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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抵抗
一家饰品城空荡荡的三楼，大厅一角传来轻微响动。两个穿着民国服装的女孩往外探了探头，又闪进一堵墙后。绕过墙，几十个装满道具的塑料箱在地上排成一列，挂满戏服的架子摇摇欲坠。两个孩子站在一道红幕布后面的道具中，昂首挺胸地摆造型。
摄影机后面连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光头大汉坐在屏幕前比手势：“抬高点，再抬高点，帅死了！就这样！”接着轻点鼠标，快门喀嚓一声。
第一次见马良，很难判断这个人的善恶：光头上扣着个碗形的针织帽，卷曲的胡子从鬓角蔓延到下巴，再束成一条小辫；左耳垂驮一个粗如通心粉的马蹄形钢耳环，脖子缠几条粗项链，身上东一片西一片的刺青。有人说他是“罗汉与土匪的结合体”。
在摄影界，提起马良的名字，总会招来叫好和叫骂两种不同声音。喜欢他的人，觉得他的摄影作品充满梦幻般的美感，包涵着一个个故事，令人遐想；讨厌他的人，则觉得这个人对摄影技巧根本没有什么了解，摸了几年数码相机，靠着投机取巧做出一幅幅作品，居然还出名拿奖了。但这一切都不妨碍他成为一个颇有身价的摄影师，作品满世界展览，最贵的一幅拍出过18万元，还拿下过一个又一个国际摄影奖项。
其中一个“投机取巧”的项目是“移动照相馆”。2011年5月底，马良通过个人微博发布了一个想法，希望开车载着摄影器材和道具，踏遍中国50个城市，给几百个陌生人拍照。拍的照片当场洗出来，一张给拍摄对象，自己也留一张作纪念，只要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微博报名。
他万万没有想到，微博在短短几天内被转发了上千次。各地网友纷纷支持，希望参与其中。“移动照相馆”项目就这么开始了。
出发之前，马良花了七八个月来做准备：设计详细方案，绘制背景板，整理服装，制作道具，买车，改装车，联系各地的拍摄场地，和预约的拍摄者沟通。
光是手绘背景板，就花了一两个月。他的拍摄背景都带着优美复古的调调，却又在某些细节上闪烁着幽默和好玩。“我喜欢老照相馆里那种天真的状态。在那个时代，一个人是不可能有汽车的，但可以画一辆。明明穷得要死，却坐在一辆吉普车里。”
拼凑了五六十万元，再加上自己攒的三十万元，2012年2月17日，马良上路了。带着五六个助手，他们开着一辆货车加一辆面包车，一路磕磕碰碰，从北到南走过了中国三十多个城市。
来拍照的各行各业都有：美术家、摄影师、工人、学生、老师、公务员、保安、舞蹈演员、商人、家庭妇女、暮年老人、很小的婴儿……其中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满脸写着“文青”、“艺术家”、“小资”字样。他们有不少都是长期关注马良的粉丝，早在活动一开始就报名了，有些还是专程坐了几小时的车过来拍照的。
“我特别喜欢他的《二手唐诗》和《西游记》，因为每一处都是故事。”Eric是专门跷了课过来拍照的，又主动留到最后帮忙收拾东西。他收藏有一张马良写的海报，上面写着几个大字：“我要在你平庸无奇的回忆里，做一个闪闪发光的神经病。”说这句话也许只是马良一时短路，Eric却觉得特别贴切。
除了希望获得“马良风格照”的粉丝外，更多人是为了留一个纪念，或是实现埋藏已久的梦想：有化装成飞行员的小职员，有化身舞蹈家的家庭妇女，也有为了纪念童年时光，穿上复古花衫黑裙来张“木讷照”的学生。
“我觉得，我的移动照相馆是一种抵抗，抵抗新的东西将过去的东西覆盖，包括城市、人的记忆、人的温情朴素的生活。至少我在恢复一种用传统方式很开心地拍照的仪式感，大家都穿得很好看，满心欢喜地来这里照相，期待为生活留下美好的记忆。”
