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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拥有八年教学经验的香港老师黄家声来到上海的一所双语学校教书。2017年，他向这里的一所新学校——浦东新区民办惠立学校投递简历，并顺利获得教职。
由于新校舍尚未完工，黄家聲和同事们被安排在距离新校址步行十分钟外的上海惠灵顿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办公。他正准备着开发初中社会研习课程，收集地理、历史、社会课方面的新材料，希望教给学生们的不仅仅只是教材上的内容。
上海惠立学校即将面向6岁12岁的中国学生展开首次招生，它由上海陆家嘴集团投资建设，聘请英国惠灵顿公学提供教育咨询服务，是惠灵顿的嫡系双语学校。
越来越多的“洋学校”在中国落地，尤其以英国的私立学校最为积极。这些学校通常有数百年的办学历史，并以寄宿制、重视体育运动、全人教育理念等闻名，对中上阶层家庭颇具吸引力。
起初，这些进入中国的英国名校主要招收在华的外籍人士子女，但随着越来越多家庭愿意投资为子女寻求国际化教育，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众多学校都意图在中国拓展“版图”，不仅在更多地区办学，并且要创办能招收和吸引中国学生的学校。
通过缴纳不菲的学费，中国学生以及他们所在的家庭能得到怎样的融合性教育，新学校们能否适应中国的教育环境？这些问题都等待着回答。
看起来，中国市场正为致力于国际化教育的学校输送着源源不断的机会。
国际教育服务平台“新学说”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0月，中国国内拥有一定国际课程授权的学校数量为734所，其中外籍人员子女学校126所，民办国际化学校367所，公立学校国际班241所。
民办国际化学校的比例从2015年的43%增长至50%。除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热度不减以外，川渝浙等省份的二线城市的学校投建也十分火热。
与公立学校相比，这些国际学校价格不菲。教育培训机构新东方列出了上海35所较知名的国际或双语学校，除公立学校国际班外，收费最低的每年5万元左右，许多学校每年收费10万到20万元不等。
多所知名的英国学校以一线城市为起点向外扩张。
根据英国国际贸易部的统计，截至2017年底，近10所英国学校在中国建立超过25个校区。
哈罗公学的海外办学之旅于1998年的曼谷开启，先后在北京、香港、上海建校，主要招收外籍人员子女。2017年10月，哈罗宣称，将在重庆开设学校，招收国内学生及具有合法居留手续的外籍以及部分港澳台人员的子女，拟招生1500人-2000人，可提供完整的K-12全年龄段国际教育体系。
2009年英国惠灵顿公学决议在海外开办分校，于天津和上海先后建起了两所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今年9月，位于上海和杭州的惠立学校都将开始招生。
2003年就在上海成立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德威学校，先行一步成立了上海闵行区民办德闳学校，去年9月开始招生。
在这所学校开学之际，德威国际教育集团与鲁能集团达成战略合作，称将申请设立和运营中国民办幼儿园和中国民办学校，招收符合德威入学标准的中国和外籍儿童约2364名，预计2019年开学。
另一所知名英国学校威雅公学也抛出了计划：在大中华地区总共开办5所学校。位于江苏常州的牛津国际公学于2017年9月变更为威雅公学，成为其进入中国的第一所学校。
一些专业的幼教集团也来华拓展市场。在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所在的西米德兰郡，最大的幼教集团名为Kangaroo Pouch，其总裁Anita Sahota告诉《财经》记者，集团2016年时就有了在中国开办幼儿园的想法，契机来自于一名在英的中国留学生当时完成的商业方面的论文。
英国学校和中国公司的合作模式主要分为三种。
第一种由英国学校直接投资或部分投资，但这种方式风险较大，英国学校对中国市场不够了解，提供的教育未必符合中国家长和学生的需求，容易“水土不服”。此外，英国大量的私立学校是非营利机构，学校一般由慈善基金会拥有，很少进行海外投资。
第二种由英国学校输出教育方面的技能和品牌，中方出资金、场地、国内的运营能力等，双方各取所长，英方一般会收取3%8%的学费分成。这种模式比较稳定，在现实中使用得也比较多。
