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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如果从七七卢沟桥事变算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已80年;如果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抗日战争爆发已86年。几十年来，全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人对这场战争的记忆却历久弥新，恍若昨日。这是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一战，也是后世中国的起点。
九一八事变中的侵华日军
世界大势与日本的战略误判
中日两国都是东亚重要国家，有着漫长的友好交往史。历史上虽曾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甚至战争，让两国人民付出惨痛代价，但这并不代表中日两国人民交往的主流，而是国际形势演变以及两国政治演化的结果。
近代之前，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而且是个“优等生”。到了近代，两国几乎同时面临相同的问题：如何应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在近代早期，日本依然如过去千年一样，惟中国马首是瞻：中国有限度、有节制、有选择地接纳西方，日本也像中国一样，让“兰学”（江户时代通过荷兰人传入日本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进入，但必须有约束、可管制。
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东西方的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在技术上的进步，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生，使西方有一个超出今日想象的殖民冲动和市场需求。而东方，一方面在与西方的贸易交往中分享了巨大的市场好处，长时期享有贸易顺差;另一方面视自己尚未获得充分开发的市场为私家花园，不愿意让别人特别是强大的西方染指。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是这种情形的必然结果。鸦片战争结束了，中国人并没有从这场战争中学到多少东西，少数知识精英如林则徐、魏源的觉醒，并没有唤醒整个国家，中国依然在原有轨道上前行。
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日本密切关注着中国的一切。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让日本深切体会到西洋文明的魅力，在中国还陶醉于想象中的东方大国时，日本采纳了与中国相反的路径，不是拒绝西方的贸易要求选择战争，而是打开国门与西方通商，并发誓转身向西，在东方构建一个西方式的近代国家。
中日两国面对西方的不同应变方式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发展。日本渐渐学到了西洋文明的长处，同时也沾染了西洋文明的“病毒”，“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启发了日本，让日本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像西方那样进行殖民扩张。日本锁定昔日的“老师”作为自己的殖民目标，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这也是中日两国结怨的开始。
甲午战争让中国蒙受了巨大损失，日本从这场战争中不仅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为后来的工业化、现代化提供了帮助;而且甲午之战让日本的信心变成了野心，既然一个古老强大的东方大帝国都能轻易征服，还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断日本通往世界的步伐？10年后，日本一举战胜欧洲大国俄国。
短短10年，日本相继战胜欧亚两个大帝国，这一方面显示了变革的力量、宪政的活力，另一方面也激活了日本步趋西方、征服世界的野心。此后的日本，在重大国际事务中从不缺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执意参战固然展示了其重视盟友承诺、协助英国的决心，但其刻意遏制中国、进而征服中国，多少暴露了其称霸亚洲的企图。
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是20世纪中日关系转换的一个分水岭。此前20年，中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革，从专制到新政，从新政到宪政，从宪政到共和。总体而言，那20年中国受日本的影响最大，日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西方在中国的意义。中日两国政治家、思想家在20世纪初年提出的“大亚洲主义”，大约是世界上最早的区域整合倡议，但是因为日本亚洲政策的变化，全世界的区域整合基本实现，而亚洲根本看不到曙光。究其根源，日本没有真正理解世界大势，出现一系列严重的战略误判，是亚洲区域整合一直无法重启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1年9月19日凌晨，日军炮火轰击北大营3个小时后，有准备的日军步兵冲进北大营，日军左胳膊以白布条为记号
