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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摘自“十八大”报告
党的十六大以来，如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实现社会稳定，一直都是社会关心的现实问题。
“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着重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相比5年前的十七大大报告，此次报告着重突出了社会管理创新，尤其是基层社会管理。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明指出，未来，基层党组织不仅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还要重视人民群众的诉求表达。要进一步畅通表达渠道，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
网格管理，精细服务
长久以来，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载体，是广大群众生活、工作、学习的基本单元，是我国基层群众参与社会管理、服务的综合平台。近年来，为了增强维护社会稳定能力、扎实社会管理基层基础、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基层社区的管理创新。从成立“社会管理委员会”和“和谐企业工作室”，再到“看单点菜”和“网格化管理”，无不反映出“群众满意”、“服务群众”已经成为各地基层社区改革的重要内容。
2004年，为了响应中央提出的“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口号，北京市以东城区为试点，对全区推行网格化管理的新模式。
在东城区所管辖的25.6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一共划分了1652个大大小小的网格单元，每个网格都有“七种力量”参与，包括网格管理员、网格助理员、网格警员、网格督导员、网格党支部书记、网格司法工作者、网格消防员。
“万米网格，比社区还小，责任更加明确，服务也更加周到。”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科技处副处长宋刚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网格化的社区管理，实现了城市管理监督中心和城市管理指挥中心的两轴分立，基层社区服务的行政效率得到显著提高。
东城区的经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随即，北京市朝阳区、海淀区等区县都开始了网格化城市管理的本地尝试。例如，朝阳区将涵盖居民生活的79个大类、439个小类、3452个细类的社会事务全部数字化，力求在出门10分钟、行走1公里的时间和范围内，居民可以实现吃饭、买菜、理发、看小病等日常需求。
比较之下，西城区推行的网格化社区管理创新更加注重信息化、智能化。目前，在社会管理工作实践中，西城区德胜街道将23个社区划分成了238个网格化责任区，希望将社区居委会、服务站的各类服务管理业务下沉到责任区，实现业务的扁平化管理。另外，该街道还设立由基础库和应用库组成的数据信息管理中心，通过一个中枢管理平台，利用“一张电子图”实时监控指挥系统。具体来说，即每个网格责任人每天都必须通过短信平台、PDA等电子工具，对各类事件和业务进行上报；指挥中心对上报的信息进行整理、综合，然后对各种力量进行指挥调度，进一步提升社区服务的速度和质量。
主体多元，协同管理
农村作为中国社会的基础，一直都是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特别是，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利益关系、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发生变化，现有的社会管理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当前农村社会的现实需要。
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强化农村社会管理，强调“坚持服务农民，依靠农民，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农村社区建设，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之后，全国各地针对农村社区管理陆续探索出了“枫桥经验”、“党群联组”、“一体化大综治”等群防群治的管理模式，突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主体治理的特点，进一步优化党委、政府与社会、公民之间的管理模式。
1963年，作为我国农村社区管理创新尝试的“第一块试验田”，浙江的“枫桥经验”获得了毛泽东同志的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新时期，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入，浙江省绍兴市枫桥镇在农村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分配方式、人员流动等社会管理问题。在一段时间里，村民个体之间、村民个体和集体之间、村民与企业、社会组织之间的矛盾纠纷频繁上演，对基层社会稳定产生很大影响。
结合农村社区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需要，枫桥镇在继续发挥党委领导作用的同时，还邀请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人民团体参与农村社区治理。通过工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紧密联系村委会、企业、农民三者的关系，促进农村劳动关系和谐。
居民始终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枫桥镇的村干部、村民代表、党小组长等以综治信息员、调解员、消费维权联络员、土地监管联络员、义务巡防员、义务消防员、平安志愿者等不同身份参与社区治理的人数，超过总人口的10%；而通过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居民超过总人口的50%。
“枫桥镇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最大特点，就是借助‘网格化’把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协同起来治理。”中共绍兴枫桥研究所的卢芳霞介绍，这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联动、左右协调的大网，全面整合了社会管理与服务资源。目前这张网已在全省推广。
法治管理，保障民生
近十年来，党和国家在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实践，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社会管理依然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社会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制度、方法、手段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改进和加强的地方。”日前，十八大代表陈冀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强调。
在很多城市社区，党委政府的工作中心和宣传重点依然放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上，无法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公共服务需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作用明显，却也存在防控色彩浓厚、政府机构臃肿、基层服务人员待遇低下等问题。”来自北京社区服务中心的周吉平认为，网格化社区管理并不意味着社会管理创新的最高层次。未来针对政府公共服务的精准化、群众民主权力的实现，将有更多更好的模式出现。
“未来构建和谐社会的难点、重点在农民，法治是农村管理建设的最大短板。”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里长期关注我国农村基层管理建设，提出在中国农村依然存在着“重人治、轻法治”的落后观念。农村财务管理混乱、村干部私自挪用集体资产、利益面前偏亲向友、重大决策不民主、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现象，严重干扰干群关系。
