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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越来越规范的村级干部换届选举，到温岭的参与式预算、乐清的人民听证会；从行政决策的事后公开，到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公开，再到民主促民生、“官民”网络对话……民主在浙江土地上结出了丰硕果实，有效地推动着政府的善政和社会的善治。
不容忽视的“虚拟社会”
“微博改变中国”已成为不少网友的共识。从“郭美美”事件的巨大影响到动车事故后民意的喷薄，无不显示出网络的现实影响力。而“微公益”的免费午餐、团购的“聚焦行动”等，更显示出网络强大的行动力。可以说，网络不仅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地段，更是社会管理的重要资源。
“（现在是）官员的粉丝时代，或者说是平民时代，”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在微博中写道，“官员开博的本意是融入社会。拥有的粉丝及转播越多，表明社会对你的认可程度越高”。
2011年3月16日晚，一名网友在微博上报料：“蔡部长，现在全省在哄抢食盐，请省领导关注”。
数分钟后，除蔡奇外，当时的微博新人、浙江省副省长郑继伟和杭州市卫生局局长陈卫强相继在微博上作出回应，告诉网民核辐射监测结果、食盐供应充足、碘盐无助抗辐射等等，官员的安民告示在短短数小时内被转发了数千条。
事后，亲历这一事件的官员感叹微博力量之大超出他们的想象。
“官员微博有天然的公信力，这种公信力不仅仅取决于他的身份，也来自于他在微博中积累的声誉，”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吴锦良说，“抢盐事件已经让人们看到，官员使用好微博可以提升政府的执行力。”
官员开博赢得了掌声。因为“微博刷新了官民沟通方式”，吴锦良说，“在中国传统的官民对话体系中，你说我听，我做你看已是一种固定程式，但微博不同。”
但争议也始终伴随。有人质疑，官员微博会重蹈官方网站的覆辙，成为一个互联网摆设或是沦为官员们的时髦秀场。
蔡奇在微博中这样告诫他的部下：少说官话，少打官腔，否则网民不会买账。
事实上，微博对官员一大考验，不仅仅在话语方式，更重要的是其现实生活中的为人为官。“官员开微博需要勇气，这种勇气来自于自身的坦荡和自律。”一位粉丝在微博中这样评论。
据悉，为了进一步发挥政府网站的对话功能，宁波市出台了《关于建立政府网上发言人制度的试行办法》，让社情民意的沟通更规范、顺畅。办法规定，网上发言人对网民提出的问题，必须在24小时内受理，7个工作日内回复；遇到突发事件在事发后4小时内上网发布信息。眼下，宁波全市已形成市、县、乡三级网上发言人队伍，实现了从“被动式管理”向“主动式服务”转变。
网络发言人制度还向社区延伸。江东区共有253名社区网络发言人，遍及全区132个社区网络工作室。社区干部通过论坛与居民零距离沟通，及时解决居民的困难，疏导群众情绪，发布政府信息，在居民和政府间搭起一座网络“连心桥”，被居民亲切地称为“咪豆妈”。
民主民生：“群众呼声是第一信号”
流浪猫，公共卫生隐患如何消除？共同关注小候鸟。工程车整治如何再出狠招？……
杭网议事厅《我们圆桌会》的每一期话题，都与杭州市这个美丽城市的建设发展紧密关联。一个小时的节目里，就市民关心的问题，市政府领导与市民、专家热烈互动。目前，《我们圆桌会》已经成为杭州市党政干部与市民直接沟通的重要平台，是杭州市探索党政、市民、媒体“三位一体”的社会复合主体建构的一个品牌。
“群众呼声是第一信号”。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杭州市十分注重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借助新闻媒体平台和现代科技手段，杭州市各级党委、政府坚持问情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绩于民，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
“红楼问计”、“市民议事广场”、“杭网议事厅”、“我们圆桌会”，在杭州市，这些新闻栏目已经为市民耳熟能详。杭州市委、市政府和市有关部门出台的重大决策、重要政策第一时间在新闻媒体发布。杭州市通过发挥新闻媒体解疑释惑、社会评价和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公共管理和公共事务，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事实上，从1999年开始，杭州就开始了不断扩大公民参与度的民主决策探索。2007年，按照“民主促民生”的要求，杭州市政府实施“让民意领跑政府”的“开放式决策”，其开放的特性覆盖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的全过程。近年来，政府的“开放式决策”步伐越迈越大，探索也越发深入。
“经过这些年的探索，杭州的民主实践从决策到政策的执行到绩效评估，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化的模式。”长期关注杭州市民主建设实践的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余逊达教授说，“杭州以民生作为突破口，将公民参与引入到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领域，这对于提高公民参与积极性有很大的帮助，有助于形成用民主促民生，又通过解决民生问题进一步扩大民主参与的良性循环。”
“民主提升了杭州的品质生活。”正如一些人所说：西湖本没有高傲的架子，杭州市民本气息浓厚，民主管理就能让城市散发出“集思之美”。