第三种模式是国外学校直接出品牌，收取品牌授权费，是第二种的简化。
对英国学校而言，海外办学显然是一笔好生意。
哈罗公学前校长Barnaby Lenon曾表示，从两所分校收取的特许经营费每年合计达“六位数”（英镑）。许多学校将此用于提高英国本校的助学金。
2017年12月，著名的英国威斯敏斯特公学与香港一家教育投资集团合作，宣布在中国开办6所民办双语学校，希望把赚到的钱补贴伦敦的弱势学生，首所学校会在2020年于成都开办。
进入中国的还包括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学校品牌，为什么英国学校近年的“阵仗”最大？
新学说创始人兼CEO吴越认为，目前来到中国的学校品牌以英国学校最多，并非是英国的基础教育远优于其他国家，而是由于英国的教育比较产业化，尤其是在对外输出教育品牌方面。
在对外推广教育、促进国家之间的资源对接时，英国国际贸易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包括搭建平台、组织会议活动和考察等。该部门预期，2020年前，进驻中国的英国学校品牌数量会翻倍，开办的校区将增加至50个以上。
2018年初，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访华期间也强调了中英之间的教育合作，宣布由英国国际贸易部领衔促成的合作项目总值超过5.5亿英镑，涉及高教、职教、教育科技、幼教、国际学校等众多领域。
作为一所始建于1708年、以小班化教育著称的学校，莱克顿学校是中英贸易往来中的一个受益者。 2016年9月，莱克顿学校的代表参加了一场在英国举办的国际学校峰会，参会者包括学校和投资方，英中贸易协会上海办公室注意到了莱克顿学校。一个月后，莱克顿学校接到电话，英中贸易协会上海办公室向校方推荐了上海的合作方。
“学校有些心动，觉得海外办学iX4-想法不错，或许可以开启建校300多年后的新篇章，上海是一个有活力的城市，中西文化也比较融合。”羊曦介绍，他是莱克顿学校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曾担任学生会主席，与学校高层私交甚笃，现担任莱克顿学校的国际发展总监。
羊曦离开了英国的金融行业，成为国际教育行业的一名探索者。他的工作之一是陪同英国校方前往上海、成都、武汉等城市考察，与地方政府接触，和不同投资方洽谈。
“要找寻理念契合、有一定办学能力和实力的投资方。教育行业不是纯商业行为，而是一个商业和教育结合的行为，商业要成功，教育也要成功，否则学校会开不下去。”羊曦说。
国金证券教育行业首席分析师吴劲草分析，英国的许多大学比美国大学相对容易申请，也助推英式非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发展。
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17年，赴英留学的中国学生数量一直稳步增长，2016年-2017年，中国在英就读高等教育的留学生总人数接近10万。A-Level课程是英国的高中课程体系，更适合英联邦国家高校，IB课程在申请美国大学时更具优势，必修科目多，被认为更有挑战性。
对一所新建的学校而言，拿到牌照，完成了基础建设之后，能否招聘足额优质的老师是接下来的挑战。
国际教育行业的特色是招聘大量外籍教师，为学生开拓国际化视野。《财经》记者接触的几所学校都以在海内外招聘新教师为主。外籍教师们享受着和英国学校一致甚至更高的待遇。
教师和学校所签的合同期限一般为一年到三年，一个隐忧随之产生：人员流失。
在上海的一所中外合办高中，合同到期后，接近一半的外教选择离职。有业内人士称，若教师流动率低于15%，团队可说是比较稳定，若高于20%，学校需要审视学校福利等方面是否存在问题。
“想来中国教书的外教都希望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否则待在英国就可以了。他们过几年可能会选择离开，去泰国、科威特、迪拜等，但是教育需要延续性。”羊曦说。
一些初次来到中国的“老外”还对未来的生活抱着极大预期。羊曦曾被一名外教问起自己若来中国工作，所住的房子会有多大，他的回答是一百多平方。“对方很惊讶，说怎么这么小，也没有花园。拜托，这可是上海，在英国，中产阶级的状态就是一夫一妻，两个孩子两条狗，很多人能够住别墅。”
所幸，對莱克顿在上海开设的高中来说，师资还不算是一个大问题。学校打算在上海延续小班传统，将每个班级控制在16人或以下，总学生数在300人左右。
4月底，学校刚敲定7名学科带头人，均为外教，他们都拥有英国的教师资格证以及十年以上的从教经验。
