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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在中学时代就已读到萨根的科普作品了，就是那部获得了普利策奖的《伊甸园的飞龙》。我还可以有把握地说，1986年生物学高考有一道关于污染与虫子的选择题，肯定是从萨根这本书中“化”出来的。记得有几位同学走出考场后议及此题，答案不一，我吹牛说想都没想就搞定——恰恰在复习备战最紧张的时候，我把这本书当“闲书”翻过。
此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萨根设想把宇宙的150亿年时间压缩成1年。这样，地球历史上的每10亿年，就相当于这种“宇宙年”的24天左右，“宇宙年”的每秒表示地球绕太阳公转475周。他写道：
在此宇宙年里，9月初地球还没从星际物质中冷凝形成，恐龙仅出现在圣诞节前夜。开花植物首次出现在12月28日，男人和女人的起源发生在12月31日22时30分。所有人类有记载的历史都排在12月31日的最后10秒内。从中世纪的衰落到现在仅仅是1秒多时间……
一个似乎是环环相扣的机遇，把我跟萨根越来越多地联在了一起。
1997年一2002年，是我从事科普活动和科普创作比较集中的阶段。我十分感怀那段美好的时光，虽然那期间也并非全然是阳光灿烂，多少也经历了一些凄风苦雨。我感觉自己在阅读、实践和感悟中，渐渐地成熟了、开阔了、坚强了，同时也更加明确了事业发展和人生奋斗的方向。如果说，是阿西莫夫和叶永烈将少年的我引进了科学世界，那么，则是卡尔·萨根助推年轻的我更多、更深入地思考了科学与人生。
萨根与阿西莫夫一样，擅长用生动、形象、简明的语言来向大众讲解科学知识。1992年4月，萨根在悼念阿西莫夫时，曾经这样写道：
我们永远也无法知晓，究竟有多少第一线的科学家由于读了阿西莫夫的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或某一个小故事而触发了灵感；也无法知晓有多少普通的公民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对科学事业寄予深情……我担心我们身旁再也没有阿西莫夫激励年轻人奋发学习和投身科学了。
我以为，卡尔·萨根的“担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阿西莫夫科普作品的价值和影响。其实，这句话同样也可用于萨根本人。萨根逝世后，美国一些一流的天文学家曾直言：即便你不承认萨根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天文学家，你也必须承认他在激发公众对天文学的兴趣上是独一无二的，目前，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替代他。也有人评价说，萨根对科学的精辟见解使他成为“唯一能够用简明扼要的语言说明科学是什么的科学家”。
萨根在其事业的早期便已经认识到：科学家有责任参与社会。科学的发现只有跟大家分享才有价值，他也比绝大多数科学家更清楚：只有激发了公众参与科学的激情从而支持它继续前进时，科学也才能够继续辉煌。难能可贵的是，在很少有科学家实际投身于对介乎科学边缘的或伪科学的信念进行检验并向之挑战时，萨根勇敢地站了出来，义无反顾地跟迷信、盲从和伪科学抗争。他曾写道：
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希望在下个世纪生存得好，且其基本价值不受影响的话，那么就应该关心国民的思维、理解水平，并为未来做好规划。我坚持认为，科学是达到上述目的的基本手段——它不仅是专业人员所讨论的科学，而更是整个人类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科学。如果科学家不来完成科学普及的工作，谁来完成?
