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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把历史上我国夏商周这一奴隶制国家形成时期称为青铜时代，这一时期国家的基本形态和体制结构逐渐完善，并按存在不同地区的时间长短，形成了几个内涵鲜明的文化地域。如集中体现商文化的河南省和周文化的陕西省，其中陕西宝鸡地区又是最能够体现西周历史文化的地区，这里有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原遗址，曾出土闻名海内外的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等为人们津津乐道的青铜重器，出土西周青铜器的历史早在西汉时就有文献记载，两千多年来周原遗址出土了无可数计西周各类青铜器，对于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主要的实物。自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深入，重大发现屡屡见诸各种新闻媒体，扶风、岐山两个县作为广义周原遗址的核心区域，经过当地几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馆藏文物不仅从数量上得到很大提升，而且种类多样，很多器物成为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和开设考古文博专业高校教材中的标准器和参照物，对于研究西周历史具有很高的价值。
岐山、扶风两县境内共有四座以西周文物为主要特色的博物馆，即宝鸡周原博物馆、扶风县博物馆、岐山周原博物馆和岐山县博物馆。藏品均以西周时期各类文物为大宗，兼顾其他时期的文物藏品。众多的西周青铜器藏品时代特征明显、器形完整且制作精良，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所以长期以来，这里是研究西周文化的金石学家、考古学家心目中的圣地，解放后这块土地沿续着它的神奇。如1976年扶风法门镇出土的庄白一号窖藏，出土了103件各种铜器，有铭文的多达74件，其中墙盘、折觥等；1974年在法门齐村出土周厉王所做的王器——胡簋，重达120斤，为国内最大的簋，被称为簋王；在岐山出土西周的早期法律判决文书——朕等。在各馆出土文物中，很多完整藏品由于其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和精美完整的形态被美誉为国宝。除此而外，在众多的藏品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器物却是残缺的或者残损的，著名的如环带纹盂、王盂、爬龙、师宇钟等。残损器中有一部分则相对而言器形较小，残损器物在西周墓葬和窖藏中均有发现，除去墓葬或者窖藏塌陷原因，造成器物挤压受损外，很多器物在埋藏之时，就已经被人为损坏，受损痕迹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且从出土的残损器物看，似乎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窖藏的残损器形普遍较大，均系人为破坏。墓葬里残损铜器形制相对较小，如被折断或者弄弯的矛、戈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呢？有关学者研究认为，墓葬中折弯的小件兵器应该是受当时的丧葬习俗影响造成的，把兵器（以戈最为多见）砸弯折断，放在墓葬里是用来辟邪（驱鬼一说）的，为死者保得平安，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死者为祈求和平的举动，显示出息兵之意。那么窖藏中的青铜器残器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笔者以为，这是由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即礼器管理制度的约束力、青铜器的财富特征、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以及有限的运输能力，造成了很多残损器物的出现。
