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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海龙X《大眼睛》
作品拍摄于1991年，时值改革开放初期，大量中国乡村依旧贫困。谢海龙为自己选定了一个名为“我要上学”的题材。1991年4月，谢海龙在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小学，想在一年级教室中拍摄一张聚精会神听课的照片时，小女孩苏明娟的一双大眼睛陡然出现在取景器中，而谢海龙恰好也在最合适的时机捕捉到了这双动人的大眼睛。
后来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1992年，谢海龙的这张“大眼睛”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选作希望工程的标志。1994年谢海龙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影展，“大眼睛”照片也被注册了专利。2006年，华辰秋拍上这张照片以30.8万元的最高价成交。
“大眼睛”已经完全超越了一张照片通常所承载的意义，人们表面上是被这张照片中小女孩对知识和未来渴望的眼神所击中，而大眼睛背后所蕴藏的其实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人们的投入与关怀，是普通人对中国教育以及农村建设知识的匮乏。而照片也从它普遍表层意义上的纪录上升到了对人文关怀的传播。这便是“大眼睛”这个女性角色对中国社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正如郭广林先生对这张照片的评价：“《大眼睛》已然成为了中国教育需要整体国民投入更多情怀、更多关爱的召唤性的符号。鲁迅早就提出改造国民性，国民性改造的首要条件，就是教育必须先行。只有国民受到更多、更高的教育，中国这个社会才会有更多的人——把悲悯当做自己的信仰。”
赫尔穆特·纽顿X“赤裸的性感”
很难考证的是时尚摄影作品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女性裸体的。但是一旦提到时尚摄影作品中的裸体形象，赫尔穆特·纽顿一定是一位无法绕开的摄影师。
赫爾穆特· 纽顿的一生与他的作品一样充满戏剧性，纽顿对女性身体的启蒙源自4岁时他的保姆半裸着身子坐在镜子前化妆的夜晚，或者源自7岁时，哥哥让他在窗边看的那位柏林街头的妓女的夜晚。童年的回忆往往预示着成年后的一生，纽顿的作品也从此与裸体的女性结下了不解的缘分。纽顿12岁学习摄影，之后的生活也和很多摄影师一样，拜著名摄影师为师，开自己的工作室。只不过纽顿与这些摄影师不同的是他对女性的着迷是认真的，甚至还被一位富婆包养。这些戏剧化的经历也融入了日后纽顿的作品中。
很多对摄影作品习惯性评论的人看过纽顿的照片之后都会说纽顿的作品是“色情”，因为充斥着女性的裸体，而赫尔穆特·纽顿自己清楚的是女性在他作品中的地位是神圣到无法动摇的。只不过纽顿有时反驳一两句，更多的时候是沉默不语，他不在意外界对他的误解、歪曲。
即使女性在纽顿的作品中经常以赤裸的形象出现，但实际上往往纽顿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具有掌控地位，她们或双手环抱胸前，或以更高姿态低头俯视男人，或像缪斯一般伫立在人们的注视之中。正是这些藏于作品背后的东西证明了裸体形象实际上在纽顿作品中是拥有更高权利的象征。与其说纽顿作品中的裸体形象玷污了女性，不如说纽顿真正纯粹地展现了女性身体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美。纽顿的作品真正改变了人们对赤裸的性感以及色情的认知。
史蒂夫·麦凯瑞X《阿富汗女孩》
相比于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大眼睛》，史蒂夫·麦凯瑞的《阿富汗女孩》可以说是《国家地理》杂志辨识度最高的封面，甚至没有之一，并在2013年10月号再次当选封面照片，由此成为唯一一张两次出现在《国家地理》杂志封面上的照片。