十多年前的12月20日，一颗仅仅运转了62个年头的不平凡的大脑，在大洋彼岸永远地停止了思考——怀着对科学和科普事业的无限眷恋，怀着对迷信与伪科学的深恶痛绝，怀着对地外文明探索的殷切期待，卡尔·萨根走了。
这位可亲可敬的“科学先生”刚过完60岁生日没几个月，就被诊断出患了一种罕见的疾病——骨髓异常不良增生症。他以无畏的勇气，乐观、坚强地跟疾病斗争了将近两年，最后不幸死于肺炎。
他实在是心有不甘——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做完!同时他也感到欣慰，因为他从科学研究之中延伸出来，倾注了满腔热情进行写作、讲课、演说和电视节目制作，已经使得全世界的千百万人深得其益、深受感染，启发、激励了许多年轻学子投身于科学。他也成了许多人心目中代表现代科学的偶像，并被他的科学家同行誉为“独一无二的科学‘传教士”’。
然而，许多人也知道，萨根生前曾因从事科学传播而遭到一些科学家同行的轻视与嘲笑——在他们眼里，萨根的所作所为乃是不务正业、哗众取宠；他们甚至认为，向公众进行科普宣传降低了科学家的身价。
真可叹!由于萨根做科普的名声远远大过搞科研，也由于同行们对他的作为评价不一，竟使得他虽然有过三次提名，但直到他撒手人寰也没有人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按照他的一些秉持公正立场的同行的说法，萨根作为科普家的一面“绝不能遮掩他对科学做出的贡献”。如果他不做科普工作，单凭他在天体物理学方面的多项创新成就，他恐怕早就“混”得个院士“头衔”了。
唉，他的名气已然大到了对自己不利的地步!这样一种现象——热心科普的科学家在社会上大受欢迎，但在圈内(“正统”的科学界)的日子却很难过——人们谓之“萨根效应”。
就我所知，“萨根效应”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英国皇家学会在刚刚结束的一次关于科学家和工程师参与科学技术传播活动的情况调查结果显示，64％的人认为自己应该有更多时间参与科学技术传播活动；29％的人认为从事科学技术传播活动会耽误自己从事专业研究的时间(这是他们不愿意从事科普的主要原因)。另外有20％的科学家认为，从事科学传播活动过多会被其他科学家看不起。还有3％的科学家认为，同行给他们带来的压力是他们参与科学传播的主要障碍。
两个月前，我在与中国一位热心科普且成绩斐然的科学家聊天时也听他谈到，他当年搞科普“只能偷偷摸摸地干”。实际上，哪怕他纯粹是利用业余时间在家里爬格子，也依然少不了闲言碎语。科普文章、科普图书不仅不能作为职称晋升的依据，反过来还会影响职称评定。
但从科学发展的历程看，科学普及与科学家的科研探索往往是交叉并行乃至相辅相成的。常有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似在不经意间走上“前台”，担当了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并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普及”效果和“示范”效应——从法拉第关于蜡烛的“圣诞讲座”，到霍金谈及宇宙演化的《时间简史》，都留下了科学家寄情科普、“反哺”社会的好口碑。
不过，科普作品与科研成果毕竟有着本质的差别，其职业规范和评价体系也大不一样，所以，尽管科学家不可以回避其科学普及的社会责任，但我并不以为科学普及的职业重任应该由科学家来承担。
就此话题，我的一位研究科技政策的朋友提出：作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者”，科学家积极参与科普活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仍然是当代社会以及现代科技发展的时代要求。科学界应建立相应的机制，积极协助职业的科学传播者共同推进当代科普事业的发展；应当鼓励一些在科普创作和宣传方面有专长、有兴趣的科研人员身兼二职，或者加入到职业化的科普队伍中去。我觉得，这几条建议倒比较切合实际。
萨根有言：科学，不仅是专业人员所讨论的科学，更应是整个人类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科学。
的确，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
此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萨根设想把宇宙的150亿年时间压缩成1年。这样，地球历史上的每10亿年，就相当于这种“宇宙年”的24天左右，“宇宙年”的每秒表示地球绕太阳公转475周。他写道：
在此宇宙年里，9月初地球还没从星际物质中冷凝形成，恐龙仅出现在圣诞节前夜。开花植物首次出现在12月28日，男人和女人的起源发生在12月31日22时30分。所有人类有记载的历史都排在12月31日的最后10秒内。从中世纪的衰落到现在仅仅是1秒多时间……
一个似乎是环环相扣的机遇，把我跟萨根越来越多地联在了一起。
1997年一2002年，是我从事科普活动和科普创作比较集中的阶段。我十分感怀那段美好的时光，虽然那期间也并非全然是阳光灿烂，多少也经历了一些凄风苦雨。我感觉自己在阅读、实践和感悟中，渐渐地成熟了、开阔了、坚强了，同时也更加明确了事业发展和人生奋斗的方向。如果说，是阿西莫夫和叶永烈将少年的我引进了科学世界，那么，则是卡尔·萨根助推年轻的我更多、更深入地思考了科学与人生。
萨根与阿西莫夫一样，擅长用生动、形象、简明的语言来向大众讲解科学知识。1992年4月，萨根在悼念阿西莫夫时，曾经这样写道：
我们永远也无法知晓，究竟有多少第一线的科学家由于读了阿西莫夫的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或某一个小故事而触发了灵感；也无法知晓有多少普通的公民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对科学事业寄予深情……我担心我们身旁再也没有阿西莫夫激励年轻人奋发学习和投身科学了。
我以为，卡尔·萨根的“担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阿西莫夫科普作品的价值和影响。其实，这句话同样也可用于萨根本人。萨根逝世后，美国一些一流的天文学家曾直言：即便你不承认萨根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天文学家，你也必须承认他在激发公众对天文学的兴趣上是独一无二的，目前，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替代他。也有人评价说，萨根对科学的精辟见解使他成为“唯一能够用简明扼要的语言说明科学是什么的科学家”。
萨根在其事业的早期便已经认识到：科学家有责任参与社会。科学的发现只有跟大家分享才有价值，他也比绝大多数科学家更清楚：只有激发了公众参与科学的激情从而支持它继续前进时，科学也才能够继续辉煌。难能可贵的是，在很少有科学家实际投身于对介乎科学边缘的或伪科学的信念进行检验并向之挑战时，萨根勇敢地站了出来，义无反顾地跟迷信、盲从和伪科学抗争。他曾写道：
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希望在下个世纪生存得好，且其基本价值不受影响的话，那么就应该关心国民的思维、理解水平，并为未来做好规划。我坚持认为，科学是达到上述目的的基本手段——它不仅是专业人员所讨论的科学，而更是整个人类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科学。如果科学家不来完成科学普及的工作，谁来完成?
