妾，我觉得不会吧，没搞错吧，改革这么多年了，你们对中国一无所知吗。
在国外会被跟踪?
另外一个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对中国的印象全是停留在重大的政治事件，比如“文革”。我第一次去瑞士的时候，有一位记者问我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人一直在跟踪你。说得我都有点害怕，我自己走街上都朝后面看看，结果没有人跟踪。
中国人的生活贫穷还是富有?
在国外发行电影的时候，有很多记者问我一个问题，你的作品讲中国人生活这样艰难，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经济起飞的中国，而且非常羡慕中国的效率，凡此种种。你会发现外国人脱离了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了解，脱离了对细节掌握的一种判断。我一直不去拍那种情绪性电影，也不拍那种口号式、结论式的电影，我希望所有的东西从一个客观的、正常的日常生活里面呈现，因为我觉得日常生活是最难被理解的。
中国人有被迫害情结
我始终觉得中国人把外国人怎么看自己这件事情看得太重，闾丘的书里好像也说过总是在计较美国人到底喜不喜欢我们，把这个话题拿来谈，可能还是跟过去150年中国被帝国主义凌辱的历史有关系，始终有一种被迫害情结在里面，所以很关注他们怎么看我们。在外国人的视野里，中国仅仅是全球某一个国家，我们对他们的重要性就像埃及对我们的重要性，这个问题确实跟我们的历史因素有关系。
唱衰还是唱盛中国?
我回头看国外关于中国的报道，我觉得也有微妙的变化，2000－2005年更多的是所谓“唱衰中国”的论调比较多一点，比如“中国威胁论”，中国花很多时间去澄清中国并没有对世界造成威胁。近几年有一个相反的潮流，就是所谓“唱盛中国论”的出现。新闻媒体有这个现象，因为我是在学术界，学术研究领域里更明显，各种各样对于中国模式的总结，各种各样对于中国的称赞、肯定的书，这是比较新的现象。当然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另说，所以说美国媒体也是有这样的变化。总体来说西方媒体相对于中国来说，对于中国讨论还是比较多元和多样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健康的生态。有的时候我跟一些英国朋友开玩笑，实际上我回国以后还不如在英国更了解中国，因为我在英国时信息来源更多元。
美国人很关心中国
2005年我到美国的时候，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大话题，走在哈佛校园里面应该大家都很关心中国，我只要把中国这个话题讲出来，应该可以引起很多共鸣，后来发现不是我想象的这样。真正对中国有一些了解和研究的，很多时候是一些老人家，或者商学院里有一些人对中国经济层面相对了解，但是谈到其他方面，他们跟你期待的还差很远。我在想是什么让我们总是误判别人是那么那么看重自己，而我们是这么这么的重要；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们老是自己告诉自己谁又说我们怎么样了，然后我们以为谁都在说我们怎么样，可能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韩国“书艺”申遗
有中国媒体报道，韩国将中国的书法和日本的书道合为一体，并称为韩国“书艺”，试图“申遗”。而事实的情况是：韩国政府从未有过这样的计划。
中国学生征服哈佛
2007年4月，《纽约时报》花了八千多字的篇幅，从一个叫汤玫捷的女生开始，讨论中国的素质教育和传统的高考文化，题目叫做“Re－education”。但中国媒体却认定这篇报道是在宣传个人、组织，而不是在探讨中国的教育问题。原因有几个：教育问题太过沉闷，没有把重点放在人的身上来吸引眼球，另外，过去太多的例子证明，中国的读者，对于哈佛、惊喜、中国学生这样的关键词放在一起，会远远要比“教育”两个字更具吸引力。当然，还有一点，是对于西方媒体缺乏了解，一个有质量的媒体，是不可能出现在别人看来带有宣传意味的报道的。
第一次出国门所见所闻
1998年2月份，我第一次去柏林影展的时候，我见到第一个德国记者给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从社会主义的北京来到资本主义的德国有什么看法?”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我脑子里面从来没有想到我是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也没有想到是去了资本主义的德国，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上或者体制上的对立，对一个28岁的，第一次走出国门的我来说，完全没有预设，你不知道如何入手来比较这两种制度。
中国人留不留辫子?
