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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31日最后一节课打响下课铃,男生们就守在教室门口,向走出来的人挨个借零钱,好换游戏币到游戏厅打“拳皇”。当少数几个人或出于慷慨或出于义气借给他们零花钱时,男生们就会温柔地开玩笑:“谢谢,下个世纪再还给你。”
新千年到来,一夜之间,街上所有的纯真儿童被一扫而空,收进了20世纪的记忆图书典藏版。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口袋里的硬币咣当得更为响亮的悠游少年。喧嚣的游戏厅被查封、被解封,再被查封、被解封,最终使它最后的拥趸都失去兴趣,转身进入新开的网吧。
网吧比游戏厅更风靡,因为格斗是一种竞技体育,任何竞技都有弱者和输家,因格斗致死的人要接受来自一条街的孩子漫长的嘲笑。但是在网吧,没有聒噪的观战者和评论员,大家经历的是一场不战而胜的巷战,与空虚的自己、无聊的学校和讨人嫌的家庭沉默对抗,最悲惨的结果也不过是玉石俱焚。
那时,班里的男生攀比谁在网吧待的时间长。我的同桌是传奇般的无冕之王,不眠不休的时间超过了人类极限。我上课时不经意转头,经常会被他妈妈贴在窗户上的脸吓到。她满脸忧愁,急切地在教室里搜寻,发现儿子不在,就一路号叫着儿子的名字急匆匆地冲出校园。
老师也同情她的无助,有时会带着同学帮她一起找儿子。我们一行人有老有小,在小城的街道一路尖利地喊:“×××,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她找不到儿子,同行的人都在低声安慰,只有我上气不接下气、语无伦次地向老师和她告状:“他上网,他才堕落,他看特别多不健康的东西。”
我如此积极主动地告密,一半是因为心虚。那时,我也开始上网。我们家那时还是拨号上网,速度很慢,所谓网上冲浪只是盯半天鼠标的小沙漏心急火燎地等。上网很贵,每次交网费都是惊险之旅。一个下雪天,我和我妈去电信局交了650元网费。我们俩沉默压抑地走着,我妈拿着缴费收据,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喊道:“我以后再也不上网了。”
这当然是作废的誓言,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我妈还是贪婪又绝望地等待一个个缓慢打开的网页。
我受老师之命,经常中午待在网吧门口,拦要进去的同学,逮刚出来的同学。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长时间上网的少年的眼睛。他们推开网吧的门,总会停一下,眯一下眼睛,用一种来自外星球的目光,打量他们生活了多年的现实世界。
在网络的映衬下,现实世界是如此平庸。每一代的青春期都是不满的,无条件的不满,无条件发散着恶。青春期的凶猛看起来完全是每个人必经的生理阶段。但是随着新的网络时代到来,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期已超出它本身的范围。
2000年,有位北大的老教授评论我们这一代,说这一代的年轻人很冷,“而且是一种不舒服的冷——缺乏热情,缺乏善意,对待周围的事物,尤其是对待人,可以说是包括自己的亲人在内的一切人,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冷漠”。他本来想把这一代称为“冷漠的一代”,后来觉得过分了一点,就改成“调侃的一代”。这一代最大的特征,就是自以为把什么都看透了,不相信世上还有真诚的东西,对什么都调侃,没有敬畏之心了。
那年,韩寒出版了《三重门》,像照明弹爆炸一般,让死而不僵的教育系统瞬间显形,照亮了一条崭新的青年自我认知的小径,引来众多亢奋叛逆的追随者。
之后的几年,我也稀里糊涂地参加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新”字头活动——“新青年”、“新生代”、“新概念”。这类活动的组织者常常面目模糊、神出鬼没,每到我们需要吃饭的时间就消失。我们只好挤在狭小的宾馆房间里,大声而热烈地讨论文学艺术,假装忘了吃饭的生理需求。
当年,我们这些“新”字头的青春作家,既要拉帮结派,又忙着划清界线,最后还是身不由己被合并同类项。我也曾被划到“残酷青春”的流派里,照片被处理成黑白的,印上触目惊心的“疼痛”两个字。我自己倒觉得我从小到大并无坎坷,不觉得有什么愤怒非呐喊不可,有什么委屈非呻吟不可。但是大家都指着自己的伤口喊痛,我不吼一嗓子,也觉得不好意思。
2004年,上初中三年级时,我那个爱上网的同桌家里出了事故。他的姥姥、姥爷死了,父母姨舅去奔丧时又出了车祸,只有他母亲活下来,受了重伤。班主任挨个网吧找,才找到他,通知这个消息。
老师为了教育我们,开了一次班会,专门把他母亲找来。他母亲眼睛里插了一根导管,憔悴晦暗。我的同桌站在讲台上,低着头,形容惨淡。那是一场混乱的班会,批斗、忏悔、原宥不断循环。他哭,他母亲哭,我们也哭。
最后,老师大声问:“我们该怎么办?一起说。”“我们要拯救他。”“我们要不要带着他一起走?一起说。”“我们要带着他一起走。”
我看着同桌佝偻的身影,心想:这才是惨绿少年,这才是残酷青春。最残酷的地方,并不是他走了歧路,被荆棘扎得满目疮痍,而是经历了这些,他还是要和我们一起走,还是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往前拥。
那几年里,韩寒、丁俊晖、郎朗纷纷从拥挤冗长的大路中撤出,走上鲜为人知、充满吸引力的小径。大多数少年却没有条件,更没有勇气效仿,而是裹挟在青春的洪流中,混在我们这支步伐整齐、歌声嘹亮、大步挺进的队伍里。即使有人心不在焉,三心二意,也迅速被湮灭了,恰似一张埋没在海边沙砾里的面孔。
