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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目前存在大量有职业的低收入人群，生活保障被排除在社会救济之外。本文对在职贫穷的现状、存因、产生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进行最低工资立法、实施资产社会政策、确保薪资阶梯增长是缓解在职贫穷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最低工资 社会政策 社会保障
作者简介：朱婷婷，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09级社会保障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6-180-02
一、“在职贫穷”的界定和现存状况
实现就业是对抗经济风险、确保生活平稳的重要因素，但生活中存在着“在职贫穷”群体。虽有职业，但薪水不多且周日奔劳，报酬难以维持合理的生活水平、摆脱贫穷。其标准一般为每周工作小时低于平均工时的三分之二、收入低于全体平均60％。学界对其标准尚无统一界定，如澳门则以月收入低于澳门月收入平均数的50%来定义在职贫穷。
“在职贫穷”主要集中在非技术工人，餐饮、零售、保洁等行业的基层从业人员，甚至包括部分公司的基层文职人员等。中国社会长期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突出。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住户户籍离开本乡镇外出从业劳动力为1．3亿人。这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劳动者往往缺乏教育经历和经验背景，大都从学徒、助工、卫生保洁等工作做起，依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着在城镇中最基本的生存水准。
以我国境内某跨国零售企业为例，2008年前，其在收银、迎宾等岗位招每周工作五天（非连续）、每天六小时的兼职工，安排早晚班。一方面，兼职工的工作时间依公司的弹性安排而变动，很难在兼职之外从事其他固定工作，收入低，并承受早晚倒班带来的不便。如果放弃工作则难维持生活；如果长期在岗则不得不忍受薪资低、工作时间弹性大的在职贫穷之苦，另一方面，兼职员工没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远低于全职雇员，同时，兼职员工因拥有工作，被排除在政府失业保险和救助计划外，受政策关注的程度较低。
世界其他国家也存在在职贫穷的现象，并有具体特点和更细微的归属人群。在德国、东南亚的日本以及我国香港等地，在职贫穷现象也依然存在。
二、“在职贫穷”产生原因的探究
“在职贫穷”现象应该引起社会和公共决策层的重视和关注，其产生的原因与以下因素有关：
一方面，在职贫穷产生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在以往经济低迷时期，企业往往采取裁员来减少开支、支撑经营，企业的逐利性促使其尽可能地降低成本。近年来，一些企业虽然未进行裁员，却削减了全职员工的数量，增加非正式员工的数量，加强管理和上班时间的弹性，或是减少员工原有的待遇水平。对此，一些从事低技术工种的职员只能被动接受来保住工作。这样一来，失业率虽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上升,但员工的收入却减少了,在职贫穷人口也相应增加，出现了失业改善但贫穷人口增加的情况。
另一方面，公益慈善组织不发达可能导致大规模在职贫困,公平竞争的市场体制、适度的社会保障体制与相对独立的慈善组织的充分发展会抑制在职贫困,促使中产阶层的发展。如英国初期的在职贫困者主要由民间慈善组织帮助,但由于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不足导致大范围的在职贫困救济不足。目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都普遍拥有了发达的慈善组织。国内外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慈善组织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此处，全球化迅猛到来，科技水平日新月异，经济转型是导致社会上出现技术错配及在职贫穷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部分职工从原有岗位上退出市场，低技术领域劳动力相对过剩，这在客观上也为在职贫穷群体的存在滋生了土壤。
三、“在职贫穷”带来的问题
第一，权益话语权的缺失。在职贫困的出现，将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衣食住行是基本需求，“饭碗”是维持生计的最主要来源，因此，技术含量较低、一心想保住“饭碗”的这一群体的议价能力也较低。如果放弃职位，将会陷入失业，为了养家糊口或生存，他们被动接受工作的艰辛和收入不合理来保住职位。在职贫穷者处于职场弱势境地，存在劳动话语权薄弱的弊端。