十多年前的12月20日，一颗仅仅运转了62个年头的不平凡的大脑，在大洋彼岸永远地停止了思考——怀着对科学和科普事业的无限眷恋，怀着对迷信与伪科学的深恶痛绝，怀着对地外文明探索的殷切期待，卡尔·萨根走了。
这位可亲可敬的“科学先生”刚过完60岁生日没几个月，就被诊断出患了一种罕见的疾病——骨髓异常不良增生症。他以无畏的勇气，乐观、坚强地跟疾病斗争了将近两年，最后不幸死于肺炎。
他实在是心有不甘——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做完!同时他也感到欣慰，因为他从科学研究之中延伸出来，倾注了满腔热情进行写作、讲课、演说和电视节目制作，已经使得全世界的千百万人深得其益、深受感染，启发、激励了许多年轻学子投身于科学。他也成了许多人心目中代表现代科学的偶像，并被他的科学家同行誉为“独一无二的科学‘传教士”’。
然而，许多人也知道，萨根生前曾因从事科学传播而遭到一些科学家同行的轻视与嘲笑——在他们眼里，萨根的所作所为乃是不务正业、哗众取宠；他们甚至认为，向公众进行科普宣传降低了科学家的身价。
真可叹!由于萨根做科普的名声远远大过搞科研，也由于同行们对他的作为评价不一，竟使得他虽然有过三次提名，但直到他撒手人寰也没有人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按照他的一些秉持公正立场的同行的说法，萨根作为科普家的一面“绝不能遮掩他对科学做出的贡献”。如果他不做科普工作，单凭他在天体物理学方面的多项创新成就，他恐怕早就“混”得个院士“头衔”了。
唉，他的名气已然大到了对自己不利的地步!这样一种现象——热心科普的科学家在社会上大受欢迎，但在圈内(“正统”的科学界)的日子却很难过——人们谓之“萨根效应”。
就我所知，“萨根效应”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英国皇家学会在刚刚结束的一次关于科学家和工程师参与科学技术传播活动的情况调查结果显示，64％的人认为自己应该有更多时间参与科学技术传播活动；29％的人认为从事科学技术传播活动会耽误自己从事专业研究的时间(这是他们不愿意从事科普的主要原因)。另外有20％的科学家认为，从事科学传播活动过多会被其他科学家看不起。还有3％的科学家认为，同行给他们带来的压力是他们参与科学传播的主要障碍。
两个月前，我在与中国一位热心科普且成绩斐然的科学家聊天时也听他谈到，他当年搞科普“只能偷偷摸摸地干”。实际上，哪怕他纯粹是利用业余时间在家里爬格子，也依然少不了闲言碎语。科普文章、科普图书不仅不能作为职称晋升的依据，反过来还会影响职称评定。
但从科学发展的历程看，科学普及与科学家的科研探索往往是交叉并行乃至相辅相成的。常有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似在不经意间走上“前台”，担当了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并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普及”效果和“示范”效应——从法拉第关于蜡烛的“圣诞讲座”，到霍金谈及宇宙演化的《时间简史》，都留下了科学家寄情科普、“反哺”社会的好口碑。
不过，科普作品与科研成果毕竟有着本质的差别，其职业规范和评价体系也大不一样，所以，尽管科学家不可以回避其科学普及的社会责任，但我并不以为科学普及的职业重任应该由科学家来承担。
就此话题，我的一位研究科技政策的朋友提出：作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者”，科学家积极参与科普活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仍然是当代社会以及现代科技发展的时代要求。科学界应建立相应的机制，积极协助职业的科学传播者共同推进当代科普事业的发展；应当鼓励一些在科普创作和宣传方面有专长、有兴趣的科研人员身兼二职，或者加入到职业化的科普队伍中去。我觉得，这几条建议倒比较切合实际。
萨根有言：科学，不仅是专业人员所讨论的科学，更应是整个人类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科学。
的确，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