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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众文化在体现其正面价值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被充分暴露了出来。抑止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引导其走出低俗化的低谷势在必行、刻不容缓。本文从享乐心理、叛逆心理、释放心理、崇洋心理、盲从心理五方面分析了大众审美中低俗化倾向的心理基础。
[关键词]大众审美;低俗倾向;心理基础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2-0053-02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其正面价值与负面效应,弘扬正面价值,抑制负面效应,是文化良性运演、健康发展的关键。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波及面广、覆盖面大、触及层面多、影响深远的一种文化形态,在体现正面价值的同时,负面效应也被充分暴露了出来。“伴随时代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大众文化表现出不可忽视的低俗化倾向。低俗歌曲、恶搞事件、网络混战、情色诱惑情境、语言暴力倾向、罪案八卦新闻,乃至各种性暗示意味极强的保健、丰胸、美容、整形广告……诸如此类的现象和‘事件’此起彼伏,与先进文化的品格很不一致、谐调,且屡禁不止。”其存在多方面原因,丁帆曾痛心疾首地说:“鸦片和妓女往往比口香糖和雷锋形象更为喜闻乐见!国民的劣根性往往通过大众文化传媒体表现得更淋漓尽致。”当前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滑坡与此不无关系。抑制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引导其走出低俗化的低谷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分析大众审美中低俗化倾向的心理基础,以期对症下药、采取措施,不失为一纸良方、一個佳策。
一、享乐心理
在现代社会,文化消费已成为人们重要的消费内容。文化历来有高低、雅俗之分:高雅文化的消费需要受众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修养和情感操守的积淀,参与的心理元素多,审美强度大,容易产生审美疲劳;而俗文化,尤其是低俗文化,不需要什么审美门槛,而且它以迎合、满足人性的低级趣味为主,审美强度小,造成审美疲劳的可能性不大,却容易产生生理快感。大众文化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受众的审美条件降到最低点,迎合了个体享乐的本性,这无形中注定了其拥有众多的受众。
春节晚会上,人们喜爱观看小品,而对于京剧这样的国粹却相当冷淡。书店里,时尚书刊、笑话故事、武侠小说畅销走俏,而哲学、诗歌等经典读物却是冷冷清清、鲜有人问津。在西北流行一时的各地方言版搞笑剧正体现了这种享乐心理。剧中内容多为俗众生活琐事,没有主题可言,全为滑稽庸俗的言行,使观众频频忍俊不禁、捧腹大笑。还有《我爱我家》、《炊事班的故事》这样的情景喜剧,其显著特征是平面化的主题、对经典的解构、叛逆不轨的言行。观众的接受侧重于寻求生理上的快乐。
二、叛逆心理
叛逆心理来源于文化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对人性的规范与人性获得自由的内在张力。文明要进步,必然要以人性规范为代价;人性要获得自由、解放,必然要求挣脱文明的枷锁。这种张力、矛盾是无法克服的。
叛逆心理还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有关。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缘起与西方工业文明的本质文化精神——技术理性主义的危机直接相关,它企图消解一切绝对的、给定的、中心的东西,也消解人的主体性,达到自我消解的境界。后现代主义把否定意识推到了极致,目的是为了激起人们对深刻的文化危机的认识,但这无形中激活了人性深处的叛逆心理。