在影片放映的过程里，我发现一般欧洲的观众或者美国的观众对于中国的了解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来自过去的电影，比如来自《大红灯笼高高挂》、《黄土地》。他们的经验是从那些电影来的，所以就会有人说你们中国还留不留长辫子，还纳不纳妾，我觉得不会吧，没搞错吧，改革这么多年了，你们对中国一无所知吗。
在国外会被跟踪?
另外一个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对中国的印象全是停留在重大的政治事件，比如“文革”。我第一次去瑞士的时候，有一位记者问我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人一直在跟踪你。说得我都有点害怕，我自己走街上都朝后面看看，结果没有人跟踪。
中国人的生活贫穷还是富有?
在国外发行电影的时候，有很多记者问我一个问题，你的作品讲中国人生活这样艰难，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经济起飞的中国，而且非常羡慕中国的效率，凡此种种。你会发现外国人脱离了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了解，脱离了对细节掌握的一种判断。我一直不去拍那种情绪性电影，也不拍那种口号式、结论式的电影，我希望所有的东西从一个客观的、正常的日常生活里面呈现，因为我觉得日常生活是最难被理解的。
中国人有被迫害情结
我始终觉得中国人把外国人怎么看自己这件事情看得太重，闾丘的书里好像也说过总是在计较美国人到底喜不喜欢我们，把这个话题拿来谈，可能还是跟过去150年中国被帝国主义凌辱的历史有关系，始终有一种被迫害情结在里面，所以很关注他们怎么看我们。在外国人的视野里，中国仅仅是全球某一个国家，我们对他们的重要性就像埃及对我们的重要性，这个问题确实跟我们的历史因素有关系。
唱衰还是唱盛中国?
我回头看国外关于中国的报道，我觉得也有微妙的变化，2000－2005年更多的是所谓“唱衰中国”的论调比较多一点，比如“中国威胁论”，中国花很多时间去澄清中国并没有对世界造成威胁。近几年有一个相反的潮流，就是所谓“唱盛中国论”的出现。新闻媒体有这个现象，因为我是在学术界，学术研究领域里更明显，各种各样对于中国模式的总结，各种各样对于中国的称赞、肯定的书，这是比较新的现象。当然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另说，所以说美国媒体也是有这样的变化。总体来说西方媒体相对于中国来说，对于中国讨论还是比较多元和多样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健康的生态。有的时候我跟一些英国朋友开玩笑，实际上我回国以后还不如在英国更了解中国，因为我在英国时信息来源更多元。
美国人很关心中国
2005年我到美国的时候，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大话题，走在哈佛校园里面应该大家都很关心中国，我只要把中国这个话题讲出来，应该可以引起很多共鸣，后来发现不是我想象的这样。真正对中国有一些了解和研究的，很多时候是一些老人家，或者商学院里有一些人对中国经济层面相对了解，但是谈到其他方面，他们跟你期待的还差很远。我在想是什么让我们总是误判别人是那么那么看重自己，而我们是这么这么的重要；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们老是自己告诉自己谁又说我们怎么样了，然后我们以为谁都在说我们怎么样，可能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韩国“书艺”申遗
有中国媒体报道，韩国将中国的书法和日本的书道合为一体，并称为韩国“书艺”，试图“申遗”。而事实的情况是：韩国政府从未有过这样的计划。
中国学生征服哈佛
2007年4月，《纽约时报》花了八千多字的篇幅，从一个叫汤玫捷的女生开始，讨论中国的素质教育和传统的高考文化，题目叫做“Re－education”。但中国媒体却认定这篇报道是在宣传个人、组织，而不是在探讨中国的教育问题。原因有几个：教育问题太过沉闷，没有把重点放在人的身上来吸引眼球，另外，过去太多的例子证明，中国的读者，对于哈佛、惊喜、中国学生这样的关键词放在一起，会远远要比“教育”两个字更具吸引力。当然，还有一点，是对于西方媒体缺乏了解，一个有质量的媒体，是不可能出现在别人看来带有宣传意味的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