做温暖的作品
在成为摄影师前，马良是拍电视广告片的，属于上海广告圈的导演“一哥”，一年赚两三百万。再之前，他是个科班出身的画家，12岁便进了美院，一直学到大学毕业。
32岁时，已经在广告导演这个位置上干得风生水起的马良觉得不对劲了，“梦想”这个词似乎已经悄悄离他而去。“这一行永远是广告商说了算，跟你的创造力一点关系没有。我决定离开这个错误的选择，就算不能拍摄电影，也要做和艺术有关的工作。”
他不时想起小时候,“我妈妈所在的上海青年话剧团，可以说是中国演西洋古典戏剧里最好的，《无事生非》、《李尔王》这种剧目我看过很多遍。里面总是有最传统的红幕布，精致的手绘背景、戏服和道具。我总觉得我的内心和戏剧、电影靠得很近，少年时的我甚至相信自己掌握了某种秘密。”
许多个睡不着的夜晚，他的脑子里会涌现无数故事，拿笔记下来，画下来。再后来，他买了台“很烂的数码相机”，开始独立创作。
他的摄影方法很奇怪。在进行一次创作前，他在心里已经把想拍的画面勾画了无数次。接着，他会花上两三个月的时间，用心地描绘布景，用各种工具亲手制作出精细的道具，将它们搭建出一个立体的舞台般的场景，最后让模特入位，喀嚓一声，一幅作品完成。也许成功，也许失败。
“很多人批评我不是专业摄影师，其实我也根本没想叫自己摄影师。照相机只是我的一个绘画工具，我是用相机画画。”他坦言自己对摄影技术了解得很少，更不会玩胶片。起初他只是找了些朋友拍着玩，再放到网上。但当他的作品开始获得关注，领到了一个又一个国际奖项，接受各大媒体采访后，许多“传统派”的摄影师开始坐不住了。
“许多人说我投机取巧，走歪门邪道。但不论是叫好还是叫骂，都会激起我强烈的再创造的欲望。看不懂的讽刺了我，我就想做点更复杂、更强烈的，做着做着就把这个变成职业了。”在马良看来，他的“歪门邪道”并不是一种实验性的挑战，创作中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别人看懂，要能感动人”。
马良的作品有种孤独感，比如《上海孤儿》、《乡愁》。他的作品中，有一幅叫《邮差》，拍的是一个系着降落伞的邮递员，准备送信，却迷了路，只好从屋顶跳下去。“我是在上海长大的，但对这个城市，我找不到归属感。”几年前，他曾为写一篇关于上海的文章，走遍大街小巷，想确认生活中还有哪些角落与自己有关。“结果，幼儿园被拆了，小学被拆了，中学被拆了，就连大学的老校舍也拆了。因为都是老房子。而初恋时走过的那条马路，早已面目全非。只有少儿图书馆还在。”
当得知小时候经常嬉戏的弄堂也要被拆时，他一紧张，在顶楼拍了《邮差》。“我真希望自己就是里面那个家伙，一个生活里的小人物，做着自己认为浪漫的工作，为陌生的人送信传情，尽管没人会多看他一眼，但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个温暖又重要的人。”
在工作室也遭遇拆迁，颠沛流离了几次后，他决定把照相馆带在身边，在中国周游一遍。
从2月到9月，他们走过了中国的三十多个城市。在广州站拍摄的最后一天，他为一个特殊的人拍了照，那是一位好友的遗孀。“他是位配乐家，我一直觉得他是我灵魂上的一个朋友。原本准备让他帮我的《移动照相馆》纪录片配乐，他突然去世了，这对我打击非常大。”
“我觉得这也是生命给我的礼物。所以我特别想做温暖的作品，做一些有善意的作品。世界已经很残酷，每天的新闻已经很残酷，我们就不要再用艺术去表现残酷了。所以我总是力求那些小照片儿一定要比现实稍微美好一些。这是一个美工师最浪漫的职责所在，为了比不完美的生活仅仅好那么一丁点儿，值得用最绚烂的形式，穷尽所有力气。”
马良
导演、观念摄影师。1972年出生于上海，1999年在上海和北京设立自己的工作室 YES video shop，从事广告影片和视频短片的导演。后转型为摄影师，作品曾多次在国际上获奖。
