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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工作者周锦尉追忆“拨乱反正”的峥嵘岁月
习近平“七一讲话”的一个主旨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个“初心”，有建党初立下的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信念，也有改革初所立下的共同理想的信念。“基本路线不动摇”，属于改革事业的一个“初心”。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主体。
1997年2月20日清晨，周锦尉像往常一样在家收听清晨6：30的广播新闻，惊悉邓小平同志19日晚在北京病逝，惊诧不已，泪水顿时模糊了双眼。
邓小平，这是一个改变了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名字，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名字。最近，正值邓小平逝世20周年、“南方讲话”发表25周年。农历年后立春的那天下午，笔者拜访了从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岗位退休的、全国第四届韬奋新闻奖获得者、原《文汇报》理论部主任周锦尉同志，有幸聆听这位曾参与邓小平理论宣传工作的资深理论工作者追忆那段“拨乱反正”的峥嵘岁月。
一时间洛阳纸贵
1977年7月，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宣布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领导职务的决议;12月，中断了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恢复。也是在这一年5月，周锦尉进入《文汇报》理论部工作，从初涉理论宣传工作，担任编辑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先后挑起了理论版主编和理论部主任的重任，整整工作了23年。1978年3月，全国科技大会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十年飘摇终迎来“科学的春天”。同年，《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及话剧《于无声处》的剧本等反映时事和新思想的文章，一时间《文汇报》“洛阳纸贵”。报社理论部也相继刊发了“真理标准讨论”“联产承包”和“市场经济”等方面卓有见地的文章。饱受动乱之苦的《文汇报》重新振作，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周锦尉欣慰地说：“本报当时最大的发行量达到了170万份，赢得了读者。”
1980年5月30日至12月31日，周锦尉被报社派驻北京任驻京记者，采访、结识了一批著名学者和理论工作者，并积极联络中央政策研究室等有关单位，为《文汇报》在新时期的报纸理论宣传工作打开局面，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此后，他多次赴京组稿，并参与组织了颇有影响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研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学习研讨等颇有影响的、首都理论界部分理论工作者的座谈会，撰写并组织发表了大量报道和理论文章。周锦尉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他的工作就是要“为《文汇报》形成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宣传的良好舆论氛围添砖加瓦”。在他的记忆中，这也恰是形成、并宣传邓小平理论浪潮中激起的浪花。
在后来形成体系的诸多邓小平的理论观点中，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曾备受争议。周锦尉回忆，1991年1月，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刘国光在上海社科院做了有关“经济形势”的报告。“我当时正好到北京组稿，得到这个消息就访问了他。”当月26日，《文汇报》论苑版就刊登了6000余字周锦尉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的访谈录——“90年代深化改革的理论思考”。这篇访谈录反响热烈，周锦尉曾听上海社科院的研究员、市委党校的老师等人谈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在市委党校的一次领导干部学习班的会议上说，《文汇报》访问刘国光的文章很好，他很同意文章的观点。
此文就四个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企业产权关系在两权分离基础上应‘四权分离’”“社会制度区别的标志不是市场制度”“用改革来促进稳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能忘记坚持共同富裕”。访谈文章说“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市场取向的改革”，“市场机制，通俗讲就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它是社会化、商品化过程中所必须的，并不是划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志，两种制度都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在“市场经济”的概念还未形成共识的舆论背景下，这些观点无疑是超前、大胆的，自然也会“激起千层浪”。
解放思想大不易
1991年春天，周瑞金、凌河、施芝鸿以“皇甫平”的笔名在《解放日报》连发几篇评论文章，引发社会的热议，其中首篇《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就引用了刘国光的观点。但随后舆论起了微妙变化，当时的一些报刊发表文章，批评“肯定市场经济”的观点，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谈到这里，周锦尉不禁感叹当时的思想解放是多么不易！直至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明确指出了“市场经济”的观点——倘若在这个问题上还冲不破这一藩篱，改革开放就会障碍重重，难以迈出创新的步履。“同年6月，我又请北京同志写了一篇‘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文章”，这篇几经起伏的访谈录也终在1992年获得了全国报纸理论文章一等奖。
“早在1988年，我就想编发经济学家冯兰瑞有关‘劳动力市场’的一篇文章，但因此文涉及‘市場经济’‘失业’等当时颇为敏感的话题，最终没有得以发表。”说到这里，周锦尉翻开了一本《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向笔者引述了其中《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年12月24日）一文中的一段话：
“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经济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该文记录了邓小平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而直到1992年“南方讲话”发表、1993年《邓小平文选》出版，经过一番认真学习研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才被公开提起，在全党获得共识。当然，市场经济的争议并没有完全消失，前不久周锦尉在微信上看到，有人将社会出现的某些弊端，归咎于邓小平赞成市场经济，“打开了私利的‘潘多拉魔盒’”。其实，他们不懂，市场经济是双刃剑，我们一方面发挥它的长处，一方面要努力遏制它的负面作用。这，永远是共产党人的职责。
