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有没有利用这23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对中国进行逼债压迫呢？答案是没有。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详细讲述了此一时期中苏“在经济领域的斗争与合作”，其中没有半个字提及“苏联逼债”。
那么，“苏联逼债”的传言又是怎么出现的呢？或许可以追溯到1960年。当时，中国方面向苏联口头提出“在贸易方面，中方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时，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于当年12月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曾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5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这一事实受到媒体的渲染，而稍后苏联方面主动提出援助中国粮食和蔗糖以及对中国欠款不收利息一事，虽然也经过了媒体的报道，但进入“全面反修”时期之后，后者在民间的宣传和传播，显然已经成为一种禁忌，而前者虽然并不能代表苏联政府的真实立场，但却很自然地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苏联逼债”说由此在中国民间泛滥成灾。
中苏交恶期间，在中共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有“逼债”一事。当然，《人民日报》确实屡次谴责苏联向其他发展中国家逼债，却并无一字提及苏联曾对中国“逼债”，连一字半语的影射都没有。中国对苏联的还债高峰期在1959年至1964年，正值国内经济最困难阶段。但中国这一时期平均每年还债数额仅为10亿元人民币，而这一时期每年国家财政支出平均在400亿元人民币以上，还债款额仅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1/40而已，尚不及同期中国援外的费用多。1962年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国家。中苏关系紧张之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
那么，“苏联逼债”的传言又是怎么出现的呢？或许可以追溯到1960年。当时，中国方面向苏联口头提出“在贸易方面，中方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时，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于当年12月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曾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5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这一事实受到媒体的渲染，而稍后苏联方面主动提出援助中国粮食和蔗糖以及对中国欠款不收利息一事，虽然也经过了媒体的报道，但进入“全面反修”时期之后，后者在民间的宣传和传播，显然已经成为一种禁忌，而前者虽然并不能代表苏联政府的真实立场，但却很自然地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苏联逼债”说由此在中国民间泛滥成灾。
中苏交恶期间，在中共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有“逼债”一事。当然，《人民日报》确实屡次谴责苏联向其他发展中国家逼债，却并无一字提及苏联曾对中国“逼债”，连一字半语的影射都没有。中国对苏联的还债高峰期在1959年至1964年，正值国内经济最困难阶段。但中国这一时期平均每年还债数额仅为10亿元人民币，而这一时期每年国家财政支出平均在400亿元人民币以上，还债款额仅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1/40而已，尚不及同期中国援外的费用多。1962年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国家。中苏关系紧张之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