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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作为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如此重要的关键人物,张闻天最后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竟悄无声息了呢?
2010年8月30日,是张闻天诞辰110周年纪念日。
作为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张闻天最初进入我的视野,还是来自中学课本当中那一点有限的文字叙述。但对张闻天的特别关注,还是近些年的相关阅读之后。这种关注,不仅是因为张闻天与众不同的个人魅力与修养,还在于他在国门初开,却有了着眼世界的开放意识。
张闻天倡议设立了外交学院、世界知识出版社和国际问题研究所,他还想建立一个国际问题图书馆,但未曾实现。
这些想法无疑在当时都是大胆超前、前无古人的。但是,就在我阅读“张闻天”并产生浓烈兴趣的同时,也总有一些问题在拷问自己:为什么张闻天作为政治局委员,曾经的总书记,却在建国后只做了个外派的驻苏大使和授权有限的外交部副部长呢?
幸好,这些问题,在《何方谈史忆人》一书中,找到了答案。
作者何方是我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党史研究学者和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曾跟随张闻天10多年,由延安至东北,再到驻苏使馆,然后是回外交部,做了张闻天有实无名但最为得力的“秘书”。
可以说,是张闻天影响了何方,成就了他,丰富了他,但也因此在l 959年庐山会议后受张闻天牵连,蒙冤长达20年(1959～1978)。平反后,何方参加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并先后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首任所长与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为中国世界局势的研判以及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开启作出了卓越贡献。1999年离体后,已近八十高龄的何老转入了党史研究,特别是对张闻天的研究。
《谈史忆人》的“谈史”,实际上包含了何老在香港出版的《党史笔记》上的关键内容。《笔记》是何老这些年党史研究的结晶,也是一部试图摆脱了党史编撰的“绝对化倾向”和“箩筐主义现象”的扛鼎之作。
它的权威,不是来自权力部门的授意,也不是凭借延安一代人的“亲历亲闻”,而是摒弃了道德判断,着力于常电电料的爬梳和发掘,用论据说话,将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这一关键时期的人与事做了系统的澄清。且将毛(泽东)张(闻天)关系的演变、二人性格的差异,以及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诸如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等重大转折性事件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给予了直接描述和颇有见地的评析。
所以,作品在香港甫一问世,便一炮而红。中央党校副校长、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听到何方出书的消息后,就向他要书。何老说:“你有两本党史札记,我有两本党史笔记,不过第一,对不起,我在书中是批评了你的,有冒犯,第二要书请交换。”
何老还在书中将自己跟随张闻天的岁月做了较为完整的陈述。在为读者呈现生活中、工作上的张闻天各个侧面的同时,还竭力为我们了解新中国早期以及特殊时期领导人的状况还原了一段信史。
在“忆人”部分,何老回顾了师母刘英与张闻天的生活点滴以及自己与老人交往的片断。在他饱含深情的笔调下,这位经历过大革命失败的“惊涛骇浪”、庐山17年冤案、“文革”十年遭残酷打击的老人,没有丧失党性,是非分明,疾恶如仇,不计私心功利,
在刘英之后,何老还追忆了新中国早期重大外交事件和改革开放后对外学术交流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如李一氓,宦乡,孟用潜,李慎之、陈乐民,等等。文章各自成篇,语言庄重诙谐。何老将自己与当事人交往经历的描绘,既揭秘了他们做中央的政策参谋和智囊建议的过程,又披露出至今鲜为人知的重大外交事件和历史的关节点。其间,鲜活的历史细节时常跳出,振聋发聩的新鲜见解不时进发,让人忍俊不禁,又沉思不已。
2010年8月30日,是张闻天诞辰110周年纪念日。
作为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张闻天最初进入我的视野,还是来自中学课本当中那一点有限的文字叙述。但对张闻天的特别关注,还是近些年的相关阅读之后。这种关注,不仅是因为张闻天与众不同的个人魅力与修养,还在于他在国门初开,却有了着眼世界的开放意识。
张闻天倡议设立了外交学院、世界知识出版社和国际问题研究所,他还想建立一个国际问题图书馆,但未曾实现。
这些想法无疑在当时都是大胆超前、前无古人的。但是,就在我阅读“张闻天”并产生浓烈兴趣的同时,也总有一些问题在拷问自己:为什么张闻天作为政治局委员,曾经的总书记,却在建国后只做了个外派的驻苏大使和授权有限的外交部副部长呢?
幸好,这些问题,在《何方谈史忆人》一书中,找到了答案。
作者何方是我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党史研究学者和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曾跟随张闻天10多年,由延安至东北,再到驻苏使馆,然后是回外交部,做了张闻天有实无名但最为得力的“秘书”。
可以说,是张闻天影响了何方,成就了他,丰富了他,但也因此在l 959年庐山会议后受张闻天牵连,蒙冤长达20年(1959～1978)。平反后,何方参加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并先后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首任所长与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为中国世界局势的研判以及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开启作出了卓越贡献。1999年离体后,已近八十高龄的何老转入了党史研究,特别是对张闻天的研究。
《谈史忆人》的“谈史”,实际上包含了何老在香港出版的《党史笔记》上的关键内容。《笔记》是何老这些年党史研究的结晶,也是一部试图摆脱了党史编撰的“绝对化倾向”和“箩筐主义现象”的扛鼎之作。
它的权威,不是来自权力部门的授意,也不是凭借延安一代人的“亲历亲闻”,而是摒弃了道德判断,着力于常电电料的爬梳和发掘,用论据说话,将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这一关键时期的人与事做了系统的澄清。且将毛(泽东)张(闻天)关系的演变、二人性格的差异,以及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诸如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等重大转折性事件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给予了直接描述和颇有见地的评析。
所以,作品在香港甫一问世,便一炮而红。中央党校副校长、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听到何方出书的消息后,就向他要书。何老说:“你有两本党史札记,我有两本党史笔记,不过第一,对不起,我在书中是批评了你的,有冒犯,第二要书请交换。”
何老还在书中将自己跟随张闻天的岁月做了较为完整的陈述。在为读者呈现生活中、工作上的张闻天各个侧面的同时,还竭力为我们了解新中国早期以及特殊时期领导人的状况还原了一段信史。
在“忆人”部分,何老回顾了师母刘英与张闻天的生活点滴以及自己与老人交往的片断。在他饱含深情的笔调下,这位经历过大革命失败的“惊涛骇浪”、庐山17年冤案、“文革”十年遭残酷打击的老人,没有丧失党性,是非分明,疾恶如仇,不计私心功利,
在刘英之后,何老还追忆了新中国早期重大外交事件和改革开放后对外学术交流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如李一氓,宦乡,孟用潜,李慎之、陈乐民,等等。文章各自成篇,语言庄重诙谐。何老将自己与当事人交往经历的描绘,既揭秘了他们做中央的政策参谋和智囊建议的过程,又披露出至今鲜为人知的重大外交事件和历史的关节点。其间,鲜活的历史细节时常跳出,振聋发聩的新鲜见解不时进发,让人忍俊不禁,又沉思不已。