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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份对其本人及整个俄罗斯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总统令。据此，经过从6月25日至7月1日为期一周的全俄投票确认，一揽子宪法修正案于7月4日正式生效。
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最终数据，这次投票的投票率为67.97%，其中高达77.92%的选民支持最终进一步强化了总统权力的宪法改革。被投票表决的206条修正案包括总统任期限制据此清零的条款，理论上，普京的现任总统任期在2024年到期后，可以再次连任两届12年。这也意味着在没有意外的情境下，始于2000年的“长普京时代”距离其终结仍有相当长时间。
毫无疑问，这是普京及其执政团队在新冠疫情肆虐背景下的一场盼望已久的重大胜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以权力交接为核心的“2024问题”至少已经解决了一半，普京不用担心执政精英的分裂和缠斗，而他的新老“近卫军”则可以继续在相对稳定的格局中享受种种红利。问题在于，当“2024问题”不再成为问题，“2036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浮上水面。或许暂时不需要任何答案，但一定会长期影响和塑造俄罗斯的内政外交议程。
非典型的投票
按原计划，此次全俄投票会在4月22日举行。从时间节点上看，这是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趁热打铁式的安排。本次宪法改革自1月15日启动，一直处于高效推进的状态，在民众尚来不及充分消化所有修正内容时，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以及各联邦主体的地方立法机构已经通过了修正案，而宪法法院也以最快的速度确认新法案不违宪的裁决。按照叶利钦时期全民公决通过的1993年宪法规定的修改程序，至此，带有普京强烈烙印的新版宪法理论上已经完成了必要的全部程序，可以正式生效。
但普京并不满意，不愿就此止步，以免西方以及俄罗斯国内的反对派指责他操纵宪法修正并任意扩大已经被称为超级总统制的总统权力。在此意义上，从年初倡导宪法改革开始，普京的目标指向就不只是经由此次修正案获得重组的合法性，而更在意借此汲取或展示新的长期执政的正当性来源。
对于普京及其执政团队而言，在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拥有国家杜马绝对多数席位的情况下，通过宪法修正案，也就是获得形式上的合法性，难度并不大，难的是如何既合法又正当。早在2008年普京就完全可以顺应当时民意直接修宪长期执政而没有必要和时任总理梅德韦杰夫“王车易位”，直至2012年重返克里姆林宫。2018年普京再次连选连任时之所以能够创下四次参选的历史纪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既不违宪，又借势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版图，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正当性来源。
为此，普京及其执政团队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俄投票”形式。用全民公决或全民公投的术语来表述这一次俄罗斯宪法改革的最后环节，严格来说是不准确的。全俄投票和全民公投的差别在于，前者只强调了投票的地理范围是整个俄罗斯，而后者不仅包含了这一层面，一般还要求有具体的投票率。前者只需要简单多数，而后者有可能要求更严苛。
典型的结果
新冠疫情的暴发和蔓延直接影响了普京原有的部署，原定4月22日的全俄投票不得不往后顺延。俄罗斯自3月30日至5月11日实行的带薪休假政策导致了经济一度停摆，消费规模大幅萎缩，失业人数激增。据俄罗斯央行数据，由于大量企业停产导致劳动力需求减少，俄失业率由2020年3月份的4.6%攀升至4月份的5.6%，失業人数在一个月内增加了80万人。俄联邦统计局统计则显示，2020年4月俄失业率为5.8%，失业人数已达430万人。据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预测，在悲观情境下，2020年俄失业率可能达到9.5%，2021年则为9.8%;即使在一般情境下，俄2020年失业率也将达到8%。
在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和西方制裁依然持续的多重影响下，新冠疫情大流行以及由此伴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问题进一步恶化，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普京的影响力开始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相对独立的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普京的支持率降至59%，是其自1999年以来的最低值。在此情况下，全俄投票反而成了俄罗斯现政权的一项大考。如果持续拖延，画蛇添足效应是否如西方和俄国内反对派预期一样出现亦未可知。如何在确保相对安全的情况下早日完成全俄投票，对普京团队而言至关重要。
正如前克里姆林宫重要顾问格列布·巴甫洛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普京和他的团队更像是一支政治“爵士乐队”——即兴创作大师。在总体形势并不十分有利的情况下，他们还是找到了最为合适的重启投票的时间点，即效仿苏联1945年6月24日为彰显对德国法西斯伟大胜利而举行的“特殊阅兵”。在疫情相对缓解时，通过类似的动员提振民族精神，具有重大象征意义。自这次红场阅兵后的第二天起一周内，民众获允对宪法修正案加以表决。
依照惯例，俄罗斯一般只在5月9日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日（二战胜利日）和/或11月7日（原十月革命节、现民族和解日）举行红场阅兵。无论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如何转换、精英集团如何递嬗、经济形势如何变幻，红场阅兵始终像一只无形的手，在不同时期相对稳定地进行动员，并有助于形塑俄罗斯的世界观、安全观以及伙伴体系的结构与内容，并且在事实上还构成了俄罗斯执政当局合法性和正当性塑造工程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配合本次全俄投票整体行动的一部分，普京还在美国《国家利益》发表了一篇分量很重的纪念二战75周年的文章，再次唤醒俄罗斯人的爱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并借此获得更多的投票加分。 普京及其执政团队的精心设计收到了如期效果。尽管清零普京任期的修正案引起了小范围的争议，但新宪法的社会保障新措施，如保证最低工资将超过最低生活保障收入，养老金将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等内容，得到了俄罗斯公众的广泛支持。最终，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最终数据，换算一下即可得知，俄罗斯52.9%的合格选民认可了修正案，一场非典型的全俄投票取得了典型的普京式胜利，普京也由此得到了他孜孜以求的正当性。
