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些年来，我们福建音专的在京校友，每逢春节都喜欢在天瑞老师的家中团聚，特别是每逢缪老师生日的时候，更是及早相约，趋前祝贺。今年喜值缪师百年华诞，更加不比寻常，心中的激动，实在难以言表。
缪天瑞是当今在世仅有的年纪达百龄的音乐先驱，他既是当代新音乐发展的见证人，又是其中孜孜不倦、埋头工作的耕耘者。他艺德双馨，为音乐界所崇敬。
记得远在9年前，1998年10月，欣逢天津音乐学院40周年校庆，同时举行了《全国第三届律学学术讨论会》和《缪天瑞先生思想研讨会》。这三个活动都和缪老先生有密切关系：缪先生是天津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又是中国律学学会的名誉会长，中国现代律学科的开拓者。缪先生当时以近90岁的高龄，曾专程赴天津亲临会议。我是缪老师的学生，以福建音专校友会的名义前往参加了全过程，4天的活动感触很深。会前会后，综观缪天瑞老师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他对音乐理论研究所做的贡献，至今仍然铭记在心。现在更值缪师百龄华诞，仅愿就下列的几个方面，谈谈我们作为后辈的一些感受：
一、缪天瑞所走过的道路是中国新音乐先驱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类型，其历史作用和学术贡献不可忽视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面临反帝反封建的两大任务的殊死斗争；这两对深刻矛盾相互交织，此起彼伏，决定了几代中国人的命运。以上海为发源地的左翼音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思潮和组织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聂耳、星海等人的音乐作品成为时代的号角，是一代音乐运动的主流。与此同时，在这时代的特定环境下，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也在选择自己的道路。他们有许多人当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但是有民族觉悟，有艺术良知，不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努力耕耘，做音乐启蒙普及和培养专业人才的工作，同时也参与了抗日救亡的呼号，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包括音乐作品和理论专著。这类音乐精英人才不是少数，他们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也应该浓墨重彩大书一笔。
缪天瑞先生是音乐界这一类先驱中有突出表现的佼佼者。他不是摇旗呐喊的活动家，但却是辛勤踏实地做实事的人。他一贯以“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为己任，坚持音乐启蒙工作。这并不是从空洞的言论，而是从他的音乐实践中体现出来。缪天瑞先生19岁从丰子恺、吴梦非，刘质平等创办的上海艺术大学音乐系毕业后，一生都没有离开过音乐教育和音乐学术研究。毕业后的6年间，他开始进行音乐的编写和翻译引进工作，出版了《论音乐的阶级性》《对位法概论》《钢琴基本弹奏法》《中国民歌集》《世界民歌集》《中学新歌》《小学新歌》等达8种。平均每年都出一种以上，十分勤奋。他的理论贡献和音乐教育一开始就结合得非常紧密，他的治学精神也开始为人所知。1933年便被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所聘请，接替肖而化主编《音乐教育》月刊，直至1938年，5年内共出版了《音乐教育》57期，内容涉及古今中外音乐的各个领域。5年间57期刊物可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其影响遍及音乐界。这期间，他接触到李元庆、张贞黼等进步人士，并和吕骥取得联系，出版了《苏联音乐》专号。还先后出版了《中国音乐问题》《救亡歌曲》《小学音乐教育》等专号，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时代感和艺术良知。
1939年他赴重庆，与江定仙，陈田鹤等共同编辑《乐风》双月刊。在第一期就发表了向隅，唐荣枚介绍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文章，刊登了李凌、赵沨主编的《新音乐》广告，这一来，马上就被国民党勒令停刊整顿（等于被禁）。一年后，他们又另设“乐风社”，改为《乐风》月刊，由缪天瑞主编。可是这个刊物要由国民党教育部次长亲自审稿，并要申报作者的住处，工作困难重重。
1941年冬，缪天瑞受聘到福建音乐专科学校任教授兼教务主任，直至1945年被迫离校，共三年多时间，获得了全校师生的尊敬和爱戴，桃李满门。他除了繁忙的教务主管工作外，还先后担任和声学、曲式学、对位法、音乐欣赏、音乐教学法等课程。福建音专曾五度更换校长，而缪天瑞始终坚守岗位，一直主持教务多年，对教学的稳定性，连续性起了重要作用。这期间，社会矛盾日益加深，音专屡发生逮捕学生、殴打教师事件。缪天瑞都站在进步学生一边，被国民党当局找去谈话，加以威胁，终于被点名令其“自请离职”。缪天瑞辗转到了台湾，在省交响乐团先后任编译室主任和副团长，主编该团出版的《乐学》季刊，并整理出版了《音乐的构成》《曲调作法》《和声学》和《曲式学》等理论译著。