但全部使用外教对中国学生来说未必最合适，政策要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需要提供中国国家课程，年龄太小的孩子也难以适应纯英文的环境，因而寻找能流利使用中英文上课和讲解的双语老师成为许多国际化学校的目标。
吴越指出，聘请优秀的双语老师比聘请外教要难得多。在中国内地，只有长春师范大学曾开办过国际双语教师的项目，每年招收几十名学生，这些学生非常抢手，没有毕业就都已经被“预订”了。
一些耐心的学校选择自己培养。惠立学校的师资队伍中外教和中国教师各占一半。
中方校长周淑群介绍，对于低年龄的孩子，学校需要保证较高的师生比，让孩子在有足够支持的情况下接受教育。因此，学校为低年龄的班级配备了助教，对小学高年级和中学的孩子，教学助理更多协助做一些教学准备，提高课堂授课效率。
为了人才储备和更多有潜质的教育工作者，惠灵顿和英国杜伦大学合作，从去年开始在中国合作办学的几所学校启动内部的教师培训计划，甄选具有较好教育背景和双语水平的教师助理参加。
无论是哈罗、德威、惠灵顿，还是威斯敏斯特，宣布将招收中国籍学生的新项目之后都会表示，在义务教育阶段会向中国学生教授中国国家教育课程，符合主管部门和义务教育法的要求。
4月底公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也要求，实施普通高中教育、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按照国家课标实施教学，选用相应教材，在国家课程之外，可自主开设特色课程，使用境外教材的，应当经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这些学校在教学上的自由空间，相比可以全英文授课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要小。同时，中英课程的融合有相当的要求，学校需谨慎思考，要引入哪些国际元素，是使用中文还是英文来教学。
有英国学者指出，如果这些英国学校在中国采用中国教材，未必能将英国传统的精英教育模式和系统带到中国。从长远来看，两种系统下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思维模式不一致，但他们却有共同的学校出身，会对学校既有品牌造成影响。
不过，许多学校并不这么想，他们更希望的是为学生提供国际的视野，将更加适合未来人才培养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带给中国学生，而非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香蕉人”——黑头发黄皮肤，却连中文都用不好。
在周淑群看来，在义务教育阶段，不管是美国课程、英国课程还是中国课程，内容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需要学习数学、科学等基础的知识，主要的区别在人文课程，比如历史课的教授顺序。惠立的课程特色体现在教学方法和模式上，如双语模式、启发式教学、探究式学习。
在小学阶段，惠立学校的语文、品德与社会课由中方教师授课，教学和自然科学课由中方的双语老师授课，涵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主题课则由中西方教师合作教学。
语文课程中还会加入毛笔、硬笔书法和国学经典的学习，在品德与社会课上，一方面教师会讲授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一方面惠灵顿特色的幸福关怀课程也被融入其中。
英式教育的特色，还在于完善的评估体系。周淑群介绍，这一评估体系分为形成性评估和总结性评估。前者通过评估，能让老师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调整下一阶段的教学安排，后者则用于评估一段时间内学生对已学知识的掌握情况，从而了解学生在这段时间内的学习进展。
不少家长选择早早将孩子送出国，成为小留学生，他们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
吴越指出，十年前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的人，想把孩子培养得越西式越好，但现在不同，家长们希望能把孩子培养成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能自如地在国际环境中谈判、交流，但又有着中国的文化和精神，对中国有深刻的理解和认知。如果想让孩子完全西化，更好的路径是移民，不过，那样会错失中国的许多机会。