“阿富汗女孩”名为夏帕特· 古拉，是1984年摄影师麦凯瑞在阿富汗纳西尔巴格难民营所拍摄的，古拉是在难民营内的非正规学校的学生，麦凯瑞在难民营里听到一顶帐篷里传来年轻人的声音，发现帐篷原来是女校，并且正在上课。他走进帐篷，询问教师是否能够旁听与拍照，获得允许后，他观察着学生们，发现角落里夏帕特· 古拉的眼神格外吸引人。“现场大约有十五个女孩儿，都很年轻，举止与其他地方的学童无异，四处追跑、打闹，但我在拍摄古拉的片刻里却听不见、看不到其他孩子，这画面太吸引人了。我们对彼此都很好奇，因为她从未拍过照片，可能也没见过相机，不久后她起身离开，但在那一瞬间，光影、背景、眼神等一切都对了。”麦凯瑞在回忆当时拍摄的情景时说道。
这张照片在登上《国家地理》杂志封面后取得的巨大反响是连摄影师麦凯瑞本人都没有想到的。夏帕特· 古拉坚毅的眼神与神情仿佛能够看穿世间的战乱与纷争，甚至后来有人将这张照片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相提并论，将这张照片比作“阿富汗的蒙娜丽莎”。正是因为这张照片，人们开始真正关注处在战争中的难民们的困境。大批志愿者报名去难民营做义工，《国家地理》杂志也特别设立了阿富汗儿童基金，用来帮助当地的贫困儿童。《阿富汗女孩》真正改变了社会对战争的认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难民的生存环境。
彼得·林德伯格X“真实之美” 彼得· 林德伯格是距离我们时间跨度最短的真正的“时尚摄影大师”，只不过这一切都在2019年9月3日戛然而止了。彼得· 林德伯格被譽为“最伟大的黑白照摄影师”和“魔力诗人”，他亲手塑造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量超级名模，他是一位对Photoshop格外谨慎的摄影师。
彼得· 林德伯格1944年出生在东德，在西德的鲁尔山谷的农场长大。童年林德伯格眼中的世界是莱茵河畔的农田、港口、重工业和杜伊斯堡的工厂，也正是这些伴随林德伯格成长的景观造就了他早期风格的粗粝特质。林德伯格的作品中80%都是黑白照片，他很有天赋，27岁之后从摄影助理开始一年后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再过了四年他就成为了德国最贵的商业摄影师。
林德伯格尽管从事着时尚摄影的拍摄，但他的作品却拥有着纪实摄影的全部特质。黑白影调优先，拍摄对象更多素颜，神态自然地在场景中出现。在拍摄一个手卷烟广告时，他去阿姆斯特丹街头找抽手卷烟的人，记录下他们卷烟的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拍那样的照片，我就是觉得摆拍特别蠢。”林德伯格说。
林德伯格照片中的女性剥离了传统人们对于时尚的认知，林德伯格甚至允许模特素颜出现在自己的照片当中，这是传统时尚摄影所无法容忍的。而林德伯格却往往能够敏锐地发现女性的纯粹之美、脱离了脂粉的自然之美。林德伯格曾说过“我不是不喜欢时尚，但时尚不是我的焦点。时尚为女人而生，而不是女人为时尚而生。现在世界上的杂志都过于关注时尚，而把女人忘记了”。
林德伯格的工作方式彻底推翻了传统的时尚摄影，团队式作业的时尚摄影毁掉了摄影师与拍摄对象之间的亲密感，而亲密感正是好照片的源头。林德伯格更多地受到了纪录片和街头纪实摄影的影响，让模特或演员始终处于自然状态，不过分化妆和进行照片后期修改。林德伯格认为真相即美丽，“要让女性，让所有人，从对青春和完美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林德伯格说道。
多萝西娅·兰格X《移民母亲》
多萝西娅· 兰格的名字可能熟悉的人不多，但是她的这张《移民母亲》应该是很多摄影爱好者都曾见过的美国经典摄影作品了。兰格的这张《移民母亲》曾在1996年10月的纽约索斯比拍卖中，以47150美元的高价成交。尽管在中国，兰格的知名度远没有她的作品那么出名，但在美国，在《美国摄影》杂志的读者投票中，兰格在10位著名的女摄影家中排名第二位。如今，兰格的经典影像价格都在5000到10000美元之间。
兰格在7岁的时候就患有小儿麻痹症，也是因为这个病症导致了她右腿的永久性损伤，让她成为了一个跛子。兰格自身的不幸也让她的视角得以更加关照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
兰格的职业是照相馆的肖像摄影师，但是这张《移民母亲》却源自20世纪30年代她开始对大萧条时期无家可归的人的关注。兰格曾描述过她在拍摄这张照片时的背景：“我看见并接近了这个饥饿又绝望的母亲，就好像被一块磁石吸引。我不记得我是如何向她解释我自己或者是我的照相机，但我依旧记得她没有问我问题。我向她走去，没有问她名字和过去，她告诉了我她32岁了，她说他们靠附近冻坏的蔬菜和小孩杀死的鸟类存活。她告诉我她卖掉了她车子的轮胎去买食物。她靠在帐篷上，她的孩子坐在她四周，好像知道我的照片可能帮助她。所以她协助了我。这就像是一种平等。”
