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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为主席处理家信，主席从亲友来信中了解基层情况，他从不为亲友谋取特殊照顾。
每天都要亲自阅看群众来信
1950年5月上旬，我从中央团校第二期结业，分配到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后改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协助处理群众给毛泽东主席的来信，直到1966年6月，历时16载。
毛主席非常重视群众的来信，认为这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渠道。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指定他的政治秘书田家英负责处理，并每天选送一定数量的群众来信给他亲自阅看。
由于群众来信不断增加，田家英一个人忙不过来，于是，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陆续调进一些同志协助处理。群众来信按内容分类，分工负责办理。其中有一些是毛主席的亲戚、朋友的来信，划为旧谊类，我就协助田家英处理这类信件。
毛主席的亲戚、朋友的来信，一般都要送给他亲自阅看。在这类信件中，有少数是错认毛主席为亲友和冒充毛主席亲友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加以分辨。
经过分辨，我们会把有明显错误或冒充毛主席亲友的信件挑出来不做处理，其余的送给毛主席。送阅前，先登记，摘录主要内容，建立档案。送阅时，在原信封上贴上纸条，写明来信人姓名，用一句话概括来信的内容。如“某某，叙别情”、“某某，求见”、“某某，要求介绍工作”、“某某，反映农村缺粮情况”等等。
毛主席看重亲情，珍视友谊，对亲戚、朋友的来信，许多都会亲自写信回复。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主席写的复信比较多，一般连同亲友来信一起退回秘书室。毛主席复信大多用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信笺、信封，我们为了保密和安全，就把他的复信套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信封里，经邮局挂号寄发。
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复信，有不封口的，也有封口的，我们都抄录下来，和亲友的信一起存档。有一次，他交来一封封了口的复信后，认为信中有的字句需要斟酌，将信从秘书室索回。毛主席发现封口拆开了，便查问究竟。田家英向毛主席说明，这样做是为了抄录留底，作为资料保存，以备日后查考。
毛主席听后表示同意，约定今后他的复信交给秘书室时不再封口，由我们抄录留底，但若是封了口的，则是不许拆开、不要抄存的。从此，毛主席给亲友的复信交来时就再没有封口的。我们则除抄录留存以外，还请摄影科拍照留底，以便让毛主席复信手迹的珍贵照片得以保存。
从不为亲友谋取特殊照顾
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和毛主席通信的亲友是湖南长沙的杨开智和周世钊。
杨开智是毛主席恩师杨昌济的儿子，也是毛主席夫人杨开慧的哥哥。新中国刚一成立，杨开智即来信报告家人的情况。毛主席得知杨开慧的母亲健在，非常高兴，立即给杨开智回信，表示欣慰。后于1950年派长子毛岸英赴湖南长沙探望杨老夫人。1960年杨老夫人寿辰，毛主席又写信给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莫，托她送礼祝贺。1962年杨老夫人去世，毛主席又致信吊唁，并瞩可以将杨老夫人与杨开慧同葬一墓。
周世钊是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也是毛主席早年组织的新民学会会员。长沙解放后，周世钊担任湖南第一师范的校长。新中国建国前3天，周世钊寄信毛泽东，仅隔15天，毛泽东即予回复。从此以后，他们不断书信往来，互致问候，彼此寄赠诗词，讨论各种问题，而且还多次会面畅谈。
在我们处理的来信中，有许多要求到北京看望毛主席的。对此，毛主席都有计划地做了安排。通过写信最先获得毛主席同意进京相聚的是湖南湘潭韶山的毛宇居。他是毛主席的堂兄，又是毛主席幼时在私塾读书时的老师。
大约1950年9月，他第一次来北京，我参与接待，安排他在中南海流水音畔一所平房里住。毛主席很快接见了他。当毛宇居来到毛主席中南海的住处时，毛主席握着他的手，带着乡音欢迎说：“来客哒，来客哒，快请坐！”毛主席还设家宴招待，宴席破例办得很丰盛，既有“京都大菜”，还有几道家乡风味的便菜，如豆腐、辣椒豆豉等。
席间，毛主席详细询问了家乡的情况，言语之中流露出游子对故土和故人的深切向往与怀念。毛主席还将几个子女叫到跟前，向毛宇居做了介绍。