满洲问题由来
“二十一条”是中日关系的转折点，先前20年好不容易积累的些许战略互信被这个提案彻底摧毁，中国朝野从此很难再相信日本的外交说辞，但凡对日外交表示友善沟通的，无不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此后百年的中日关系，除了一个短暂的特殊时段，基本上都笼罩在战略互不相信的阴影里。
“二十一条”共分5个文件：第一号文件关于山东，要求中国转让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给日本;第二号文件关于南满及内蒙古东部，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这里的优越、独占地位;第三号文件关于汉冶萍公司，要求中日合办;第四号文件要求中国不得将沿海岛屿港湾租与让与他国，实际上要求日本对中国的独占权;第五号文件要求中国聘请日本人充当政治、经济、军事顾问，要求日本享有在中国内地开办医院、寺院、学校等土地所有权，要求中国军需采购应有不少于一半的来自日本或中日合办军械所，要求福建省内日本享有铁路、矿山开采优先贷款权，要求日本享有中国内地布教权。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二十一条”就是要将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经袁世凯及属下外交官艰难谈判，“二十一条”在最后定案时有很大修正，但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战略并没有放弃。亚洲扩张的关键不仅在于对中国的独占、利权独享，对于日本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否控制、占有满洲。这是日本來源很久的一个战略思想，幕府晚期思想家佐藤信渊指出，当今世界各国，为日本所易于攻取之地，舍支那之满洲外无他，故日本之征服满洲，迟早虽不可知，但其为日本所有，“则属无疑。满洲一得，支那全国之衰微必由此而始”。基于这样一种战略考量，中日经过谈判达成的“民四条约”，尽管废除了一些中国实在无法接受的条款，但依然强调并维持了日本在“二十一条”中所要求的满洲权益。 满洲在日本战略中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是日本北进欧洲、南下亚洲不可或缺的一个跳板，尤其是在日本经甲午战争已充分控制了朝鲜半岛的形势下，谁掌控了满洲，谁就拥有战略上的主动权。
日本人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此后的日本政府不遗余力推行“分离满洲”的运动，寻找一切理由将满洲视为中国的一个特殊区域，利用一切机会试图将满洲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据重光葵说，关于满洲，日本政府很长时期以来的基本方针是“将满洲看作中国的特殊地域，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然后再与满洲地方政府进行交涉。中国后来的民族危机之所以从东北开始，绝非偶然。
中国人当然不清楚日本政府的战略细节，但由于清末最后十几年政治改革滞后、迟缓，中国内部发生极为严重的分裂，反满革命发展迅猛，“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成为那个时代最强劲的声音。历史发展为这个口号落到实处提供了绝妙契机，“1911年中国大革命”，尽管在最后时刻将“驱逐鞑虏”转化为“五族共和”，但中国社会内部的裂痕并没有真正消解，特别是革命党人执意废黜满洲皇帝，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其实，当大革命发生时，严复就对废黜清帝的思路给予严重警告。他认为，如果南方革命党人轻举妄动并且做得过分的话，中国从此将进入一个糟糕时期，并成为整个世界动乱的起因。“根据文明进化论的规则，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严復不赞成终结帝制，更不赞成“驱逐鞑虏”，“如果听任一些革命党人的种族敌对情绪走向极端的话，现在满洲人确实毫无防卫能力了，可是蒙古、准格尔等又将以何处为归宿呢？他们会同纯粹的汉人一道组成一个广袤的、难以驾驭的共和国吗？还是他们会从今宣布独立？两者似乎都不像！前者不可能，因为有种族仇视问题以及感情、习俗、法律、宗教的完全的差异;后者不可能，因为他们的政治力量不足。于是这些广袤的地域连同它的人民势必要归附附近的某个强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分裂中国’的老问题就来了。”后来的历史被严复不幸言中。
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
国家危机开始
清帝退位，转向共和，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篇章。清皇室退隐紫禁城，这是中国历代权力转移所从未有过的和平、温馨，前朝遗老遗少不弃废帝，守住伦理底线，留给社会的并非都是负面观感。然而，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下去。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政变，夺得政权，遂下决心将废帝溥仪驱逐出宫，这为后来的国家危机埋下了一颗重要的种子。