历史象征物,往往是诗人表达生命意识、家国情怀、理想抱负的最佳意象,诸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幽州台。面对西安的大雁塔,诗人韩东却有这样的感受体验:“有关大雁塔/我们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这种懒散、平实的语气和行为拆解了英雄、理想、历史的深度,告别深沉,走向平庸。铭刻了历史风雨痕迹的大雁塔,在韩东笔下却成了一个无生命、无历史、无审美价值的砖木结构建筑物。在这里,崇高变成了平庸,神性变成了物性。
三、释放心理
激烈的竞争、生存的困境、坎坷多变的人生、难以预料的命运、变幻莫测的社会……这一切注定了现代人生活在一个高压环境中。存在主义揭示了人的生存境遇:人是“孤独的个体”,人生充满了恐惧、厌烦、忧郁和绝望。如何释放压力、驱遣忧郁、走出困境,大众文化为此提供了一个解压场、出气筒:卡拉OK、蹦迪等娱乐项目五花八门、目不暇接,与现代人释放压力、寻求刺激、体验高峰的心理对接联姻。弗洛伊德认为,压抑本能冲动是必要的,然而不能过分。如果压力过大,反作用力就会冲破限制,影响人的理性。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现代都市人怪异、疯狂的行为以及发泄自我、寻求感官刺激的举动和行为。
发达的工业文化造成了对人性的压抑甚至异化。人们之所以会广泛地参与各种大众审美活动,最基本的动机是他们力图通过自我表现的感性途径,炫耀自己的肉体存在,以期释放人的本质力量。这些本质力量主要有与生本能直接相关的生命活力,如一些女性不再青睐古典淑女的温柔娴静,而向往外向型、阳刚性;还有与性本能直接相关的性感惑力,如时装表演、巨幅广告、杂志封面、人体摄影等充溢着性感十足的性本能思想。
四、崇洋心理
当前,我们正处于文化转型的风口浪尖,全球化、多元化的理念已经席卷全球,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风起云涌、势不可遏,这一切使人们迷茫、彷徨、无助。转型期的文化特征是鱼龙混杂,既有亮丽的光华,也有令人窒息的硝烟。这就需要人们具有一种理性、冷静,尤其是辩证的批判思维。实际上,许多中国人恰恰缺乏这种意识,面对转型期文化,总是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一部分中国人,特别是70后、80后、90后的新生代,较多接受的是西方近代理性启蒙、个性解放等社会意识,外来文化的引入,正好与他们的文化心理相接轨。
兴许是“五四”对传统文化激进批判的强大惯性使然,现今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总是不屑一顾,甚至轻率否定。一些青少年一味地迎合外来品,视其为现代、时尚。浙江大学郑强教授在2008年5月3日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教育人生》栏目采访时倍感痛心地指出,在参加某地奥运火炬选拔颁奖会上,会场周围全是“可口可乐”的广告牌,许多人身上都印有“可口可乐”的字样,但却没有“娃哈哈”、“农夫山泉”。当然,不是说“可口可乐”不好,但这毕竟反映了一种崇洋心理。
除了崇洋,大众对于未知知识的崇拜,对高于自己阶层的向往和敬仰的心理也是大众审美文化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崇拜进一步演变为大众猎奇求新、乐于尝试的心理,新的电影、电视剧、畅销书、音乐制品、网络游戏等层出不穷, 一派繁荣。
五、盲从心理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把聚合在一起丧失自觉的个性、受集体精神支配的人群称为“乌合之众”。他认为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群体的思想就占据了统治地位,个体就会被群体所淹没。从众心理并非都是坏事,如果所从之“众”体现了先进文化,这种心理就是积极的、值得肯定的;如果所从之“众”体现的是低俗文化,这种心理就是消极的,需要加以抵制。大众文化的声势如此浩荡,广泛的从众心理是其动因之一。
另外,盲从心理与民粹主义联姻,结出了低俗文化的“涩果”。民粹主义一方面强调民众本位,把人自身的愿望、需要当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但另一方面却强调人自身的情绪与意愿,包括非理性、情绪性的绝对正确。我们看到,大众文化完全顺从人们的意愿、判断,即使人性低俗卑污的方面,也往往用理解的姿态,甚至举着“以人为本”的大旗,来加以解释并使之合理化。必须指出,“以人为本”应当是以人的良性需求与发展为本,满足人的需求不等于放纵人欲并由此导致道德邪恶的倾向。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复杂的文化环境中,如何引导大众审美文化步入健康良性的轨道,有效遏制低俗化趋势,将负面价值降低到最小程度,使正面价值发扬光大,将是我们亟需思考的重点问题。