毛主席对亲友的生活状况十分关心，但从不凭借自己的地位为他们谋取特殊照顾。许多亲友来信都要求介绍工作的，他都予以婉拒。
毛主席对亲友的接济，每次少则百元，多则上千元，都从他的稿费中支付。我按照他的指示，每次都要先请田家英签字，到为他保管稿费的特别会计室领取，然后直接送去或通过邮局忙寄。
从亲友来信中了解基层情况
毛主席对亲友来信反映情况尤为欢迎，他把这作为了解实际情况的一条途径。
毛主席的表兄文南松1950年春来信谈到当地乡间缺粮的问题，毛主席5月11日复信表示感谢，并要他把缺粮的详细情况来信告知。同年5月，他还写信给堂兄毛宇居，告以“乡间情况，尚望随时示知”。1952年毛主席在给他湖南省高等中学同学易南屏的复信中也说“乡间情形，尚祈时示一二”。
1953年10月2日，毛主席的表侄文九明来信，说有乡间情况要反映。毛主席10月26日回信，同意他来北京当面详谈。文九明读过几年书，有点文化，是乡农会委员、农业社社长。文九明此次到北京，当面向毛主席报告了农村基层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表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等“五多”困扰的情况。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党中央及时下发文件，使党政机关的工作作风得到了改进。
毛主席对亲友来信提出的一些其他符合情理的要求，常尽量予以满足。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时的校长张干1963年来信，说他年老有病，要求将女儿从北京调回湖南工作，以便对他照顾。毛主席曾设法给予协助。
毛主席对亲戚是热爱的，对朋友是友好的，但同时又严格要求他们。1954年，毛主席的表侄文炳璋来信，反映毛主席舅家文氏兄弟不大尊重乡政府等情况。他即给文氏兄弟所在的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信，告诚他们不要因为他而放松对他亲戚的管理。信中说：“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不能有任何特殊。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在毛主席的批评教育和当地乡党支部、政府的帮助下，文家兄弟都改正了缺点。1962年四五月间我到湘乡唐家坨了解情况时，见到文家兄弟都勤耕守法，文涧泉已年过八旬，尚在田间劳动。
董岩据《文史博览》沈栋年/文 整理
每天都要亲自阅看群众来信
1950年5月上旬，我从中央团校第二期结业，分配到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后改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协助处理群众给毛泽东主席的来信，直到1966年6月，历时16载。
毛主席非常重视群众的来信，认为这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渠道。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指定他的政治秘书田家英负责处理，并每天选送一定数量的群众来信给他亲自阅看。
由于群众来信不断增加，田家英一个人忙不过来，于是，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陆续调进一些同志协助处理。群众来信按内容分类，分工负责办理。其中有一些是毛主席的亲戚、朋友的来信，划为旧谊类，我就协助田家英处理这类信件。
毛主席的亲戚、朋友的来信，一般都要送给他亲自阅看。在这类信件中，有少数是错认毛主席为亲友和冒充毛主席亲友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加以分辨。
经过分辨，我们会把有明显错误或冒充毛主席亲友的信件挑出来不做处理，其余的送给毛主席。送阅前，先登记，摘录主要内容，建立档案。送阅时，在原信封上贴上纸条，写明来信人姓名，用一句话概括来信的内容。如“某某，叙别情”、“某某，求见”、“某某，要求介绍工作”、“某某，反映农村缺粮情况”等等。
毛主席看重亲情，珍视友谊，对亲戚、朋友的来信，许多都会亲自写信回复。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主席写的复信比较多，一般连同亲友来信一起退回秘书室。毛主席复信大多用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信笺、信封，我们为了保密和安全，就把他的复信套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信封里，经邮局挂号寄发。