村务监督更有力
近年来，浙江省农村集体经济在持续壮大，村干部权力的“含金量”不断提高，但因民主监督缺失、村干部滥用权力导致财务公开难落实，特别是不断积累增长的农村集体财富不但没有让全体村民体会到共享发展成果的喜悦，反而成为产生各种村务纠纷的“元凶”。
据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数据显示：近年来查处的农村基层干部案件占案件总数的55％以上，纪检监察机关反映乡科级及以下基层干部信访举报，占信访总量的60％左右。
在现实困境的“逼迫”下，浙江省各地加大了对民主管理的探索。2004年6月18日，全国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在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成立，成员由村民直选代表投票产生。
后陈村建立的村务监督委员会与此前在许多地方普遍建立的村务监督小组、理财小组有质的区别。它的特点是：制度设计上与村民委员会并列，规定村务监督委员会候选人应是非村“两委”的成员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等直系亲属的村民代表。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除了党支部召开的党务会议外，村里其他一切会议都有权参加，直接对村民代表大会负责。
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由村民代表直选产生，独立行使监督村务的权利，迈出了中国建立村级监督组织的第一步。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之初，就引起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高度关注。
此后，后陈村的“监委会”种子迅速走出后陈村，在浙江全省开花结果。到2009年底，浙江省3万多个行政村，村村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实现了村级监督组织“全覆盖”。
“通过全面推行村务监督委员会，全省农村完善了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为决策机构、村民委员会为执行机构、村务监督委员会为监督机构的村民自治机制，为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开辟了新途径。”浙江省委常委、纪委书记任泽民说。
人大给力社会管理
2011年1月17日，温岭市行政大楼二楼7号会议厅。
李成荣，温岭市石塘镇人大代表。当着圆桌上20余人的面，他拿着温岭市交通部门2010年預算执行情况汇报，麻利地翻到附件三，指着第2行，对着话筒说：“去年的农村公路养路费预算3800万元，实际只完成3200万元，”话还没说完，手指又移到倒数第7行，“老年人减免公交车补贴到位200万元，实际只完成140万元。”
这是温岭市2011年度交通局财政预算民主恳谈会的第二分会场。今年，温岭市共有交通、水利等5个部门的财政预算需要经过这样的“麻辣”过堂。这5个部门的预算支出，占温岭市全部预算的70%以上。
2011年是温岭市逐步开展“参与式预算”的第6年，而“参与式预算”的雏形——民主恳谈，已进入了第13个年头。随着这一形式的不断完善，温岭下辖的11个镇从2010年开始全部实行“参与式预算”，并且在2011年，第一次把上一年度的预算执行情况也纳入了民主恳谈的范围。
这意味着，人大代表们不仅能对政府花钱的打算说三道四，还可以对政府花得如何指手画脚了。“这些从土壤里成长起来的草根代表们，终于对民主有了习以为常的较真与自信。”专家指出，温岭的改革实践改变了地方政府的预算决策过程，在公共预算中突出了公众参与、人大作用，实现了政府公共预算改革的重大突破。
“一些事项在职能部门的落实过程中，到底碰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应该明明白白地说出来，让大家都知道。群众有参与这些问题讨论的权利。”乐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乐强说。
2007年开始，乐清市实行的人民听证制度，把人民听证同人大工作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扩大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乐清的人民听证制度经过几年的实践，从陌生到熟悉，从怀疑到肯定，人民听证制度在政府与老百姓之间搭建起一个新的平台。
对于人民听证实施后取得的效果，乐清市百姓有目共睹。“从闭门开会到全程直播，副市长作报告时，官腔少了，实话多了；客套话少了，真话多了。”官员讲话的变化为乐清市百姓津津乐道，而人民听证所带来的变化远不止这些表面上的改变。对于乐清的这一创新，国内学术界和中央媒体都给予了关注和肯定。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将其称为中国地方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认为最大的功效在于有效整合人大工作资源，在政府部门负责人、人大代表、普通市民三者间搭建了一个固定的沟通平台，值得学习和借鉴。
一项新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总伴随着各类争议。“推行起来比较麻烦。而且你不搞没关系，搞好反而要费更多功夫。”江西某县人大工作人员到乐清市调研后这么感慨。赵乐强积极乐观地回应，“现在学者及部分政府都在关注基层创新，做成了，可能有标本意义；做不成对于研究者也未尝不是件好事，至少也告诉了兄弟单位，此路行不通。”
