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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1971-1981）》（东方出版社2013年1月版，下引该书只注页码。）的出版，为研究宋庆龄的生平与思想提供了新的史料，弥足珍贵。据陈翰笙的外甥女童瑜琼回忆，“文革”爆发后，陈翰笙把宋庆龄以前写给他的信全部烧光了，直到1971年才开始重新收藏宋庆龄的来信，而且长期密不示人，鲜为人知。《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1971-1981）》收录了宋庆龄的159封信，首度披露了宋庆龄在人生最后10年中对于一些人物与事情的看法，很值得认真研究。
值得研究的看法和回忆
首先是对江青的看法。宋庆龄自认“一直对党忠诚”（P94），“我不是江青一帮的追随者！”（P132）1974年6月4日，宋庆龄在信中提及美国友人有意拍一部她提出的“有关中国的好电影”，并且可提供资金与技术人员来华摄制，宋庆龄表示“愿意担任他这个班子的助理”，“后来我被告知我侵入了主席夫人的禁地！我不该触犯她！！”（P97）在这里，宋庆龄对江青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这在当时实为大忌，所以宋庆龄接着关照收信人陈翰笙：“请阅后销毁此信！”粉碎“四人帮”后，宋庆龄在1977年5月31日的信中直称江青是“我们主席的那位缺德的老婆”。（P131）1977年12月6日她又在信中说，毛泽东主席“是我有幸遇到过的最明智的人——他的清晰的思想和教诲引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们必须忠实遵守”。接下来，宋庆龄笔锋一转，直言“但我感到困惑的是，他为什么不一举断绝他和江青的关系，以防止她制造麻烦？”（P145）1978年11月4日，宋庆龄又在信中写道，“同总理关系很密切的”齐燕铭“文革”中受迫害“这一定是那个寡妇干的，……她最近提出要求把每餐的伙食费从现在的一元提高到五元，你说好笑不好笑？党对这种缺德的娘儿们真是太仁慈了！”（P167）
其次是对孙中山的回忆。宋庆龄对孙中山怀有深厚的感情，始终不渝。1972年9月28日她说，在悼念何香凝的文章中“免不了多次提到孙中山，因为我们的生活完全是围绕着他和他的工作的”。（P167）经查，宋庆龄在《何香凝——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一文中20次提到孙中山的名字，如果加上“我的丈夫”的称谓，提到孙中山就有21处！1972年6月宋庆龄在会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夫妇时，后者送给她一本从苏联得到的俄文本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文集，作者是“几位和我们同时在广州的苏联顾问和军官”。拿到书后，宋庆龄急切地要找人翻译。（P55）同年6月30日，宋庆龄正式请陈翰笙帮忙“找到胜任的翻译者”。（P57）7月初，陈翰笙率先翻译了该书的目录，宋庆龄在7月6日的信中表示“从作者的名字来看，我可以大致猜想文章的内容”，接着回忆说：“达林是受列宁委托带信给我丈夫的人，孙中山当时正在桂林筹划北伐。”（P58）9月10日，宋庆龄为了感谢陈翰笙请来的译者翻译了“有用的四个章节”，特“寄上人民币70元”。（P65）苏联人士的纪念文章勾起了宋庆龄对孙中山的回忆，她说孙中山在广州时，“段祺瑞曾派他的秘书许世英来见孙博士，我们抵达天津时他也来接过我们。许在同孙博士谈话时，孙非常生气。当时孙中山已因腹痛而躺倒了。许多次来访，而每次他说的话都让孙博士非常生气，使孙的病情恶化”。（P65）总之，许世英的建议导致孙中山的病情更加恶化，这一史实给研究孙中山与段祺瑞的关系提供了新的佐证。
1973年4月25日，宋庆龄在信中说因病未能会见孙中山恩师康德黎博士的儿子肯尼斯·康德黎。“伦敦的中国学会重印了孙博士的《伦敦蒙难记》”，宋庆龄认为该书的引言应该删除，因为“那是他在情绪极度紧张的状态下写的，并且受到虔信宗教者的影响——他后来后悔了。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以任何方式皈依过基督教，并且他不喜欢所有的传教士”。（P74）宋庆龄这段对孙中山是否是基督教徒的说明十分重要。因为孙中山生前并没有向外界披露过他的后悔。1981年3月2日，宋庆龄在信中认为孙中山的老同志“汪精卫和黄兴确实很坏，……等有一天我和你谈谈其他的‘老同志’的事，你会目瞪口呆的！生活中到处都有这种蛇”。（P189）毫无疑问，宋庆龄对汪精卫和黄兴的恶评显然受到孙中山一面之词的强烈影响。至于孙中山生前包括汪精卫、黄兴在内的老同志是否真是宋庆龄所认为的像蛇一样的坏人，人们可以自己判断。