第二，边缘化职业群体难受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重视。在职贫穷者拥有工作，因此他们并未置身政府的失业保险和救助计划范围内，被忽略在公共决策层就业保障政策外，使这一边缘化的职业群体难受重视。在职贫困群体常常面临间断失业的困境，如埃斯平·安德森所言，失业和工作不稳定恰恰集中在年轻工人和非熟练工人身上,相应地,技能和年轻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影响很容易被混合在一起。虽然年轻人的受教育程度较高,但是他们在当代劳动力市场上仍然步履维艰。这里还存在强大的“旋转木马效应”(carouseleffect),断断续续的就业中间不时有失业出现。目前我国部分低学历的年轻人在忍受在职贫穷的同时，频繁变换工作甚至处在间断的失业危险中，就是明显的例证。
第三，在职贫穷存在代际贫困的隐患。户籍、教育等体制领域的不公为社会各个阶层的流动设置了无形的障碍。在职贫穷人群薪资低、缺乏固定保险，一部分为缺少技能和保障的中年人（如需要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在社会化进程中，常常会因低收入无力承担子女的教育费用而易造成父母角色扮演的失败，子女未受到良好教育而在下一轮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引发代际贫穷。
第四，在职贫穷伴随社会流动的停滞。底层社会向上层流动、上层阶层落入社会底层，是确使社会活性发展、社会结构合理的必要条件，而愈来愈多的“在职贫穷”群体，加上教育、户籍等体制领域的不公，使得原本应该保持活性流动的社会逐渐结构固化，产生社会流动的停滞。
第五，在职贫穷滋生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在职贫穷人群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事保洁、餐饮等职业的低学历年轻人，从职业发展来看，很难从中获得独特技能，应雇主需求而设的弹性工作时间令他们难以在本工作时间之余谋得其他工作，低技术的重复劳动使他们只能在劳力旺盛的年轻阶段获得这样的工作，这类工作也常常带有“青春饭”的标签，加之零散工作者很少有社会保险，这类人群中年后易陷入无劳动力可支、无发展技能可立足的困难境地，为社会稳定和谐埋下了隐患。
四、解决“在职贫困”问题的对策
第一，最低工资立法。最低工资制作为实现福利社会的保障措施，在劳动立法的推演中不断发展，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然而，最低工资制在努力维护劳动者工资福利水平的同时，也存在执行不利、标准僵硬带来的问题。有的企业由于长期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最低工资制带来的成本上升使得他们面临生存危机。有的企业会降低其他方面的福利来平衡工资的上涨，工人总体福利提升很有限；还有的企业可能会减少岗前培训，这给劳动者技能提升带来不利的影响。我国各地政府也相继公布了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针对最低工资标准，部分企业主并未彻底执行。另外，也有企业主将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实发工资线，这也造成了不少拿着满足最低工资标准要求却陷于“在职贫穷”的雇员的存在。其中，农民工中有许多这样的现象。我国于2008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在无固定期限合同、试用期工资等方面，进一步发展和强化了最低工资的相关规定。在工会、社会维权组织和低薪工人的极力呼吁下，香港于2010年7月17日通过了最低工资立法。《最低工资条例》是香港历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页，是保障劳工权益的重要里程碑。
第二，逐步实行资产社会政策以缓解贫穷。贫穷不仅与就业状况有关，也与资产有关。资产社会政策是指以资产为基础的社会政策，重点不再放在传统的收入再分配上，而是强调授权于个人，促进个人资产的长期积累，以推动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发展，并以这种发展构成社会整体的长期发展。以资产为基础的社会政策是针对以收入维持基础的社会政策提出的。收入作为消费的代名词，一直是测量贫困的标准。尽管收入与消费保障了人们基本需求，但是并不能改善长期生活状况和使人获得更大的经济独立，而后者不仅是人的发展的本质需求，而且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它只能通过资产积累和投资得到实现。而改善长期生活状况，促进人的独立与自给自足，帮助所有的人尤其是贫困者减低长期贫困以达到社会公平，一直是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不能只依赖于维持人们的收入与消费，而需要同时促进资产的长期积累。政府应该不断出台符合经济规律、有利于社会良性发展的有效公共政策，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大力解决诸多悬而未解的民生难题，比如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赋予“草根”公平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机会。