国民党政权崩溃时，有的人忙于奔逃台湾，追随国民党。而缪天瑞却反其道而行之，避开审查、扣押，不办离境手续，搭乘小舟，历经艰险，从台湾“偷渡”回到大陆，为新中国的音乐教育埋首耕耘，竭尽全力，至今又是60个年头。
建国后，缪天瑞先后首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兼天津市文化局副局长，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第三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离休后仍任中国音乐研究所研究员，主编《中国音乐词典》两卷，并担任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导师。任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编委副主任。他的学术工作至今从来没有中断过。
缪天瑞先生所走过的道路，是中国这一类型知识分子走过的一条具有代表性的道路。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并且最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作为音乐教育家和理论家，他辛勤劳动了70年，为音乐事业贡献毕生，硕果累累。作为音乐的先驱和长者，他的思想品质、道德风貌、艺术良知，堪为一代师表。
二、缪天瑞的学术贡献和治学风范，
堪作为我们音乐界学习的楷模
缪天瑞音乐著作和译著甚丰，计达30种之多，所编刊物和学术文章还不计在内。他的译著最突出的一点是关怀普及启蒙音乐教育，使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他重视编歌集，编音乐普及教材，编简明音乐词典，考察日本中小学音乐体制，创作《小学音乐教材及教学法》一书，无不与此有关。其次，他的译著大多离不开教学实践，和教学相结合，洋为中用。他编译的《歌曲作法》（E，纽顿著），《对位法概论》（伊庭孝原著），《作曲法》（黑泽隆朝著），《乐理初步》（柏顿绍著）以及美国近代音乐理论家该丘斯在本世纪出版立论较新的一整套系列理论著作《音乐的构成》《曲调作法》《曲式学》《和声学》《对位法》共5种，全都编译出来，出版前在福建音专的时候，就作为我们的音乐理论教材。缪天瑞的译著并不是照章硬译，而是加以实用性的通俗化，尽量把书的内容阐述清楚，容易弄懂。在福建音专的时候，缪先生在教课前还作充分准备，经常先把书中的习题先预做几遍，把和弦连接的几种可能性都掌握好，并加以比较，态度十分认真，因而学生的进步很快，获益很多。
缪先生研究律学已超过半个世纪，可以说是自王光祈以后当代的第一人。60多年前，我们在福建音专创办了名为《音乐学习》的刊物，第三期就刊登过缪先生的文章《升C为什么比降D高？》这是我所知道的缪先生最早发表的有关律学的文章。按照音乐常识，搞弦乐的人都知道，他们的演奏并非采用纯粹的十二平均律。 小提琴在演奏临时升记号音时，手指总是向半音程的上方音靠拢，演奏降记号音时则向半音程的下方音靠拢，而不是把手指按在全音的中间，这样才会感到更准。这就是升c 总比降d 高，它们是不相等的。不过，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要弄清这里的道理，就要靠律学。原来这里面有纯律与十二平均之分，有各种民族乐制的差别，这里面有七平均律，五度相生律，还有三分损益律和纯律并用的琴律等等，相当复杂。缪先生的研究不断深入，1950年就出版了他的理论专著《律学》。
我们有些人出了一本书，就想喘一口气，过快地划上句号。缪先生可不是这样，他锲而不舍，从未停止继续探索。60年来，在《律学》初版的基础上，竟然重写了3次，每一次都不是小修小改，而是大拆大卸。1963年，事隔初版13年后，缪先生刊行了第一次修改版，改变了以纯律为标准的观点，改用十二平均律为出发点，从新的角度来考察乐律的问题，这等于是重写的大改动。1983年，事隔第一次修改版20年之后，缪先生又刊行了第二次修改版，这次修改版又是大拆大卸，把八章增至十章，把律学原理和律学的应用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既重视它的历史面貌，又重视它的实践意义，把原来的第一次修改版又一次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到了1996年，又相隔了13年，《律学》的第三次修改版又出版了。 这次的修订又出现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面貌，增加了各民族乐制的新材料和运用情况。从以上的简略介绍中，可以看出缪先生对乐律的认识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正在不断深化。从这三个版本修订充实过程中，充分显示出他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和虚怀若谷、兼容并茂的学术眼光。