冯玉祥的蛮横遭到许多人的反对，胡适虽然不认为民国初年保留皇室具有多少正当性，但认为民国政府优待皇室条例是对世界的一个公开承诺，是一种“国际信义，条约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不是一件名誉的事。
胡适的指责自有道理，冯玉祥也不是没有理由。他将溥仪驱逐出宫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溥仪没有信守当年达成的“信义”“条约”，而是不适当地参与了张勋复辟等一系列政治行动。冯玉祥认为，“铲除帝制余孽”是他的历史责任，“民国至今十三年，尚无一人敢逐宣统出京。我以为若不驱宣统出去，则愧对为革命献身诸公”。
溥仪出宫是中国政治的大转折，为日本直接干预中国政治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口实。溥仪先是躲进日本公使馆，转过年，被护送至天津日租界。日本用各种方法拉拢溥仪，想尽一切手段刺激溥仪重建大清的“复国梦”，使溥仪很荒唐地以为“恢复祖先的事业是我的第一个任务。认为连年的中国内战，因为没有帝制，天下不能定于一。要恢复帝制，更当效法列强，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才能强盛，这样才对得起祖先的祖国”。溥仪的认识与理由是荒唐的，但日本人要利用溥仪分离满洲却是真实、不可动摇的。溥仪成了日本人的棋子。日本人之所以选择溥仪，当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杰出人物，而是利用他统治满洲，因为满洲一些旧的阶层对清朝、对溥仪，还怀有深深的眷恋。
经日本军部多年策划，预定事件终于爆发。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利用张学良东北军主力尚在关内的特殊时刻，在柳条湖附近寻衅，继而炮轰北大营，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第二天（19日），日军攻占南满、安奉两条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营口、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四平街、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等，并向长春发动总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22日，终告不守，长春陷落。至25日，日军攻占辽宁、吉林两省三十多座城市。1932年2月5日，日军攻占哈尔滨。至此，历时4个月18天，东北全境沦陷。
2月16日，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所谓“建国会议”在沈阳举行。25日，宣布成立“满洲国”，年号大同，首都长春，改称新京，溥仪为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特别是所谓“满洲国”的成立，使中国的民族危机达到近代以来最严重的程度，中国的独立主权完整受到极大损害，东北居民蒙受了巨大损失。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的势力逐步由东北向华北扩展，“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责任编辑】王 凯
世界大势与日本的战略误判
中日两国都是东亚重要国家，有着漫长的友好交往史。历史上虽曾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甚至战争，让两国人民付出惨痛代价，但这并不代表中日两国人民交往的主流，而是国际形势演变以及两国政治演化的结果。
近代之前，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而且是个“优等生”。到了近代，两国几乎同时面临相同的问题：如何应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在近代早期，日本依然如过去千年一样，惟中国马首是瞻：中国有限度、有节制、有选择地接纳西方，日本也像中国一样，让“兰学”（江户时代通过荷兰人传入日本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进入，但必须有约束、可管制。
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东西方的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在技术上的进步，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生，使西方有一个超出今日想象的殖民冲动和市场需求。而东方，一方面在与西方的贸易交往中分享了巨大的市场好处，长时期享有贸易顺差;另一方面视自己尚未获得充分开发的市场为私家花园，不愿意让别人特别是强大的西方染指。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是这种情形的必然结果。鸦片战争结束了，中国人并没有从这场战争中学到多少东西，少数知识精英如林则徐、魏源的觉醒，并没有唤醒整个国家，中国依然在原有轨道上前行。
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日本密切关注着中国的一切。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让日本深切体会到西洋文明的魅力，在中国还陶醉于想象中的东方大国时，日本采纳了与中国相反的路径，不是拒绝西方的贸易要求选择战争，而是打开国门与西方通商，并发誓转身向西，在东方构建一个西方式的近代国家。