“俄罗斯病”远未解决
本次普京宪法改革之所以能在全俄投票中如愿获得高票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将有关政治改革的内容和事关选民切身经济和社会利益的调整捆绑在一起。某种意义上，普京在汲取正当性的同时又迈入了新的正当性陷阱。一旦俄罗斯选民在未来数年内没有获得期许中的发展红利，普京长期执政的正当性将受到冲击与削弱难以避免，只是其程度和限度的边界并不清晰而已。
目前的国际大环境和俄罗斯国内的小环境，似乎都难以支持俄政府在短时间内克服经济增长乏力的弊端。2017年，俄罗斯经济虽然逐渐摆脱了国际大宗商品行情持续走低、西方主导的精确制裁压力增高的负面影响，但并未告别被部分经济学家批评为“有增长无发展”的旧模式。新冠疫情暴发更是给旨在通过国家项目的拉动模式让经济走上快速增长路径的俄罗斯当头一棒，过于依赖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类商品且不断固化的“俄罗斯病”远未解决，西方制裁仍然在加码加压，新冠疫情下的油价暴跌更是让已有积弊雪上加霜，“零/负增长陷阱”再度回归并非没有可能。
世界银行7月6日发布的俄罗斯经济报告中预测，2020年俄罗斯经济在不利情况下的衰退可能接近10%，在基准情景下也会下降6%，这相当于俄罗斯央行预测的下降4%至6%的下限，比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预测的下降4.8%更为悲观。另据俄罗斯塔斯社同日报道，俄罗斯总统直属国民经济和公共管理大学的一项最新民调也显示，尽管新冠疫情趋于好转，但民众的悲观情绪依然很高。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疫情会对国家经济产生重大影响，73%的受访者担心自己的财务状况会显著或适度恶化，这可能导致严重的消费危机。
按照米舒斯京政府制定的包含约500项条款、总投入预计高达5万亿卢布（约合488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复苏计划，俄罗斯经济有望获得渐进式恢复。在第一阶段，即今年第三季度末之前，主要任务是稳定局势，防止民众收入进一步下降。第二阶段的任务是在2021年第二季度以前完成经济复苏进程，减少失业并确保公民收入增长到与2019年相当的水平。在最后阶段，即2021年的第三、四季度，俄罗斯有望进入可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轨道。
即便上述计划能够坚决实施并取得如期效果，普京仍会面临较大的战略性压力。这主要体现为，在2024年前，可以用来赢得民心的有效时间已经极大压缩，至少今明两年，普京要想获得2024年继续执政亟须的正当性资源，并非易事。
因此，高票通过的新宪法确实让普京有权再竞选两任总统，而且这在很大概率上会成为事实，但并非普京及其团队的唯一选项。曾担任克里姆林宫重要智囊的格列布·巴夫洛夫斯基和阿列克谢·切斯納科夫都倾向于认为，普京未来的计划仍远未明朗。距离2024年大选还有近四年的时间，普京及其侧近人士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谋划，争取于己有利的最优方案。即便是极小概率的2024年不参选，新版俄罗斯宪法也赋予了普京相当强劲的操纵杠杆。
关键还是执政正当性
新冠危机为克里姆林宫寄予厚望的全俄投票提供了一个让投票与独立监督保持“社会距离”的历史性机遇，并收获了预期结果。按照常规理解，普京在获得了通往2036年总统任期的合法性票证后，一般不会弃而不用。问题在于，如果普京想在2024年本轮总统任期结束后再连选连任两届总统，除了保持强有力的体魄和精神外，还是需要在加强自身长期执政的正当性方面做好文章。
和以往的历次总统投票不一样的是，本次全俄投票没有再一次被转换为对普京本人的信任投票、对俄罗斯稳定与秩序的信任投票，更多是俄罗斯民众对于维护自身经济社会利益的一种政治表达。可以说，普京塑造了一个新的时代，但也因此可能被更多束缚住了手脚。当其他权力分支都处于绝对弱势的情况下，“普京就是俄罗斯”形态的固化只会加大民众对这位政治强人在一切内政外交事务中的责任担当。
现在看来，仅仅靠现有的保守主义取向、福利国家政策和强势对外立场，可能难以长久维持内部的稳定、发展和繁荣，以及被外部世界承认的大国地位。其中，关键的关键仍在于经济发展。经济问题的政治性在普京新的强人政治周期内依然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只有重返强劲或可持续增长的轨道，才能获得更扎实的民众满意度和支持度，也才能给普京当局的大国诉求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另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于，在“2036问题”即将贯穿整个“长普京时代”政治周期的情况下，如何确保普京体制的稳定性。为了防止执政精英内部因“2024问题”产生分裂，普京主导了本次宪法改革。这对于防止未来四年内的分化重组无疑可以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一旦普京决定2024年再度角逐总统大位，不仅曾经在普京团队中发挥过关键作用的“老近卫军”势将逐渐淡出政治舞台，一部分子承父业的二代精英和纯粹是在克里姆林宫扶持下成长起来的“新近卫军”之间，势必在权力-财产权共占同构的传统政商关系框架内进行寻租竞争，做大侧近人士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分利集团的“红利蛋糕”，为各路精英提供新的分利机制，使普京体制的稳定性得以加强。
不过，俄罗斯经济的结构性弊端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分利空间，避免精英集团因利益重组而产生局部动荡，任重而道远。而在对外关系层面上，普京领导的俄罗斯能否避免对于大国地位的追求导致趋于下降的国力过度消耗，也是一个关键挑战。
整体而言，尽管新冠疫情成为了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最大影响因子，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俄政治经济发展的常规议程，但决定普京继续长期执政之路是否顺利的关键仍在于正当性，而不仅仅是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