第三，设立薪资阶梯性调整制度。2010年春，富士康公司发生多起员工跳楼事故，其中多是收入低、工作强度大的年轻员工。在引发全社会高度关注之后，富士康公司开始调高工资，增加员工福利。但风波过后，其他大量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薪资标准未能动态上调。今后应进一步完善国家的数据库，提高审计水平，关注GDP、CPI等数据，确保雇员薪资随着经济发展而获得相应的增长，避免出现“经济增长、工资不涨”或者“通货膨胀、薪资贬值”的持续现象，使人民群众从经济发展中获益。
第四，兼职转变为全职工种。兼职工无法获得全职雇员的权益，却长期从事同全职工一样的工作内容。对此，应取消这部分兼职岗位，促使企业将兼职改为全职。这将在薪酬水平、福利待遇等方面使原有的在职贫穷者改善境地。对此，一是要以立法作保证；二是设立行业监督协会，与企业独立，畅通投诉机制；对企业建立电子档案，违规企业依法惩处，惩处记录与企业贷款、减税等优惠政策准入机制挂钩，促使企业遵循规定。
第五，价值引导与技能培训。对于低技术人员，人力资源部门应依照劳动市场供需进行科学调查，针对社会发展趋势安排相应的培训，通过加强教育及相关的就业服务，提升这一群体的就业竞争力。对此，一方面，政府需要调查就业供需，引导就业市场；另一方面，政府可以购买专业就业技能培训机构的服务，以消费券的形式发放给在职贫穷群体，使他们自由选择职业技能培训服务，提高效率。
五、结语
贫穷的致因是复杂的，不会在短期内消除。在市场上谋生的在职贫穷群体，仍然处于贫困和生存不稳定的边缘。他们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都在社会中埋下了隐患。在政府日益关注失业率的今天，“在职贫穷”群体因其特殊性而逐渐为社会所关注。面对日益凸显的问题，最低工资立法、薪资阶梯性调整、在职培训、劳工组织维权都应该为缓解乃至解决“在职贫穷”之苦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30年报告8：农业与农村经济30年辉煌成就．2008年11月15日．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jnggkf30n/t20081105_402514634．htm．
[2]王守杰，黄家瑶．国际视野下在职贫困的治理变迁．河北学刊．第27卷第6期．
[3]戈斯塔·埃斯平·安德森著．周军华译．收入不平等与机会不平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4)．
[4]龚强．最低工资制在完全与不完全市场中的影响——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南开经济研究．2010(1)．
[5]［美］迈克尔·史乐山，邹莉．美国的资产建设：政策创新与科学研究．“世纪社会政策新理念”论坛．2005年．
[6]杨团，孙炳耀．资产社会政策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重构．江苏社会科学．2005(2)．
关键词最低工资 社会政策 社会保障
作者简介：朱婷婷，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09级社会保障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6-180-02
一、“在职贫穷”的界定和现存状况
实现就业是对抗经济风险、确保生活平稳的重要因素，但生活中存在着“在职贫穷”群体。虽有职业，但薪水不多且周日奔劳，报酬难以维持合理的生活水平、摆脱贫穷。其标准一般为每周工作小时低于平均工时的三分之二、收入低于全体平均60％。学界对其标准尚无统一界定，如澳门则以月收入低于澳门月收入平均数的50%来定义在职贫穷。
“在职贫穷”主要集中在非技术工人，餐饮、零售、保洁等行业的基层从业人员，甚至包括部分公司的基层文职人员等。中国社会长期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突出。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住户户籍离开本乡镇外出从业劳动力为1．3亿人。这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劳动者往往缺乏教育经历和经验背景，大都从学徒、助工、卫生保洁等工作做起，依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着在城镇中最基本的生存水准。
以我国境内某跨国零售企业为例，2008年前，其在收银、迎宾等岗位招每周工作五天（非连续）、每天六小时的兼职工，安排早晚班。一方面，兼职工的工作时间依公司的弹性安排而变动，很难在兼职之外从事其他固定工作，收入低，并承受早晚倒班带来的不便。如果放弃工作则难维持生活；如果长期在岗则不得不忍受薪资低、工作时间弹性大的在职贫穷之苦，另一方面，兼职员工没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远低于全职雇员，同时，兼职员工因拥有工作，被排除在政府失业保险和救助计划外，受政策关注的程度较低。
世界其他国家也存在在职贫穷的现象，并有具体特点和更细微的归属人群。在德国、东南亚的日本以及我国香港等地，在职贫穷现象也依然存在。
二、“在职贫穷”产生原因的探究
“在职贫穷”现象应该引起社会和公共决策层的重视和关注，其产生的原因与以下因素有关：