直到如今，《移民母亲》这张照片依然影响着美国的现代生活，帕多曾指出：“今天流行的很多福利和社会改革都可以追溯到大萧条时期。”而兰格的《移民母亲》正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的个体的缩影。
盖·伯丁X“软色情”
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时尚摄影师之一，盖· 伯丁的作品即使是放到21世纪来观看，你依然无法准确地判断出作品所创作的时代。这也是盖·伯丁的作品最具有魅力的地方，因为他真正颠覆了一个时代的人们对审美的固有认知。
盖· 伯丁1928年出生在巴黎，从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就抛弃了他，也正是童年的深深打击影响了它对日常的认知，从1954年，为法国Vogue 杂志拍摄时尚照片开始整整工作了30余年。盖· 伯丁的作品并不是“决定性瞬间”，每张照片的背后都蕴藏着无数的安排、编辑、计划与规则。盖· 伯丁的作品冲击力极强，很多人将他的照片与“软色情”“性虐待”等词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盖· 伯丁对美学的理解超出了同时代的常人。二战后的法国社会充斥着各种禁忌的文化，摇滚、朋克、超现实主义等在文化界滋生，而盖· 伯丁则是在这些思潮下逐渐吸收并产生出了属于自己的全新视角。
盖· 伯丁曾说过，“最纯粹的照片是呈现出那些垂死或者无意识的人”，而他的很多照片也同样包含了或多或少的神秘主义和无意识的人，那些色彩鲜艳的场景中的红头发的女人就好像希区柯克电影中时刻有可能暴毙的主人公一样。正是这些符号化的意象让盖· 伯丁的作品在20世纪60年代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盖· 伯丁作品的独特视角改变了人们对时尚摄影的固有认知，传统的时尚摄影往往是以兜售产品为目的，而盖· 伯丁则将时尚摄影与艺术摄影有机融为了一体。产品与作品融为一体，时尚并不仅仅只是画面中的“物品”而已，而是一整幅经过精心设计的画面，严谨的构图，模特的姿态。正是这些彻底改变了时尚摄影的发展历程。
作品拍摄于1991年，时值改革开放初期，大量中国乡村依旧贫困。谢海龙为自己选定了一个名为“我要上学”的题材。1991年4月，谢海龙在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小学，想在一年级教室中拍摄一张聚精会神听课的照片时，小女孩苏明娟的一双大眼睛陡然出现在取景器中，而谢海龙恰好也在最合适的时机捕捉到了这双动人的大眼睛。
后来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1992年，谢海龙的这张“大眼睛”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选作希望工程的标志。1994年谢海龙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影展，“大眼睛”照片也被注册了专利。2006年，华辰秋拍上这张照片以30.8万元的最高价成交。
“大眼睛”已经完全超越了一张照片通常所承载的意义，人们表面上是被这张照片中小女孩对知识和未来渴望的眼神所击中，而大眼睛背后所蕴藏的其实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人们的投入与关怀，是普通人对中国教育以及农村建设知识的匮乏。而照片也从它普遍表层意义上的纪录上升到了对人文关怀的传播。这便是“大眼睛”这个女性角色对中国社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正如郭广林先生对这张照片的评价：“《大眼睛》已然成为了中国教育需要整体国民投入更多情怀、更多关爱的召唤性的符号。鲁迅早就提出改造国民性，国民性改造的首要条件，就是教育必须先行。只有国民受到更多、更高的教育，中国这个社会才会有更多的人——把悲悯当做自己的信仰。”
赫尔穆特·纽顿X“赤裸的性感”
很难考证的是时尚摄影作品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女性裸体的。但是一旦提到时尚摄影作品中的裸体形象，赫尔穆特·纽顿一定是一位无法绕开的摄影师。