中日两国面对西方的不同应变方式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发展。日本渐渐学到了西洋文明的长处，同时也沾染了西洋文明的“病毒”，“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启发了日本，让日本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像西方那样进行殖民扩张。日本锁定昔日的“老师”作为自己的殖民目标，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这也是中日两国结怨的开始。
甲午战争让中国蒙受了巨大损失，日本从这场战争中不仅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为后来的工业化、现代化提供了帮助;而且甲午之战让日本的信心变成了野心，既然一个古老强大的东方大帝国都能轻易征服，还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断日本通往世界的步伐？10年后，日本一举战胜欧洲大国俄国。
短短10年，日本相继战胜欧亚两个大帝国，这一方面显示了变革的力量、宪政的活力，另一方面也激活了日本步趋西方、征服世界的野心。此后的日本，在重大国际事务中从不缺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执意参战固然展示了其重视盟友承诺、协助英国的决心，但其刻意遏制中国、进而征服中国，多少暴露了其称霸亚洲的企图。
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是20世纪中日关系转换的一个分水岭。此前20年，中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革，从专制到新政，从新政到宪政，从宪政到共和。总体而言，那20年中国受日本的影响最大，日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西方在中国的意义。中日两国政治家、思想家在20世纪初年提出的“大亚洲主义”，大约是世界上最早的区域整合倡议，但是因为日本亚洲政策的变化，全世界的区域整合基本实现，而亚洲根本看不到曙光。究其根源，日本没有真正理解世界大势，出现一系列严重的战略误判，是亚洲区域整合一直无法重启的一个重要原因。
满洲问题由来
“二十一条”是中日关系的转折点，先前20年好不容易积累的些许战略互信被这个提案彻底摧毁，中国朝野从此很难再相信日本的外交说辞，但凡对日外交表示友善沟通的，无不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此后百年的中日关系，除了一个短暂的特殊时段，基本上都笼罩在战略互不相信的阴影里。
“二十一条”共分5个文件：第一号文件关于山东，要求中国转让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给日本;第二号文件关于南满及内蒙古东部，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这里的优越、独占地位;第三号文件关于汉冶萍公司，要求中日合办;第四号文件要求中国不得将沿海岛屿港湾租与让与他国，实际上要求日本对中国的独占权;第五号文件要求中国聘请日本人充当政治、经济、军事顾问，要求日本享有在中国内地开办医院、寺院、学校等土地所有权，要求中国军需采购应有不少于一半的来自日本或中日合办军械所，要求福建省内日本享有铁路、矿山开采优先贷款权，要求日本享有中国内地布教权。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二十一条”就是要将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经袁世凯及属下外交官艰难谈判，“二十一条”在最后定案时有很大修正，但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战略并没有放弃。亚洲扩张的关键不仅在于对中国的独占、利权独享，对于日本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否控制、占有满洲。这是日本來源很久的一个战略思想，幕府晚期思想家佐藤信渊指出，当今世界各国，为日本所易于攻取之地，舍支那之满洲外无他，故日本之征服满洲，迟早虽不可知，但其为日本所有，“则属无疑。满洲一得，支那全国之衰微必由此而始”。基于这样一种战略考量，中日经过谈判达成的“民四条约”，尽管废除了一些中国实在无法接受的条款，但依然强调并维持了日本在“二十一条”中所要求的满洲权益。 满洲在日本战略中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是日本北进欧洲、南下亚洲不可或缺的一个跳板，尤其是在日本经甲午战争已充分控制了朝鲜半岛的形势下，谁掌控了满洲，谁就拥有战略上的主动权。
日本人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此后的日本政府不遗余力推行“分离满洲”的运动，寻找一切理由将满洲视为中国的一个特殊区域，利用一切机会试图将满洲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据重光葵说，关于满洲，日本政府很长时期以来的基本方针是“将满洲看作中国的特殊地域，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然后再与满洲地方政府进行交涉。中国后来的民族危机之所以从东北开始，绝非偶然。