1980年3月14日，宋庆龄在信中提及有位美国朋友来信要她找一些以孙中山手书的“博爱”为主题的邮票。宋庆龄说：“1949年在美国印发了以华盛顿和孙中山为主题的邮票，很受欢迎。”末了，宋庆龄还表示她要在与邮电部联系时出示这位美国朋友的信。（P184）宋庆龄提到的那个美国朋友是诺瓦克小姐。1980年2月，宋庆龄在致诺瓦克小姐的信中感谢其惠赐的纪念邮票“华盛顿和孙逸仙”，同时明确提出“将送一枚给我国邮电部，并请他们把我丈夫手书‘博爱’两字制成一种邮票，因为我们再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和平及对人类的爱”。（《宋庆龄书信集》下，P872）
第三，与伊罗生的交往。20世纪30年代，伊罗生与宋庆龄有过一段工作关系。1973年，宋庆龄得到了伊罗生编的一本短篇小说集《草鞋脚》（1974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在12月28日的信中表示要寄给陈翰笙，以听取意见。宋庆龄接着说：“恐怕他仍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尽管他以前极为友好，但是要邀请这样一个人来，很为难！”（P86）1974年1月2日，宋庆龄在信中说明，《草鞋脚》是伊罗生夫妇在鲁迅的指导下编辑的。“所附文章是伊罗生的引言（据伊罗生自己的回忆，引言中记述了宋庆龄“在上海时期的活动”），他征求我的意见。除此之外，他还表示想来‘见我’——想知道是否可以。”（P87）三天后，宋庆龄又在信中透露抗日战争时期，伊罗生在重庆时“曾被邀请去延安！这事情除了邓颖超之外无人知晓”。（P88）同年2月，伊罗生从香港返回波士顿前后还在询问宋庆龄“流感是什么时候好的，什么时候是访问中国和帮他们得到签证的最佳时机”。（P90）1976年7月7日，宋庆龄又在信中回忆1933年2月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在上海短暂停留时前来参加在自己寓所午餐会的情形：“在场的客人还有鲁迅、蔡元培、林语堂、伊罗生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这次“本应有很有意义的谈话”的聚会由于史沫特菜大声对伊罗生讲“激怒他”，而变得“没有什么成果”。萧伯纳看了史沫特莱一眼，“只有林语堂随便闲谈了几句”。（P122-123）同年10月12日，宋庆龄在信中就若干历史问题作了说明。她说：“说我去德国领事馆只有鲁迅同去是不对的，但我已不记得同去的还有哪些人。”其实，1933年5月13日陪同宋庆龄前往德国驻沪领事馆抗议德国法西斯对进步人士与犹太人迫害的，还有伊罗生和史沫特莱等人。“至于《人民中国》刊登的照片，出版社抹去了其他两名在我家午餐会上会晤萧伯纳的人，即伊罗生和林语堂。显然这两个人是与我们持不同政见的。”（P129）1980年，在宋庆龄的大力帮助下，伊罗生这个在“文革”中被认为是“叛徒”、“永远不该被邀请”的人终于获准访华，并与宋庆龄进行了面对面的亲切交谈。
值得研究的看法和回忆
首先是对江青的看法。宋庆龄自认“一直对党忠诚”（P94），“我不是江青一帮的追随者！”（P132）1974年6月4日，宋庆龄在信中提及美国友人有意拍一部她提出的“有关中国的好电影”，并且可提供资金与技术人员来华摄制，宋庆龄表示“愿意担任他这个班子的助理”，“后来我被告知我侵入了主席夫人的禁地！我不该触犯她！！”（P97）在这里，宋庆龄对江青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这在当时实为大忌，所以宋庆龄接着关照收信人陈翰笙：“请阅后销毁此信！”粉碎“四人帮”后，宋庆龄在1977年5月31日的信中直称江青是“我们主席的那位缺德的老婆”。（P131）1977年12月6日她又在信中说，毛泽东主席“是我有幸遇到过的最明智的人——他的清晰的思想和教诲引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们必须忠实遵守”。接下来，宋庆龄笔锋一转，直言“但我感到困惑的是，他为什么不一举断绝他和江青的关系，以防止她制造麻烦？”（P145）1978年11月4日，宋庆龄又在信中写道，“同总理关系很密切的”齐燕铭“文革”中受迫害“这一定是那个寡妇干的，……她最近提出要求把每餐的伙食费从现在的一元提高到五元，你说好笑不好笑？党对这种缺德的娘儿们真是太仁慈了！”（P167）
其次是对孙中山的回忆。宋庆龄对孙中山怀有深厚的感情，始终不渝。1972年9月28日她说，在悼念何香凝的文章中“免不了多次提到孙中山，因为我们的生活完全是围绕着他和他的工作的”。（P167）经查，宋庆龄在《何香凝——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一文中20次提到孙中山的名字，如果加上“我的丈夫”的称谓，提到孙中山就有21处！1972年6月宋庆龄在会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夫妇时，后者送给她一本从苏联得到的俄文本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文集，作者是“几位和我们同时在广州的苏联顾问和军官”。