一方面，在职贫穷产生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在以往经济低迷时期，企业往往采取裁员来减少开支、支撑经营，企业的逐利性促使其尽可能地降低成本。近年来，一些企业虽然未进行裁员，却削减了全职员工的数量，增加非正式员工的数量，加强管理和上班时间的弹性，或是减少员工原有的待遇水平。对此，一些从事低技术工种的职员只能被动接受来保住工作。这样一来，失业率虽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上升,但员工的收入却减少了,在职贫穷人口也相应增加，出现了失业改善但贫穷人口增加的情况。
另一方面，公益慈善组织不发达可能导致大规模在职贫困,公平竞争的市场体制、适度的社会保障体制与相对独立的慈善组织的充分发展会抑制在职贫困,促使中产阶层的发展。如英国初期的在职贫困者主要由民间慈善组织帮助,但由于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不足导致大范围的在职贫困救济不足。目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都普遍拥有了发达的慈善组织。国内外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慈善组织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此处，全球化迅猛到来，科技水平日新月异，经济转型是导致社会上出现技术错配及在职贫穷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部分职工从原有岗位上退出市场，低技术领域劳动力相对过剩，这在客观上也为在职贫穷群体的存在滋生了土壤。
三、“在职贫穷”带来的问题
第一，权益话语权的缺失。在职贫困的出现，将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衣食住行是基本需求，“饭碗”是维持生计的最主要来源，因此，技术含量较低、一心想保住“饭碗”的这一群体的议价能力也较低。如果放弃职位，将会陷入失业，为了养家糊口或生存，他们被动接受工作的艰辛和收入不合理来保住职位。在职贫穷者处于职场弱势境地，存在劳动话语权薄弱的弊端。
第二，边缘化职业群体难受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重视。在职贫穷者拥有工作，因此他们并未置身政府的失业保险和救助计划范围内，被忽略在公共决策层就业保障政策外，使这一边缘化的职业群体难受重视。在职贫困群体常常面临间断失业的困境，如埃斯平·安德森所言，失业和工作不稳定恰恰集中在年轻工人和非熟练工人身上,相应地,技能和年轻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影响很容易被混合在一起。虽然年轻人的受教育程度较高,但是他们在当代劳动力市场上仍然步履维艰。这里还存在强大的“旋转木马效应”(carouseleffect),断断续续的就业中间不时有失业出现。目前我国部分低学历的年轻人在忍受在职贫穷的同时，频繁变换工作甚至处在间断的失业危险中，就是明显的例证。
第三，在职贫穷存在代际贫困的隐患。户籍、教育等体制领域的不公为社会各个阶层的流动设置了无形的障碍。在职贫穷人群薪资低、缺乏固定保险，一部分为缺少技能和保障的中年人（如需要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在社会化进程中，常常会因低收入无力承担子女的教育费用而易造成父母角色扮演的失败，子女未受到良好教育而在下一轮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引发代际贫穷。
第四，在职贫穷伴随社会流动的停滞。底层社会向上层流动、上层阶层落入社会底层，是确使社会活性发展、社会结构合理的必要条件，而愈来愈多的“在职贫穷”群体，加上教育、户籍等体制领域的不公，使得原本应该保持活性流动的社会逐渐结构固化，产生社会流动的停滞。
第五，在职贫穷滋生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在职贫穷人群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事保洁、餐饮等职业的低学历年轻人，从职业发展来看，很难从中获得独特技能，应雇主需求而设的弹性工作时间令他们难以在本工作时间之余谋得其他工作，低技术的重复劳动使他们只能在劳力旺盛的年轻阶段获得这样的工作，这类工作也常常带有“青春饭”的标签，加之零散工作者很少有社会保险，这类人群中年后易陷入无劳动力可支、无发展技能可立足的困难境地，为社会稳定和谐埋下了隐患。
四、解决“在职贫困”问题的对策
第一，最低工资立法。最低工资制作为实现福利社会的保障措施，在劳动立法的推演中不断发展，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然而，最低工资制在努力维护劳动者工资福利水平的同时，也存在执行不利、标准僵硬带来的问题。有的企业由于长期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最低工资制带来的成本上升使得他们面临生存危机。有的企业会降低其他方面的福利来平衡工资的上涨，工人总体福利提升很有限；还有的企业可能会减少岗前培训，这给劳动者技能提升带来不利的影响。我国各地政府也相继公布了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针对最低工资标准，部分企业主并未彻底执行。另外，也有企业主将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实发工资线，这也造成了不少拿着满足最低工资标准要求却陷于“在职贫穷”的雇员的存在。其中，农民工中有许多这样的现象。我国于2008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在无固定期限合同、试用期工资等方面，进一步发展和强化了最低工资的相关规定。在工会、社会维权组织和低薪工人的极力呼吁下，香港于2010年7月17日通过了最低工资立法。《最低工资条例》是香港历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页，是保障劳工权益的重要里程碑。