由于新校舍尚未完工，黄家聲和同事们被安排在距离新校址步行十分钟外的上海惠灵顿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办公。他正准备着开发初中社会研习课程，收集地理、历史、社会课方面的新材料，希望教给学生们的不仅仅只是教材上的内容。
上海惠立学校即将面向6岁12岁的中国学生展开首次招生，它由上海陆家嘴集团投资建设，聘请英国惠灵顿公学提供教育咨询服务，是惠灵顿的嫡系双语学校。
越来越多的“洋学校”在中国落地，尤其以英国的私立学校最为积极。这些学校通常有数百年的办学历史，并以寄宿制、重视体育运动、全人教育理念等闻名，对中上阶层家庭颇具吸引力。
起初，这些进入中国的英国名校主要招收在华的外籍人士子女，但随着越来越多家庭愿意投资为子女寻求国际化教育，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众多学校都意图在中国拓展“版图”，不仅在更多地区办学，并且要创办能招收和吸引中国学生的学校。
通过缴纳不菲的学费，中国学生以及他们所在的家庭能得到怎样的融合性教育，新学校们能否适应中国的教育环境？这些问题都等待着回答。
中国市场的机会
看起来，中国市场正为致力于国际化教育的学校输送着源源不断的机会。
国际教育服务平台“新学说”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0月，中国国内拥有一定国际课程授权的学校数量为734所，其中外籍人员子女学校126所，民办国际化学校367所，公立学校国际班241所。
民办国际化学校的比例从2015年的43%增长至50%。除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热度不减以外，川渝浙等省份的二线城市的学校投建也十分火热。
与公立学校相比，这些国际学校价格不菲。教育培训机构新东方列出了上海35所较知名的国际或双语学校，除公立学校国际班外，收费最低的每年5万元左右，许多学校每年收费10万到20万元不等。
多所知名的英国学校以一线城市为起点向外扩张。
根据英国国际贸易部的统计，截至2017年底，近10所英国学校在中国建立超过25个校区。
哈罗公学的海外办学之旅于1998年的曼谷开启，先后在北京、香港、上海建校，主要招收外籍人员子女。2017年10月，哈罗宣称，将在重庆开设学校，招收国内学生及具有合法居留手续的外籍以及部分港澳台人员的子女，拟招生1500人-2000人，可提供完整的K-12全年龄段国际教育体系。
2009年英国惠灵顿公学决议在海外开办分校，于天津和上海先后建起了两所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今年9月，位于上海和杭州的惠立学校都将开始招生。
2003年就在上海成立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德威学校，先行一步成立了上海闵行区民办德闳学校，去年9月开始招生。
在这所学校开学之际，德威国际教育集团与鲁能集团达成战略合作，称将申请设立和运营中国民办幼儿园和中国民办学校，招收符合德威入学标准的中国和外籍儿童约2364名，预计2019年开学。
另一所知名英国学校威雅公学也抛出了计划：在大中华地区总共开办5所学校。位于江苏常州的牛津国际公学于2017年9月变更为威雅公学，成为其进入中国的第一所学校。
一些专业的幼教集团也来华拓展市场。在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所在的西米德兰郡，最大的幼教集团名为Kangaroo Pouch，其总裁Anita Sahota告诉《财经》记者，集团2016年时就有了在中国开办幼儿园的想法，契机来自于一名在英的中国留学生当时完成的商业方面的论文。
英国学校和中国公司的合作模式主要分为三种。
第一种由英国学校直接投资或部分投资，但这种方式风险较大，英国学校对中国市场不够了解，提供的教育未必符合中国家长和学生的需求，容易“水土不服”。此外，英国大量的私立学校是非营利机构，学校一般由慈善基金会拥有，很少进行海外投资。
第二种由英国学校输出教育方面的技能和品牌，中方出资金、场地、国内的运营能力等，双方各取所长，英方一般会收取3%8%的学费分成。这种模式比较稳定，在现实中使用得也比较多。
第三种模式是国外学校直接出品牌，收取品牌授权费，是第二种的简化。
为什么是英国学校？
对英国学校而言，海外办学显然是一笔好生意。
哈罗公学前校长Barnaby Lenon曾表示，从两所分校收取的特许经营费每年合计达“六位数”（英镑）。许多学校将此用于提高英国本校的助学金。