习近平“七一讲话”的一个主旨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个“初心”，有建党初立下的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信念，也有改革初所立下的共同理想的信念。“基本路线不动摇”，属于改革事业的一个“初心”。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主体。
1997年2月20日清晨，周锦尉像往常一样在家收听清晨6：30的广播新闻，惊悉邓小平同志19日晚在北京病逝，惊诧不已，泪水顿时模糊了双眼。
邓小平，这是一个改变了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名字，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名字。最近，正值邓小平逝世20周年、“南方讲话”发表25周年。农历年后立春的那天下午，笔者拜访了从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岗位退休的、全国第四届韬奋新闻奖获得者、原《文汇报》理论部主任周锦尉同志，有幸聆听这位曾参与邓小平理论宣传工作的资深理论工作者追忆那段“拨乱反正”的峥嵘岁月。
一时间洛阳纸贵
1977年7月，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宣布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领导职务的决议;12月，中断了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恢复。也是在这一年5月，周锦尉进入《文汇报》理论部工作，从初涉理论宣传工作，担任编辑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先后挑起了理论版主编和理论部主任的重任，整整工作了23年。1978年3月，全国科技大会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十年飘摇终迎来“科学的春天”。同年，《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及话剧《于无声处》的剧本等反映时事和新思想的文章，一时间《文汇报》“洛阳纸贵”。报社理论部也相继刊发了“真理标准讨论”“联产承包”和“市场经济”等方面卓有见地的文章。饱受动乱之苦的《文汇报》重新振作，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周锦尉欣慰地说：“本报当时最大的发行量达到了170万份，赢得了读者。”
1980年5月30日至12月31日，周锦尉被报社派驻北京任驻京记者，采访、结识了一批著名学者和理论工作者，并积极联络中央政策研究室等有关单位，为《文汇报》在新时期的报纸理论宣传工作打开局面，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此后，他多次赴京组稿，并参与组织了颇有影响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研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学习研讨等颇有影响的、首都理论界部分理论工作者的座谈会，撰写并组织发表了大量报道和理论文章。周锦尉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他的工作就是要“为《文汇报》形成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宣传的良好舆论氛围添砖加瓦”。在他的记忆中，这也恰是形成、并宣传邓小平理论浪潮中激起的浪花。
在后来形成体系的诸多邓小平的理论观点中，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曾备受争议。周锦尉回忆，1991年1月，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刘国光在上海社科院做了有关“经济形势”的报告。“我当时正好到北京组稿，得到这个消息就访问了他。”当月26日，《文汇报》论苑版就刊登了6000余字周锦尉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的访谈录——“90年代深化改革的理论思考”。这篇访谈录反响热烈，周锦尉曾听上海社科院的研究员、市委党校的老师等人谈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在市委党校的一次领导干部学习班的会议上说，《文汇报》访问刘国光的文章很好，他很同意文章的观点。
此文就四个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企业产权关系在两权分离基础上应‘四权分离’”“社会制度区别的标志不是市场制度”“用改革来促进稳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能忘记坚持共同富裕”。访谈文章说“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市场取向的改革”，“市场机制，通俗讲就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它是社会化、商品化过程中所必须的，并不是划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志，两种制度都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在“市场经济”的概念还未形成共识的舆论背景下，这些观点无疑是超前、大胆的，自然也会“激起千层浪”。
解放思想大不易
1991年春天，周瑞金、凌河、施芝鸿以“皇甫平”的笔名在《解放日报》连发几篇评论文章，引发社会的热议，其中首篇《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就引用了刘国光的观点。但随后舆论起了微妙变化，当时的一些报刊发表文章，批评“肯定市场经济”的观点，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谈到这里，周锦尉不禁感叹当时的思想解放是多么不易！直至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明确指出了“市场经济”的观点——倘若在这个问题上还冲不破这一藩篱，改革开放就会障碍重重，难以迈出创新的步履。“同年6月，我又请北京同志写了一篇‘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文章”，这篇几经起伏的访谈录也终在1992年获得了全国报纸理论文章一等奖。
“早在1988年，我就想编发经济学家冯兰瑞有关‘劳动力市场’的一篇文章，但因此文涉及‘市場经济’‘失业’等当时颇为敏感的话题，最终没有得以发表。”说到这里，周锦尉翻开了一本《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向笔者引述了其中《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年12月24日）一文中的一段话：
“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经济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该文记录了邓小平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而直到1992年“南方讲话”发表、1993年《邓小平文选》出版，经过一番认真学习研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才被公开提起，在全党获得共识。当然，市场经济的争议并没有完全消失，前不久周锦尉在微信上看到，有人将社会出现的某些弊端，归咎于邓小平赞成市场经济，“打开了私利的‘潘多拉魔盒’”。其实，他们不懂，市场经济是双刃剑，我们一方面发挥它的长处，一方面要努力遏制它的负面作用。这，永远是共产党人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