一家饰品城空荡荡的三楼，大厅一角传来轻微响动。两个穿着民国服装的女孩往外探了探头，又闪进一堵墙后。绕过墙，几十个装满道具的塑料箱在地上排成一列，挂满戏服的架子摇摇欲坠。两个孩子站在一道红幕布后面的道具中，昂首挺胸地摆造型。
摄影机后面连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光头大汉坐在屏幕前比手势：“抬高点，再抬高点，帅死了！就这样！”接着轻点鼠标，快门喀嚓一声。
第一次见马良，很难判断这个人的善恶：光头上扣着个碗形的针织帽，卷曲的胡子从鬓角蔓延到下巴，再束成一条小辫；左耳垂驮一个粗如通心粉的马蹄形钢耳环，脖子缠几条粗项链，身上东一片西一片的刺青。有人说他是“罗汉与土匪的结合体”。
在摄影界，提起马良的名字，总会招来叫好和叫骂两种不同声音。喜欢他的人，觉得他的摄影作品充满梦幻般的美感，包涵着一个个故事，令人遐想；讨厌他的人，则觉得这个人对摄影技巧根本没有什么了解，摸了几年数码相机，靠着投机取巧做出一幅幅作品，居然还出名拿奖了。但这一切都不妨碍他成为一个颇有身价的摄影师，作品满世界展览，最贵的一幅拍出过18万元，还拿下过一个又一个国际摄影奖项。
其中一个“投机取巧”的项目是“移动照相馆”。2011年5月底，马良通过个人微博发布了一个想法，希望开车载着摄影器材和道具，踏遍中国50个城市，给几百个陌生人拍照。拍的照片当场洗出来，一张给拍摄对象，自己也留一张作纪念，只要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微博报名。
他万万没有想到，微博在短短几天内被转发了上千次。各地网友纷纷支持，希望参与其中。“移动照相馆”项目就这么开始了。
出发之前，马良花了七八个月来做准备：设计详细方案，绘制背景板，整理服装，制作道具，买车，改装车，联系各地的拍摄场地，和预约的拍摄者沟通。
光是手绘背景板，就花了一两个月。他的拍摄背景都带着优美复古的调调，却又在某些细节上闪烁着幽默和好玩。“我喜欢老照相馆里那种天真的状态。在那个时代，一个人是不可能有汽车的，但可以画一辆。明明穷得要死，却坐在一辆吉普车里。”
拼凑了五六十万元，再加上自己攒的三十万元，2012年2月17日，马良上路了。带着五六个助手，他们开着一辆货车加一辆面包车，一路磕磕碰碰，从北到南走过了中国三十多个城市。
来拍照的各行各业都有：美术家、摄影师、工人、学生、老师、公务员、保安、舞蹈演员、商人、家庭妇女、暮年老人、很小的婴儿……其中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满脸写着“文青”、“艺术家”、“小资”字样。他们有不少都是长期关注马良的粉丝，早在活动一开始就报名了，有些还是专程坐了几小时的车过来拍照的。
“我特别喜欢他的《二手唐诗》和《西游记》，因为每一处都是故事。”Eric是专门跷了课过来拍照的，又主动留到最后帮忙收拾东西。他收藏有一张马良写的海报，上面写着几个大字：“我要在你平庸无奇的回忆里，做一个闪闪发光的神经病。”说这句话也许只是马良一时短路，Eric却觉得特别贴切。
除了希望获得“马良风格照”的粉丝外，更多人是为了留一个纪念，或是实现埋藏已久的梦想：有化装成飞行员的小职员，有化身舞蹈家的家庭妇女，也有为了纪念童年时光，穿上复古花衫黑裙来张“木讷照”的学生。
“我觉得，我的移动照相馆是一种抵抗，抵抗新的东西将过去的东西覆盖，包括城市、人的记忆、人的温情朴素的生活。至少我在恢复一种用传统方式很开心地拍照的仪式感，大家都穿得很好看，满心欢喜地来这里照相，期待为生活留下美好的记忆。”
做温暖的作品
在成为摄影师前，马良是拍电视广告片的，属于上海广告圈的导演“一哥”，一年赚两三百万。再之前，他是个科班出身的画家，12岁便进了美院，一直学到大学毕业。