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使得大大小小的青铜器窖藏出现成为普遍现象，从而使得残器的出现更为多见。西周时期尤其在西周晚期，诸侯征伐、国人暴动等乱象不断上演，贵族的生活常常处于风雨飘摇和不安之中，生活环境的不稳定，首先影响到那些地位较高、财产丰厚的贵族对于青铜器的处置上，一方面出于礼（祭）器管理条款的要求，不能把所有礼器带走，同时以备日后卷土重来，他们把重要的器物和其他财富，秘密地埋在自己的封地内，幻想社会稳定后再回来取出，但是往往由于种种原因，此后他们却没能再回来或者回来，后找不见埋藏位置，以致于礼器被永远埋在地下而形成了现在的窖藏，所以说窖藏的青铜器，最能说明西周时期贵族的封邑所在地及其范围。但是在埋藏各种青铜器的时候，一些器形较大的器物由于受运输工具马车空间的局限性（据现有的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当时的车辆空间都很小。以2015年岐山县京当贺家村发现的马车尺寸，这个被媒体称为“体积大”、“尺寸大”的马车长2.4米，宽1.8米，面积约为4.3平方米，其他扶风出土的马坑、宝鸡鱼国墓地等地出土的马车体积则更小，在坐上驭手和贵族之后，空间更加狭窄，所以很难用来做运输，且在极度混乱的社会中，携带珍宝重器出行也难免盗抢之虞），必须埋在当地，所以把器物分开埋藏或者把大件打碎埋藏，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在窖藏中可以看见更多的大体量青铜器残件。
青铜器的财富特性决定了它们可以被流通或交换，作为一种特殊器皿，它们只是少数特权贵族阶层的专用品，它们既是拥有者等级和身份的象征，又是实实在在的财富，这一点从青铜器上铭文铜被称为“吉金”可以看出。有学者通过研究相关文献记述认为，青铜同样具有货币的流通性质，尤其对于违法的贵族，可以用上交一定重量的铜来代替刑罚，当时所谓五刑均可以以缴纳铜来免除。也有学者研究认为，一部分被打碎的青铜器残块，属于战争胜利后的战利品或者赏赐品，这些被缴获的敌方青铜器，打碎后既可以作为铸造新铜器的原料，也可被当做一定价值的财物，用于交换或者购买东西，所以由于这样的原因，往往在窖藏中见到有好几块残片而不能拼合的情形。
青铜器残器虽然从形观上出现残缺或者残损，但是却反映了当时真实的社会现实，残缺并不妨碍对其全貌的认识和感受，如果说完整是一种美，那么残缺同样具有让人心动的吸引力，正如维纳斯的雕像一样，在我们对残损凝神审视的时候，同样能够感受到历史文化的辉煌和无穷的魅力，残损器物往往会给我们留下更多想象的空间，部分残器保留了较多铭文，其历史科研价值更是不可估量，如1986年在陕西安康县王家坝出土、铭文反映民族冲突战争内容的史密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关注重视残器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可以更为细致地观察器物的细部特征，或用于采取科技手段进行微损采样测定和分析，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它的价值更大于完整器物。基于此，笔者不揣浅陋，特选扶风县博物馆馆藏西周部分青铜礼器残件（主要选器形较大器壁略厚，而且明显为人为损坏特征者）做一介绍，与同好共赏。
■镂空豆座
座残高20.5厘米，重5.25千克，1979年12月出土于扶风法门镇陈村。为豆盘的下部，侈口束腰，下有喇叭状镂空圈足，上部可见四个用于焊接的缺口，表面饰变形的夔龙纹，周原遗址扶风县庄白一号窖藏曾出土过完整的此类镂空豆。
■夔龙纹簋耳
高24.5厘米，重1.9千克，1986年12月召公镇袁新村出土。为簋之一侧附耳，由双角上竖、鼓目张嘴的夔龙和下端低首屈鼻的象头组成，柄末端可见焊接痕迹。
岐山、扶风两县境内共有四座以西周文物为主要特色的博物馆，即宝鸡周原博物馆、扶风县博物馆、岐山周原博物馆和岐山县博物馆。藏品均以西周时期各类文物为大宗，兼顾其他时期的文物藏品。众多的西周青铜器藏品时代特征明显、器形完整且制作精良，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所以长期以来，这里是研究西周文化的金石学家、考古学家心目中的圣地，解放后这块土地沿续着它的神奇。如1976年扶风法门镇出土的庄白一号窖藏，出土了103件各种铜器，有铭文的多达74件，其中墙盘、折觥等；1974年在法门齐村出土周厉王所做的王器——胡簋，重达120斤，为国内最大的簋，被称为簋王；在岐山出土西周的早期法律判决文书——朕等。在各馆出土文物中，很多完整藏品由于其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和精美完整的形态被美誉为国宝。除此而外，在众多的藏品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器物却是残缺的或者残损的，著名的如环带纹盂、王盂、爬龙、师宇钟等。残损器中有一部分则相对而言器形较小，残损器物在西周墓葬和窖藏中均有发现，除去墓葬或者窖藏塌陷原因，造成器物挤压受损外，很多器物在埋藏之时，就已经被人为损坏，受损痕迹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且从出土的残损器物看，似乎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窖藏的残损器形普遍较大，均系人为破坏。