律学是一门艰深的音乐基础理论。目前通行的以键盘乐器为代表的十二平均律，在欧洲是一次历史性的大变革，统治了世界乐坛数百年。有了十二平均律，才有可能对乐音的相互关系以及和和声的功能体系得以规范和不断完善，产生了难以数计的各种音乐流派的音乐作品，发展和丰富了世界音乐文化。然而，十二平均律并不是唯一的乐律，许多其它乐律仍然并存，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音乐风格和艺术特色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又是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审美习惯紧密相连的。对它的研究，还需要向更深层次扩展，从艺术美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和民族学上进行考察，强调它的实践性和现实意义，它既是兼容的，又是实践的，既不能和世界割裂，也不能和实践割裂。 缪先生的研究，其最可贵的地方，正在于此。他一版比一版向这目标靠近，第二次修改版就把律学的原理和应用实践放到同等的地位；第三次修改版则大量地介绍世界各国律学研究的进展情况和材料。这个研究方向如果得到重视和宣扬，这种“五十年磨一剑”，咬定青山的韧劲如果得到肯定和发展，我们律学界的研究进展一定会更加迅速，队伍一定会更加壮大。
三、缪先生对后人的影响，不仅只是学术上的影响，而且具有艺德方面的影响、
做人的影响和思想风范的影响
他默默耕耘，数十年如一日。如众所周知，在工作中，缪先生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有些活动即使参加了，也是沉默寡言，只是在注意听，注意思索，从不居高临下，不高谈阔论。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待人处事都十分谦逊，自律极严，既重视言教，更重视身教。那次在《缪天瑞先生思想学术讨论会》上，他的发言说的全是他的不足之处，说他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工作，译著过那么些理论，待人接物，肯定有不少错误，要求大家帮助。这完全是发自肺腑之言，不是客套，令人十分感动。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们起草国立福建音专校史的时候，他多次告诫，要实事求是，特别是对他的评述，不要夸大，因为许多事情都是经过大家研究一起做的，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还有一件事特别令人难忘：那年春节，北京的福建音专校友聚会，集体审读校史稿。缪先生闻讯也欣然参加，他以九十岁的高龄，竟和大家一起坚持坐了整整三个多钟头，听我们把草稿通读了一遍。这种认真的态度对一位九十岁的老人来说，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他在听过了以后，只说了一句话，要我们注意核实史料，实事求是。这种默默贡献，谦和勤奋，实事求是，沉着踏实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贯串在缪先生的一生。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听到缪先生说过半句自我居功的话，有的只是谦虚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这使我们认识到：音乐的思考决不应只是一种孤立的思考，它必须和社会的思考，做人的思考结合起来，这就是“艺德双馨”。 艺与德的关系应该是前者服从后者。有些洁身自爱，与世无争，只是集中精力关门搞学问的一类艺德，固然也是可贵的，因为它最低限度在过去不与落后势力同流合污，在今天也不为音乐的单纯商品化出卖自己的灵魂。但是，作为艺德崇高要求，这还不够。它需要我们把音乐这种力量用身体力行的风范体现出来，让人们从言教和身教中受到影响，懂得追求什么和鄙弃什么，懂得应该怎样做人。这就是说，要懂得音乐，首先要懂得怎样做人，懂得把做人的准则和自己的音乐结合得更好。这才是我们毕生所追求的一种崇高的艺德。缪先生过人的地方，正是由于他十分重视这种艺德，身体力行，他所给予后人的这种影响，是不能低估的。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在艺德方面，令人失望的东西比令人珍惜的东西要多，因而也就感到令人珍惜的东西更加可贵！缪先生对后人的影响，不仅只是学术上的影响，治学风范的影响，而且有做人的影响、艺德的影响。这是一种时代的华彩，它是无价的。
缪先生健居北京，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工作，正在沉迷于编纂词书，最近以近百岁的高龄，还编译出版了一部音乐美学专著。他对音乐事业的贡献，影响及于后世，不是可以用年龄来衡量的，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出我们此刻的心意。值此缪老师百龄华诞，我们谨以崇敬的心情，衷心地祝他健康长寿。
叶林 文化部原音舞处处长
（责任编辑 于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