第二，逐步实行资产社会政策以缓解贫穷。贫穷不仅与就业状况有关，也与资产有关。资产社会政策是指以资产为基础的社会政策，重点不再放在传统的收入再分配上，而是强调授权于个人，促进个人资产的长期积累，以推动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发展，并以这种发展构成社会整体的长期发展。以资产为基础的社会政策是针对以收入维持基础的社会政策提出的。收入作为消费的代名词，一直是测量贫困的标准。尽管收入与消费保障了人们基本需求，但是并不能改善长期生活状况和使人获得更大的经济独立，而后者不仅是人的发展的本质需求，而且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它只能通过资产积累和投资得到实现。而改善长期生活状况，促进人的独立与自给自足，帮助所有的人尤其是贫困者减低长期贫困以达到社会公平，一直是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不能只依赖于维持人们的收入与消费，而需要同时促进资产的长期积累。政府应该不断出台符合经济规律、有利于社会良性发展的有效公共政策，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大力解决诸多悬而未解的民生难题，比如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赋予“草根”公平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机会。
第三，设立薪资阶梯性调整制度。2010年春，富士康公司发生多起员工跳楼事故，其中多是收入低、工作强度大的年轻员工。在引发全社会高度关注之后，富士康公司开始调高工资，增加员工福利。但风波过后，其他大量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薪资标准未能动态上调。今后应进一步完善国家的数据库，提高审计水平，关注GDP、CPI等数据，确保雇员薪资随着经济发展而获得相应的增长，避免出现“经济增长、工资不涨”或者“通货膨胀、薪资贬值”的持续现象，使人民群众从经济发展中获益。
第四，兼职转变为全职工种。兼职工无法获得全职雇员的权益，却长期从事同全职工一样的工作内容。对此，应取消这部分兼职岗位，促使企业将兼职改为全职。这将在薪酬水平、福利待遇等方面使原有的在职贫穷者改善境地。对此，一是要以立法作保证；二是设立行业监督协会，与企业独立，畅通投诉机制；对企业建立电子档案，违规企业依法惩处，惩处记录与企业贷款、减税等优惠政策准入机制挂钩，促使企业遵循规定。
第五，价值引导与技能培训。对于低技术人员，人力资源部门应依照劳动市场供需进行科学调查，针对社会发展趋势安排相应的培训，通过加强教育及相关的就业服务，提升这一群体的就业竞争力。对此，一方面，政府需要调查就业供需，引导就业市场；另一方面，政府可以购买专业就业技能培训机构的服务，以消费券的形式发放给在职贫穷群体，使他们自由选择职业技能培训服务，提高效率。
五、结语
贫穷的致因是复杂的，不会在短期内消除。在市场上谋生的在职贫穷群体，仍然处于贫困和生存不稳定的边缘。他们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都在社会中埋下了隐患。在政府日益关注失业率的今天，“在职贫穷”群体因其特殊性而逐渐为社会所关注。面对日益凸显的问题，最低工资立法、薪资阶梯性调整、在职培训、劳工组织维权都应该为缓解乃至解决“在职贫穷”之苦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30年报告8：农业与农村经济30年辉煌成就．2008年11月15日．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jnggkf30n/t20081105_402514634．htm．
[2]王守杰，黄家瑶．国际视野下在职贫困的治理变迁．河北学刊．第27卷第6期．
[3]戈斯塔·埃斯平·安德森著．周军华译．收入不平等与机会不平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4)．
[4]龚强．最低工资制在完全与不完全市场中的影响——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南开经济研究．2010(1)．
[5]［美］迈克尔·史乐山，邹莉．美国的资产建设：政策创新与科学研究．“世纪社会政策新理念”论坛．2005年．
[6]杨团，孙炳耀．资产社会政策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重构．江苏社会科学．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