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复信，有不封口的，也有封口的，我们都抄录下来，和亲友的信一起存档。有一次，他交来一封封了口的复信后，认为信中有的字句需要斟酌，将信从秘书室索回。毛主席发现封口拆开了，便查问究竟。田家英向毛主席说明，这样做是为了抄录留底，作为资料保存，以备日后查考。
毛主席听后表示同意，约定今后他的复信交给秘书室时不再封口，由我们抄录留底，但若是封了口的，则是不许拆开、不要抄存的。从此，毛主席给亲友的复信交来时就再没有封口的。我们则除抄录留存以外，还请摄影科拍照留底，以便让毛主席复信手迹的珍贵照片得以保存。
从不为亲友谋取特殊照顾
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和毛主席通信的亲友是湖南长沙的杨开智和周世钊。
杨开智是毛主席恩师杨昌济的儿子，也是毛主席夫人杨开慧的哥哥。新中国刚一成立，杨开智即来信报告家人的情况。毛主席得知杨开慧的母亲健在，非常高兴，立即给杨开智回信，表示欣慰。后于1950年派长子毛岸英赴湖南长沙探望杨老夫人。1960年杨老夫人寿辰，毛主席又写信给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莫，托她送礼祝贺。1962年杨老夫人去世，毛主席又致信吊唁，并瞩可以将杨老夫人与杨开慧同葬一墓。
周世钊是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也是毛主席早年组织的新民学会会员。长沙解放后，周世钊担任湖南第一师范的校长。新中国建国前3天，周世钊寄信毛泽东，仅隔15天，毛泽东即予回复。从此以后，他们不断书信往来，互致问候，彼此寄赠诗词，讨论各种问题，而且还多次会面畅谈。
在我们处理的来信中，有许多要求到北京看望毛主席的。对此，毛主席都有计划地做了安排。通过写信最先获得毛主席同意进京相聚的是湖南湘潭韶山的毛宇居。他是毛主席的堂兄，又是毛主席幼时在私塾读书时的老师。
大约1950年9月，他第一次来北京，我参与接待，安排他在中南海流水音畔一所平房里住。毛主席很快接见了他。当毛宇居来到毛主席中南海的住处时，毛主席握着他的手，带着乡音欢迎说：“来客哒，来客哒，快请坐！”毛主席还设家宴招待，宴席破例办得很丰盛，既有“京都大菜”，还有几道家乡风味的便菜，如豆腐、辣椒豆豉等。
席间，毛主席详细询问了家乡的情况，言语之中流露出游子对故土和故人的深切向往与怀念。毛主席还将几个子女叫到跟前，向毛宇居做了介绍。
毛主席对亲友的生活状况十分关心，但从不凭借自己的地位为他们谋取特殊照顾。许多亲友来信都要求介绍工作的，他都予以婉拒。
毛主席对亲友的接济，每次少则百元，多则上千元，都从他的稿费中支付。我按照他的指示，每次都要先请田家英签字，到为他保管稿费的特别会计室领取，然后直接送去或通过邮局忙寄。
从亲友来信中了解基层情况
毛主席对亲友来信反映情况尤为欢迎，他把这作为了解实际情况的一条途径。
毛主席的表兄文南松1950年春来信谈到当地乡间缺粮的问题，毛主席5月11日复信表示感谢，并要他把缺粮的详细情况来信告知。同年5月，他还写信给堂兄毛宇居，告以“乡间情况，尚望随时示知”。1952年毛主席在给他湖南省高等中学同学易南屏的复信中也说“乡间情形，尚祈时示一二”。
1953年10月2日，毛主席的表侄文九明来信，说有乡间情况要反映。毛主席10月26日回信，同意他来北京当面详谈。文九明读过几年书，有点文化，是乡农会委员、农业社社长。文九明此次到北京，当面向毛主席报告了农村基层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表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等“五多”困扰的情况。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党中央及时下发文件，使党政机关的工作作风得到了改进。
毛主席对亲友来信提出的一些其他符合情理的要求，常尽量予以满足。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时的校长张干1963年来信，说他年老有病，要求将女儿从北京调回湖南工作，以便对他照顾。毛主席曾设法给予协助。
毛主席对亲戚是热爱的，对朋友是友好的，但同时又严格要求他们。1954年，毛主席的表侄文炳璋来信，反映毛主席舅家文氏兄弟不大尊重乡政府等情况。他即给文氏兄弟所在的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信，告诚他们不要因为他而放松对他亲戚的管理。信中说：“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不能有任何特殊。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在毛主席的批评教育和当地乡党支部、政府的帮助下，文家兄弟都改正了缺点。1962年四五月间我到湘乡唐家坨了解情况时，见到文家兄弟都勤耕守法，文涧泉已年过八旬，尚在田间劳动。
董岩据《文史博览》沈栋年/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