种种迹象表明，作为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浙江省的基层民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依然任重道远。
不容忽视的“虚拟社会”
“微博改变中国”已成为不少网友的共识。从“郭美美”事件的巨大影响到动车事故后民意的喷薄，无不显示出网络的现实影响力。而“微公益”的免费午餐、团购的“聚焦行动”等，更显示出网络强大的行动力。可以说，网络不仅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地段，更是社会管理的重要资源。
“（现在是）官员的粉丝时代，或者说是平民时代，”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在微博中写道，“官员开博的本意是融入社会。拥有的粉丝及转播越多，表明社会对你的认可程度越高”。
2011年3月16日晚，一名网友在微博上报料：“蔡部长，现在全省在哄抢食盐，请省领导关注”。
数分钟后，除蔡奇外，当时的微博新人、浙江省副省长郑继伟和杭州市卫生局局长陈卫强相继在微博上作出回应，告诉网民核辐射监测结果、食盐供应充足、碘盐无助抗辐射等等，官员的安民告示在短短数小时内被转发了数千条。
事后，亲历这一事件的官员感叹微博力量之大超出他们的想象。
“官员微博有天然的公信力，这种公信力不仅仅取决于他的身份，也来自于他在微博中积累的声誉，”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吴锦良说，“抢盐事件已经让人们看到，官员使用好微博可以提升政府的执行力。”
官员开博赢得了掌声。因为“微博刷新了官民沟通方式”，吴锦良说，“在中国传统的官民对话体系中，你说我听，我做你看已是一种固定程式，但微博不同。”
但争议也始终伴随。有人质疑，官员微博会重蹈官方网站的覆辙，成为一个互联网摆设或是沦为官员们的时髦秀场。
蔡奇在微博中这样告诫他的部下：少说官话，少打官腔，否则网民不会买账。
事实上，微博对官员一大考验，不仅仅在话语方式，更重要的是其现实生活中的为人为官。“官员开微博需要勇气，这种勇气来自于自身的坦荡和自律。”一位粉丝在微博中这样评论。
据悉，为了进一步发挥政府网站的对话功能，宁波市出台了《关于建立政府网上发言人制度的试行办法》，让社情民意的沟通更规范、顺畅。办法规定，网上发言人对网民提出的问题，必须在24小时内受理，7个工作日内回复；遇到突发事件在事发后4小时内上网发布信息。眼下，宁波全市已形成市、县、乡三级网上发言人队伍，实现了从“被动式管理”向“主动式服务”转变。
网络发言人制度还向社区延伸。江东区共有253名社区网络发言人，遍及全区132个社区网络工作室。社区干部通过论坛与居民零距离沟通，及时解决居民的困难，疏导群众情绪，发布政府信息，在居民和政府间搭起一座网络“连心桥”，被居民亲切地称为“咪豆妈”。
民主民生：“群众呼声是第一信号”
流浪猫，公共卫生隐患如何消除？共同关注小候鸟。工程车整治如何再出狠招？……
杭网议事厅《我们圆桌会》的每一期话题，都与杭州市这个美丽城市的建设发展紧密关联。一个小时的节目里，就市民关心的问题，市政府领导与市民、专家热烈互动。目前，《我们圆桌会》已经成为杭州市党政干部与市民直接沟通的重要平台，是杭州市探索党政、市民、媒体“三位一体”的社会复合主体建构的一个品牌。
“群众呼声是第一信号”。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杭州市十分注重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借助新闻媒体平台和现代科技手段，杭州市各级党委、政府坚持问情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绩于民，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
“红楼问计”、“市民议事广场”、“杭网议事厅”、“我们圆桌会”，在杭州市，这些新闻栏目已经为市民耳熟能详。杭州市委、市政府和市有关部门出台的重大决策、重要政策第一时间在新闻媒体发布。杭州市通过发挥新闻媒体解疑释惑、社会评价和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公共管理和公共事务，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事实上，从1999年开始，杭州就开始了不断扩大公民参与度的民主决策探索。2007年，按照“民主促民生”的要求，杭州市政府实施“让民意领跑政府”的“开放式决策”，其开放的特性覆盖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的全过程。近年来，政府的“开放式决策”步伐越迈越大，探索也越发深入。
“经过这些年的探索，杭州的民主实践从决策到政策的执行到绩效评估，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化的模式。”长期关注杭州市民主建设实践的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余逊达教授说，“杭州以民生作为突破口，将公民参与引入到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领域，这对于提高公民参与积极性有很大的帮助，有助于形成用民主促民生，又通过解决民生问题进一步扩大民主参与的良性循环。”
“民主提升了杭州的品质生活。”正如一些人所说：西湖本没有高傲的架子，杭州市民本气息浓厚，民主管理就能让城市散发出“集思之美”。
村务监督更有力
近年来，浙江省农村集体经济在持续壮大，村干部权力的“含金量”不断提高，但因民主监督缺失、村干部滥用权力导致财务公开难落实，特别是不断积累增长的农村集体财富不但没有让全体村民体会到共享发展成果的喜悦，反而成为产生各种村务纠纷的“元凶”。