32岁时，已经在广告导演这个位置上干得风生水起的马良觉得不对劲了，“梦想”这个词似乎已经悄悄离他而去。“这一行永远是广告商说了算，跟你的创造力一点关系没有。我决定离开这个错误的选择，就算不能拍摄电影，也要做和艺术有关的工作。”
他不时想起小时候,“我妈妈所在的上海青年话剧团，可以说是中国演西洋古典戏剧里最好的，《无事生非》、《李尔王》这种剧目我看过很多遍。里面总是有最传统的红幕布，精致的手绘背景、戏服和道具。我总觉得我的内心和戏剧、电影靠得很近，少年时的我甚至相信自己掌握了某种秘密。”
许多个睡不着的夜晚，他的脑子里会涌现无数故事，拿笔记下来，画下来。再后来，他买了台“很烂的数码相机”，开始独立创作。
他的摄影方法很奇怪。在进行一次创作前，他在心里已经把想拍的画面勾画了无数次。接着，他会花上两三个月的时间，用心地描绘布景，用各种工具亲手制作出精细的道具，将它们搭建出一个立体的舞台般的场景，最后让模特入位，喀嚓一声，一幅作品完成。也许成功，也许失败。
“很多人批评我不是专业摄影师，其实我也根本没想叫自己摄影师。照相机只是我的一个绘画工具，我是用相机画画。”他坦言自己对摄影技术了解得很少，更不会玩胶片。起初他只是找了些朋友拍着玩，再放到网上。但当他的作品开始获得关注，领到了一个又一个国际奖项，接受各大媒体采访后，许多“传统派”的摄影师开始坐不住了。
“许多人说我投机取巧，走歪门邪道。但不论是叫好还是叫骂，都会激起我强烈的再创造的欲望。看不懂的讽刺了我，我就想做点更复杂、更强烈的，做着做着就把这个变成职业了。”在马良看来，他的“歪门邪道”并不是一种实验性的挑战，创作中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别人看懂，要能感动人”。
马良的作品有种孤独感，比如《上海孤儿》、《乡愁》。他的作品中，有一幅叫《邮差》，拍的是一个系着降落伞的邮递员，准备送信，却迷了路，只好从屋顶跳下去。“我是在上海长大的，但对这个城市，我找不到归属感。”几年前，他曾为写一篇关于上海的文章，走遍大街小巷，想确认生活中还有哪些角落与自己有关。“结果，幼儿园被拆了，小学被拆了，中学被拆了，就连大学的老校舍也拆了。因为都是老房子。而初恋时走过的那条马路，早已面目全非。只有少儿图书馆还在。”
当得知小时候经常嬉戏的弄堂也要被拆时，他一紧张，在顶楼拍了《邮差》。“我真希望自己就是里面那个家伙，一个生活里的小人物，做着自己认为浪漫的工作，为陌生的人送信传情，尽管没人会多看他一眼，但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个温暖又重要的人。”
在工作室也遭遇拆迁，颠沛流离了几次后，他决定把照相馆带在身边，在中国周游一遍。
从2月到9月，他们走过了中国的三十多个城市。在广州站拍摄的最后一天，他为一个特殊的人拍了照，那是一位好友的遗孀。“他是位配乐家，我一直觉得他是我灵魂上的一个朋友。原本准备让他帮我的《移动照相馆》纪录片配乐，他突然去世了，这对我打击非常大。”
“我觉得这也是生命给我的礼物。所以我特别想做温暖的作品，做一些有善意的作品。世界已经很残酷，每天的新闻已经很残酷，我们就不要再用艺术去表现残酷了。所以我总是力求那些小照片儿一定要比现实稍微美好一些。这是一个美工师最浪漫的职责所在，为了比不完美的生活仅仅好那么一丁点儿，值得用最绚烂的形式，穷尽所有力气。”
马良
导演、观念摄影师。1972年出生于上海，1999年在上海和北京设立自己的工作室 YES video shop，从事广告影片和视频短片的导演。后转型为摄影师，作品曾多次在国际上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