2017年12月，著名的英国威斯敏斯特公学与香港一家教育投资集团合作，宣布在中国开办6所民办双语学校，希望把赚到的钱补贴伦敦的弱势学生，首所学校会在2020年于成都开办。
进入中国的还包括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学校品牌，为什么英国学校近年的“阵仗”最大？
新学说创始人兼CEO吴越认为，目前来到中国的学校品牌以英国学校最多，并非是英国的基础教育远优于其他国家，而是由于英国的教育比较产业化，尤其是在对外输出教育品牌方面。
在对外推广教育、促进国家之间的资源对接时，英国国际贸易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包括搭建平台、组织会议活动和考察等。该部门预期，2020年前，进驻中国的英国学校品牌数量会翻倍，开办的校区将增加至50个以上。
2018年初，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访华期间也强调了中英之间的教育合作，宣布由英国国际贸易部领衔促成的合作项目总值超过5.5亿英镑，涉及高教、职教、教育科技、幼教、国际学校等众多领域。
作为一所始建于1708年、以小班化教育著称的学校，莱克顿学校是中英贸易往来中的一个受益者。 2016年9月，莱克顿学校的代表参加了一场在英国举办的国际学校峰会，参会者包括学校和投资方，英中贸易协会上海办公室注意到了莱克顿学校。一个月后，莱克顿学校接到电话，英中贸易协会上海办公室向校方推荐了上海的合作方。
“学校有些心动，觉得海外办学iX4-想法不错，或许可以开启建校300多年后的新篇章，上海是一个有活力的城市，中西文化也比较融合。”羊曦介绍，他是莱克顿学校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曾担任学生会主席，与学校高层私交甚笃，现担任莱克顿学校的国际发展总监。
羊曦离开了英国的金融行业，成为国际教育行业的一名探索者。他的工作之一是陪同英国校方前往上海、成都、武汉等城市考察，与地方政府接触，和不同投资方洽谈。
“要找寻理念契合、有一定办学能力和实力的投资方。教育行业不是纯商业行为，而是一个商业和教育结合的行为，商业要成功，教育也要成功，否则学校会开不下去。”羊曦说。
国金证券教育行业首席分析师吴劲草分析，英国的许多大学比美国大学相对容易申请，也助推英式非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发展。
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17年，赴英留学的中国学生数量一直稳步增长，2016年-2017年，中国在英就读高等教育的留学生总人数接近10万。A-Level课程是英国的高中课程体系，更适合英联邦国家高校，IB课程在申请美国大学时更具优势，必修科目多，被认为更有挑战性。
新学校的挑战
对一所新建的学校而言，拿到牌照，完成了基础建设之后，能否招聘足额优质的老师是接下来的挑战。
国际教育行业的特色是招聘大量外籍教师，为学生开拓国际化视野。《财经》记者接触的几所学校都以在海内外招聘新教师为主。外籍教师们享受着和英国学校一致甚至更高的待遇。
教师和学校所签的合同期限一般为一年到三年，一个隐忧随之产生：人员流失。
在上海的一所中外合办高中，合同到期后，接近一半的外教选择离职。有业内人士称，若教师流动率低于15%，团队可说是比较稳定，若高于20%，学校需要审视学校福利等方面是否存在问题。
“想来中国教书的外教都希望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否则待在英国就可以了。他们过几年可能会选择离开，去泰国、科威特、迪拜等，但是教育需要延续性。”羊曦说。
一些初次来到中国的“老外”还对未来的生活抱着极大预期。羊曦曾被一名外教问起自己若来中国工作，所住的房子会有多大，他的回答是一百多平方。“对方很惊讶，说怎么这么小，也没有花园。拜托，这可是上海，在英国，中产阶级的状态就是一夫一妻，两个孩子两条狗，很多人能够住别墅。”
所幸，對莱克顿在上海开设的高中来说，师资还不算是一个大问题。学校打算在上海延续小班传统，将每个班级控制在16人或以下，总学生数在300人左右。
4月底，学校刚敲定7名学科带头人，均为外教，他们都拥有英国的教师资格证以及十年以上的从教经验。
但全部使用外教对中国学生来说未必最合适，政策要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需要提供中国国家课程，年龄太小的孩子也难以适应纯英文的环境，因而寻找能流利使用中英文上课和讲解的双语老师成为许多国际化学校的目标。
