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阅前提示：
2018年11月26日，就在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公布了一条让全世界为之震惊的消息：一对基因编辑婴儿于2018年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在胚胎形成时，经过基因剪刀技术对其基因进行了修改，使得她们能天生抵抗艾滋病。贺教授自称，这项基因手术，或能彻底根治艾滋病。
根治艾滋病？
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在贺教授公布之后，仅10天里，全球就有122位知名科学家公开发表声明，集体谴责这一试验，称这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而且，还有科学家认为，基因编辑婴儿危及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损害中国的国际科学声誉，并可能使全球基因疗法的发展倒退多年。
基因编辑婴儿不只被国际科学界指责，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也启动对创造基因编辑婴儿的医院——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伦理问题的调查。南方科技大学同时发表声明称，贺建奎副教授的实验严重违背了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
一石激起千层浪，显然，编辑人类基因可不只是与治疗艾滋病有关，还关乎了伦理、法律、政治和文化，其背后的影响不容小觑。
国内外一致地批评和指责基因编辑婴儿，问题的核心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艾滋病的形成、治疗、预防的历史，以及目前的现状来看，并且从基因编辑婴儿的核心来观察，可能会获得一些答案。
从1981年，美国洛杉矶地区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至今，艾滋病毒已造成全球3500多万人死亡。这样惊人的蔓延速度和超高死亡率，已经让艾滋病成为全世界的医学工作者最大的敌人。
在反复的较量中，研究人员在对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感染者研究中，发现一个秘密——美国黑人比白人容易患艾滋病。起初，有人推测是不是黑人性乱程度高或吸毒者多造成的？但是，在进行实际调查时发现，其内在原因是黑人的基因变异率较低，所以导致他们更容易被HIV入侵。
再对其他人种进行调查发现，最容易感染HIV的基因是CCR5，这种基因在黑人的变异率仅为1.6%，美国白人的变异率为10%，欧洲人则为8%，而俄罗斯人的变异率最高，为12%。不幸的是，黄种人身上的CCR5基因的变异率可能是世界上所有人种中最低的。中国研究人员王福生和蒋建东在国内各地随机抽取1300人的基因，经测定表明，只有3人的CCR5基因有突变。这说明，中国人的CCR5基因变异率比黑人还低，也意味着中国人比黑人更容易感染艾滋病。
于是，针对CCR5基因的研究和治疗就成为征服艾滋病的一个重要方向。这就是贺建奎教授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原因。
在世人的眼中，艾滋病是不可治愈的。但是，世界上就曾有一位被治愈了的艾滋病人，他有一个特别的代号，叫“柏林病人”。这是最早的称呼，为的是保密。后来，他的真名实姓才被公布，是美国人蒂莫西·雷·布朗。
2000年，在德国任翻译的布朗患上了白血病和艾滋病两种病。2007年，当时在柏林的布朗求医于肿瘤病和血液病专家胡特。经过胡特诊断，发现布朗的白血病比艾滋病更严重。胡特决定先全力治疗布朗的白血病，方法是进行骨髓移植。经过3年的治疗，不仅治愈了布朗的白血病，没想到的是，还连同他的艾滋病也治愈了。
而且，过了几年，柏林病人身上依然查不到HIV，说明他已经摆脱了常人不可能摆脱的艾滋病魔鬼。原因何在呢？治疗柏林病人的医生首先想到的是，他是通过接受别人的骨髓移植治疗白血病，于是决定检测柏林病人的血液和干细胞成分。这一检测，获得了惊人的发现，柏林病人在移植骨髓干细胞时意外地获得了变异的CCR5基因，这种变异基因确实有效的阻止了HIV在患者体内的肆虐。
不过，这个实验也证明了，CCR5变异基因是天生的，在不同种族人身上比例不同，尤其在中国人和黑人身上较少，想要利用这种变异基因来治疗艾滋病就像中大奖一样，不具有普遍性。而且，骨髓干细胞移植的费用高昂，技术比较复杂，治疗过程也充满风险。所以，治疗柏林病人的骨髓干细胞移植只是一种奢侈的试验性疗法，无法进入寻常百姓家。
现在的基因编辑婴儿显然是受到柏林病人的启发，既然人体无法获得自然的变异基因，但是可以采用基因编辑的方法，激发变异基因来抗御艾滋病。