赫爾穆特· 纽顿的一生与他的作品一样充满戏剧性，纽顿对女性身体的启蒙源自4岁时他的保姆半裸着身子坐在镜子前化妆的夜晚，或者源自7岁时，哥哥让他在窗边看的那位柏林街头的妓女的夜晚。童年的回忆往往预示着成年后的一生，纽顿的作品也从此与裸体的女性结下了不解的缘分。纽顿12岁学习摄影，之后的生活也和很多摄影师一样，拜著名摄影师为师，开自己的工作室。只不过纽顿与这些摄影师不同的是他对女性的着迷是认真的，甚至还被一位富婆包养。这些戏剧化的经历也融入了日后纽顿的作品中。
很多对摄影作品习惯性评论的人看过纽顿的照片之后都会说纽顿的作品是“色情”，因为充斥着女性的裸体，而赫尔穆特·纽顿自己清楚的是女性在他作品中的地位是神圣到无法动摇的。只不过纽顿有时反驳一两句，更多的时候是沉默不语，他不在意外界对他的误解、歪曲。
即使女性在纽顿的作品中经常以赤裸的形象出现，但实际上往往纽顿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具有掌控地位，她们或双手环抱胸前，或以更高姿态低头俯视男人，或像缪斯一般伫立在人们的注视之中。正是这些藏于作品背后的东西证明了裸体形象实际上在纽顿作品中是拥有更高权利的象征。与其说纽顿作品中的裸体形象玷污了女性，不如说纽顿真正纯粹地展现了女性身体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美。纽顿的作品真正改变了人们对赤裸的性感以及色情的认知。
史蒂夫·麦凯瑞X《阿富汗女孩》
相比于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大眼睛》，史蒂夫·麦凯瑞的《阿富汗女孩》可以说是《国家地理》杂志辨识度最高的封面，甚至没有之一，并在2013年10月号再次当选封面照片，由此成为唯一一张两次出现在《国家地理》杂志封面上的照片。
“阿富汗女孩”名为夏帕特· 古拉，是1984年摄影师麦凯瑞在阿富汗纳西尔巴格难民营所拍摄的，古拉是在难民营内的非正规学校的学生，麦凯瑞在难民营里听到一顶帐篷里传来年轻人的声音，发现帐篷原来是女校，并且正在上课。他走进帐篷，询问教师是否能够旁听与拍照，获得允许后，他观察着学生们，发现角落里夏帕特· 古拉的眼神格外吸引人。“现场大约有十五个女孩儿，都很年轻，举止与其他地方的学童无异，四处追跑、打闹，但我在拍摄古拉的片刻里却听不见、看不到其他孩子，这画面太吸引人了。我们对彼此都很好奇，因为她从未拍过照片，可能也没见过相机，不久后她起身离开，但在那一瞬间，光影、背景、眼神等一切都对了。”麦凯瑞在回忆当时拍摄的情景时说道。
这张照片在登上《国家地理》杂志封面后取得的巨大反响是连摄影师麦凯瑞本人都没有想到的。夏帕特· 古拉坚毅的眼神与神情仿佛能够看穿世间的战乱与纷争，甚至后来有人将这张照片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相提并论，将这张照片比作“阿富汗的蒙娜丽莎”。正是因为这张照片，人们开始真正关注处在战争中的难民们的困境。大批志愿者报名去难民营做义工，《国家地理》杂志也特别设立了阿富汗儿童基金，用来帮助当地的贫困儿童。《阿富汗女孩》真正改变了社会对战争的认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难民的生存环境。
彼得·林德伯格X“真实之美” 彼得· 林德伯格是距离我们时间跨度最短的真正的“时尚摄影大师”，只不过这一切都在2019年9月3日戛然而止了。彼得· 林德伯格被譽为“最伟大的黑白照摄影师”和“魔力诗人”，他亲手塑造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量超级名模，他是一位对Photoshop格外谨慎的摄影师。
彼得· 林德伯格1944年出生在东德，在西德的鲁尔山谷的农场长大。童年林德伯格眼中的世界是莱茵河畔的农田、港口、重工业和杜伊斯堡的工厂，也正是这些伴随林德伯格成长的景观造就了他早期风格的粗粝特质。林德伯格的作品中80%都是黑白照片，他很有天赋，27岁之后从摄影助理开始一年后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再过了四年他就成为了德国最贵的商业摄影师。
林德伯格尽管从事着时尚摄影的拍摄，但他的作品却拥有着纪实摄影的全部特质。黑白影调优先，拍摄对象更多素颜，神态自然地在场景中出现。在拍摄一个手卷烟广告时，他去阿姆斯特丹街头找抽手卷烟的人，记录下他们卷烟的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拍那样的照片，我就是觉得摆拍特别蠢。”林德伯格说。
