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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上世纪80年代日本大举收购美国企业一样，中国的企业正在重演这样的宏伟剧目——也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敲出了有力的鼓点。从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中投公司）入股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本基金百事通基金Black Stone，到中信证券入股被信贷危机所困的贝尔斯登(Bear Stearns); 从中国工商银行出价55亿美元收购南非标准银行集团有限公司20%的股份，到国家开发银行联手新加坡政府投资机构淡马锡支持英国老牌银行竞购荷兰银行; 从宏斥资7.1亿美元收购Gateway，到华为联手贝恩资本收购3Com，中国企业在最近几个月内的全球收购潮中身影频现。
有人把当前的中国企业参与海外收购风潮与日经指数巅峰时期日本企业的海外收购热相提并论，现在的情况与当时确有相似之处。1985年以后日元急剧升值，加剧了日本对外出口的困境，迫使日本企业采取全球投资战略。而现在，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中国企业出口压力增大。“卖出”的成本增高是“买进”的大好时候。尤其是在美国欠债危机的影响下，西方的流动性资本紧张，更是中国输出资本的历史性机遇。其实不仅是中国，世界其他地区的企业也正抓住美元疲软的时机，积极“买进”美国企业。
如今年6月，新加坡的伟创力公司(Flextronics)宣布，以36亿美元收购另一家电子合同制造商美国旭创公司(Solectron)。还有中东的政府主权基金也在积极进入，近日花旗银行就获得了阿联酋阿布扎比酋长国主权财富基金注入的75亿美元。此前，Dubai International Capital收购了索尼公司的少数股份; 阿布扎比的另一家投资公司购入了AMD公司8%的股份。
当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有以下几个积极因素。一是人民币升值趋势日增，中国向外并购行动，为外汇资金找有利出路。二是随着经验累积，中国企业渐具国际并购的能力与资源，同时，中国入世后经济体制渐与国际接轨，企业信誉增强，也提高了国际并购的成功率。三是用并购方式参与国际竞争，完善全球产业链的布局，或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和成熟经营管理经验。而中国人民币的走强和股市的飙升，则给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并购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
中国企业在并购美国公司方面最主要的挑战在于政治上的因素。2005年中海石油收购加州联合石油公司时的失利即是一例; 联想收购IBM PC也是经历了政治关; 贝恩资本与华为全面收购3Com公司也有待于通过美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对于欲收购美国企业股份的中国企业来说，尽量减小政治方面的阻碍也是有“技巧”的。我们不能给别人去“抢饭碗”的感觉，而且要让被投资的美国企业和政府部门觉得，收购可以给美国市场带来资金并扩大市场机会。抱着不是“侵入”而是合作共赢的姿态，有助于减少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抵触。
而且，现阶段欧美市场需求放缓，直接到欧美市场“偷袭”别人的“后院”也不现实。应该立足长远，通过资本联姻，利用境外企业的产品技术和全球化运作与管理经验，更好地提升企业国际化竞争力。比如选择与当地企业成立合资公司或参股，而不一定就要控股或完全并购的方式，反而有助于并购的达成。这方面的例子是，中国的奇瑞与美国企业的合资，既利于减少贸易摩擦，又有利于立足当地市场。在海外收购方面获得私募资本等当地机构的帮助，也是有利的方式。除了可以帮助克服一般性的并购障碍外，还能帮助克服政府机构的阻挠。华为联手贝恩资本收购3Com即是这样的例子，这也体现了华为的精明之处—既降低了现金的压力，也减少了投资风险。
尽管从京东方并购韩国现代液晶业务、TCL并购汤姆逊、联想并购IBM PC等多宗海外并购来看，除了联想初现成功迹象外，其他都是困难重重。但是，可以说，如果没有几年前的跨国并购“吃螃蟹”，TCL无法经历今天这样的历练; 没有3年前的联想收购IBM PC，就没有今天的跻身全球PC厂商前5的世界级联想。而且，在“先行者”已经探索和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并购征途中，也会越来越“老练”。如今像华为等的海外并购更加成熟。
值得关注的是，在此轮并购中，虽都是有实力的大企业或基金在唱主角，但在三四年前较早就进行海外并购探索的“先行者”中，如京东方、TCL、联想、网通等IT企业较为积极活跃; 而在如今的海外并购大好机会下，IT等高科技企业却反应相对平淡。主要原因不是国内IT 企业无视这样的机会，而是像华为这样能在国际上叫得响的IT企业还太少。