据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数据显示：近年来查处的农村基层干部案件占案件总数的55％以上，纪检监察机关反映乡科级及以下基层干部信访举报，占信访总量的60％左右。
在现实困境的“逼迫”下，浙江省各地加大了对民主管理的探索。2004年6月18日，全国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在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成立，成员由村民直选代表投票产生。
后陈村建立的村务监督委员会与此前在许多地方普遍建立的村务监督小组、理财小组有质的区别。它的特点是：制度设计上与村民委员会并列，规定村务监督委员会候选人应是非村“两委”的成员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等直系亲属的村民代表。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除了党支部召开的党务会议外，村里其他一切会议都有权参加，直接对村民代表大会负责。
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由村民代表直选产生，独立行使监督村务的权利，迈出了中国建立村级监督组织的第一步。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之初，就引起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高度关注。
此后，后陈村的“监委会”种子迅速走出后陈村，在浙江全省开花结果。到2009年底，浙江省3万多个行政村，村村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实现了村级监督组织“全覆盖”。
“通过全面推行村务监督委员会，全省农村完善了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为决策机构、村民委员会为执行机构、村务监督委员会为监督机构的村民自治机制，为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开辟了新途径。”浙江省委常委、纪委书记任泽民说。
人大给力社会管理
2011年1月17日，温岭市行政大楼二楼7号会议厅。
李成荣，温岭市石塘镇人大代表。当着圆桌上20余人的面，他拿着温岭市交通部门2010年預算执行情况汇报，麻利地翻到附件三，指着第2行，对着话筒说：“去年的农村公路养路费预算3800万元，实际只完成3200万元，”话还没说完，手指又移到倒数第7行，“老年人减免公交车补贴到位200万元，实际只完成140万元。”
这是温岭市2011年度交通局财政预算民主恳谈会的第二分会场。今年，温岭市共有交通、水利等5个部门的财政预算需要经过这样的“麻辣”过堂。这5个部门的预算支出，占温岭市全部预算的70%以上。
2011年是温岭市逐步开展“参与式预算”的第6年，而“参与式预算”的雏形——民主恳谈，已进入了第13个年头。随着这一形式的不断完善，温岭下辖的11个镇从2010年开始全部实行“参与式预算”，并且在2011年，第一次把上一年度的预算执行情况也纳入了民主恳谈的范围。
这意味着，人大代表们不仅能对政府花钱的打算说三道四，还可以对政府花得如何指手画脚了。“这些从土壤里成长起来的草根代表们，终于对民主有了习以为常的较真与自信。”专家指出，温岭的改革实践改变了地方政府的预算决策过程，在公共预算中突出了公众参与、人大作用，实现了政府公共预算改革的重大突破。
“一些事项在职能部门的落实过程中，到底碰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应该明明白白地说出来，让大家都知道。群众有参与这些问题讨论的权利。”乐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乐强说。
2007年开始，乐清市实行的人民听证制度，把人民听证同人大工作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扩大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乐清的人民听证制度经过几年的实践，从陌生到熟悉，从怀疑到肯定，人民听证制度在政府与老百姓之间搭建起一个新的平台。
对于人民听证实施后取得的效果，乐清市百姓有目共睹。“从闭门开会到全程直播，副市长作报告时，官腔少了，实话多了；客套话少了，真话多了。”官员讲话的变化为乐清市百姓津津乐道，而人民听证所带来的变化远不止这些表面上的改变。对于乐清的这一创新，国内学术界和中央媒体都给予了关注和肯定。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将其称为中国地方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认为最大的功效在于有效整合人大工作资源，在政府部门负责人、人大代表、普通市民三者间搭建了一个固定的沟通平台，值得学习和借鉴。
一项新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总伴随着各类争议。“推行起来比较麻烦。而且你不搞没关系，搞好反而要费更多功夫。”江西某县人大工作人员到乐清市调研后这么感慨。赵乐强积极乐观地回应，“现在学者及部分政府都在关注基层创新，做成了，可能有标本意义；做不成对于研究者也未尝不是件好事，至少也告诉了兄弟单位，此路行不通。”
种种迹象表明，作为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浙江省的基层民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