[注释]刘起林:《低俗文化中的民粹倾向》,《人民日报》,2008年3月27日。
余开伟:《世纪末文化批判》,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
[关键词]大众审美;低俗倾向;心理基础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2-0053-02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其正面价值与负面效应,弘扬正面价值,抑制负面效应,是文化良性运演、健康发展的关键。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波及面广、覆盖面大、触及层面多、影响深远的一种文化形态,在体现正面价值的同时,负面效应也被充分暴露了出来。“伴随时代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大众文化表现出不可忽视的低俗化倾向。低俗歌曲、恶搞事件、网络混战、情色诱惑情境、语言暴力倾向、罪案八卦新闻,乃至各种性暗示意味极强的保健、丰胸、美容、整形广告……诸如此类的现象和‘事件’此起彼伏,与先进文化的品格很不一致、谐调,且屡禁不止。”其存在多方面原因,丁帆曾痛心疾首地说:“鸦片和妓女往往比口香糖和雷锋形象更为喜闻乐见!国民的劣根性往往通过大众文化传媒体表现得更淋漓尽致。”当前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滑坡与此不无关系。抑制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引导其走出低俗化的低谷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分析大众审美中低俗化倾向的心理基础,以期对症下药、采取措施,不失为一纸良方、一個佳策。
一、享乐心理
在现代社会,文化消费已成为人们重要的消费内容。文化历来有高低、雅俗之分:高雅文化的消费需要受众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修养和情感操守的积淀,参与的心理元素多,审美强度大,容易产生审美疲劳;而俗文化,尤其是低俗文化,不需要什么审美门槛,而且它以迎合、满足人性的低级趣味为主,审美强度小,造成审美疲劳的可能性不大,却容易产生生理快感。大众文化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受众的审美条件降到最低点,迎合了个体享乐的本性,这无形中注定了其拥有众多的受众。
春节晚会上,人们喜爱观看小品,而对于京剧这样的国粹却相当冷淡。书店里,时尚书刊、笑话故事、武侠小说畅销走俏,而哲学、诗歌等经典读物却是冷冷清清、鲜有人问津。在西北流行一时的各地方言版搞笑剧正体现了这种享乐心理。剧中内容多为俗众生活琐事,没有主题可言,全为滑稽庸俗的言行,使观众频频忍俊不禁、捧腹大笑。还有《我爱我家》、《炊事班的故事》这样的情景喜剧,其显著特征是平面化的主题、对经典的解构、叛逆不轨的言行。观众的接受侧重于寻求生理上的快乐。
二、叛逆心理
叛逆心理来源于文化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对人性的规范与人性获得自由的内在张力。文明要进步,必然要以人性规范为代价;人性要获得自由、解放,必然要求挣脱文明的枷锁。这种张力、矛盾是无法克服的。
叛逆心理还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有关。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缘起与西方工业文明的本质文化精神——技术理性主义的危机直接相关,它企图消解一切绝对的、给定的、中心的东西,也消解人的主体性,达到自我消解的境界。后现代主义把否定意识推到了极致,目的是为了激起人们对深刻的文化危机的认识,但这无形中激活了人性深处的叛逆心理。
历史象征物,往往是诗人表达生命意识、家国情怀、理想抱负的最佳意象,诸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幽州台。面对西安的大雁塔,诗人韩东却有这样的感受体验:“有关大雁塔/我们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这种懒散、平实的语气和行为拆解了英雄、理想、历史的深度,告别深沉,走向平庸。铭刻了历史风雨痕迹的大雁塔,在韩东笔下却成了一个无生命、无历史、无审美价值的砖木结构建筑物。在这里,崇高变成了平庸,神性变成了物性。