另外，值得担忧的是，随着跨国IT巨头在中国市场上的精耕细作、攻城略地，市场整合在加速，本土IT企业有集体走弱之势，如在中国PC市场上，多年保持领先地位的方正已经被惠普超过。随着华为、联想少数几家领先性企业“走出去”成为国际化企业后，国内“第二梯队”还没有跟上来。
那么，华为之后，下一个参与到全球并购中并有望成为“抓住机会的赢家”的IT企业会是谁? 这，值得我们期待。
有人把当前的中国企业参与海外收购风潮与日经指数巅峰时期日本企业的海外收购热相提并论，现在的情况与当时确有相似之处。1985年以后日元急剧升值，加剧了日本对外出口的困境，迫使日本企业采取全球投资战略。而现在，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中国企业出口压力增大。“卖出”的成本增高是“买进”的大好时候。尤其是在美国欠债危机的影响下，西方的流动性资本紧张，更是中国输出资本的历史性机遇。其实不仅是中国，世界其他地区的企业也正抓住美元疲软的时机，积极“买进”美国企业。
如今年6月，新加坡的伟创力公司(Flextronics)宣布，以36亿美元收购另一家电子合同制造商美国旭创公司(Solectron)。还有中东的政府主权基金也在积极进入，近日花旗银行就获得了阿联酋阿布扎比酋长国主权财富基金注入的75亿美元。此前，Dubai International Capital收购了索尼公司的少数股份; 阿布扎比的另一家投资公司购入了AMD公司8%的股份。
当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有以下几个积极因素。一是人民币升值趋势日增，中国向外并购行动，为外汇资金找有利出路。二是随着经验累积，中国企业渐具国际并购的能力与资源，同时，中国入世后经济体制渐与国际接轨，企业信誉增强，也提高了国际并购的成功率。三是用并购方式参与国际竞争，完善全球产业链的布局，或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和成熟经营管理经验。而中国人民币的走强和股市的飙升，则给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并购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
中国企业在并购美国公司方面最主要的挑战在于政治上的因素。2005年中海石油收购加州联合石油公司时的失利即是一例; 联想收购IBM PC也是经历了政治关; 贝恩资本与华为全面收购3Com公司也有待于通过美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对于欲收购美国企业股份的中国企业来说，尽量减小政治方面的阻碍也是有“技巧”的。我们不能给别人去“抢饭碗”的感觉，而且要让被投资的美国企业和政府部门觉得，收购可以给美国市场带来资金并扩大市场机会。抱着不是“侵入”而是合作共赢的姿态，有助于减少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抵触。
而且，现阶段欧美市场需求放缓，直接到欧美市场“偷袭”别人的“后院”也不现实。应该立足长远，通过资本联姻，利用境外企业的产品技术和全球化运作与管理经验，更好地提升企业国际化竞争力。比如选择与当地企业成立合资公司或参股，而不一定就要控股或完全并购的方式，反而有助于并购的达成。这方面的例子是，中国的奇瑞与美国企业的合资，既利于减少贸易摩擦，又有利于立足当地市场。在海外收购方面获得私募资本等当地机构的帮助，也是有利的方式。除了可以帮助克服一般性的并购障碍外，还能帮助克服政府机构的阻挠。华为联手贝恩资本收购3Com即是这样的例子，这也体现了华为的精明之处—既降低了现金的压力，也减少了投资风险。
尽管从京东方并购韩国现代液晶业务、TCL并购汤姆逊、联想并购IBM PC等多宗海外并购来看，除了联想初现成功迹象外，其他都是困难重重。但是，可以说，如果没有几年前的跨国并购“吃螃蟹”，TCL无法经历今天这样的历练; 没有3年前的联想收购IBM PC，就没有今天的跻身全球PC厂商前5的世界级联想。而且，在“先行者”已经探索和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并购征途中，也会越来越“老练”。如今像华为等的海外并购更加成熟。
值得关注的是，在此轮并购中，虽都是有实力的大企业或基金在唱主角，但在三四年前较早就进行海外并购探索的“先行者”中，如京东方、TCL、联想、网通等IT企业较为积极活跃; 而在如今的海外并购大好机会下，IT等高科技企业却反应相对平淡。主要原因不是国内IT 企业无视这样的机会，而是像华为这样能在国际上叫得响的IT企业还太少。
另外，值得担忧的是，随着跨国IT巨头在中国市场上的精耕细作、攻城略地，市场整合在加速，本土IT企业有集体走弱之势，如在中国PC市场上，多年保持领先地位的方正已经被惠普超过。随着华为、联想少数几家领先性企业“走出去”成为国际化企业后，国内“第二梯队”还没有跟上来。
那么，华为之后，下一个参与到全球并购中并有望成为“抓住机会的赢家”的IT企业会是谁? 这，值得我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