其实，有这个想法的不止是贺建奎，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都在积极探索，但是由于技术的不成熟，以及建立在技术保障之上的伦理规章，让全球的科学家都不愿也不敢轻举妄动。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种治疗艾滋病的基因疗法不是一般的对体细胞进行修改，而是对胚胎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修改。它与体细胞基因疗法的最大区别在于，如果失败，将影响到下一代，甚至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因为，它们会随胚胎基因遗传下去。一些基因编辑和遗传的后果已经通过科幻作品告诉人们了，较早的有《弗兰肯斯坦》，后来的有《绿巨人》。
《绿巨人》的主人公浩克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在一次意外中受到了被自己制造出的放射线大量辐射，身体产生异变，后来，每当他情绪激动心跳加速的时候就会变成名为浩克的绿色怪物。
然而，基因编辑婴儿的后果比绿巨人可能还要不堪和严重。已经有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有“基因魔剪”之称的基因组编辑技术并不精准，脱靶率较高。一个简单的情况是，如果后代的基因重排，最好的后果是变成龙不生龙，凤不生凤；最不好的后果是后代变成比弗兰肯斯坦还要奇怪和厉害的怪物，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喀迈拉，它拥有羊身、狮头和蛇尾，还会喷火。
正因如此，世界主流科学家才极力反对在安全问题尚未解决之前，进行人的胚胎基因编辑，即便是它真的能治愈艾滋病。
贺建奎做了一件这么危险的事情，难道就没人来阻止他吗？其实，不是没有，而是别人阻止不了。因为贺建奎曾在2017年2月发表题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安全性尚待解决》的文章中指出：“美国科学院在2017年2月发布报告称，编辑人类胚胎DNA以阻止嬰儿疾病在伦理上或许可被接受。”这相当于为人类基因编辑开黄灯，也让贺建奎的实验成功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
2018年11月26日，就在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公布了一条让全世界为之震惊的消息：一对基因编辑婴儿于2018年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在胚胎形成时，经过基因剪刀技术对其基因进行了修改，使得她们能天生抵抗艾滋病。贺教授自称，这项基因手术，或能彻底根治艾滋病。
根治艾滋病？
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在贺教授公布之后，仅10天里，全球就有122位知名科学家公开发表声明，集体谴责这一试验，称这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而且，还有科学家认为，基因编辑婴儿危及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损害中国的国际科学声誉，并可能使全球基因疗法的发展倒退多年。
基因编辑婴儿不只被国际科学界指责，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也启动对创造基因编辑婴儿的医院——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伦理问题的调查。南方科技大学同时发表声明称，贺建奎副教授的实验严重违背了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
一石激起千层浪，显然，编辑人类基因可不只是与治疗艾滋病有关，还关乎了伦理、法律、政治和文化，其背后的影响不容小觑。
国内外一致地批评和指责基因编辑婴儿，问题的核心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艾滋病的形成、治疗、预防的历史，以及目前的现状来看，并且从基因编辑婴儿的核心来观察，可能会获得一些答案。
从1981年，美国洛杉矶地区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至今，艾滋病毒已造成全球3500多万人死亡。这样惊人的蔓延速度和超高死亡率，已经让艾滋病成为全世界的医学工作者最大的敌人。