三、释放心理
激烈的竞争、生存的困境、坎坷多变的人生、难以预料的命运、变幻莫测的社会……这一切注定了现代人生活在一个高压环境中。存在主义揭示了人的生存境遇:人是“孤独的个体”,人生充满了恐惧、厌烦、忧郁和绝望。如何释放压力、驱遣忧郁、走出困境,大众文化为此提供了一个解压场、出气筒:卡拉OK、蹦迪等娱乐项目五花八门、目不暇接,与现代人释放压力、寻求刺激、体验高峰的心理对接联姻。弗洛伊德认为,压抑本能冲动是必要的,然而不能过分。如果压力过大,反作用力就会冲破限制,影响人的理性。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现代都市人怪异、疯狂的行为以及发泄自我、寻求感官刺激的举动和行为。
发达的工业文化造成了对人性的压抑甚至异化。人们之所以会广泛地参与各种大众审美活动,最基本的动机是他们力图通过自我表现的感性途径,炫耀自己的肉体存在,以期释放人的本质力量。这些本质力量主要有与生本能直接相关的生命活力,如一些女性不再青睐古典淑女的温柔娴静,而向往外向型、阳刚性;还有与性本能直接相关的性感惑力,如时装表演、巨幅广告、杂志封面、人体摄影等充溢着性感十足的性本能思想。
四、崇洋心理
当前,我们正处于文化转型的风口浪尖,全球化、多元化的理念已经席卷全球,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风起云涌、势不可遏,这一切使人们迷茫、彷徨、无助。转型期的文化特征是鱼龙混杂,既有亮丽的光华,也有令人窒息的硝烟。这就需要人们具有一种理性、冷静,尤其是辩证的批判思维。实际上,许多中国人恰恰缺乏这种意识,面对转型期文化,总是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一部分中国人,特别是70后、80后、90后的新生代,较多接受的是西方近代理性启蒙、个性解放等社会意识,外来文化的引入,正好与他们的文化心理相接轨。
兴许是“五四”对传统文化激进批判的强大惯性使然,现今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总是不屑一顾,甚至轻率否定。一些青少年一味地迎合外来品,视其为现代、时尚。浙江大学郑强教授在2008年5月3日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教育人生》栏目采访时倍感痛心地指出,在参加某地奥运火炬选拔颁奖会上,会场周围全是“可口可乐”的广告牌,许多人身上都印有“可口可乐”的字样,但却没有“娃哈哈”、“农夫山泉”。当然,不是说“可口可乐”不好,但这毕竟反映了一种崇洋心理。
除了崇洋,大众对于未知知识的崇拜,对高于自己阶层的向往和敬仰的心理也是大众审美文化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崇拜进一步演变为大众猎奇求新、乐于尝试的心理,新的电影、电视剧、畅销书、音乐制品、网络游戏等层出不穷, 一派繁荣。
五、盲从心理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把聚合在一起丧失自觉的个性、受集体精神支配的人群称为“乌合之众”。他认为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群体的思想就占据了统治地位,个体就会被群体所淹没。从众心理并非都是坏事,如果所从之“众”体现了先进文化,这种心理就是积极的、值得肯定的;如果所从之“众”体现的是低俗文化,这种心理就是消极的,需要加以抵制。大众文化的声势如此浩荡,广泛的从众心理是其动因之一。
另外,盲从心理与民粹主义联姻,结出了低俗文化的“涩果”。民粹主义一方面强调民众本位,把人自身的愿望、需要当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但另一方面却强调人自身的情绪与意愿,包括非理性、情绪性的绝对正确。我们看到,大众文化完全顺从人们的意愿、判断,即使人性低俗卑污的方面,也往往用理解的姿态,甚至举着“以人为本”的大旗,来加以解释并使之合理化。必须指出,“以人为本”应当是以人的良性需求与发展为本,满足人的需求不等于放纵人欲并由此导致道德邪恶的倾向。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复杂的文化环境中,如何引导大众审美文化步入健康良性的轨道,有效遏制低俗化趋势,将负面价值降低到最小程度,使正面价值发扬光大,将是我们亟需思考的重点问题。
[注释]刘起林:《低俗文化中的民粹倾向》,《人民日报》,2008年3月27日。
余开伟:《世纪末文化批判》,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