林德伯格照片中的女性剥离了传统人们对于时尚的认知，林德伯格甚至允许模特素颜出现在自己的照片当中，这是传统时尚摄影所无法容忍的。而林德伯格却往往能够敏锐地发现女性的纯粹之美、脱离了脂粉的自然之美。林德伯格曾说过“我不是不喜欢时尚，但时尚不是我的焦点。时尚为女人而生，而不是女人为时尚而生。现在世界上的杂志都过于关注时尚，而把女人忘记了”。
林德伯格的工作方式彻底推翻了传统的时尚摄影，团队式作业的时尚摄影毁掉了摄影师与拍摄对象之间的亲密感，而亲密感正是好照片的源头。林德伯格更多地受到了纪录片和街头纪实摄影的影响，让模特或演员始终处于自然状态，不过分化妆和进行照片后期修改。林德伯格认为真相即美丽，“要让女性，让所有人，从对青春和完美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林德伯格说道。
多萝西娅·兰格X《移民母亲》
多萝西娅· 兰格的名字可能熟悉的人不多，但是她的这张《移民母亲》应该是很多摄影爱好者都曾见过的美国经典摄影作品了。兰格的这张《移民母亲》曾在1996年10月的纽约索斯比拍卖中，以47150美元的高价成交。尽管在中国，兰格的知名度远没有她的作品那么出名，但在美国，在《美国摄影》杂志的读者投票中，兰格在10位著名的女摄影家中排名第二位。如今，兰格的经典影像价格都在5000到10000美元之间。
兰格在7岁的时候就患有小儿麻痹症，也是因为这个病症导致了她右腿的永久性损伤，让她成为了一个跛子。兰格自身的不幸也让她的视角得以更加关照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
兰格的职业是照相馆的肖像摄影师，但是这张《移民母亲》却源自20世纪30年代她开始对大萧条时期无家可归的人的关注。兰格曾描述过她在拍摄这张照片时的背景：“我看见并接近了这个饥饿又绝望的母亲，就好像被一块磁石吸引。我不记得我是如何向她解释我自己或者是我的照相机，但我依旧记得她没有问我问题。我向她走去，没有问她名字和过去，她告诉了我她32岁了，她说他们靠附近冻坏的蔬菜和小孩杀死的鸟类存活。她告诉我她卖掉了她车子的轮胎去买食物。她靠在帐篷上，她的孩子坐在她四周，好像知道我的照片可能帮助她。所以她协助了我。这就像是一种平等。”
直到如今，《移民母亲》这张照片依然影响着美国的现代生活，帕多曾指出：“今天流行的很多福利和社会改革都可以追溯到大萧条时期。”而兰格的《移民母亲》正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的个体的缩影。
盖·伯丁X“软色情”
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时尚摄影师之一，盖· 伯丁的作品即使是放到21世纪来观看，你依然无法准确地判断出作品所创作的时代。这也是盖·伯丁的作品最具有魅力的地方，因为他真正颠覆了一个时代的人们对审美的固有认知。
盖· 伯丁1928年出生在巴黎，从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就抛弃了他，也正是童年的深深打击影响了它对日常的认知，从1954年，为法国Vogue 杂志拍摄时尚照片开始整整工作了30余年。盖· 伯丁的作品并不是“决定性瞬间”，每张照片的背后都蕴藏着无数的安排、编辑、计划与规则。盖· 伯丁的作品冲击力极强，很多人将他的照片与“软色情”“性虐待”等词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盖· 伯丁对美学的理解超出了同时代的常人。二战后的法国社会充斥着各种禁忌的文化，摇滚、朋克、超现实主义等在文化界滋生，而盖· 伯丁则是在这些思潮下逐渐吸收并产生出了属于自己的全新视角。
盖· 伯丁曾说过，“最纯粹的照片是呈现出那些垂死或者无意识的人”，而他的很多照片也同样包含了或多或少的神秘主义和无意识的人，那些色彩鲜艳的场景中的红头发的女人就好像希区柯克电影中时刻有可能暴毙的主人公一样。正是这些符号化的意象让盖· 伯丁的作品在20世纪60年代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盖· 伯丁作品的独特视角改变了人们对时尚摄影的固有认知，传统的时尚摄影往往是以兜售产品为目的，而盖· 伯丁则将时尚摄影与艺术摄影有机融为了一体。产品与作品融为一体，时尚并不仅仅只是画面中的“物品”而已，而是一整幅经过精心设计的画面，严谨的构图，模特的姿态。正是这些彻底改变了时尚摄影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