吴越指出，聘请优秀的双语老师比聘请外教要难得多。在中国内地，只有长春师范大学曾开办过国际双语教师的项目，每年招收几十名学生，这些学生非常抢手，没有毕业就都已经被“预订”了。
一些耐心的学校选择自己培养。惠立学校的师资队伍中外教和中国教师各占一半。
中方校长周淑群介绍，对于低年龄的孩子，学校需要保证较高的师生比，让孩子在有足够支持的情况下接受教育。因此，学校为低年龄的班级配备了助教，对小学高年级和中学的孩子，教学助理更多协助做一些教学准备，提高课堂授课效率。
为了人才储备和更多有潜质的教育工作者，惠灵顿和英国杜伦大学合作，从去年开始在中国合作办学的几所学校启动内部的教师培训计划，甄选具有较好教育背景和双语水平的教师助理参加。
中西教育能融合吗？
无论是哈罗、德威、惠灵顿，还是威斯敏斯特，宣布将招收中国籍学生的新项目之后都会表示，在义务教育阶段会向中国学生教授中国国家教育课程，符合主管部门和义务教育法的要求。
4月底公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也要求，实施普通高中教育、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按照国家课标实施教学，选用相应教材，在国家课程之外，可自主开设特色课程，使用境外教材的，应当经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这些学校在教学上的自由空间，相比可以全英文授课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要小。同时，中英课程的融合有相当的要求，学校需谨慎思考，要引入哪些国际元素，是使用中文还是英文来教学。
有英国学者指出，如果这些英国学校在中国采用中国教材，未必能将英国传统的精英教育模式和系统带到中国。从长远来看，两种系统下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思维模式不一致，但他们却有共同的学校出身，会对学校既有品牌造成影响。
不过，许多学校并不这么想，他们更希望的是为学生提供国际的视野，将更加适合未来人才培养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带给中国学生，而非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香蕉人”——黑头发黄皮肤，却连中文都用不好。
在周淑群看来，在义务教育阶段，不管是美国课程、英国课程还是中国课程，内容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需要学习数学、科学等基础的知识，主要的区别在人文课程，比如历史课的教授顺序。惠立的课程特色体现在教学方法和模式上，如双语模式、启发式教学、探究式学习。
在小学阶段，惠立学校的语文、品德与社会课由中方教师授课，教学和自然科学课由中方的双语老师授课，涵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主题课则由中西方教师合作教学。
语文课程中还会加入毛笔、硬笔书法和国学经典的学习，在品德与社会课上，一方面教师会讲授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一方面惠灵顿特色的幸福关怀课程也被融入其中。
英式教育的特色，还在于完善的评估体系。周淑群介绍，这一评估体系分为形成性评估和总结性评估。前者通过评估，能让老师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调整下一阶段的教学安排，后者则用于评估一段时间内学生对已学知识的掌握情况，从而了解学生在这段时间内的学习进展。
不少家长选择早早将孩子送出国，成为小留学生，他们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
吴越指出，十年前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的人，想把孩子培养得越西式越好，但现在不同，家长们希望能把孩子培养成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能自如地在国际环境中谈判、交流，但又有着中国的文化和精神，对中国有深刻的理解和认知。如果想让孩子完全西化，更好的路径是移民，不过，那样会错失中国的许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