对此，很多代表对十八大报告中“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给予了极高的肯定。陈冀平说：“法治保障必然使社会管理格局更加完善，更具操作性，这也为我们进一步做好社会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六大以来，如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实现社会稳定，一直都是社会关心的现实问题。
“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着重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相比5年前的十七大大报告，此次报告着重突出了社会管理创新，尤其是基层社会管理。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明指出，未来，基层党组织不仅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还要重视人民群众的诉求表达。要进一步畅通表达渠道，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
网格管理，精细服务
长久以来，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载体，是广大群众生活、工作、学习的基本单元，是我国基层群众参与社会管理、服务的综合平台。近年来，为了增强维护社会稳定能力、扎实社会管理基层基础、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基层社区的管理创新。从成立“社会管理委员会”和“和谐企业工作室”，再到“看单点菜”和“网格化管理”，无不反映出“群众满意”、“服务群众”已经成为各地基层社区改革的重要内容。
2004年，为了响应中央提出的“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口号，北京市以东城区为试点，对全区推行网格化管理的新模式。
在东城区所管辖的25.6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一共划分了1652个大大小小的网格单元，每个网格都有“七种力量”参与，包括网格管理员、网格助理员、网格警员、网格督导员、网格党支部书记、网格司法工作者、网格消防员。
“万米网格，比社区还小，责任更加明确，服务也更加周到。”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科技处副处长宋刚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网格化的社区管理，实现了城市管理监督中心和城市管理指挥中心的两轴分立，基层社区服务的行政效率得到显著提高。
东城区的经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随即，北京市朝阳区、海淀区等区县都开始了网格化城市管理的本地尝试。例如，朝阳区将涵盖居民生活的79个大类、439个小类、3452个细类的社会事务全部数字化，力求在出门10分钟、行走1公里的时间和范围内，居民可以实现吃饭、买菜、理发、看小病等日常需求。
比较之下，西城区推行的网格化社区管理创新更加注重信息化、智能化。目前，在社会管理工作实践中，西城区德胜街道将23个社区划分成了238个网格化责任区，希望将社区居委会、服务站的各类服务管理业务下沉到责任区，实现业务的扁平化管理。另外，该街道还设立由基础库和应用库组成的数据信息管理中心，通过一个中枢管理平台，利用“一张电子图”实时监控指挥系统。具体来说，即每个网格责任人每天都必须通过短信平台、PDA等电子工具，对各类事件和业务进行上报；指挥中心对上报的信息进行整理、综合，然后对各种力量进行指挥调度，进一步提升社区服务的速度和质量。
主体多元，协同管理
农村作为中国社会的基础，一直都是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特别是，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利益关系、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发生变化，现有的社会管理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当前农村社会的现实需要。
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强化农村社会管理，强调“坚持服务农民，依靠农民，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农村社区建设，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之后，全国各地针对农村社区管理陆续探索出了“枫桥经验”、“党群联组”、“一体化大综治”等群防群治的管理模式，突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主体治理的特点，进一步优化党委、政府与社会、公民之间的管理模式。
1963年，作为我国农村社区管理创新尝试的“第一块试验田”，浙江的“枫桥经验”获得了毛泽东同志的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新时期，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入，浙江省绍兴市枫桥镇在农村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分配方式、人员流动等社会管理问题。在一段时间里，村民个体之间、村民个体和集体之间、村民与企业、社会组织之间的矛盾纠纷频繁上演，对基层社会稳定产生很大影响。
结合农村社区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需要，枫桥镇在继续发挥党委领导作用的同时，还邀请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人民团体参与农村社区治理。通过工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紧密联系村委会、企业、农民三者的关系，促进农村劳动关系和谐。
居民始终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枫桥镇的村干部、村民代表、党小组长等以综治信息员、调解员、消费维权联络员、土地监管联络员、义务巡防员、义务消防员、平安志愿者等不同身份参与社区治理的人数，超过总人口的10%；而通过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居民超过总人口的50%。
“枫桥镇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最大特点，就是借助‘网格化’把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协同起来治理。”中共绍兴枫桥研究所的卢芳霞介绍，这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联动、左右协调的大网，全面整合了社会管理与服务资源。目前这张网已在全省推广。
法治管理，保障民生
近十年来，党和国家在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实践，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社会管理依然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社会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制度、方法、手段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改进和加强的地方。”日前，十八大代表陈冀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强调。
在很多城市社区，党委政府的工作中心和宣传重点依然放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上，无法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公共服务需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作用明显，却也存在防控色彩浓厚、政府机构臃肿、基层服务人员待遇低下等问题。”来自北京社区服务中心的周吉平认为，网格化社区管理并不意味着社会管理创新的最高层次。未来针对政府公共服务的精准化、群众民主权力的实现，将有更多更好的模式出现。
“未来构建和谐社会的难点、重点在农民，法治是农村管理建设的最大短板。”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里长期关注我国农村基层管理建设，提出在中国农村依然存在着“重人治、轻法治”的落后观念。农村财务管理混乱、村干部私自挪用集体资产、利益面前偏亲向友、重大决策不民主、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现象，严重干扰干群关系。
对此，很多代表对十八大报告中“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给予了极高的肯定。陈冀平说：“法治保障必然使社会管理格局更加完善，更具操作性，这也为我们进一步做好社会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