中国人当然不清楚日本政府的战略细节，但由于清末最后十几年政治改革滞后、迟缓，中国内部发生极为严重的分裂，反满革命发展迅猛，“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成为那个时代最强劲的声音。历史发展为这个口号落到实处提供了绝妙契机，“1911年中国大革命”，尽管在最后时刻将“驱逐鞑虏”转化为“五族共和”，但中国社会内部的裂痕并没有真正消解，特别是革命党人执意废黜满洲皇帝，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其实，当大革命发生时，严复就对废黜清帝的思路给予严重警告。他认为，如果南方革命党人轻举妄动并且做得过分的话，中国从此将进入一个糟糕时期，并成为整个世界动乱的起因。“根据文明进化论的规则，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严復不赞成终结帝制，更不赞成“驱逐鞑虏”，“如果听任一些革命党人的种族敌对情绪走向极端的话，现在满洲人确实毫无防卫能力了，可是蒙古、准格尔等又将以何处为归宿呢？他们会同纯粹的汉人一道组成一个广袤的、难以驾驭的共和国吗？还是他们会从今宣布独立？两者似乎都不像！前者不可能，因为有种族仇视问题以及感情、习俗、法律、宗教的完全的差异;后者不可能，因为他们的政治力量不足。于是这些广袤的地域连同它的人民势必要归附附近的某个强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分裂中国’的老问题就来了。”后来的历史被严复不幸言中。
国家危机开始
清帝退位，转向共和，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篇章。清皇室退隐紫禁城，这是中国历代权力转移所从未有过的和平、温馨，前朝遗老遗少不弃废帝，守住伦理底线，留给社会的并非都是负面观感。然而，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下去。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政变，夺得政权，遂下决心将废帝溥仪驱逐出宫，这为后来的国家危机埋下了一颗重要的种子。
冯玉祥的蛮横遭到许多人的反对，胡适虽然不认为民国初年保留皇室具有多少正当性，但认为民国政府优待皇室条例是对世界的一个公开承诺，是一种“国际信义，条约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不是一件名誉的事。
胡适的指责自有道理，冯玉祥也不是没有理由。他将溥仪驱逐出宫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溥仪没有信守当年达成的“信义”“条约”，而是不适当地参与了张勋复辟等一系列政治行动。冯玉祥认为，“铲除帝制余孽”是他的历史责任，“民国至今十三年，尚无一人敢逐宣统出京。我以为若不驱宣统出去，则愧对为革命献身诸公”。
溥仪出宫是中国政治的大转折，为日本直接干预中国政治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口实。溥仪先是躲进日本公使馆，转过年，被护送至天津日租界。日本用各种方法拉拢溥仪，想尽一切手段刺激溥仪重建大清的“复国梦”，使溥仪很荒唐地以为“恢复祖先的事业是我的第一个任务。认为连年的中国内战，因为没有帝制，天下不能定于一。要恢复帝制，更当效法列强，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才能强盛，这样才对得起祖先的祖国”。溥仪的认识与理由是荒唐的，但日本人要利用溥仪分离满洲却是真实、不可动摇的。溥仪成了日本人的棋子。日本人之所以选择溥仪，当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杰出人物，而是利用他统治满洲，因为满洲一些旧的阶层对清朝、对溥仪，还怀有深深的眷恋。
经日本军部多年策划，预定事件终于爆发。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利用张学良东北军主力尚在关内的特殊时刻，在柳条湖附近寻衅，继而炮轰北大营，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第二天（19日），日军攻占南满、安奉两条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营口、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四平街、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等，并向长春发动总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22日，终告不守，长春陷落。至25日，日军攻占辽宁、吉林两省三十多座城市。1932年2月5日，日军攻占哈尔滨。至此，历时4个月18天，东北全境沦陷。
2月16日，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所谓“建国会议”在沈阳举行。25日，宣布成立“满洲国”，年号大同，首都长春，改称新京，溥仪为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特别是所谓“满洲国”的成立，使中国的民族危机达到近代以来最严重的程度，中国的独立主权完整受到极大损害，东北居民蒙受了巨大损失。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的势力逐步由东北向华北扩展，“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