拿到书后，宋庆龄急切地要找人翻译。（P55）同年6月30日，宋庆龄正式请陈翰笙帮忙“找到胜任的翻译者”。（P57）7月初，陈翰笙率先翻译了该书的目录，宋庆龄在7月6日的信中表示“从作者的名字来看，我可以大致猜想文章的内容”，接着回忆说：“达林是受列宁委托带信给我丈夫的人，孙中山当时正在桂林筹划北伐。”（P58）9月10日，宋庆龄为了感谢陈翰笙请来的译者翻译了“有用的四个章节”，特“寄上人民币70元”。（P65）苏联人士的纪念文章勾起了宋庆龄对孙中山的回忆，她说孙中山在广州时，“段祺瑞曾派他的秘书许世英来见孙博士，我们抵达天津时他也来接过我们。许在同孙博士谈话时，孙非常生气。当时孙中山已因腹痛而躺倒了。许多次来访，而每次他说的话都让孙博士非常生气，使孙的病情恶化”。（P65）总之，许世英的建议导致孙中山的病情更加恶化，这一史实给研究孙中山与段祺瑞的关系提供了新的佐证。
1973年4月25日，宋庆龄在信中说因病未能会见孙中山恩师康德黎博士的儿子肯尼斯·康德黎。“伦敦的中国学会重印了孙博士的《伦敦蒙难记》”，宋庆龄认为该书的引言应该删除，因为“那是他在情绪极度紧张的状态下写的，并且受到虔信宗教者的影响——他后来后悔了。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以任何方式皈依过基督教，并且他不喜欢所有的传教士”。（P74）宋庆龄这段对孙中山是否是基督教徒的说明十分重要。因为孙中山生前并没有向外界披露过他的后悔。1981年3月2日，宋庆龄在信中认为孙中山的老同志“汪精卫和黄兴确实很坏，……等有一天我和你谈谈其他的‘老同志’的事，你会目瞪口呆的！生活中到处都有这种蛇”。（P189）毫无疑问，宋庆龄对汪精卫和黄兴的恶评显然受到孙中山一面之词的强烈影响。至于孙中山生前包括汪精卫、黄兴在内的老同志是否真是宋庆龄所认为的像蛇一样的坏人，人们可以自己判断。
1980年3月14日，宋庆龄在信中提及有位美国朋友来信要她找一些以孙中山手书的“博爱”为主题的邮票。宋庆龄说：“1949年在美国印发了以华盛顿和孙中山为主题的邮票，很受欢迎。”末了，宋庆龄还表示她要在与邮电部联系时出示这位美国朋友的信。（P184）宋庆龄提到的那个美国朋友是诺瓦克小姐。1980年2月，宋庆龄在致诺瓦克小姐的信中感谢其惠赐的纪念邮票“华盛顿和孙逸仙”，同时明确提出“将送一枚给我国邮电部，并请他们把我丈夫手书‘博爱’两字制成一种邮票，因为我们再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和平及对人类的爱”。（《宋庆龄书信集》下，P872）
第三，与伊罗生的交往。20世纪30年代，伊罗生与宋庆龄有过一段工作关系。1973年，宋庆龄得到了伊罗生编的一本短篇小说集《草鞋脚》（1974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在12月28日的信中表示要寄给陈翰笙，以听取意见。宋庆龄接着说：“恐怕他仍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尽管他以前极为友好，但是要邀请这样一个人来，很为难！”（P86）1974年1月2日，宋庆龄在信中说明，《草鞋脚》是伊罗生夫妇在鲁迅的指导下编辑的。“所附文章是伊罗生的引言（据伊罗生自己的回忆，引言中记述了宋庆龄“在上海时期的活动”），他征求我的意见。除此之外，他还表示想来‘见我’——想知道是否可以。”（P87）三天后，宋庆龄又在信中透露抗日战争时期，伊罗生在重庆时“曾被邀请去延安！这事情除了邓颖超之外无人知晓”。（P88）同年2月，伊罗生从香港返回波士顿前后还在询问宋庆龄“流感是什么时候好的，什么时候是访问中国和帮他们得到签证的最佳时机”。（P90）1976年7月7日，宋庆龄又在信中回忆1933年2月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在上海短暂停留时前来参加在自己寓所午餐会的情形：“在场的客人还有鲁迅、蔡元培、林语堂、伊罗生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这次“本应有很有意义的谈话”的聚会由于史沫特菜大声对伊罗生讲“激怒他”，而变得“没有什么成果”。萧伯纳看了史沫特莱一眼，“只有林语堂随便闲谈了几句”。（P122-123）同年10月12日，宋庆龄在信中就若干历史问题作了说明。她说：“说我去德国领事馆只有鲁迅同去是不对的，但我已不记得同去的还有哪些人。”其实，1933年5月13日陪同宋庆龄前往德国驻沪领事馆抗议德国法西斯对进步人士与犹太人迫害的，还有伊罗生和史沫特莱等人。“至于《人民中国》刊登的照片，出版社抹去了其他两名在我家午餐会上会晤萧伯纳的人，即伊罗生和林语堂。显然这两个人是与我们持不同政见的。”（P129）1980年，在宋庆龄的大力帮助下，伊罗生这个在“文革”中被认为是“叛徒”、“永远不该被邀请”的人终于获准访华，并与宋庆龄进行了面对面的亲切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