墓葬里残损铜器形制相对较小，如被折断或者弄弯的矛、戈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呢？有关学者研究认为，墓葬中折弯的小件兵器应该是受当时的丧葬习俗影响造成的，把兵器（以戈最为多见）砸弯折断，放在墓葬里是用来辟邪（驱鬼一说）的，为死者保得平安，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死者为祈求和平的举动，显示出息兵之意。那么窖藏中的青铜器残器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笔者以为，这是由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即礼器管理制度的约束力、青铜器的财富特征、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以及有限的运输能力，造成了很多残损器物的出现。
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使得大大小小的青铜器窖藏出现成为普遍现象，从而使得残器的出现更为多见。西周时期尤其在西周晚期，诸侯征伐、国人暴动等乱象不断上演，贵族的生活常常处于风雨飘摇和不安之中，生活环境的不稳定，首先影响到那些地位较高、财产丰厚的贵族对于青铜器的处置上，一方面出于礼（祭）器管理条款的要求，不能把所有礼器带走，同时以备日后卷土重来，他们把重要的器物和其他财富，秘密地埋在自己的封地内，幻想社会稳定后再回来取出，但是往往由于种种原因，此后他们却没能再回来或者回来，后找不见埋藏位置，以致于礼器被永远埋在地下而形成了现在的窖藏，所以说窖藏的青铜器，最能说明西周时期贵族的封邑所在地及其范围。但是在埋藏各种青铜器的时候，一些器形较大的器物由于受运输工具马车空间的局限性（据现有的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当时的车辆空间都很小。以2015年岐山县京当贺家村发现的马车尺寸，这个被媒体称为“体积大”、“尺寸大”的马车长2.4米，宽1.8米，面积约为4.3平方米，其他扶风出土的马坑、宝鸡鱼国墓地等地出土的马车体积则更小，在坐上驭手和贵族之后，空间更加狭窄，所以很难用来做运输，且在极度混乱的社会中，携带珍宝重器出行也难免盗抢之虞），必须埋在当地，所以把器物分开埋藏或者把大件打碎埋藏，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在窖藏中可以看见更多的大体量青铜器残件。
青铜器的财富特性决定了它们可以被流通或交换，作为一种特殊器皿，它们只是少数特权贵族阶层的专用品，它们既是拥有者等级和身份的象征，又是实实在在的财富，这一点从青铜器上铭文铜被称为“吉金”可以看出。有学者通过研究相关文献记述认为，青铜同样具有货币的流通性质，尤其对于违法的贵族，可以用上交一定重量的铜来代替刑罚，当时所谓五刑均可以以缴纳铜来免除。也有学者研究认为，一部分被打碎的青铜器残块，属于战争胜利后的战利品或者赏赐品，这些被缴获的敌方青铜器，打碎后既可以作为铸造新铜器的原料，也可被当做一定价值的财物，用于交换或者购买东西，所以由于这样的原因，往往在窖藏中见到有好几块残片而不能拼合的情形。
青铜器残器虽然从形观上出现残缺或者残损，但是却反映了当时真实的社会现实，残缺并不妨碍对其全貌的认识和感受，如果说完整是一种美，那么残缺同样具有让人心动的吸引力，正如维纳斯的雕像一样，在我们对残损凝神审视的时候，同样能够感受到历史文化的辉煌和无穷的魅力，残损器物往往会给我们留下更多想象的空间，部分残器保留了较多铭文，其历史科研价值更是不可估量，如1986年在陕西安康县王家坝出土、铭文反映民族冲突战争内容的史密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关注重视残器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可以更为细致地观察器物的细部特征，或用于采取科技手段进行微损采样测定和分析，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它的价值更大于完整器物。基于此，笔者不揣浅陋，特选扶风县博物馆馆藏西周部分青铜礼器残件（主要选器形较大器壁略厚，而且明显为人为损坏特征者）做一介绍，与同好共赏。
■镂空豆座
座残高20.5厘米，重5.25千克，1979年12月出土于扶风法门镇陈村。为豆盘的下部，侈口束腰，下有喇叭状镂空圈足，上部可见四个用于焊接的缺口，表面饰变形的夔龙纹，周原遗址扶风县庄白一号窖藏曾出土过完整的此类镂空豆。
■夔龙纹簋耳
高24.5厘米，重1.9千克，1986年12月召公镇袁新村出土。为簋之一侧附耳，由双角上竖、鼓目张嘴的夔龙和下端低首屈鼻的象头组成，柄末端可见焊接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