(摘自《新周刊》2009年第19期)
新千年到来,一夜之间,街上所有的纯真儿童被一扫而空,收进了20世纪的记忆图书典藏版。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口袋里的硬币咣当得更为响亮的悠游少年。喧嚣的游戏厅被查封、被解封,再被查封、被解封,最终使它最后的拥趸都失去兴趣,转身进入新开的网吧。
网吧比游戏厅更风靡,因为格斗是一种竞技体育,任何竞技都有弱者和输家,因格斗致死的人要接受来自一条街的孩子漫长的嘲笑。但是在网吧,没有聒噪的观战者和评论员,大家经历的是一场不战而胜的巷战,与空虚的自己、无聊的学校和讨人嫌的家庭沉默对抗,最悲惨的结果也不过是玉石俱焚。
那时,班里的男生攀比谁在网吧待的时间长。我的同桌是传奇般的无冕之王,不眠不休的时间超过了人类极限。我上课时不经意转头,经常会被他妈妈贴在窗户上的脸吓到。她满脸忧愁,急切地在教室里搜寻,发现儿子不在,就一路号叫着儿子的名字急匆匆地冲出校园。
老师也同情她的无助,有时会带着同学帮她一起找儿子。我们一行人有老有小,在小城的街道一路尖利地喊:“×××,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她找不到儿子,同行的人都在低声安慰,只有我上气不接下气、语无伦次地向老师和她告状:“他上网,他才堕落,他看特别多不健康的东西。”
我如此积极主动地告密,一半是因为心虚。那时,我也开始上网。我们家那时还是拨号上网,速度很慢,所谓网上冲浪只是盯半天鼠标的小沙漏心急火燎地等。上网很贵,每次交网费都是惊险之旅。一个下雪天,我和我妈去电信局交了650元网费。我们俩沉默压抑地走着,我妈拿着缴费收据,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喊道:“我以后再也不上网了。”
这当然是作废的誓言,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我妈还是贪婪又绝望地等待一个个缓慢打开的网页。
我受老师之命,经常中午待在网吧门口,拦要进去的同学,逮刚出来的同学。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长时间上网的少年的眼睛。他们推开网吧的门,总会停一下,眯一下眼睛,用一种来自外星球的目光,打量他们生活了多年的现实世界。
在网络的映衬下,现实世界是如此平庸。每一代的青春期都是不满的,无条件的不满,无条件发散着恶。青春期的凶猛看起来完全是每个人必经的生理阶段。但是随着新的网络时代到来,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期已超出它本身的范围。
2000年,有位北大的老教授评论我们这一代,说这一代的年轻人很冷,“而且是一种不舒服的冷——缺乏热情,缺乏善意,对待周围的事物,尤其是对待人,可以说是包括自己的亲人在内的一切人,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冷漠”。他本来想把这一代称为“冷漠的一代”,后来觉得过分了一点,就改成“调侃的一代”。这一代最大的特征,就是自以为把什么都看透了,不相信世上还有真诚的东西,对什么都调侃,没有敬畏之心了。
那年,韩寒出版了《三重门》,像照明弹爆炸一般,让死而不僵的教育系统瞬间显形,照亮了一条崭新的青年自我认知的小径,引来众多亢奋叛逆的追随者。
之后的几年,我也稀里糊涂地参加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新”字头活动——“新青年”、“新生代”、“新概念”。这类活动的组织者常常面目模糊、神出鬼没,每到我们需要吃饭的时间就消失。我们只好挤在狭小的宾馆房间里,大声而热烈地讨论文学艺术,假装忘了吃饭的生理需求。
当年,我们这些“新”字头的青春作家,既要拉帮结派,又忙着划清界线,最后还是身不由己被合并同类项。我也曾被划到“残酷青春”的流派里,照片被处理成黑白的,印上触目惊心的“疼痛”两个字。我自己倒觉得我从小到大并无坎坷,不觉得有什么愤怒非呐喊不可,有什么委屈非呻吟不可。但是大家都指着自己的伤口喊痛,我不吼一嗓子,也觉得不好意思。
2004年,上初中三年级时,我那个爱上网的同桌家里出了事故。他的姥姥、姥爷死了,父母姨舅去奔丧时又出了车祸,只有他母亲活下来,受了重伤。班主任挨个网吧找,才找到他,通知这个消息。
老师为了教育我们,开了一次班会,专门把他母亲找来。他母亲眼睛里插了一根导管,憔悴晦暗。我的同桌站在讲台上,低着头,形容惨淡。那是一场混乱的班会,批斗、忏悔、原宥不断循环。他哭,他母亲哭,我们也哭。
最后,老师大声问:“我们该怎么办?一起说。”“我们要拯救他。”“我们要不要带着他一起走?一起说。”“我们要带着他一起走。”
我看着同桌佝偻的身影,心想:这才是惨绿少年,这才是残酷青春。最残酷的地方,并不是他走了歧路,被荆棘扎得满目疮痍,而是经历了这些,他还是要和我们一起走,还是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往前拥。
那几年里,韩寒、丁俊晖、郎朗纷纷从拥挤冗长的大路中撤出,走上鲜为人知、充满吸引力的小径。大多数少年却没有条件,更没有勇气效仿,而是裹挟在青春的洪流中,混在我们这支步伐整齐、歌声嘹亮、大步挺进的队伍里。即使有人心不在焉,三心二意,也迅速被湮灭了,恰似一张埋没在海边沙砾里的面孔。
(摘自《新周刊》2009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