在反复的较量中，研究人员在对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感染者研究中，发现一个秘密——美国黑人比白人容易患艾滋病。起初，有人推测是不是黑人性乱程度高或吸毒者多造成的？但是，在进行实际调查时发现，其内在原因是黑人的基因变异率较低，所以导致他们更容易被HIV入侵。
再对其他人种进行调查发现，最容易感染HIV的基因是CCR5，这种基因在黑人的变异率仅为1.6%，美国白人的变异率为10%，欧洲人则为8%，而俄罗斯人的变异率最高，为12%。不幸的是，黄种人身上的CCR5基因的变异率可能是世界上所有人种中最低的。中国研究人员王福生和蒋建东在国内各地随机抽取1300人的基因，经测定表明，只有3人的CCR5基因有突变。这说明，中国人的CCR5基因变异率比黑人还低，也意味着中国人比黑人更容易感染艾滋病。
于是，针对CCR5基因的研究和治疗就成为征服艾滋病的一个重要方向。这就是贺建奎教授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原因。
在世人的眼中，艾滋病是不可治愈的。但是，世界上就曾有一位被治愈了的艾滋病人，他有一个特别的代号，叫“柏林病人”。这是最早的称呼，为的是保密。后来，他的真名实姓才被公布，是美国人蒂莫西·雷·布朗。
2000年，在德国任翻译的布朗患上了白血病和艾滋病两种病。2007年，当时在柏林的布朗求医于肿瘤病和血液病专家胡特。经过胡特诊断，发现布朗的白血病比艾滋病更严重。胡特决定先全力治疗布朗的白血病，方法是进行骨髓移植。经过3年的治疗，不仅治愈了布朗的白血病，没想到的是，还连同他的艾滋病也治愈了。
而且，过了几年，柏林病人身上依然查不到HIV，说明他已经摆脱了常人不可能摆脱的艾滋病魔鬼。原因何在呢？治疗柏林病人的医生首先想到的是，他是通过接受别人的骨髓移植治疗白血病，于是决定检测柏林病人的血液和干细胞成分。这一检测，获得了惊人的发现，柏林病人在移植骨髓干细胞时意外地获得了变异的CCR5基因，这种变异基因确实有效的阻止了HIV在患者体内的肆虐。
不过，这个实验也证明了，CCR5变异基因是天生的，在不同种族人身上比例不同，尤其在中国人和黑人身上较少，想要利用这种变异基因来治疗艾滋病就像中大奖一样，不具有普遍性。而且，骨髓干细胞移植的费用高昂，技术比较复杂，治疗过程也充满风险。所以，治疗柏林病人的骨髓干细胞移植只是一种奢侈的试验性疗法，无法进入寻常百姓家。
现在的基因编辑婴儿显然是受到柏林病人的启发，既然人体无法获得自然的变异基因，但是可以采用基因编辑的方法，激发变异基因来抗御艾滋病。
其实，有这个想法的不止是贺建奎，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都在积极探索，但是由于技术的不成熟，以及建立在技术保障之上的伦理规章，让全球的科学家都不愿也不敢轻举妄动。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种治疗艾滋病的基因疗法不是一般的对体细胞进行修改，而是对胚胎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修改。它与体细胞基因疗法的最大区别在于，如果失败，将影响到下一代，甚至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因为，它们会随胚胎基因遗传下去。一些基因编辑和遗传的后果已经通过科幻作品告诉人们了，较早的有《弗兰肯斯坦》，后来的有《绿巨人》。
《绿巨人》的主人公浩克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在一次意外中受到了被自己制造出的放射线大量辐射，身体产生异变，后来，每当他情绪激动心跳加速的时候就会变成名为浩克的绿色怪物。
然而，基因编辑婴儿的后果比绿巨人可能还要不堪和严重。已经有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有“基因魔剪”之称的基因组编辑技术并不精准，脱靶率较高。一个简单的情况是，如果后代的基因重排，最好的后果是变成龙不生龙，凤不生凤；最不好的后果是后代变成比弗兰肯斯坦还要奇怪和厉害的怪物，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喀迈拉，它拥有羊身、狮头和蛇尾，还会喷火。
正因如此，世界主流科学家才极力反对在安全问题尚未解决之前，进行人的胚胎基因编辑，即便是它真的能治愈艾滋病。
贺建奎做了一件这么危险的事情，难道就没人来阻止他吗？其实，不是没有，而是别人阻止不了。因为贺建奎曾在2017年2月发表题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安全性尚待解决》的文章中指出：“美国科学院在2017年2月发布报告称，编辑人类胚胎DNA以阻止嬰儿疾病在伦理上或许可被接受。”这相当于为人类基因编辑开黄灯，也让贺建奎的实验成功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